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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十七年”这个有着特定的政治氛围与学术环境的时期，朱光潜运用其独特的美学话语方式，在既定话语成规的制约下艰难地进行学术探索。在文学高度政治化的时期，朱光潜展现了自己美学的独特价值和对美学理想的坚守。
朱光潜是20世纪最重要的美学家之一，其学术历程超过六十年。从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的美学兴起，到50年代的“美学大讨论”，再到80年代的“美学热”，朱光潛都参与其中。可以说，朱光潜的学术生涯正好对应了中国现当代美学的发展历程，对中国美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新中国成立后，政治环境与学术氛围发生改变，使知识分子面临各种选择。有的离开大陆前往台湾，如胡适、梁实秋、林语堂等;有的退出历史舞台，例如，沈从文放弃文学创作转向文物研究，钱钟书致力于古代文学研究;更有许多学者选择坚守学术研究，朱光潜就是其中之一。但在相关研究中，朱光潜“十七年”美学的价值总是有意无意地被遮蔽。受“十七年”文艺为政治服务的影响，许多人认为这个时期的朱光潜美学体现出浓厚的政治意识形态，美学价值低微。对朱光潜的这种评价不仅遮蔽了朱光潜在复杂环境下为建设美学所做的努力，也不利于全面揭示中国当代美学的特殊发展方式。实际上，正是凭借着自己独特的美学策略，朱光潜才能够在艰难的环境下继续进行学术研究，推动美学的健康发展。
在“十七年”间，在复杂的政治和学术氛围下，朱光潜为适应环境不得不改变自己以前的美学论述方式，巧妙运用主流话语来延续美学追求，在既定话语成规的限制下坚持自己的学术观点。当时，知识分子的际遇大抵相同，如钱钟书、沈从文、萧乾等。以朱光潜为知识分子的缩影具体研究“十七年”美学，既能帮助人们了解中国现当代知识分子的命运，也有利于认识中国当代美学的特殊发展方式。
在“十七年”间，阶级斗争以及非此即彼的简单思维成为分析一切问题的出发点，任何偏离意识形态要求的文艺观念都会受到批判，这种一刀切的思维方式给文艺的发展带来了巨大的负面影响。诚如著名的当代文学研究者洪子诚认为，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的文学是一体化的。因此，这段时期的朱光潜美学总是被简单地认为是偏政治化的。但是，作为一个学贯中西、融汇古今的学者，这真的是朱光潜在“十七年”间的全部面貌吗？实际上，“十七年”间的朱光潜并非如此简单，而是一个复杂的存在。学者蒯大申发现，朱光潜在探讨政治问题和美学问题时运用的是两套不同的话语体系，他身上始终存在着“新的话语规则与自己的个性话语之间此消彼长的冲突与斗争”。学者王攸欣也注意到朱光潜的《西方美学史》“虽表现出时代的局限，却显出朱光潜不随波逐流的一面”。学者钱念孙也给予了相似的评价，他认为朱光潜提出的物甲与物乙“显示了朱光潜在极左思潮盛行情势下，一面遵从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论的指导，一面艰难坚持自己学术观点的努力”。这些学者都发现到了朱光潜的复杂性，看到了“十七年”间朱光潜对于学术的坚守，但他们都只是隐约地感觉到这种复杂性，并没有对“十七年”间朱光潜美学的复杂性做全面的揭示。同时，他们也没有注意到这种复杂性实际上表现出的是思维方式的复杂性。
与“十七年”间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不同，朱光潜在思考问题时偏复杂化，他曾多次在文章中流露出不能用简单一刀切的思维方式处理问题。在《谈思想两栖》中，朱光潜认为不能简单地认为唯物主义与进步的政治倾向联系在一起，而唯心主义就是与落后的反动倾向连在一起，不能以个人的哲学世界观为标准判断是不是反动派。在《关于美感问题》中，朱光潜提出“一切学说都有自己独特的历史背景，不能因为环境变化就判定这个书完全是对的或者完全要不得”，不能以非此即彼的方式来评价对错，而应从具体实际出发，客观公正地评价。在《美学研究什么？怎样研究美学？》中，朱光潜认为“马克思主义美学在中国才刚开始建立，应该由它做的要责成它做，不该由它做的就不该要它兼差”，在美学学科内，不能把马克思主义当作唯一标准，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这样才能促进美学的健康长远发展。1957年，在《新建设》编委会为总结美学大论争的经验教训而召开的座谈会上，朱光潜以《在探讨基本理论问题的同时多研究一些实际问题》为题进行发言，指出学术讨论和批评应当实事求是，在批评别人的观点时，不要断章取义地在一字一句上做文章，不要对别人的论点进行歪曲。可以看出，朱光潜一直都秉承着实事求是的原则，不以阶级斗争为武器，反对简单一刀切的思维模式。
