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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毛泽东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主要缔造者，在人民军队统帅地位的确立几乎经历了整个红军时期。在毛泽东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军事统帅这一过程中，周恩来作为党和红军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对毛泽东的支持与配合，关系重大。長征开始后他积极让毛泽东参与对红军的决策领导工作，在遵义会议上大力支持毛泽东进入中央领导核心，在“新三人团”中充分发挥毛泽东的作用，后又顾全大局、胸怀宽广，甘当毛泽东的助手。正是周恩来顾全大局，以宽广博大的政治胸怀，确保遵义会议后逐步形成了毛泽东对全军的领导地位。
[关键词]周恩来; 毛泽东；统帅地位确立; 重要作用
毛泽东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主要缔造者，在人民军队统帅地位的确立几乎经历了整个红军时期。在1935年1月遵义会议上，毛泽东进入中共中央核心领导层，后成为中央红军最重要军事领导人之一，并逐步确立了对全军的领导地位。在毛泽东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军事统帅这一过程中，周恩来作为党和红军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对毛泽东的支持与配合，关系重大，可以讲从一定程度上说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本文着重论述从長征开始到三大主力红军会师这一时期周恩来对毛泽东在人民军队统帅地位确立过程中所起的重要作用。
一、長征开始后积极采纳毛泽东关于红军行动方向的正确意见
周恩来在党的六大以后，長期作为党中央军事工作的主持者，大力宣传朱毛红军，为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形成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随着临时中央转入中央苏区，毛泽东受到“左”倾机会主义者排挤，被迫离开红军领导岗位。然而，经过第五次反“围剿”的残酷斗争，面对党和红军生死存亡的严重关头，促使了包括有些曾经犯过“左”倾错误的一些同志开始觉悟，逐渐形成一股反对博古、李德错误领导的积极力量。在中央红军突破敌人第四道封锁线的湘江战役中，兵力损失过半。周恩来作为负责红军主力转移最高权力机关“三人团（博古、李德、周恩来）”成员之一，面对红军惨痛的失败，对李德、博古执行的“左”倾军事路线开始持怀疑、抵制和批评态度，对毛泽东军事战略思想重要作用的认识日益加深。
1934年12月11日，红军占领湖南通道县城。12日，中共中央负责人在这里召开紧急会议，周恩来主持会议，毛泽东被周恩来请回来参加了这次会议。这是毛泽东从1932年10月宁都会议后，第一次参加红军的军事决策会议。毛泽东提出改变原定到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师的计划，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进军，以争取主动，打几个胜仗，使部队能够稍事休整，恢复体力和战斗力。“周恩来赞同毛泽东的主张”，[1]尽管李德、博古坚决反对，但中央政治局多数同志从全局出发，同意了毛泽东西入贵州的正确主张，使中央红军避免了与多出我军数倍兵力的敌军作战，避免了全军覆没的危险。
12月15日，中央红军占领贵州黎平。18日，中央政治局在黎平召开会议，会议讨论红军的进军路线问题。会上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毛泽东提出转兵西进的正确建议又一次得到了主持会议的周恩来的大力支持。会议通过了放弃“左”倾“三人团”原定的与红二、六军团会合于湘西，而在川黔边最初以遵义为中心创建新苏区的战略方针。周恩来在谈到这次会议时说：“从老山界到黎平争论尤其激烈。这时李德主张折入黔东。这也是非常错误的，是要陷入蒋介石的罗网。毛主席主张到川黔边建立根据地。我决定采取毛主席的意见，循二方面军原路西进渡乌江北上。”[2]周恩来对毛泽东的支持是非常坚定、有力的，毛泽东的正确意见终于被党中央采纳。黎平会议最后确定了向贵州转兵的战略决策，避免了红军陷入重围的危险。
1935年1月1日，中央政治局在猴场(属贵州省瓮安县)再次召开会议，会议批评了李德、博古等人回头东进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错误主张，重申了黎平会议决定的正确战略方针，规定了“三人团”要取代军委所作出的作战
方针，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做报告。这样就从组织上开始纠正李德对中央红军的错误指挥，恢复了党领导军队的正常状态。这次会议前后，王稼祥和毛泽东提出到遵义要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博古表示反对，但得到了周恩来等人的同意和支持。这对后来遵义会议的成功，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二、在遵义会议上大力支持毛泽东进入中央领导核心
