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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过去的2008年，对创造过经济增长奇迹的中国，是很不寻常、很不平凡的一年。
岁末，央行发布报告显示，2008年的中国股市，无论是下跌点数和下跌幅度，均是18年历史上最大的。以上证指数为例。自年内最高5522.78点和最低1620.81点计算，跌幅就高达65.39％。事实上，它已经为中国经济可能出现的严重衰退和危机拉响了警报!
现在，全球都在以一种焦虑的、高度戒备的目光，密切关注着中国经济在金融风暴中的每一个动态。
浙江，作为我国民营企业的强势大省，目前正有一批中小企业面临着“折翅”的危机。站在2009年中国经济“保八”守卫战这个重要的节点，回望过去，毋须置疑，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引领浙江经济的航船沿着平稳、健康的航线破浪前行，让民营企业真正走上可持续发展之路。已经成为一个必须积极面对和探索的问题。
浙江经济高速增长了近30年，人均GDP从300美元到4000美元，却没有发生明显的产业升级，这是世界经济史上的一个奇迹。但如今对于以“低、小、散”为特征的浙江产业集群的民企来说，倒闭、低利润、资金链断裂……种种迹象表明，浙江的中小企业已置身寒冬。半停产、停产，甚至一些地方已经出现了老板一跑了之的案例。制造大省正遭遇前所未有的挑战。
一
中国改革开放30年十八个典型地区之一的温州市，以市场取向改革激活发展动力，以促进就业推动全民创业，以商贸兴盛带动工业繁荣，以产业集聚支撑城镇崛起，以构建营销网络创新经济业态，以差异化经营打造品牌经济，以文化创新推动实践创新，从贫穷落后的海港小城发展成为富裕发达的沿海大市，形成了独特的温州发展模式。
2008年3月28日，中央电视台《经济半小时》播出一期节目，中小企业的困境进入公众视野。这期名为《温州制造，面临危机?》中称，“温州30多万家中小企业中，20％倒闭”。节目播出后，有关温州企业出现倒闭潮的报道和讨论频频见诸各媒体显著位置，不仅温州，全国都察觉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也引起了中央高层的注意。
从温州沿海岸线往东北方，或直接北上，在台州市、在金华市辖的义乌，在宁波市辖的慈溪、宁海，在绍兴市辖的嵊州以及柯桥轻纺城，萧条宛如不能闭闸的河水，一泻千里。
浙江的工业经济正“处于紧运行状态”中，“企业负重前行”，省经贸委在一份工业经济分析报告中用少有的口吻这么写道。
温州市中小企业促进会有直接会员1000多家，间接会员7000多家。尽管中国中小企业协会副会长、温州市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会会长周德文在接受采访中没有说倒闭潮，温州市有关部门也一再强调没有出现如此严重的倒闭情况，但要扭转前期的影响非常困难。许多企业家也未免出现悲观情绪。
温州市经贸委副主任周新波在接受采访时告诉记者，至2008年9月底，温州全市36个工业强镇和开发区18775家中小企业中，处于停工半停工的企业数为1461家，倒闭企业304家。
二
鞋，曾是温州的代名词。出温州市区，乘火车西行，铁道两边大型的鞋厂随处可见，“中国鞋都”的招牌每隔一段距离都在提醒着曾经创造的传奇——在温州制鞋业最鼎盛时，这里生产了全世界40％的鞋。
一如备受争议的温州人。对温州鞋的争议也从来没有停止过。每个温州鞋商都不会忘记“火”的故事。这个故事，曾陪伴着温州鞋商走过了20多年。
1987年，原商业部部长胡平在武汉一家商场买了双新皮鞋。只穿了一天鞋跟就掉了一块，成了名副其实的“一日鞋”。也是在这年，时任温州市市长的卢声亮收到一对东北新人给他寄来的一双破鞋并直言批评道：温州人拿这种劣质皮鞋坑人，当市长的脸红不红?原来新郎在婚筵上。刚穿上脚的温州皮鞋开了帮，里面塞的全是马粪纸。
新华社记者据此写了报道，引发了全国商业系统开始打假，温州假冒伪劣鞋成了过街老鼠。典型的例子是震动全国的杭州市武林广场怒烧温州鞋事件：1987年8月8日，杭州市下城区工商局执法人员在该市武林广场，一把火烧毁了5000多双温州产的劣质皮鞋。随后，全国各地对温州鞋一片喊打声。许多城市商场明示“本店拒售温州鞋”。温州皮鞋行业到了生死关头。
这一把火烧醒了温州鞋老板，烧醒了温州市政府的领导人。“质量立市”的口号也就在这时叫响，
当1987年的那把火烧起来的时候，出生于永嘉县黄田镇的王振滔正在武汉卖鞋，那时他还没有自己的鞋厂。火烧事件后，江城市场上所有温州产的皮鞋全部被没收了，包括他的20多万元货。当时，许多地方都把温州鞋作撤柜处理。不过，这场大火也烧出了王振滔创一个温州鞋品牌的决心。
1988年3月，他回到老家，借了3万元资金，办起了“永嘉奥林鞋厂”。他还为自己的产品定下了商标——奥康，取“发扬奥林匹克精神，推进企业健康发展”之意。
历经20余年的奋斗，现任奥康集团董事长、总裁，并兼任中国皮革协会常务理事的王振滔，麾下的奥康集团成为一家以皮鞋为主业，并涉足商贸房产、生物制品等领域。跨行业、跨区域发展的全国民营百强企业。现有员工15000多人，拥有三大生产基地、30多条国际一流的生产线，年产皮鞋超千万双。在全国设立了30多个省级分公司、3000多家连锁专卖店、800多处店中店。在意大利、西班牙、美国、日本设立了国外分公司。同时，在温州、广州及意大利米兰设立三个鞋样设计中心。
吉尔达鞋业有限公司是温州最早自己开专卖店的鞋商，不满30岁就接班的余进华坚持打自己的品牌，大商场进不去，就自己开专卖店卖鞋。那时余进华整天在全国各地奔走，靠质量杀出一条血路。
1993年，余进华一掷千金，成为第一位敢在中央电视台广告中打出温州产皮鞋的企业家，轰动了整个业界。而当时。打广州产、上海产的贴牌鞋在温州鞋界成风。
存活下来的或新办的温州鞋厂，开始钻研制鞋工艺。
康奈鞋业的创始人郑秀康，在1990年用120万元买下了温州制鞋史上第一条绷帮流水线。
郑秀康在第二年又花了几百元，请当时的广告公司设计了“康奈”商标，如今这个昂首挺胸的人头像商标早已为人们所熟知。
随后，大批温州鞋纷纷有了自己的品牌——东艺、皇康等。1999年。奥康评上了“中国十大真皮鞋王”。到年底，温州已经涌现出了一批在国内外知名的鞋企。
但令温州鞋商意想不到的是，市场上竟然出现了假冒的温州鞋，奥康集团员工在山东省高密发现假冒奥康鞋的生产竟然已成规模化。昔日制假的温州鞋如今竟被别人假冒，温州鞋商既喜又忧。
为了捍卫自己的品牌形象，温州的知名鞋企，相继自发成立了“打假办”。这是温州鞋商第一次感到保护知识产权的重要性。
1999年12月15日下午3点多，王振滔和时任温州 市副市长冒康夫等，在杭州市郊中村的一片空地上，点燃了“打假保名牌”的一把大火，2000多双假冒奥康鞋和数万枚商标在熊熊大火中化为灰烬。《经济日报》第二天对这一“为温州鞋正名”的新闻事件的报道称：“12年前一把火，烧温州人的劣质鞋：12年后的一把火，温州人烧仿冒温州鞋的伪劣鞋。”
有报道称，南斯拉夫内战后，第一批进入前南地区的。不是联合国维和人员。而是一批温州商人。同样，2002年世界杯足球赛举办地韩国汉城(今首尔)第一批在球场南大门市场内租赁20多个位置的，也是温州人，而且是温州的皮鞋制造商。
2001年1月18日，康奈集团第一家海外专卖店在法国巴黎第十九区繁华地段开业，这也是中国皮鞋在国外开设的首家连锁专卖店。一时间。当地媒体惊呼：中国狼来了，要警惕!