在某种程度上，语言是表现思维方式的一种工具，通过语言符号的运用，思维方式可以被认识和理解。因而，朱光潜的美学话语在深层次上是一种思维方式的体现，其美学话语的独特化显示的是思维方式的复杂化。在“十七年”间，政治标准取代了科学的探讨，学术交流缺乏自由探讨的外部环境，朱光潜为了继续学术研究，不得不转变自己的话语，提出一些适应时代要求的策略。但同时，朱光潜留学西方多年，对中国传统文化以及西方现代文学都有一定的研究，对美学的发展更是有着自己的理性思考。一方面，朱光潜运用主流话语来论述自己的美学观点，显示出一种迎合主流意识形态的趋势;另一方面，他又坚持遵循文艺自身的规律，从美学本身出发进行学术探讨。
朱光潜的思维方式显示出遵循文艺规律的特征。在讨论美学问题时，朱光潜始终从学术角度出发，在美学范围内进行探讨交流，不裹挟政治讨伐。20世纪50年代的美学大讨论，其实质是思想改造运动在美学领域的贯彻，目的是要在意识形态领域确立马克思主义美学的领导地位，去除一切非无产阶级思想。因此，美学大讨论期间，对他人扣帽子、断章取义的现象屡见不鲜。黄药眠在《论食利者的美学》中对朱光潜的美学进行了批判，运用了许多政治化词语，给朱光潜贴标签，独断地将朱光潜美学定性为反动的唯心主义美学。而反观朱光潜，在与他人进行美学辩论时，只围绕着美学问题进行讨论。在批评蔡仪的美学观点时，朱光潜也只是认为蔡仪的美学是机械唯物主义，并没有上纲上线地对其定性。正是由于朱光潜摈弃了这种对文学进行政治解读的方式，美学才得以保持在正常的学术讨论范围内。
“十七年”间，朱光潜一直用复杂性思维看待学术问题，并策略性地运用自己独特的美学话语，延续着美学的深度思考，用看似迎合主流意识形态的话语，潜在地推动着美学的健康发展。全面地揭示朱光潜的这种思维复杂性，既可以帮助人们认识朱光潜，也有利于认识“十七年”美学的特殊发展方式。这样可以帮助人们分析其美学理论中哪些是朱光潜想说的，哪些是为了适应时代要求不得不说而提出的策略。同时，可以以朱光潜为缩影，映照出中国现当代知识分子是如何在复杂的政治环境和学术氛围下进行学术探索，映照出中国当代美学的发展路径，给当代文论的健康发展提供学术借鉴和理论参考。
（赣南师范大学）
基金项目：本文系2019年赣南师范大学研究生创新基金项目“朱光潜十七年美学话语研究”（项目编号：YCX19A042）的阶段性研究成果之一。
作者简介：朱莎莎（1994-），女，江西樟树人，硕士，研究方向：文艺学。
朱光潜是20世纪最重要的美学家之一，其学术历程超过六十年。从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的美学兴起，到50年代的“美学大讨论”，再到80年代的“美学热”，朱光潛都参与其中。可以说，朱光潜的学术生涯正好对应了中国现当代美学的发展历程，对中国美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新中国成立后，政治环境与学术氛围发生改变，使知识分子面临各种选择。有的离开大陆前往台湾，如胡适、梁实秋、林语堂等;有的退出历史舞台，例如，沈从文放弃文学创作转向文物研究，钱钟书致力于古代文学研究;更有许多学者选择坚守学术研究，朱光潜就是其中之一。但在相关研究中，朱光潜“十七年”美学的价值总是有意无意地被遮蔽。受“十七年”文艺为政治服务的影响，许多人认为这个时期的朱光潜美学体现出浓厚的政治意识形态，美学价值低微。对朱光潜的这种评价不仅遮蔽了朱光潜在复杂环境下为建设美学所做的努力，也不利于全面揭示中国当代美学的特殊发展方式。实际上，正是凭借着自己独特的美学策略，朱光潜才能够在艰难的环境下继续进行学术研究，推动美学的健康发展。
在“十七年”间，在复杂的政治和学术氛围下，朱光潜为适应环境不得不改变自己以前的美学论述方式，巧妙运用主流话语来延续美学追求，在既定话语成规的限制下坚持自己的学术观点。当时，知识分子的际遇大抵相同，如钱钟书、沈从文、萧乾等。以朱光潜为知识分子的缩影具体研究“十七年”美学，既能帮助人们了解中国现当代知识分子的命运，也有利于认识中国当代美学的特殊发展方式。