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在遵义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的中心议题是清算“左”倾路线在第五次反“围剿”和红军突围西征中军事指挥上的错误。博古先作关于第五次反“围剿”总结的报告，说红军失利是由于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动力量的强大。接着周恩来作这个问题的副报告。他指出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利的主要原因是军事领导上战略战术的错误。张闻天、毛泽东、王稼祥在发言中系统地分析批判了“左”倾军事路线的错误。然而，对红军有着最高指挥权的“三人团”成员李德、博古仍然坚持错误。在两种军事路线斗争决定胜负的关键时刻，周恩来在发言中旗帜鲜明地支持毛泽东的正确意见，他主动地承担了责任，并批评了李德、博古的错误，表示完全同意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提出的提纲和意见。会上，针对博古所作的把反“围剿”失败归咎于客观原因的报告，周恩来在副报告中着重强调导致失败的主观原因，并主动承担责任，从而扭转了会议气氛。正是在“扩大会中恩来同志及其他同志完全同意洛甫及毛、王的提纲和意见”，[3]才使会议能够顺利地撤换党和红军的领导核心。接着，“周恩来在发言中全力推举由毛泽东来领导红军的今后行动。”[4]他指出，只有改变错误的领导，红军才有希望，革命才能成功。此议得到大多数与会者的赞同。会议增选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并决定周恩来是党内委托的在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会后中央常委分工，又以毛泽东为周恩来的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
遵义会议推举毛泽东参与中央核心领导的情况，博古在会前一点都不知道。对会议严厉批评他，也没有一点思想准备。遵义会议后，博古对遵义会议上一些发言一直想不通。在中央红军長征一渡赤水到达“鸡鸣三省”的村子改组中央，由张闻天代替博古负总责时，周恩来同博古有一次長谈。据著名中共党史专家石仲泉披露，周恩来对博古说：南昌起义、广州起义失败，说明中国革命的源泉在农村，必须走农民战争道路。我们党必须找一个熟悉农村革命的人当统帅。你和我都是做具体业务的人，不合适做领袖，当统帅。毛泽东很擅長农民运动，深知在中国干革命，离开了农民将一事无成，农民战争是中国革命成功的基石。我深信，以他的才能，一定能率领中央红军走出困境。所以在遵义会议上我力主他进入政治局常委，参与军事领导。通过这一席谈话，使博古解开了思想疙瘩，他服从革命事业的需要，顺利实现了“博洛交权”。 [5]
周恩来旗帜鲜明地表示赞同毛泽东对“左”倾领导者在战略转移和突围行动方面的错误的批评，连李德也恼怒又无奈地认为这是周恩来“公开地倒向了毛泽东”。对周恩来在遵义会议所起的作用，毛泽东也感触很深，他后来同贺子珍谈到遵义会议时曾指出：“那时争取到周恩来的支持很重要，如果周恩来不同意，遵义会议是开不起来的。”[6]
三、在“新三人团”中充分发挥毛泽东的作用
遵义会议后，毛泽东积极参与了对红军的领导。3月10日，毛泽东在苟坝（属贵州省遵义县）出席中共中央负责人扩大会议，讨论林彪、聂荣臻提出的进攻打鼓新场（今金沙县城）的建议。毛泽东不同意打，他认为，不能打固守之敌，不能“啃硬的”，损失了不应该，我们应在运动战中消灭敌人。但会上多数同志赞成进攻打鼓新场。晚上，毛泽东回去一想，还是觉得这样不对，半夜里提着马灯去找周恩来，叫他把命令晚一点发，还是再想一想。周恩来接受了毛泽东的意见，11日一大早中央负责人再开会议商议，与会者放弃进攻打鼓新场的计划。后来敌情通报也证明了毛泽东的判断是正确的。由于周恩来的大力支持，毛泽东的意见得以变为现实，使红军避免了一次重大损失和危险。
从这件事中，毛泽东得到一条教训：作战不能再像过去那么多人来集体讨论，还是成立一个几个人的小组。经他提议，中央政治局决定成立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新三人团，全权指挥作战，以周恩来为团長。[7]这个“新三人团”，正式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军最高领导机构中的地位。尽管他不是主要负责人，但周恩来作为党内委托的在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在作最后决定时都尊重或征求他的意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实际指导着此后时期中央红军的行动，其所发挥的核心作用日益凸显。
遵义会议后，毛泽东和中革军委指挥了四渡赤水战役的伟大胜利，使红军由被动变为主动，甩掉数十万敌军的重重包围，顺利地渡过金沙江，到达四川会理地区。由于部队连续作战，非常疲劳，而且有些战斗，如土城、鲁班场、习水等几次战斗，也没有打好。在红军部队以及部队高级干部中，存在一些对毛泽东的军事战略技术和今后的行动方针的不同看法，这就引起基层出现某些怨言。杨尚昆回忆当时的情形说：“四渡赤水，是红军在長征中为了摆脱敌人而走得最频繁的时候，不仅白天走，晚上也走，天又接连下雨，部队非常疲劳，又不了解领导意图，怕部队给拖垮，怪话很多。战士们说：不要走了，打仗吧。”[8]而且这种情绪在中央和红军领导层中也有所反映，出现了一股小小的风波。在“新三人团”中，王稼祥对毛泽东的办法也不理解，向张闻天反映，老打圈圈不打仗，可不是办法。[9]林彪更是写信埋怨红军净走“弓背”路，要求走“弓弦”路，同时要求撤换毛泽东的军事指挥权。