现在，在鞋材、鞋革和制鞋厂遍布的温州市仰义工业区，停工潮席卷了整个园区。
“根本活不下去了。”前温州鞋材协会会长、好霸鞋材董事长林锦标说。由于原材料价格飙升、人民币升值、出口退税率下调、利率调整、劳动力价格上涨、物流费用上涨等原因，利润空间正被一步步压缩。
一个10多元的鞋底，以往还有1元左右的利润。如今几乎被全部抵消。“以前净利润5％，现在1％都算好的了。”“订单不是没有。是不敢做。”林锦标说。他的工厂一楼，5条鞋底生产线已全部告停。
因为铁价提高，制作鞋底的模具费，每件从2000涨到了3000元；油价上涨。一吨鞋材原料要增加3000多元(鞋材的原料主要是石油化工产品)；喷光油也贵了，每双鞋以前要8毛，现在最少1.5元；当然，还有运输费的上调。与此同时，工人工资也在上涨。前几年，没有任何技术要求的杂工底薪是850元，现在涨到1200元也没人来。林锦标的对策就是减少合同工人的数量。从鼎盛时的100多人。减少到了50多人。“我们只能少招一点工人，少接几个单子，保证已招到的队伍稳定。”
但即使不开工，光是工人的底薪也足以压垮一个没有准备的小企业。林锦标介绍说，他知道的一家规模大一点的制鞋企业，仅工人工资一项，1个月的支出就是100多万。而温州最大的鞋企拥有员工大约20000人，每月要支付工资数千万元，“要是3个月没单子。根本没法活。”
人民币升值加剧了困难。外贸订单多以美元计价，过去一年多时间里，人民币相对美元升值近10％。如果是一年前签下的单子，现在完成后已利润全无。“不亏钱已算不错啦。”林锦标说。
环保控制措施也是一个因素。林锦标说，同在仰义，100多家为鞋企提供鞋面皮革的企业，由于无法承担控污成本。已全部关闭。
一些企业开始迁徙，宁愿停工异地再办新厂。公开资料显示，奥康早就在重庆市璧山投资10亿元建设占地2600亩的“中国西部鞋都工业园区”。红蜻蜒也投资2亿元在四川省铜梁打造西部鞋业基地。哈杉鞋业2002年就已在尼日利亚投资建厂。
周德文告诉记者，山东省滨州由于有皮革原料基地，也吸引了不少温州鞋企入驻。在温州的各大媒体上。有关厂房或生产设备“求租”的信息，现在已全部换成了“转让”。“原来租金25元一平方米的厂房，现在6元都租不掉。”
大面积的萧条，加剧了资金链的紧张，“即使是外贸单子，都有欠款。韩国人欠我们100多万，3个多月了还没还。”林锦标正在为自己300多万的应收款发愁，“工厂老是垫资金，根本垫不起”。
大部分人已抛弃了制造业的主业。一位鞋业老板以厂房和住房作抵押，贷款6000万，全部拿到四川去投资房地产。林锦标认为，这是无奈之举，“如果借款扩大生产，就是恶性循环”。
三
其他行业同样如此。乐清，位于浙南，是一个服装生产基地，有着“中国休闲服装名城”之称。共有服装生产企业400余家，服装加工业一直是这里的支柱产业。可在2008年，停产、半停产现象开始席卷整个乐清服装产业。据金利达制衣公司一负责人介绍，仅磐石镇至少已有一半以上以出口为主的服装加工厂处于停产或半停产状态，
更糟糕的是，由于美元、欧元对人民币汇率下降，以出口为主的服装厂订单量骤减。还有一种情况是，好不容易完工了，外商却因汇率变动而恶意悔单，就像杨文的工厂一样，几千件西服积压在仓库，导致几十万元流动资金被占用，资金链断裂。赚不到钱，就只好停产。什么时候接到订单，就什么时候恢复生产，成为许多服装加工企业的无奈选择。
以内销为主的服装厂，虽然现在还没到停产的地步，基本上也是在苦苦支撑。尽管它们不受汇率变化的影响，但同样面临成本上涨的压力，利润微薄，而且。内销的订单量非常小，只能勉强维持生计。
除了制鞋、制革、服装、五金等这些传统产业，温州也是我国乃至全球著名的眼镜生产基地。不过，它现在也同样在面临着一场寒流。
温州真情眼镜有限公司总经理叶剑波9月底前刚刚参加温州的展览会。但是，10万元参展费砸下。却一个单子也没有接到。“来厂家看的人一个都没有。这是几年来从未有过的事，以往根本忙都忙不过来。”叶剑波说。
建德市，地处浙江省西部，钱塘江上游，杭州——黄山黄金旅游线的中段，是国务院首批公布的44个重点风景旅游名胜区之一。是西湖——新安江、千岛湖——黄山名山名水旅游线上的一颗璀璨明珠。
低压电器行业是建德地区改革开放后较早发展起来的一个行业，也是该地区的八大支柱产业之一，生产的绝大部分低压电器是供出口的。2007年，建德低压电器行业实现产值20亿元，出口交货值18.9亿元。
梅城镇是浙江省首批中心镇之一，也是建德市的经济重镇，经济总量居全市第一位。梅城工业经济现已形成了以低压电器、五金工具、自行车零配件、仪器仪表、针织服装等为主的五大经济模块，2007年实现工业现价总产值60亿元。
作为建德市低压电器生产企业的集中地，据了解，梅城镇有低压电器生产企业120余家，规模以上企业达到54家。插座插头生产企业45家，延长线和电瓶夹生产企业14家，胶枪焊枪生产企业12家，灯具生产企业11家。
随着低压电器出口生产企业的不断增多，规模不断扩大，竞争日趋激烈。在经济利益的驱使下，一批小作坊式的生产企业也混迹其中，生产假冒伪劣产品，采取逃漏检的非法手段出口。还有部分企业，对出口产品标准意识不强，忽视了对国外各种技术指标的要求，企业产品难以达到相关国际国内标准。致使整个建德市的低压电器产业也受到波及，部分小企业甚至面临生存危机。
从温州市出发，沿高速公路向北，公路两侧，遍布着令世界瞩目的制造业殿堂。在瓯海区，各式造型奇特的金属打火机不断从生产线上组装完成：只有数万人口的桥头镇。为中国生产了70％以上的纽扣：在温岭，水泵厂的广告遍地都是；在金华的武义，这个山区 小县城每年生产出10多亿副纸牌。足够中国公民人手一副；在义乌和大唐，帮助解决全世界三分之二的袜子生产问题；40％的领带来自嵊州：要想挑选最全的皮衣，可以来到海宁或是桐乡……
所有的产品都通过义乌售卖。经此源源不断地运往世界各个角落。日用品的海洋，购物者的天堂。在义乌的街头，你将看到一个世界上最具活力的制造工厂的缩影。
这个略显偏僻的浙中小城是全世界廉价货物的中转地，超市中的超市。世界各地的人们纷至沓来。从阿联酋。从战火纷飞的伊拉克。操着俄罗斯语、阿拉伯语、英语、德语、韩语，各种语言的人来到这里。全球经济的商品信息在这里汇合，经重新分配流向世界各地。仅2007年，这里的成交额就达到348亿元，连续17年位居全国工业品市场之首，并已成为全球小商品价格的风向标。
集装箱漂洋过海至少需要1个月时间，谁想做圣诞节生意，就必须在9月前下单订货。但在2008年9月，贸易的黄金期。往常源源不断的圣诞订单突然不见了。
如今。这个全球最大的商品批发市场，街头的人气甚至还不如上海或某个省会城市的商贸街。
义乌市经济发展局的一份统计分析材料说，2008年77家重点监测的亿元企业，亏损的有7家。“大部分企业可替代性强。产品附加值不高。”报告分析说。以一棵1.5米高的圣诞树为例，250多根铁树枝。成本比往年涨25％以上。即使提价，但绝大多数产品的利润都下滑到了10％以内，更多的时候。一棵圣诞树只能赚到几毛钱。
让义乌人自豪的“中国袜业名城”，情势同样不容乐观，义乌袜业行业协会会长、浪莎集团董事长翁荣金提供的行业报告显示：2008年，风云突变。袜业的原材料成本(占75％左右)上升对总成本影响达到10％到12％：劳动力成本，规模企业人均要上升5000元左右，还有人民币升值、出口退税率下调，贷款利率上调，加之取消袜机进口免税政策、节能减排、环境保护力度加大等，都直接增加了成本，升高了经营风险。
2008年上半年，袜业工业产值和外贸出口增幅都呈双下降趋势。
四
义乌萧条的贸易所带来的悲观情绪，很快裹挟了全浙江的货源地，造成了大面积的资金链紧张。
“融资困难已经出现。”温州本土经济学者马津龙教授说。在银行银根锁紧的情况下，温州的民间借贷利率已经上升750％。虽然是个案，但“5分、8分、1毛的月利，也开始出现”(换算成年利率，分别为60％、96％和120％)。
“这是饮鸩止渴。”马津龙说。很多原本不错的规模企业，现在也走上了这条不归路。
2008年以来，浙江知名企业老总出走或自杀的新闻已经令人麻木。
10月11日，浙江不少媒体都在首要位置报道了浙江省绍兴市最大的民营企业——“浙江华联三鑫集团”破产倒闭的消息。
成立于2003年3月、注册资本24.5亿元，法定代表人为浙江展望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唐利民的华联三鑫，拥有亚洲最大、世界第二的PTA(一种用于制造涤纶的化工产品)生产基地，其股东包括著名上市公司“华联控股”和华西村。截至2008年9月30日，公司净资产为5.1亿元，负债率高达95.6％。其另外两个股东则是绍兴当地的著名企业展望集团和加佰利集团，他们都是绍兴最大的企业之一。其中，展望集团旗下的“展望股份”和加佰利集团旗下的“永隆实业”都是香港上市公司。据华联三鑫上报给政府的材料称。其债务缺口高达72.82亿元，除涉及国内数十家企业外，还牵涉10余家国内商业银行。目前，集团副总裁周振敏已被绍兴警方控制，而另一大股东浙江加佰利集团董事长孙利永则失去联系，未经证实的消息称其已经逃往国外。
位于绍兴县滨海开发区、中国最大的印染企业——浙江江龙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濒临破产。其在新加坡上市的“中国印染”，于当地时间2008年10N 8日14:20分被暂停交易1400小时。此前，该股收盘价为0.15新元，与当初的发行价0.27新元相比，股价已经跌去将近一半。
江龙控股是一家集研发、生产、加工和销售于一体的大型印染企业，麾下包括8家公司。对外称其总资产达22亿元，占地500亩左右，员14000多人。仅江龙印染2005年销售额就为6亿元人民币，净利润达到7000~元。据了解，这8家公司之间互相持股，关系错综复杂，实际控制人是2000年初才到此创业、时年35岁、毕业于无锡轻工业学院的江苏省泰兴人——陶寿龙，其妻子严琪任集团总裁。
2007年，江龙控股开始编织其纳斯达克之梦。
前景似乎是光明的。旗下南方科技一旦上市成功，江龙将是中国印染行业在美国上市的第一股，也是浙江首家在美上市企业，
从那个时候开始，江龙一步步在向一个上市公司的方向调整。
所有江龙的债权人都拿到了江龙发出的一份上市融资计划，“按计划发行2亿股，每股股价在4美元以上，发行20％，一期募集资金为1.6亿美元左右，且保荐人保证负责上市后的二、三期融资，每次金额不少于5000万美元。”许多人都像被注入了一剂强心针，包括江龙各分厂和总部几大部门的负责人。公司给他们制定了数以十万元计的年薪。
如果时机正确，也许这一切的愿景都能实现，
然而，到美国上市遥遥无期。江龙从年初就初露端倪的资金紧张问题变得更加严峻，
随后发生的一切，更是完全变异。资金部的经理发现所有融资回来的钱连利息都不再支付，而这个时候其实已经没有很多贷款要转了：外贸部的经理发现，国外几笔高额货款似乎没有入公司总部的账：各子公司里凡是可以立即变现的坯布、成品，都被陶寿龙、严琪夫妇拼命贱卖。
不断有债主吵上门来。陶寿龙价值近百万的奔驰200消失了，严琪价值100余万的路虎越野车也没了，连陶寿龙的一张价值上百万的高尔夫俱乐部会员卡也出现在别人手中。
2008年9月30日，外贸部经理去查看出口布料装箱时，锅炉房的老工人随口说了句：你们总部财务室的资料怎么扔到我们锅炉里烧了。事后发现，原来江龙后期的所有财务账本都被付之一炬。
10月3日下午14:30分，陶寿龙留给秘书费冬生一句“如有人找我，就说董事长外出开会”后，与妻子自此人间蒸发。直至10月17日，在广东省汕头市被抓获(后押于绍兴县看守所)。据称，江龙集团的债务高达22.17亿元，大部分为银行贷款和民间借贷及信用证套现。其中拖欠供货商的货款就达1.5亿元左右。