在“十七年”间，阶级斗争以及非此即彼的简单思维成为分析一切问题的出发点，任何偏离意识形态要求的文艺观念都会受到批判，这种一刀切的思维方式给文艺的发展带来了巨大的负面影响。诚如著名的当代文学研究者洪子诚认为，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的文学是一体化的。因此，这段时期的朱光潜美学总是被简单地认为是偏政治化的。但是，作为一个学贯中西、融汇古今的学者，这真的是朱光潜在“十七年”间的全部面貌吗？实际上，“十七年”间的朱光潜并非如此简单，而是一个复杂的存在。学者蒯大申发现，朱光潜在探讨政治问题和美学问题时运用的是两套不同的话语体系，他身上始终存在着“新的话语规则与自己的个性话语之间此消彼长的冲突与斗争”。学者王攸欣也注意到朱光潜的《西方美学史》“虽表现出时代的局限，却显出朱光潜不随波逐流的一面”。学者钱念孙也给予了相似的评价，他认为朱光潜提出的物甲与物乙“显示了朱光潜在极左思潮盛行情势下，一面遵从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论的指导，一面艰难坚持自己学术观点的努力”。这些学者都发现到了朱光潜的复杂性，看到了“十七年”间朱光潜对于学术的坚守，但他们都只是隐约地感觉到这种复杂性，并没有对“十七年”间朱光潜美学的复杂性做全面的揭示。同时，他们也没有注意到这种复杂性实际上表现出的是思维方式的复杂性。
与“十七年”间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不同，朱光潜在思考问题时偏复杂化，他曾多次在文章中流露出不能用简单一刀切的思维方式处理问题。在《谈思想两栖》中，朱光潜认为不能简单地认为唯物主义与进步的政治倾向联系在一起，而唯心主义就是与落后的反动倾向连在一起，不能以个人的哲学世界观为标准判断是不是反动派。在《关于美感问题》中，朱光潜提出“一切学说都有自己独特的历史背景，不能因为环境变化就判定这个书完全是对的或者完全要不得”，不能以非此即彼的方式来评价对错，而应从具体实际出发，客观公正地评价。在《美学研究什么？怎样研究美学？》中，朱光潜认为“马克思主义美学在中国才刚开始建立，应该由它做的要责成它做，不该由它做的就不该要它兼差”，在美学学科内，不能把马克思主义当作唯一标准，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这样才能促进美学的健康长远发展。1957年，在《新建设》编委会为总结美学大论争的经验教训而召开的座谈会上，朱光潜以《在探讨基本理论问题的同时多研究一些实际问题》为题进行发言，指出学术讨论和批评应当实事求是，在批评别人的观点时，不要断章取义地在一字一句上做文章，不要对别人的论点进行歪曲。可以看出，朱光潜一直都秉承着实事求是的原则，不以阶级斗争为武器，反对简单一刀切的思维模式。
在某种程度上，语言是表现思维方式的一种工具，通过语言符号的运用，思维方式可以被认识和理解。因而，朱光潜的美学话语在深层次上是一种思维方式的体现，其美学话语的独特化显示的是思维方式的复杂化。在“十七年”间，政治标准取代了科学的探讨，学术交流缺乏自由探讨的外部环境，朱光潜为了继续学术研究，不得不转变自己的话语，提出一些适应时代要求的策略。但同时，朱光潜留学西方多年，对中国传统文化以及西方现代文学都有一定的研究，对美学的发展更是有着自己的理性思考。一方面，朱光潜运用主流话语来论述自己的美学观点，显示出一种迎合主流意识形态的趋势;另一方面，他又坚持遵循文艺自身的规律，从美学本身出发进行学术探讨。
朱光潜的思维方式显示出遵循文艺规律的特征。在讨论美学问题时，朱光潜始终从学术角度出发，在美学范围内进行探讨交流，不裹挟政治讨伐。20世纪50年代的美学大讨论，其实质是思想改造运动在美学领域的贯彻，目的是要在意识形态领域确立马克思主义美学的领导地位，去除一切非无产阶级思想。因此，美学大讨论期间，对他人扣帽子、断章取义的现象屡见不鲜。黄药眠在《论食利者的美学》中对朱光潜的美学进行了批判，运用了许多政治化词语，给朱光潜贴标签，独断地将朱光潜美学定性为反动的唯心主义美学。而反观朱光潜，在与他人进行美学辩论时，只围绕着美学问题进行讨论。在批评蔡仪的美学观点时，朱光潜也只是认为蔡仪的美学是机械唯物主义，并没有上纲上线地对其定性。正是由于朱光潜摈弃了这种对文学进行政治解读的方式，美学才得以保持在正常的学术讨论范围内。
“十七年”间，朱光潜一直用复杂性思维看待学术问题，并策略性地运用自己独特的美学话语，延续着美学的深度思考，用看似迎合主流意识形态的话语，潜在地推动着美学的健康发展。全面地揭示朱光潜的这种思维复杂性，既可以帮助人们认识朱光潜，也有利于认识“十七年”美学的特殊发展方式。这样可以帮助人们分析其美学理论中哪些是朱光潜想说的，哪些是为了适应时代要求不得不说而提出的策略。同时，可以以朱光潜为缩影，映照出中国现当代知识分子是如何在复杂的政治环境和学术氛围下进行学术探索，映照出中国当代美学的发展路径，给当代文论的健康发展提供学术借鉴和理论参考。
（赣南师范大学）
基金项目：本文系2019年赣南师范大学研究生创新基金项目“朱光潜十七年美学话语研究”（项目编号：YCX19A042）的阶段性研究成果之一。
作者简介：朱莎莎（1994-），女，江西樟树人，硕士，研究方向：文艺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