5月12日夜，在四川会理城外的一个小村子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即“会理会议”）。会议决定红军立即北上，同红四方面军会合。 毛泽东在会上特别针对林彪批评说：对于战略战术的问题，你是个娃娃，你懂得什么？周恩来在会上发了言，“批评了林彪要求撤换毛泽东军事指挥的意见，赞扬了毛泽东这一时期的军事领导艺术”。 [10]会理会议统一了全党和全军的思想，维护了毛泽东在全党、全军的威望，进一步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内和对军队的领导地位。
四、顾全大局、胸怀宽广，甘当毛泽东的助手
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会师后，为了统一战略思想，中央政治局于6月26日在四川省懋功县的两河口举行会议。周恩来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红军总政委、中革军委总负责人，代表党中央和中央军委作关于目前战略方针问题的报告，会议最后一致通过了周恩来的报告，提出北上建立以甘南为中心的川陕甘苏区根据地的战略总方针。6月29日，中共中央召开常委会议，决定张国焘任中革军委副主席。但是，张国焘并不满足，想攫取中共中央的更大权力。他提出“我军宜速决统一指挥的组织问题”，表示要“充实总司令部”。他鼓动红四方面军一些人向中央要职务，如陈昌浩在7月中旬连续致电中央，表示“职意仍请国焘任军委主席，朱德任前敌指挥，周副主席兼参谋長”，并要“给军委独断决行”的大权。[11]
为了顾全大局，团结张国焘北上，毛泽东认为：“张国焘是个实力派，他有野心，我看不给他一个相当的职位，一、四方面军很难合成一股绳。”毛泽东看出张国焘想当军委主席，但“这个职务现在由朱总司令担任，他没法取代。可只当副主席，同周恩来、王稼祥平起平坐，他又不甘心”。张闻天就说可以将自己的“这个总书记的位子让给他”。毛泽东断然否定了，他说张国焘“要抓军权，你给他做总书记，他说不定还不满意；但真让他坐上了这个宝座，可又麻烦了”。经过反复权衡，毛泽东对张闻天说：“让他当总政委吧。”当时红军中政委负最后责任，权力大于同级军事领导，是各级最高领导，周恩来作为总政治委员，也是军委的总负责者。这样做既考虑了张国焘的要求，又没让他把军权完全抓到手，是惟一两全其美的办法。张闻天在同担任红军总政委的周恩来商量时，周恩来正发着高烧。那时和张闻天谈着恋爱的刘英后来回忆说，周恩来“一点都不计较个人职位，觉得这么安排好，表示赞同”。 [12]就这样，7月18日，在芦花（属四川省黑水县）召开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张国焘取代了周恩来在军中的地位，成为红军的总政委和中央军委的总负责者。而周则调中央常委工作，在张没有熟悉情况前，暂留军委帮助工作。
自从長征开始以来，周恩来一路上十分辛劳。每到驻地，参加中央或三人团会议，处理各军团来的电报，研究战情，下达作战及行军命令，遇有紧急情况，常常彻夜不眠，终于到8月上旬积劳成疾，不能进食，发高烧昏迷不醒多日，经医生诊断系患肝脓肿和阿米巴痢疾。经过多日抢救治疗，脱离危险。这时候，军情十分紧急。8月19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召开会议，决定加强中央常委会的权力，会议确定常委分工等问题，会议决定“王稼祥负责政治部工作，张闻天负责组织部工作，秦邦宪（博古）负责宣传部工作，毛泽东负责军事工作，凯丰负责少数民族委员会工作”。 [13]这次会议关于中央常委的分工具有特殊的意义，在会上决定分工毛泽东接替周恩来负责军事工作，从组织上正式确认了毛泽东分管红军的地位，改变了遵义会议以来毛泽东为周恩来军事助手的规定。8月20日，中共中央在毛儿盖召开政治局会议。周恩来因病仍然没有参加会议。会上，毛泽东首先作报告，再次强调北上创建根据地的方针，并指出红军到达夏洮流域后，应向东向陕甘边界发展。会上大家同意这个方针。
红军長征到达陕北后，11月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甘泉县下寺湾召开会议，研究常委的分工问题。会前，张闻天有一个考虑：军事方面由毛泽东负责，周恩来负责组织局的工作。会上王稼祥提出，周恩来从事军事工作有经验。毛泽东也支持周恩来从事军事工作，提出主要仍由周恩来负责，自己当副手。周恩来表示：个人愿意做军事工作，但领导不必更换，由毛泽东任主席。[14]最后，会议决定由毛泽东为中华苏维埃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实际是中革军委）主席，周恩来、彭德怀为副主席。
1936年10月，红一、红四、红二方面军在甘肃会宁胜利会师，结束了红军两万五千里長征。 12月7日，党中央决定扩大中革军委，由23人组成，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张国焘、彭德怀、任弼时、贺龙等7人组成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团（实际为军委常委），实现了对全军的统一指挥，原中革军委主席朱德不再担任主席，以毛泽东为主席，周恩来和张国焘为副主席。此后，毛泽东在人民军队中的统帅地位日益稳固，周恩来一直协助毛泽东指挥人民军队。正是由于这两位领袖的密切配合，才使人民军队不断发展壮大，最终取得了中国革命的伟大胜利。