2008年8月13日，位于浙江省兰溪的浙江一新集团董事长郑亚津因巨额债务纠纷，在其办公室自缢身亡。
2008年7月30日，坐落于省会杭州的浙江金义集团董事长，曾经排名中国福布斯富豪榜第35位的陈金义，因身负巨债，神秘失踪。
金义集团是杭州乃至浙江一家有着很高知名度 的民营企业，业务范围涉及化工原料、食品饮料、房地产开发、商业连锁等诸多领域。其董事长兼总经理陈金义，出生于1961年，浙江省桐庐县毕浦乡方吴村人，曾获全国优秀青年企业家、杭州十大杰出青年、新长征突击手等多项荣誉称号。
2008年7月17日，义乌排名前五位的浙江金乌集团因巨额债务无法偿还，被破产拍卖。其董事长张政建失踪。
2008年6月5日，位于浙江省台州市的飞跃集团，遭受资金断链、欠贷18亿元的危机。
飞跃集团曾是世界最大的缝制设备生产基地，自1986年10月由飞跃的前身——椒江市第二工业缝纫机厂创建以来，形成了从产品研发到整机、模具和零部件制造、质量控制、售后服务的一整套完备体系，在缝制领域，飞跃几乎囊括了所有的产品类型，拥有50大系列500多个品种，年产各类缝制设备500多万台，其中高速包缝机、绷缝机占世界总产量的50％，占国内的70％。作为中国缝制设备行业领头企业。公司也被地方政府视为一家旗帜性企业，
集团董事长邱继宝，曾荣获美中经济合作组织中国首席企业家、全国优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中国制造业十大创新人物、中国民营企业杰出代表、中国民营经济杰出贡献企业家、推动中国品牌国际化十大年度人物、中国民营企业自主创新十大领军人物等数十项荣誉称号。2000年12月11日，被到杭州调研浙江民营企业，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的朱锫基称为“国宝”。
受美国次贷危机影响，飞跃的海外订单大幅减少。数据显示，2008年1月～4月。飞跃出口总额为1 848万美元，与2007年同期3300万美元出口额相比，大幅下跌44％。与此同时，记者从多方证实，飞跃欠银行的18亿元贷款中，中国银行、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中国农业银行和交通银行均有涉及。并以其主办行——农行台州分行数额最大。该行还为飞跃在中国进出口银行的2亿元出口贸易贷款作担保。按照台州当地业内人士所说，农行台州分行已被其“深度套牢”。
一叶知秋，浙江是中国民营经济大省。更是中小企业的强省，连续出现的案例在当地乃至全国都造成严重的影响。
五
全国4000多万户中小企业，在国民经济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这一庞大的群体不仅为浙江全省国民经济贡献了50％以上的GDP、60％以上的工业生产总值、70％左右的工业新增产值、近60％的销售收入和出口额、40％以上的税收，75％的就业岗位(据上海经济与信息化委员会统计，2008年上海的中小企业解决了82.6％的就业，完成了60％的营业收入、50％的税收)。同时也是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不竭动力。
改革开放30年来，浙江省经济增长速度为全国之冠，拥有45万余户的私营企业，注册资本高达8663亿元。民营经济的崛起是浙江经济快速增长的一大支柱。据浙江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陈敏尔介绍，在全省工业经济中，非国有经济的产值比重从1978年的38.7％上升到了95％以上。他们贡献了全省财政收入的四分之一：全省90％以上的商业零售、饮食和服务网点由其经营：各类专业市场中90％以上的经营者为个体私营业主。全省90％以上的新增就业岗位都是由民营企业创造的。在省外，全国还有440万浙江人参与各地的创业、发展、建设，有100多万人在海外创业。浙江农民人均收入连续16年位居全国首位。
曾几何时，浙商是中国企业家中最具创业精神、最懂经营之道、最富灵活权变的代名词。浙江是中国宏观经济的晴雨表，浙江今天面临的困难和问题，可能就是明天中国经济运行的困难和问题。
面对中小企业前所未有的困境高栏，2008年8月起，一系列旨在支持中小企业健康发展的财税、金融等利好政策，相继由强烈诉求变成了现实，各种力量迅速集结到为其排忧解难的思考与行动中。
2008年7月30日，杭州意仕腾电子有限公司与鹏帆电器有限公司、杰尔电器有限公司、友联电器有限公司签订了低压电器生产企业挂靠合作协议，这标志着梅城镇首个低压电器行业企业联合体正式成立，为提升低压电器行业发展开辟了一条新路。
8月底，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的赵洪祝在《今日浙江》以《勇当“浴火凤凰” 推进转型升级》为题撰文表示：“与企业齐心协力、共渡难关，是各级党委政府职责所在，义不容辞。动员全社会关心和支持企业发展，形成有利于企业克难攻坚、转型升级的良好氛围。”
织里镇位于浙江省北部。湖州市吴兴区的东部，北依太湖，距离“东南都会”上海和“人间天堂”杭州，分别为140和114公里的路程，地理位置十分优越。
就如它的名字一般，纺织自古就是这里的传统。如今，经过近30年的发展。这里已成为全国最大的童装产销基地和棉坯布集散中心。“童装名镇”的盛誉闻名海内外。
据该镇主管童装业的王英副镇长介绍，全国儿童身上穿的童装3件里就有1件是织里造，这并非虚言。在这一镇之内，现聚集着6000余家童装企业及9700多家相关企业，吸纳了18万从事童装生产、加工的外来务工者和7万名本地常住的从业人员。年产各类童装4亿件(套)，约占国内市场的25％。2008年，该镇童装销售额突破100亿元，并连续9年名列全国童装产量和市场占有率之首。
而今，面临童装产业发展趋势和消费结构的急剧变化，以及其他竞争对手的后来居上，织里童装将以何种方式开拓创新，延续昔日辉煌?
2008年9月3日下午，织里镇召开了童装企业创新创强动员大会，王英副镇长在接受笔者专访时介绍：“传统的‘家族式管理、夫妻档经营’让织里童装企业难以实现品牌化发展，企业只有大胆改革传统生产模式，从单件制向现代化流水线作业发展，才能提高企业的核心技术和核心竞争力，并创造出属于自己的品牌。我们正在规划用3年时间建成占地600亩、建筑面积70万平方米、总投资25亿元，能容纳5000名经营户的中国织里国际童装城，它将肩负起织里童装产业迈向缩量提质的重任。”
另据了解，市、区、镇三级政府已共同建立起童装产业发展资金。从2007年起~_2011年，每年1000万元。专款专用于扶持织里童装产业发展，在企业依法纳税、加强品牌建设、开展对外贸易、招商引资、人才培育引进、产业标准化厂区创建等方面给予经济奖励。
在温州，政府开始允许人们把建在集体土地上的厂房作抵押。以获得贷款，缓解资金紧张。
2008年10月28日～3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家副主席习近平先后到嘉兴、宁波、绍兴、杭州等地，深入农村、企业、科研单位、专业市场等进行考察调研。他深入绍兴中国轻纺城东升路市场、浙江省现代纺织工业研究院等单位，向企业职工、管理人员和科研人员详细询问有关情况，探讨应 对之策。
11月5日，温家宝总理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部署进一步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增长的措施。会议确定了当前进一步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的10项措施。初步匡算，实施这10项工程建设，到2010年底约需投资4万亿元。
在绍兴县四家企业短期内接连出现问题的当口，绍兴县人民政府开出了批量挽救的药方，其突破口有三：一是快速推进企业重组；二是稳定银行阵营：三是以政策优惠化解担保风险。
“一直以来。政府是强势政府，这是一个好的传统。”绍兴市副市长陈月亮在10月20日的绍兴县经济形势通报会作如是表态。
绍兴县县长冯建荣向诸多与会银行行长表示，县政府愿意不惜财力挽救这些企业于危难。
绍兴县在全国百强县中位居第八，被中国纺织工业协会命名为“中国纺织基地县”。纺织业是绍兴县的支柱产业。纺织企业又以民营为主体。但2008年8月以来，绍兴县风波陡起，四家企业——夏履镇金雄轻纺集团、马鞍镇滨海工业区的浙江华联三鑫石化有限公司、浙江江龙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及奇贤镇五环氨纶实业集团有限公司相继陷于停产和濒临倒闭的状态，引发轻纺业和银行业内的恐慌。
四家企业中，不乏县政府之前力捧的明星企业，它们也曾是银行争相放贷的宠儿。仅华联三鑫一例中，就牵涉到18家银行的巨额贷款。虽然数字并未完全清理确定，但数位浙江银行业内人士确认，工行和中行的贷款额度为最多，其中工行的贷款数额初步估计在20亿至25亿元之间。
在绍兴县政府的干预下，四家危机企业困局初解。华联三鑫虽未恢复生产，但破产之虞不复存在。影响居于其次的江龙控股重组方向已定。江龙控股将被一分为四，四家企业各自收购兼并。绍兴市副市长陈月亮承诺，江龙控股的资产清核、债务登记核实、职工工资处理均已基本完成，其涉及的担保关系也可以全部解决。
此外，五环氨纶也引起了当地企业包括四海氨纶纤维有限公司的兴趣，重组有望。
在处理类似危机过程中，县政府只承诺银行本金不受损失。对此，银行业也只能认可。一位业内人士表示，2005年，绍兴也有几家大企业倒闭，由于当地政府采取同样的措施，化解风险比较得力。银行基本没有损失。这也是银行未对华联三鑫等风险企业及其直接担保企撤贷的原因之一。
绍兴县的底气来自于财政实力的雄厚，冯建荣介绍，2007年，绍兴县实现国民生产总值541.49亿元，人均GDP10105美元，财政收入67.02亿元，县域综合经济实力连续五年位居全国十强。县财政直接可以动用的资金是170亿元，2008年肯定超过200亿元。“200亿调控一个县域经济，我认为是可以有所作为的。”他说。“现在一下子要调动几十个亿的资金，我认为像绍兴这样有财力的县。是不多的。我们手中有这个财力，财大才能气粗，才能当着行长的面说这个话。”
六
10月21日，经国务院批准，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对外宣布，从2008年11月1日起，适当调高部分劳动密集型和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商品的出口退税率。
此次出口退税率调整涉及3486项商品，大约占海关税则中全部商品总数的25.8％。此次调整后，我国的出口退税率将分为5％、9％、11％、13％、14％和17％六档。
在调整内容上具体包括：将部分纺织品、服装、玩具出口退税率提高到14％：将日用及艺术陶瓷出口退税率提高到11％：将部分塑料制品出口退税率提高到9％：将部分家具出口退税率分别提高到11％、13％：将艾滋病药物、基因重组人工胰岛素冻干粉、缝纫机、风扇等商品的出口退税率分别提高到9％、1l％、13％。
“这是个很好的消息，说明政府已切实考虑到当前的企业难题。”记者拨通万事利集团执行总裁李建华的电话时，他的第一反应是欣喜，他说这是当前中国经济克服困难要采取的措施，但没想到利好消息这么快就兑现了。
楼其进是义乌玩具行业协会副会长，退税消息公布当晚9点多，他正和几个同行交流有关出口退税的事情。“压力肯定轻了些，以后日子也会好过多了。”楼其进说，但至于出口退税能促进多少出口。他表示持谨慎乐观态度。因为一来不断萎缩的国际市场需求不知道何时复苏，二来义乌玩具的发展模式也正经历挑战。
在楼其进看来，现在国内国际对于玩具的质量要求越来越高。眼下是行业洗牌的敏感时期。只有主动求变，主动去适应环境的变化，才能继续生存和发展下去。这些全局行业的变革包括自主创新，提升产品质量和技术含量。加大内销市场，当然也要攻占国际市场。
林锦标已经停止了鞋底的生产，他开始生产一种直接面向国外的更高端的产品——中底(鞋子自带的鞋垫)。他举着鞋垫说：“一定要提前转型，不转型没饭吃。”此种中底的原材料依靠进口，设备也价格不菲，高门槛将挡住其他的竞争者。“那些没有后备资金的企业，将全部关闭。”
“强者恒强。”谢榕芳说，经历洗牌后强者更加壮大，这是正常的调整。在协会内，按规模区分有A、B、C三K等级的企业。在压力下。唯有A类企业“开工情况良好，产销两旺”。B类的部分企业还能支撑。c类的今年将会死掉更多。
恒星打火机公司董事长陈建华赞成这样的判断。时间追溯到2002年年初，那时温州已经是世界金属打火机的“生产车间”，牢牢占据了全球80％的市场份额。然而，树大招风，在继美国的CR法案出台不久，欧盟也效仿美国，企图对中国的打火机进军国际市场设置壁垒。6月，欧盟委员会正式对中国打火机发起反倾销调查，把中国打火机业逞到了绝境。
在温州市烟具协会的协调下，温州市的打火机企业迅速联合在一起。决定正面迎击，参加跨国诉讼的中国企业共有15家，全部来自温州。
10月7日，与欧盟的反倾销诉讼正处在关键期的当口，首届“欧中反倾销论坛”在比利时布鲁塞尔的欧盟总部召开。时任温州市烟具协会副会长、温州东方打火机厂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的李中坚(邓小平特型演员)，是受邀在大会发言的唯一一位中国企业代表。
最后，他以《为什么温州打火机是中国市场经济的产物》为题的发言，赢得了欧盟贸易官员的祝贺。而两天后，更令人激动的消息传来：欧盟批准了东方公司的市场经济地位，这在温州可是唯一一家。
几年来，温州市经多次洗牌，温州打火机企业从鼎盛时期的2000多家，2003年锐减到1000余家，2006年降至600家左右。2007年至今，已不到100家，预计2009年极有可能下降至三、四十家。
“危机，就是危险与机遇同在。”翁荣金举例说，浪莎集团拥有自主品牌、自主技术。并在80多个国家注册了商标，因此“当危机来临时。我们靠新技术开发新产品。新产品、新价格，即使生产商提价，销售商仍有利润空间”。浪莎2008年1至7月，外贸出口达3000万美 元。同比增长40％。
“作为制造大省的浙江。对第二产业进行脱胎换骨的改造提升，已是一条绕不过的路。”张国云分析说。目前浙江正处于工业化中后期。制造业的竞争力越来越依赖于设计策划、技术研发等生产性服务业的支撑，附加值有限的单纯加工制造业将逐步失去竞争力。利润空间正不断萎缩。在此情况下，“要把二产的三产化作为现实的选择，加快发展生产性服务业，促进工业与服务业的互动发展，实现由‘浙江制造’向‘浙江创造’的转变”。
七
在一片灰色之中，诸暨似乎也是一个亮点。这个西施的家乡现在属于绍兴市，它的经济呈现鲜明的产业群格局，尤以大唐镇的袜业著名。这里一年生产的袜子超过130亿双，可以供全球每人2双，占全球袜子总产量的三分之一。大唐镇也因此被称为“袜业之都”，
“截至2008年6月，大唐的工业用电达4.04亿度，同比增长16％，自营出口同比增长37％，税收总计1.6亿元，增长69％。”刚一见到记者，大唐镇主管工业的副镇长章辉就冒出了一连串让人很振奋的数字。
大唐镇名字虽然有个“大”字，其实一点都不大。全镇的面积不过53.8平方公里，相当于两个半“鸟巢”体育场，城区面积不过6平方公里，不到“鸟巢”的三分之一。就这么一个弹丸之地，却集中了11000多家袜业企业，2007年，整个大唐镇的袜业产业创造产值328.1亿元，实现销售额318.9亿元，利润31.1亿元。其中，出口交货值80亿元，自营出口4.59亿美元。
纺织、出口、劳动力密集，大唐符合这一轮大调整“重灾区”的所有概念，但是它硬是很兴盛。“大唐凭什么不倒?诸暨凭什么不倒?凭的是我们产业集群的战略模式。”这是大唐镇和诸暨市政府官员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在大唐镇的这1万多家与袜业相关的企业里，包括了从化纤原料、棉纱、纺织机械(主要是袜机)、染整、营销、物流运输到袜工等贯穿袜业生产全过程的一条完整的产业链。随着袜业产业链的拉长，在大唐镇一地，就实现了袜业分工的细化和专业化，使得袜业企业的竞争实现了差异化，同时由于袜业生产要素的高度聚集，大幅降低了各袜业企业的资源配置成本。
这条产业链的典型分工是：大企业利用品牌优势拿订单，然后打包分解给同类的中小型企业生产，并就地实现原料采购、染整、设计、定型、包装和运输一条龙服务，中小企业负责贴牌生产或者主打中低端市场。这样，所有的企业在不同的生产链、不同的领域实现资源共享。以大企业为龙头。实现整个产业链的共同发展。一家企业接到订单，其他企业都有活干。
在诸暨市官方的大力推动下，产业集群战略作为一项重大举措，首先由大唐镇推广到邻近的另外两个乡镇：山下湖镇和店口镇。前者因为盛产珍珠而闻名遐迩，这个常住人口不到3万人的小镇，拥有3000多家珍珠养殖企业，1500多家珍珠加工企业，年珍珠出口量占到世界淡水珍珠出口量的73％，拥有东方神州珍珠集团、山下湖珍珠集团、阮仕珍珠集团等一批龙头企业和“佳丽”、“千足”、“阮仕”等3个中国珠宝行业驰名商标。
而后者因为五金企业众多被誉为中国南方的五金城。这个面积仅8平方公里的小镇集中了汽配、农机、船舶、空调、水暖、新型建材、铜金属加工、电缆等八大类别的五金生产企业3000多家，已经形成了一个以大企业为龙头、中小企业为骨干，千家万户为基础的强大企业群。目前，店口镇亿元以上资产的企业有8家，10亿元以上资产的企业有2家，千万元以上资产的有46家，百万元资产的则更多。他们在不同的产业链中相互关联、相互依存。
在山下湖镇党委书记何浩挺看来，今天，大唐镇产业集群战略在山下湖和店口镇已经实现了成功移植，这也是诸暨的出口外向型经济能抵御外部环境变化的根本经验。1998年的那场金融危机导致的出口危机，山下湖一大批珍珠企业倒下了。现在，山下湖吸取了教训，吸取了大唐的经验。不搞重复竞争，以养殖、加工、贸易、研发为元素把企业分成若干个大链条，每个大链条又分成若干个小链条(比如养殖又分为常规珍珠和异形珍珠养殖)，各个链条上的企业，根据分工不同相互依存，相互合作。在每个大链条中。以若干龙头企业为核心。中小企业作为外围依托，形成多核心、差异化的竞争。何浩挺说：“今天，店口、大唐、山下湖这3个镇的经济规模和实力在诸暨全市27个乡镇中稳居前三甲，这正是集群经济战略模式成功最好的证明。而如果我们不在这方面早探索、早起步几年。那现在的情况，很可能不堪设想。”
“给大企业贴牌能保证我们不会饿死，但是利润太低，只有百分之一二。我还是希望自己能直接接单生产。但是在今年能接到价格满意的订单难上加难。”大唐袜业市场50号摊主杨可燕对记者说。
但真正的隐忧在于，在产业集群的模式下，龙头企业的数量能达到多少，其品牌号召力能有多大，这直接关系到产品的定价权。而只有大企业的品牌号召力足够大。才能拿到具有足够利润空间的订单，才能最终保证自己和其他做代工和贴牌的中小企业的利润空间。
以大唐为例。在整个大唐1万多家袜业企业中。仅仅拥有“丹吉娅”、“步人”这两个中国名牌，以及“宏运”、“珂丽”等30多个省市名牌。显然，要在国际市场上获得足够的市场影响力和定价权，让处于其他产业链的企业也能“吃饱吃好”，带动整个产业链的长期稳健发展，仅仅靠一两家龙头企业。力量恐显单薄。
与此同时，在成本大幅度提升的条件下，如何保证中小企业的贴牌和代工质量，也直接影响到产业集群发展模式的良性循环。利润压缩可能影响产品质量，质量下滑将导致中小企业失去龙头企业的信任，迫使他们重新建立自己的生产线，这样。众多中小企业将失去其生存空间，产业链条将重新缩短，集群经济将面临重新回到由个别大企业垄断一切的“块状经济”的危险。
根据浙江省委政研室课题组2005年的一项调查表明，在全省88个(现为90个)县市区中，有85个县市区形成了块状经济，年产值超亿元的区块已有519个，块状经济总产值5993亿元，吸纳就业人员380.1万人，约占当年全省工业总产值的49％。在519个区块中。总产值10亿至50亿元的区块有118个，50～100亿元的区块26个，100亿元以上的区块3个，有52个区块的产品国内市场占有率达30％以上。
显然，尽管诸暨产业集群模式的完善尚有待进一步探索，但是却已在相当程度上引起了浙江高层的关注。省委书记赵洪祝还专门在学习诸暨经验的文件上作了批示。显然，对浙江这个块状经济大省而言。在经济发展面临转型的今天。对诸暨“突围之路”的探索、总结、完善和补充，还远未有穷期。
八
作为支撑中国经济发展繁荣的基石，中小企业过去不应该、现在更不能成为被政策遗忘的角落。
在世界经济形势持续衰退的大背景下，中国4万亿元经济刺激计划和陆续出台的十大产业调整和振兴规划给中国企业带来了信心。民间亦对4万亿元的投资计划普遍表示期待。
然而，作者近期在长三角地区调研发现，中小企业生存面临困境及其他一些隐性的忧患仍然不容忽视。常会听到有企业主谈及经济刺激计划如“雾里看花，水中之月”，对于这样前所未有的经济刺激“组合拳”以及4万亿元的效力和分配，还是有些迷茫。问题主要存在于民间投资、消费和中小企业没有活络起来。4万亿的刺激计划和产业规划大多数都给了国有大中型企业，而中小企业、民营企业。在这～轮的政策当中很少享受到实惠，
有些地方政府对民企和中小企业采取的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实用主义做法，现在需要它们解决就业问题，就注入一点帮扶资金，要求它们不要关门。但真正的问题：融资难、收费多等等，根本得不到解决。
面对金融危机和银行惜贷、收贷的双重压力，不少中小企业感到如过寒冬。企业主们表示，银行扮演的角色更多的是锦上添花，而非雪中送炭。在经济形势一片大好的情况下，银行往往主动上门给企业“送贷款”。而在形势紧张的时候则转为“紧收钱袋”。银行当然要控制风险，但是有些地方政府负债率非常高，银行也还是乐意贷款给他们。那些真正需要资金发展自己的中小企业却得不到贷款。上海、浙江的民间资本充足，但是民间融资渠道几乎为零。网上、手机上整天流传着一些乱七八糟的融资信息，嗷嗷待哺的民企却得不到正规的融资服务。
对此，有经济学者表示，财政扩张刺激经济“只能救命，不能健身”，在特殊的时期采取特殊的方式是可以理解也有必要的，但是如果将盘活中国经济寄望于频繁的、大剂量的“强心剂”，那么根本问题最终还是难以得到解决。
钱江潮水奔腾不息。扎根在中国东南沿海、长江三角洲南翼——浙江10.54万平方公里大地上的民营企业。在科学发展观的引领暨社会各界多种方式给予积极支持和自救互救下，坚持自己的产业经营。耐心坚持等待，一定会迎来焕发出勃勃生机的春天。
(责编：山林)
岁末，央行发布报告显示，2008年的中国股市，无论是下跌点数和下跌幅度，均是18年历史上最大的。以上证指数为例。自年内最高5522.78点和最低1620.81点计算，跌幅就高达65.39％。事实上，它已经为中国经济可能出现的严重衰退和危机拉响了警报!
现在，全球都在以一种焦虑的、高度戒备的目光，密切关注着中国经济在金融风暴中的每一个动态。
浙江，作为我国民营企业的强势大省，目前正有一批中小企业面临着“折翅”的危机。站在2009年中国经济“保八”守卫战这个重要的节点，回望过去，毋须置疑，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引领浙江经济的航船沿着平稳、健康的航线破浪前行，让民营企业真正走上可持续发展之路。已经成为一个必须积极面对和探索的问题。
浙江经济高速增长了近30年，人均GDP从300美元到4000美元，却没有发生明显的产业升级，这是世界经济史上的一个奇迹。但如今对于以“低、小、散”为特征的浙江产业集群的民企来说，倒闭、低利润、资金链断裂……种种迹象表明，浙江的中小企业已置身寒冬。半停产、停产，甚至一些地方已经出现了老板一跑了之的案例。制造大省正遭遇前所未有的挑战。
一
中国改革开放30年十八个典型地区之一的温州市，以市场取向改革激活发展动力，以促进就业推动全民创业，以商贸兴盛带动工业繁荣，以产业集聚支撑城镇崛起，以构建营销网络创新经济业态，以差异化经营打造品牌经济，以文化创新推动实践创新，从贫穷落后的海港小城发展成为富裕发达的沿海大市，形成了独特的温州发展模式。
2008年3月28日，中央电视台《经济半小时》播出一期节目，中小企业的困境进入公众视野。这期名为《温州制造，面临危机?》中称，“温州30多万家中小企业中，20％倒闭”。节目播出后，有关温州企业出现倒闭潮的报道和讨论频频见诸各媒体显著位置，不仅温州，全国都察觉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也引起了中央高层的注意。
从温州沿海岸线往东北方，或直接北上，在台州市、在金华市辖的义乌，在宁波市辖的慈溪、宁海，在绍兴市辖的嵊州以及柯桥轻纺城，萧条宛如不能闭闸的河水，一泻千里。
浙江的工业经济正“处于紧运行状态”中，“企业负重前行”，省经贸委在一份工业经济分析报告中用少有的口吻这么写道。
温州市中小企业促进会有直接会员1000多家，间接会员7000多家。尽管中国中小企业协会副会长、温州市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会会长周德文在接受采访中没有说倒闭潮，温州市有关部门也一再强调没有出现如此严重的倒闭情况，但要扭转前期的影响非常困难。许多企业家也未免出现悲观情绪。
温州市经贸委副主任周新波在接受采访时告诉记者，至2008年9月底，温州全市36个工业强镇和开发区18775家中小企业中，处于停工半停工的企业数为1461家，倒闭企业304家。
二
鞋，曾是温州的代名词。出温州市区，乘火车西行，铁道两边大型的鞋厂随处可见，“中国鞋都”的招牌每隔一段距离都在提醒着曾经创造的传奇——在温州制鞋业最鼎盛时，这里生产了全世界40％的鞋。
一如备受争议的温州人。对温州鞋的争议也从来没有停止过。每个温州鞋商都不会忘记“火”的故事。这个故事，曾陪伴着温州鞋商走过了20多年。
1987年，原商业部部长胡平在武汉一家商场买了双新皮鞋。只穿了一天鞋跟就掉了一块，成了名副其实的“一日鞋”。也是在这年，时任温州市市长的卢声亮收到一对东北新人给他寄来的一双破鞋并直言批评道：温州人拿这种劣质皮鞋坑人，当市长的脸红不红?原来新郎在婚筵上。刚穿上脚的温州皮鞋开了帮，里面塞的全是马粪纸。
新华社记者据此写了报道，引发了全国商业系统开始打假，温州假冒伪劣鞋成了过街老鼠。典型的例子是震动全国的杭州市武林广场怒烧温州鞋事件：1987年8月8日，杭州市下城区工商局执法人员在该市武林广场，一把火烧毁了5000多双温州产的劣质皮鞋。随后，全国各地对温州鞋一片喊打声。许多城市商场明示“本店拒售温州鞋”。温州皮鞋行业到了生死关头。
这一把火烧醒了温州鞋老板，烧醒了温州市政府的领导人。“质量立市”的口号也就在这时叫响，
当1987年的那把火烧起来的时候，出生于永嘉县黄田镇的王振滔正在武汉卖鞋，那时他还没有自己的鞋厂。火烧事件后，江城市场上所有温州产的皮鞋全部被没收了，包括他的20多万元货。当时，许多地方都把温州鞋作撤柜处理。不过，这场大火也烧出了王振滔创一个温州鞋品牌的决心。
1988年3月，他回到老家，借了3万元资金，办起了“永嘉奥林鞋厂”。他还为自己的产品定下了商标——奥康，取“发扬奥林匹克精神，推进企业健康发展”之意。
历经20余年的奋斗，现任奥康集团董事长、总裁，并兼任中国皮革协会常务理事的王振滔，麾下的奥康集团成为一家以皮鞋为主业，并涉足商贸房产、生物制品等领域。跨行业、跨区域发展的全国民营百强企业。现有员工15000多人，拥有三大生产基地、30多条国际一流的生产线，年产皮鞋超千万双。在全国设立了30多个省级分公司、3000多家连锁专卖店、800多处店中店。在意大利、西班牙、美国、日本设立了国外分公司。同时，在温州、广州及意大利米兰设立三个鞋样设计中心。
吉尔达鞋业有限公司是温州最早自己开专卖店的鞋商，不满30岁就接班的余进华坚持打自己的品牌，大商场进不去，就自己开专卖店卖鞋。那时余进华整天在全国各地奔走，靠质量杀出一条血路。
1993年，余进华一掷千金，成为第一位敢在中央电视台广告中打出温州产皮鞋的企业家，轰动了整个业界。而当时。打广州产、上海产的贴牌鞋在温州鞋界成风。
存活下来的或新办的温州鞋厂，开始钻研制鞋工艺。
康奈鞋业的创始人郑秀康，在1990年用120万元买下了温州制鞋史上第一条绷帮流水线。
郑秀康在第二年又花了几百元，请当时的广告公司设计了“康奈”商标，如今这个昂首挺胸的人头像商标早已为人们所熟知。
随后，大批温州鞋纷纷有了自己的品牌——东艺、皇康等。1999年。奥康评上了“中国十大真皮鞋王”。到年底，温州已经涌现出了一批在国内外知名的鞋企。
但令温州鞋商意想不到的是，市场上竟然出现了假冒的温州鞋，奥康集团员工在山东省高密发现假冒奥康鞋的生产竟然已成规模化。昔日制假的温州鞋如今竟被别人假冒，温州鞋商既喜又忧。
为了捍卫自己的品牌形象，温州的知名鞋企，相继自发成立了“打假办”。这是温州鞋商第一次感到保护知识产权的重要性。
1999年12月15日下午3点多，王振滔和时任温州 市副市长冒康夫等，在杭州市郊中村的一片空地上，点燃了“打假保名牌”的一把大火，2000多双假冒奥康鞋和数万枚商标在熊熊大火中化为灰烬。《经济日报》第二天对这一“为温州鞋正名”的新闻事件的报道称：“12年前一把火，烧温州人的劣质鞋：12年后的一把火，温州人烧仿冒温州鞋的伪劣鞋。”
有报道称，南斯拉夫内战后，第一批进入前南地区的。不是联合国维和人员。而是一批温州商人。同样，2002年世界杯足球赛举办地韩国汉城(今首尔)第一批在球场南大门市场内租赁20多个位置的，也是温州人，而且是温州的皮鞋制造商。
2001年1月18日，康奈集团第一家海外专卖店在法国巴黎第十九区繁华地段开业，这也是中国皮鞋在国外开设的首家连锁专卖店。一时间。当地媒体惊呼：中国狼来了，要警惕!
现在，在鞋材、鞋革和制鞋厂遍布的温州市仰义工业区，停工潮席卷了整个园区。
“根本活不下去了。”前温州鞋材协会会长、好霸鞋材董事长林锦标说。由于原材料价格飙升、人民币升值、出口退税率下调、利率调整、劳动力价格上涨、物流费用上涨等原因，利润空间正被一步步压缩。
一个10多元的鞋底，以往还有1元左右的利润。如今几乎被全部抵消。“以前净利润5％，现在1％都算好的了。”“订单不是没有。是不敢做。”林锦标说。他的工厂一楼，5条鞋底生产线已全部告停。
因为铁价提高，制作鞋底的模具费，每件从2000涨到了3000元；油价上涨。一吨鞋材原料要增加3000多元(鞋材的原料主要是石油化工产品)；喷光油也贵了，每双鞋以前要8毛，现在最少1.5元；当然，还有运输费的上调。与此同时，工人工资也在上涨。前几年，没有任何技术要求的杂工底薪是850元，现在涨到1200元也没人来。林锦标的对策就是减少合同工人的数量。从鼎盛时的100多人。减少到了50多人。“我们只能少招一点工人，少接几个单子，保证已招到的队伍稳定。”
但即使不开工，光是工人的底薪也足以压垮一个没有准备的小企业。林锦标介绍说，他知道的一家规模大一点的制鞋企业，仅工人工资一项，1个月的支出就是100多万。而温州最大的鞋企拥有员工大约20000人，每月要支付工资数千万元，“要是3个月没单子。根本没法活。”
人民币升值加剧了困难。外贸订单多以美元计价，过去一年多时间里，人民币相对美元升值近10％。如果是一年前签下的单子，现在完成后已利润全无。“不亏钱已算不错啦。”林锦标说。
环保控制措施也是一个因素。林锦标说，同在仰义，100多家为鞋企提供鞋面皮革的企业，由于无法承担控污成本。已全部关闭。
一些企业开始迁徙，宁愿停工异地再办新厂。公开资料显示，奥康早就在重庆市璧山投资10亿元建设占地2600亩的“中国西部鞋都工业园区”。红蜻蜒也投资2亿元在四川省铜梁打造西部鞋业基地。哈杉鞋业2002年就已在尼日利亚投资建厂。
周德文告诉记者，山东省滨州由于有皮革原料基地，也吸引了不少温州鞋企入驻。在温州的各大媒体上。有关厂房或生产设备“求租”的信息，现在已全部换成了“转让”。“原来租金25元一平方米的厂房，现在6元都租不掉。”
大面积的萧条，加剧了资金链的紧张，“即使是外贸单子，都有欠款。韩国人欠我们100多万，3个多月了还没还。”林锦标正在为自己300多万的应收款发愁，“工厂老是垫资金，根本垫不起”。
大部分人已抛弃了制造业的主业。一位鞋业老板以厂房和住房作抵押，贷款6000万，全部拿到四川去投资房地产。林锦标认为，这是无奈之举，“如果借款扩大生产，就是恶性循环”。
三
其他行业同样如此。乐清，位于浙南，是一个服装生产基地，有着“中国休闲服装名城”之称。共有服装生产企业400余家，服装加工业一直是这里的支柱产业。可在2008年，停产、半停产现象开始席卷整个乐清服装产业。据金利达制衣公司一负责人介绍，仅磐石镇至少已有一半以上以出口为主的服装加工厂处于停产或半停产状态，
更糟糕的是，由于美元、欧元对人民币汇率下降，以出口为主的服装厂订单量骤减。还有一种情况是，好不容易完工了，外商却因汇率变动而恶意悔单，就像杨文的工厂一样，几千件西服积压在仓库，导致几十万元流动资金被占用，资金链断裂。赚不到钱，就只好停产。什么时候接到订单，就什么时候恢复生产，成为许多服装加工企业的无奈选择。
以内销为主的服装厂，虽然现在还没到停产的地步，基本上也是在苦苦支撑。尽管它们不受汇率变化的影响，但同样面临成本上涨的压力，利润微薄，而且。内销的订单量非常小，只能勉强维持生计。
除了制鞋、制革、服装、五金等这些传统产业，温州也是我国乃至全球著名的眼镜生产基地。不过，它现在也同样在面临着一场寒流。
温州真情眼镜有限公司总经理叶剑波9月底前刚刚参加温州的展览会。但是，10万元参展费砸下。却一个单子也没有接到。“来厂家看的人一个都没有。这是几年来从未有过的事，以往根本忙都忙不过来。”叶剑波说。
建德市，地处浙江省西部，钱塘江上游，杭州——黄山黄金旅游线的中段，是国务院首批公布的44个重点风景旅游名胜区之一。是西湖——新安江、千岛湖——黄山名山名水旅游线上的一颗璀璨明珠。
低压电器行业是建德地区改革开放后较早发展起来的一个行业，也是该地区的八大支柱产业之一，生产的绝大部分低压电器是供出口的。2007年，建德低压电器行业实现产值20亿元，出口交货值18.9亿元。
梅城镇是浙江省首批中心镇之一，也是建德市的经济重镇，经济总量居全市第一位。梅城工业经济现已形成了以低压电器、五金工具、自行车零配件、仪器仪表、针织服装等为主的五大经济模块，2007年实现工业现价总产值60亿元。
作为建德市低压电器生产企业的集中地，据了解，梅城镇有低压电器生产企业120余家，规模以上企业达到54家。插座插头生产企业45家，延长线和电瓶夹生产企业14家，胶枪焊枪生产企业12家，灯具生产企业11家。
随着低压电器出口生产企业的不断增多，规模不断扩大，竞争日趋激烈。在经济利益的驱使下，一批小作坊式的生产企业也混迹其中，生产假冒伪劣产品，采取逃漏检的非法手段出口。还有部分企业，对出口产品标准意识不强，忽视了对国外各种技术指标的要求，企业产品难以达到相关国际国内标准。致使整个建德市的低压电器产业也受到波及，部分小企业甚至面临生存危机。
从温州市出发，沿高速公路向北，公路两侧，遍布着令世界瞩目的制造业殿堂。在瓯海区，各式造型奇特的金属打火机不断从生产线上组装完成：只有数万人口的桥头镇。为中国生产了70％以上的纽扣：在温岭，水泵厂的广告遍地都是；在金华的武义，这个山区 小县城每年生产出10多亿副纸牌。足够中国公民人手一副；在义乌和大唐，帮助解决全世界三分之二的袜子生产问题；40％的领带来自嵊州：要想挑选最全的皮衣，可以来到海宁或是桐乡……
所有的产品都通过义乌售卖。经此源源不断地运往世界各个角落。日用品的海洋，购物者的天堂。在义乌的街头，你将看到一个世界上最具活力的制造工厂的缩影。
这个略显偏僻的浙中小城是全世界廉价货物的中转地，超市中的超市。世界各地的人们纷至沓来。从阿联酋。从战火纷飞的伊拉克。操着俄罗斯语、阿拉伯语、英语、德语、韩语，各种语言的人来到这里。全球经济的商品信息在这里汇合，经重新分配流向世界各地。仅2007年，这里的成交额就达到348亿元，连续17年位居全国工业品市场之首，并已成为全球小商品价格的风向标。
集装箱漂洋过海至少需要1个月时间，谁想做圣诞节生意，就必须在9月前下单订货。但在2008年9月，贸易的黄金期。往常源源不断的圣诞订单突然不见了。
如今。这个全球最大的商品批发市场，街头的人气甚至还不如上海或某个省会城市的商贸街。
义乌市经济发展局的一份统计分析材料说，2008年77家重点监测的亿元企业，亏损的有7家。“大部分企业可替代性强。产品附加值不高。”报告分析说。以一棵1.5米高的圣诞树为例，250多根铁树枝。成本比往年涨25％以上。即使提价，但绝大多数产品的利润都下滑到了10％以内，更多的时候。一棵圣诞树只能赚到几毛钱。
让义乌人自豪的“中国袜业名城”，情势同样不容乐观，义乌袜业行业协会会长、浪莎集团董事长翁荣金提供的行业报告显示：2008年，风云突变。袜业的原材料成本(占75％左右)上升对总成本影响达到10％到12％：劳动力成本，规模企业人均要上升5000元左右，还有人民币升值、出口退税率下调，贷款利率上调，加之取消袜机进口免税政策、节能减排、环境保护力度加大等，都直接增加了成本，升高了经营风险。
2008年上半年，袜业工业产值和外贸出口增幅都呈双下降趋势。
四
义乌萧条的贸易所带来的悲观情绪，很快裹挟了全浙江的货源地，造成了大面积的资金链紧张。
“融资困难已经出现。”温州本土经济学者马津龙教授说。在银行银根锁紧的情况下，温州的民间借贷利率已经上升750％。虽然是个案，但“5分、8分、1毛的月利，也开始出现”(换算成年利率，分别为60％、96％和120％)。
“这是饮鸩止渴。”马津龙说。很多原本不错的规模企业，现在也走上了这条不归路。
2008年以来，浙江知名企业老总出走或自杀的新闻已经令人麻木。
10月11日，浙江不少媒体都在首要位置报道了浙江省绍兴市最大的民营企业——“浙江华联三鑫集团”破产倒闭的消息。
成立于2003年3月、注册资本24.5亿元，法定代表人为浙江展望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唐利民的华联三鑫，拥有亚洲最大、世界第二的PTA(一种用于制造涤纶的化工产品)生产基地，其股东包括著名上市公司“华联控股”和华西村。截至2008年9月30日，公司净资产为5.1亿元，负债率高达95.6％。其另外两个股东则是绍兴当地的著名企业展望集团和加佰利集团，他们都是绍兴最大的企业之一。其中，展望集团旗下的“展望股份”和加佰利集团旗下的“永隆实业”都是香港上市公司。据华联三鑫上报给政府的材料称。其债务缺口高达72.82亿元，除涉及国内数十家企业外，还牵涉10余家国内商业银行。目前，集团副总裁周振敏已被绍兴警方控制，而另一大股东浙江加佰利集团董事长孙利永则失去联系，未经证实的消息称其已经逃往国外。
位于绍兴县滨海开发区、中国最大的印染企业——浙江江龙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濒临破产。其在新加坡上市的“中国印染”，于当地时间2008年10N 8日14:20分被暂停交易1400小时。此前，该股收盘价为0.15新元，与当初的发行价0.27新元相比，股价已经跌去将近一半。
江龙控股是一家集研发、生产、加工和销售于一体的大型印染企业，麾下包括8家公司。对外称其总资产达22亿元，占地500亩左右，员14000多人。仅江龙印染2005年销售额就为6亿元人民币，净利润达到7000~元。据了解，这8家公司之间互相持股，关系错综复杂，实际控制人是2000年初才到此创业、时年35岁、毕业于无锡轻工业学院的江苏省泰兴人——陶寿龙，其妻子严琪任集团总裁。
2007年，江龙控股开始编织其纳斯达克之梦。
前景似乎是光明的。旗下南方科技一旦上市成功，江龙将是中国印染行业在美国上市的第一股，也是浙江首家在美上市企业，
从那个时候开始，江龙一步步在向一个上市公司的方向调整。
所有江龙的债权人都拿到了江龙发出的一份上市融资计划，“按计划发行2亿股，每股股价在4美元以上，发行20％，一期募集资金为1.6亿美元左右，且保荐人保证负责上市后的二、三期融资，每次金额不少于5000万美元。”许多人都像被注入了一剂强心针，包括江龙各分厂和总部几大部门的负责人。公司给他们制定了数以十万元计的年薪。
如果时机正确，也许这一切的愿景都能实现，
然而，到美国上市遥遥无期。江龙从年初就初露端倪的资金紧张问题变得更加严峻，
随后发生的一切，更是完全变异。资金部的经理发现所有融资回来的钱连利息都不再支付，而这个时候其实已经没有很多贷款要转了：外贸部的经理发现，国外几笔高额货款似乎没有入公司总部的账：各子公司里凡是可以立即变现的坯布、成品，都被陶寿龙、严琪夫妇拼命贱卖。
不断有债主吵上门来。陶寿龙价值近百万的奔驰200消失了，严琪价值100余万的路虎越野车也没了，连陶寿龙的一张价值上百万的高尔夫俱乐部会员卡也出现在别人手中。
2008年9月30日，外贸部经理去查看出口布料装箱时，锅炉房的老工人随口说了句：你们总部财务室的资料怎么扔到我们锅炉里烧了。事后发现，原来江龙后期的所有财务账本都被付之一炬。
10月3日下午14:30分，陶寿龙留给秘书费冬生一句“如有人找我，就说董事长外出开会”后，与妻子自此人间蒸发。直至10月17日，在广东省汕头市被抓获(后押于绍兴县看守所)。据称，江龙集团的债务高达22.17亿元，大部分为银行贷款和民间借贷及信用证套现。其中拖欠供货商的货款就达1.5亿元左右。
2008年8月13日，位于浙江省兰溪的浙江一新集团董事长郑亚津因巨额债务纠纷，在其办公室自缢身亡。
2008年7月30日，坐落于省会杭州的浙江金义集团董事长，曾经排名中国福布斯富豪榜第35位的陈金义，因身负巨债，神秘失踪。
金义集团是杭州乃至浙江一家有着很高知名度 的民营企业，业务范围涉及化工原料、食品饮料、房地产开发、商业连锁等诸多领域。其董事长兼总经理陈金义，出生于1961年，浙江省桐庐县毕浦乡方吴村人，曾获全国优秀青年企业家、杭州十大杰出青年、新长征突击手等多项荣誉称号。
2008年7月17日，义乌排名前五位的浙江金乌集团因巨额债务无法偿还，被破产拍卖。其董事长张政建失踪。
2008年6月5日，位于浙江省台州市的飞跃集团，遭受资金断链、欠贷18亿元的危机。
飞跃集团曾是世界最大的缝制设备生产基地，自1986年10月由飞跃的前身——椒江市第二工业缝纫机厂创建以来，形成了从产品研发到整机、模具和零部件制造、质量控制、售后服务的一整套完备体系，在缝制领域，飞跃几乎囊括了所有的产品类型，拥有50大系列500多个品种，年产各类缝制设备500多万台，其中高速包缝机、绷缝机占世界总产量的50％，占国内的70％。作为中国缝制设备行业领头企业。公司也被地方政府视为一家旗帜性企业，
集团董事长邱继宝，曾荣获美中经济合作组织中国首席企业家、全国优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中国制造业十大创新人物、中国民营企业杰出代表、中国民营经济杰出贡献企业家、推动中国品牌国际化十大年度人物、中国民营企业自主创新十大领军人物等数十项荣誉称号。2000年12月11日，被到杭州调研浙江民营企业，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的朱锫基称为“国宝”。
受美国次贷危机影响，飞跃的海外订单大幅减少。数据显示，2008年1月～4月。飞跃出口总额为1 848万美元，与2007年同期3300万美元出口额相比，大幅下跌44％。与此同时，记者从多方证实，飞跃欠银行的18亿元贷款中，中国银行、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中国农业银行和交通银行均有涉及。并以其主办行——农行台州分行数额最大。该行还为飞跃在中国进出口银行的2亿元出口贸易贷款作担保。按照台州当地业内人士所说，农行台州分行已被其“深度套牢”。
一叶知秋，浙江是中国民营经济大省。更是中小企业的强省，连续出现的案例在当地乃至全国都造成严重的影响。
五
全国4000多万户中小企业，在国民经济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这一庞大的群体不仅为浙江全省国民经济贡献了50％以上的GDP、60％以上的工业生产总值、70％左右的工业新增产值、近60％的销售收入和出口额、40％以上的税收，75％的就业岗位(据上海经济与信息化委员会统计，2008年上海的中小企业解决了82.6％的就业，完成了60％的营业收入、50％的税收)。同时也是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不竭动力。
改革开放30年来，浙江省经济增长速度为全国之冠，拥有45万余户的私营企业，注册资本高达8663亿元。民营经济的崛起是浙江经济快速增长的一大支柱。据浙江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陈敏尔介绍，在全省工业经济中，非国有经济的产值比重从1978年的38.7％上升到了95％以上。他们贡献了全省财政收入的四分之一：全省90％以上的商业零售、饮食和服务网点由其经营：各类专业市场中90％以上的经营者为个体私营业主。全省90％以上的新增就业岗位都是由民营企业创造的。在省外，全国还有440万浙江人参与各地的创业、发展、建设，有100多万人在海外创业。浙江农民人均收入连续16年位居全国首位。
曾几何时，浙商是中国企业家中最具创业精神、最懂经营之道、最富灵活权变的代名词。浙江是中国宏观经济的晴雨表，浙江今天面临的困难和问题，可能就是明天中国经济运行的困难和问题。
面对中小企业前所未有的困境高栏，2008年8月起，一系列旨在支持中小企业健康发展的财税、金融等利好政策，相继由强烈诉求变成了现实，各种力量迅速集结到为其排忧解难的思考与行动中。
2008年7月30日，杭州意仕腾电子有限公司与鹏帆电器有限公司、杰尔电器有限公司、友联电器有限公司签订了低压电器生产企业挂靠合作协议，这标志着梅城镇首个低压电器行业企业联合体正式成立，为提升低压电器行业发展开辟了一条新路。
8月底，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的赵洪祝在《今日浙江》以《勇当“浴火凤凰” 推进转型升级》为题撰文表示：“与企业齐心协力、共渡难关，是各级党委政府职责所在，义不容辞。动员全社会关心和支持企业发展，形成有利于企业克难攻坚、转型升级的良好氛围。”
织里镇位于浙江省北部。湖州市吴兴区的东部，北依太湖，距离“东南都会”上海和“人间天堂”杭州，分别为140和114公里的路程，地理位置十分优越。
就如它的名字一般，纺织自古就是这里的传统。如今，经过近30年的发展。这里已成为全国最大的童装产销基地和棉坯布集散中心。“童装名镇”的盛誉闻名海内外。
据该镇主管童装业的王英副镇长介绍，全国儿童身上穿的童装3件里就有1件是织里造，这并非虚言。在这一镇之内，现聚集着6000余家童装企业及9700多家相关企业，吸纳了18万从事童装生产、加工的外来务工者和7万名本地常住的从业人员。年产各类童装4亿件(套)，约占国内市场的25％。2008年，该镇童装销售额突破100亿元，并连续9年名列全国童装产量和市场占有率之首。
而今，面临童装产业发展趋势和消费结构的急剧变化，以及其他竞争对手的后来居上，织里童装将以何种方式开拓创新，延续昔日辉煌?
2008年9月3日下午，织里镇召开了童装企业创新创强动员大会，王英副镇长在接受笔者专访时介绍：“传统的‘家族式管理、夫妻档经营’让织里童装企业难以实现品牌化发展，企业只有大胆改革传统生产模式，从单件制向现代化流水线作业发展，才能提高企业的核心技术和核心竞争力，并创造出属于自己的品牌。我们正在规划用3年时间建成占地600亩、建筑面积70万平方米、总投资25亿元，能容纳5000名经营户的中国织里国际童装城，它将肩负起织里童装产业迈向缩量提质的重任。”
另据了解，市、区、镇三级政府已共同建立起童装产业发展资金。从2007年起~_2011年，每年1000万元。专款专用于扶持织里童装产业发展，在企业依法纳税、加强品牌建设、开展对外贸易、招商引资、人才培育引进、产业标准化厂区创建等方面给予经济奖励。
在温州，政府开始允许人们把建在集体土地上的厂房作抵押。以获得贷款，缓解资金紧张。
2008年10月28日～3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家副主席习近平先后到嘉兴、宁波、绍兴、杭州等地，深入农村、企业、科研单位、专业市场等进行考察调研。他深入绍兴中国轻纺城东升路市场、浙江省现代纺织工业研究院等单位，向企业职工、管理人员和科研人员详细询问有关情况，探讨应 对之策。
11月5日，温家宝总理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部署进一步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增长的措施。会议确定了当前进一步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的10项措施。初步匡算，实施这10项工程建设，到2010年底约需投资4万亿元。
在绍兴县四家企业短期内接连出现问题的当口，绍兴县人民政府开出了批量挽救的药方，其突破口有三：一是快速推进企业重组；二是稳定银行阵营：三是以政策优惠化解担保风险。
“一直以来。政府是强势政府，这是一个好的传统。”绍兴市副市长陈月亮在10月20日的绍兴县经济形势通报会作如是表态。
绍兴县县长冯建荣向诸多与会银行行长表示，县政府愿意不惜财力挽救这些企业于危难。
绍兴县在全国百强县中位居第八，被中国纺织工业协会命名为“中国纺织基地县”。纺织业是绍兴县的支柱产业。纺织企业又以民营为主体。但2008年8月以来，绍兴县风波陡起，四家企业——夏履镇金雄轻纺集团、马鞍镇滨海工业区的浙江华联三鑫石化有限公司、浙江江龙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及奇贤镇五环氨纶实业集团有限公司相继陷于停产和濒临倒闭的状态，引发轻纺业和银行业内的恐慌。
四家企业中，不乏县政府之前力捧的明星企业，它们也曾是银行争相放贷的宠儿。仅华联三鑫一例中，就牵涉到18家银行的巨额贷款。虽然数字并未完全清理确定，但数位浙江银行业内人士确认，工行和中行的贷款额度为最多，其中工行的贷款数额初步估计在20亿至25亿元之间。
在绍兴县政府的干预下，四家危机企业困局初解。华联三鑫虽未恢复生产，但破产之虞不复存在。影响居于其次的江龙控股重组方向已定。江龙控股将被一分为四，四家企业各自收购兼并。绍兴市副市长陈月亮承诺，江龙控股的资产清核、债务登记核实、职工工资处理均已基本完成，其涉及的担保关系也可以全部解决。
此外，五环氨纶也引起了当地企业包括四海氨纶纤维有限公司的兴趣，重组有望。
在处理类似危机过程中，县政府只承诺银行本金不受损失。对此，银行业也只能认可。一位业内人士表示，2005年，绍兴也有几家大企业倒闭，由于当地政府采取同样的措施，化解风险比较得力。银行基本没有损失。这也是银行未对华联三鑫等风险企业及其直接担保企撤贷的原因之一。
绍兴县的底气来自于财政实力的雄厚，冯建荣介绍，2007年，绍兴县实现国民生产总值541.49亿元，人均GDP10105美元，财政收入67.02亿元，县域综合经济实力连续五年位居全国十强。县财政直接可以动用的资金是170亿元，2008年肯定超过200亿元。“200亿调控一个县域经济，我认为是可以有所作为的。”他说。“现在一下子要调动几十个亿的资金，我认为像绍兴这样有财力的县。是不多的。我们手中有这个财力，财大才能气粗，才能当着行长的面说这个话。”
六
10月21日，经国务院批准，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对外宣布，从2008年11月1日起，适当调高部分劳动密集型和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商品的出口退税率。
此次出口退税率调整涉及3486项商品，大约占海关税则中全部商品总数的25.8％。此次调整后，我国的出口退税率将分为5％、9％、11％、13％、14％和17％六档。
在调整内容上具体包括：将部分纺织品、服装、玩具出口退税率提高到14％：将日用及艺术陶瓷出口退税率提高到11％：将部分塑料制品出口退税率提高到9％：将部分家具出口退税率分别提高到11％、13％：将艾滋病药物、基因重组人工胰岛素冻干粉、缝纫机、风扇等商品的出口退税率分别提高到9％、1l％、13％。
“这是个很好的消息，说明政府已切实考虑到当前的企业难题。”记者拨通万事利集团执行总裁李建华的电话时，他的第一反应是欣喜，他说这是当前中国经济克服困难要采取的措施，但没想到利好消息这么快就兑现了。
楼其进是义乌玩具行业协会副会长，退税消息公布当晚9点多，他正和几个同行交流有关出口退税的事情。“压力肯定轻了些，以后日子也会好过多了。”楼其进说，但至于出口退税能促进多少出口。他表示持谨慎乐观态度。因为一来不断萎缩的国际市场需求不知道何时复苏，二来义乌玩具的发展模式也正经历挑战。
在楼其进看来，现在国内国际对于玩具的质量要求越来越高。眼下是行业洗牌的敏感时期。只有主动求变，主动去适应环境的变化，才能继续生存和发展下去。这些全局行业的变革包括自主创新，提升产品质量和技术含量。加大内销市场，当然也要攻占国际市场。
林锦标已经停止了鞋底的生产，他开始生产一种直接面向国外的更高端的产品——中底(鞋子自带的鞋垫)。他举着鞋垫说：“一定要提前转型，不转型没饭吃。”此种中底的原材料依靠进口，设备也价格不菲，高门槛将挡住其他的竞争者。“那些没有后备资金的企业，将全部关闭。”
“强者恒强。”谢榕芳说，经历洗牌后强者更加壮大，这是正常的调整。在协会内，按规模区分有A、B、C三K等级的企业。在压力下。唯有A类企业“开工情况良好，产销两旺”。B类的部分企业还能支撑。c类的今年将会死掉更多。
恒星打火机公司董事长陈建华赞成这样的判断。时间追溯到2002年年初，那时温州已经是世界金属打火机的“生产车间”，牢牢占据了全球80％的市场份额。然而，树大招风，在继美国的CR法案出台不久，欧盟也效仿美国，企图对中国的打火机进军国际市场设置壁垒。6月，欧盟委员会正式对中国打火机发起反倾销调查，把中国打火机业逞到了绝境。
在温州市烟具协会的协调下，温州市的打火机企业迅速联合在一起。决定正面迎击，参加跨国诉讼的中国企业共有15家，全部来自温州。
10月7日，与欧盟的反倾销诉讼正处在关键期的当口，首届“欧中反倾销论坛”在比利时布鲁塞尔的欧盟总部召开。时任温州市烟具协会副会长、温州东方打火机厂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的李中坚(邓小平特型演员)，是受邀在大会发言的唯一一位中国企业代表。
最后，他以《为什么温州打火机是中国市场经济的产物》为题的发言，赢得了欧盟贸易官员的祝贺。而两天后，更令人激动的消息传来：欧盟批准了东方公司的市场经济地位，这在温州可是唯一一家。
几年来，温州市经多次洗牌，温州打火机企业从鼎盛时期的2000多家，2003年锐减到1000余家，2006年降至600家左右。2007年至今，已不到100家，预计2009年极有可能下降至三、四十家。
“危机，就是危险与机遇同在。”翁荣金举例说，浪莎集团拥有自主品牌、自主技术。并在80多个国家注册了商标，因此“当危机来临时。我们靠新技术开发新产品。新产品、新价格，即使生产商提价，销售商仍有利润空间”。浪莎2008年1至7月，外贸出口达3000万美 元。同比增长40％。
“作为制造大省的浙江。对第二产业进行脱胎换骨的改造提升，已是一条绕不过的路。”张国云分析说。目前浙江正处于工业化中后期。制造业的竞争力越来越依赖于设计策划、技术研发等生产性服务业的支撑，附加值有限的单纯加工制造业将逐步失去竞争力。利润空间正不断萎缩。在此情况下，“要把二产的三产化作为现实的选择，加快发展生产性服务业，促进工业与服务业的互动发展，实现由‘浙江制造’向‘浙江创造’的转变”。
七
在一片灰色之中，诸暨似乎也是一个亮点。这个西施的家乡现在属于绍兴市，它的经济呈现鲜明的产业群格局，尤以大唐镇的袜业著名。这里一年生产的袜子超过130亿双，可以供全球每人2双，占全球袜子总产量的三分之一。大唐镇也因此被称为“袜业之都”，
“截至2008年6月，大唐的工业用电达4.04亿度，同比增长16％，自营出口同比增长37％，税收总计1.6亿元，增长69％。”刚一见到记者，大唐镇主管工业的副镇长章辉就冒出了一连串让人很振奋的数字。
大唐镇名字虽然有个“大”字，其实一点都不大。全镇的面积不过53.8平方公里，相当于两个半“鸟巢”体育场，城区面积不过6平方公里，不到“鸟巢”的三分之一。就这么一个弹丸之地，却集中了11000多家袜业企业，2007年，整个大唐镇的袜业产业创造产值328.1亿元，实现销售额318.9亿元，利润31.1亿元。其中，出口交货值80亿元，自营出口4.59亿美元。
纺织、出口、劳动力密集，大唐符合这一轮大调整“重灾区”的所有概念，但是它硬是很兴盛。“大唐凭什么不倒?诸暨凭什么不倒?凭的是我们产业集群的战略模式。”这是大唐镇和诸暨市政府官员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在大唐镇的这1万多家与袜业相关的企业里，包括了从化纤原料、棉纱、纺织机械(主要是袜机)、染整、营销、物流运输到袜工等贯穿袜业生产全过程的一条完整的产业链。随着袜业产业链的拉长，在大唐镇一地，就实现了袜业分工的细化和专业化，使得袜业企业的竞争实现了差异化，同时由于袜业生产要素的高度聚集，大幅降低了各袜业企业的资源配置成本。
这条产业链的典型分工是：大企业利用品牌优势拿订单，然后打包分解给同类的中小型企业生产，并就地实现原料采购、染整、设计、定型、包装和运输一条龙服务，中小企业负责贴牌生产或者主打中低端市场。这样，所有的企业在不同的生产链、不同的领域实现资源共享。以大企业为龙头。实现整个产业链的共同发展。一家企业接到订单，其他企业都有活干。
在诸暨市官方的大力推动下，产业集群战略作为一项重大举措，首先由大唐镇推广到邻近的另外两个乡镇：山下湖镇和店口镇。前者因为盛产珍珠而闻名遐迩，这个常住人口不到3万人的小镇，拥有3000多家珍珠养殖企业，1500多家珍珠加工企业，年珍珠出口量占到世界淡水珍珠出口量的73％，拥有东方神州珍珠集团、山下湖珍珠集团、阮仕珍珠集团等一批龙头企业和“佳丽”、“千足”、“阮仕”等3个中国珠宝行业驰名商标。
而后者因为五金企业众多被誉为中国南方的五金城。这个面积仅8平方公里的小镇集中了汽配、农机、船舶、空调、水暖、新型建材、铜金属加工、电缆等八大类别的五金生产企业3000多家，已经形成了一个以大企业为龙头、中小企业为骨干，千家万户为基础的强大企业群。目前，店口镇亿元以上资产的企业有8家，10亿元以上资产的企业有2家，千万元以上资产的有46家，百万元资产的则更多。他们在不同的产业链中相互关联、相互依存。
在山下湖镇党委书记何浩挺看来，今天，大唐镇产业集群战略在山下湖和店口镇已经实现了成功移植，这也是诸暨的出口外向型经济能抵御外部环境变化的根本经验。1998年的那场金融危机导致的出口危机，山下湖一大批珍珠企业倒下了。现在，山下湖吸取了教训，吸取了大唐的经验。不搞重复竞争，以养殖、加工、贸易、研发为元素把企业分成若干个大链条，每个大链条又分成若干个小链条(比如养殖又分为常规珍珠和异形珍珠养殖)，各个链条上的企业，根据分工不同相互依存，相互合作。在每个大链条中。以若干龙头企业为核心。中小企业作为外围依托，形成多核心、差异化的竞争。何浩挺说：“今天，店口、大唐、山下湖这3个镇的经济规模和实力在诸暨全市27个乡镇中稳居前三甲，这正是集群经济战略模式成功最好的证明。而如果我们不在这方面早探索、早起步几年。那现在的情况，很可能不堪设想。”
“给大企业贴牌能保证我们不会饿死，但是利润太低，只有百分之一二。我还是希望自己能直接接单生产。但是在今年能接到价格满意的订单难上加难。”大唐袜业市场50号摊主杨可燕对记者说。
但真正的隐忧在于，在产业集群的模式下，龙头企业的数量能达到多少，其品牌号召力能有多大，这直接关系到产品的定价权。而只有大企业的品牌号召力足够大。才能拿到具有足够利润空间的订单，才能最终保证自己和其他做代工和贴牌的中小企业的利润空间。
以大唐为例。在整个大唐1万多家袜业企业中。仅仅拥有“丹吉娅”、“步人”这两个中国名牌，以及“宏运”、“珂丽”等30多个省市名牌。显然，要在国际市场上获得足够的市场影响力和定价权，让处于其他产业链的企业也能“吃饱吃好”，带动整个产业链的长期稳健发展，仅仅靠一两家龙头企业。力量恐显单薄。
与此同时，在成本大幅度提升的条件下，如何保证中小企业的贴牌和代工质量，也直接影响到产业集群发展模式的良性循环。利润压缩可能影响产品质量，质量下滑将导致中小企业失去龙头企业的信任，迫使他们重新建立自己的生产线，这样。众多中小企业将失去其生存空间，产业链条将重新缩短，集群经济将面临重新回到由个别大企业垄断一切的“块状经济”的危险。
根据浙江省委政研室课题组2005年的一项调查表明，在全省88个(现为90个)县市区中，有85个县市区形成了块状经济，年产值超亿元的区块已有519个，块状经济总产值5993亿元，吸纳就业人员380.1万人，约占当年全省工业总产值的49％。在519个区块中。总产值10亿至50亿元的区块有118个，50～100亿元的区块26个，100亿元以上的区块3个，有52个区块的产品国内市场占有率达30％以上。
显然，尽管诸暨产业集群模式的完善尚有待进一步探索，但是却已在相当程度上引起了浙江高层的关注。省委书记赵洪祝还专门在学习诸暨经验的文件上作了批示。显然，对浙江这个块状经济大省而言。在经济发展面临转型的今天。对诸暨“突围之路”的探索、总结、完善和补充，还远未有穷期。
八
作为支撑中国经济发展繁荣的基石，中小企业过去不应该、现在更不能成为被政策遗忘的角落。
在世界经济形势持续衰退的大背景下，中国4万亿元经济刺激计划和陆续出台的十大产业调整和振兴规划给中国企业带来了信心。民间亦对4万亿元的投资计划普遍表示期待。
然而，作者近期在长三角地区调研发现，中小企业生存面临困境及其他一些隐性的忧患仍然不容忽视。常会听到有企业主谈及经济刺激计划如“雾里看花，水中之月”，对于这样前所未有的经济刺激“组合拳”以及4万亿元的效力和分配，还是有些迷茫。问题主要存在于民间投资、消费和中小企业没有活络起来。4万亿的刺激计划和产业规划大多数都给了国有大中型企业，而中小企业、民营企业。在这～轮的政策当中很少享受到实惠，
有些地方政府对民企和中小企业采取的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实用主义做法，现在需要它们解决就业问题，就注入一点帮扶资金，要求它们不要关门。但真正的问题：融资难、收费多等等，根本得不到解决。
面对金融危机和银行惜贷、收贷的双重压力，不少中小企业感到如过寒冬。企业主们表示，银行扮演的角色更多的是锦上添花，而非雪中送炭。在经济形势一片大好的情况下，银行往往主动上门给企业“送贷款”。而在形势紧张的时候则转为“紧收钱袋”。银行当然要控制风险，但是有些地方政府负债率非常高，银行也还是乐意贷款给他们。那些真正需要资金发展自己的中小企业却得不到贷款。上海、浙江的民间资本充足，但是民间融资渠道几乎为零。网上、手机上整天流传着一些乱七八糟的融资信息，嗷嗷待哺的民企却得不到正规的融资服务。
对此，有经济学者表示，财政扩张刺激经济“只能救命，不能健身”，在特殊的时期采取特殊的方式是可以理解也有必要的，但是如果将盘活中国经济寄望于频繁的、大剂量的“强心剂”，那么根本问题最终还是难以得到解决。
钱江潮水奔腾不息。扎根在中国东南沿海、长江三角洲南翼——浙江10.54万平方公里大地上的民营企业。在科学发展观的引领暨社会各界多种方式给予积极支持和自救互救下，坚持自己的产业经营。耐心坚持等待，一定会迎来焕发出勃勃生机的春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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