参考文献：
[1]《周恩来传（第一卷）》，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8年 ，第346页。
[2]周恩来《在延安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节选）》，《遵义会议文献》，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64页。
[3] 陈云：《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见《遵义会议文献》，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42页。
[4]《周恩来传（第一卷）》，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8年， 第349页。
[5]《遵义会议评价的科学历史观》，2009年12月7日石仲泉在贵州遵义召开的“遵义会议与長征”学术研讨会上的主旨讲话。
[6] 王行娟：《贺子珍的路》，作家出版社1985年版，第114页。
[7]《毛泽东传》（1893－1949），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349页。
[8]《杨尚昆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第132页。
[9] 程中原：张闻天传(修订版) ，当代中国出版社，2000年，第270页。
[10]《周恩来年谱》（1898--1949）上卷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7年，第283页。
[11]《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传（第一卷）》，解放军出版社，2007年，第369页。
[12]《在历史的激流中——刘英回忆录》，中共党史出版社，1992年版，第79页。
[13]《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3年，第467页。
[14]《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传（第一卷）》， 解放军出版社， 2007年，第373页。
[关键词]周恩来; 毛泽东；统帅地位确立; 重要作用
毛泽东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主要缔造者，在人民军队统帅地位的确立几乎经历了整个红军时期。在1935年1月遵义会议上，毛泽东进入中共中央核心领导层，后成为中央红军最重要军事领导人之一，并逐步确立了对全军的领导地位。在毛泽东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军事统帅这一过程中，周恩来作为党和红军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对毛泽东的支持与配合，关系重大，可以讲从一定程度上说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本文着重论述从長征开始到三大主力红军会师这一时期周恩来对毛泽东在人民军队统帅地位确立过程中所起的重要作用。
一、長征开始后积极采纳毛泽东关于红军行动方向的正确意见
周恩来在党的六大以后，長期作为党中央军事工作的主持者，大力宣传朱毛红军，为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形成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随着临时中央转入中央苏区，毛泽东受到“左”倾机会主义者排挤，被迫离开红军领导岗位。然而，经过第五次反“围剿”的残酷斗争，面对党和红军生死存亡的严重关头，促使了包括有些曾经犯过“左”倾错误的一些同志开始觉悟，逐渐形成一股反对博古、李德错误领导的积极力量。在中央红军突破敌人第四道封锁线的湘江战役中，兵力损失过半。周恩来作为负责红军主力转移最高权力机关“三人团（博古、李德、周恩来）”成员之一，面对红军惨痛的失败，对李德、博古执行的“左”倾军事路线开始持怀疑、抵制和批评态度，对毛泽东军事战略思想重要作用的认识日益加深。
1934年12月11日，红军占领湖南通道县城。12日，中共中央负责人在这里召开紧急会议，周恩来主持会议，毛泽东被周恩来请回来参加了这次会议。这是毛泽东从1932年10月宁都会议后，第一次参加红军的军事决策会议。毛泽东提出改变原定到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师的计划，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进军，以争取主动，打几个胜仗，使部队能够稍事休整，恢复体力和战斗力。“周恩来赞同毛泽东的主张”，[1]尽管李德、博古坚决反对，但中央政治局多数同志从全局出发，同意了毛泽东西入贵州的正确主张，使中央红军避免了与多出我军数倍兵力的敌军作战，避免了全军覆没的危险。
12月15日，中央红军占领贵州黎平。18日，中央政治局在黎平召开会议，会议讨论红军的进军路线问题。会上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毛泽东提出转兵西进的正确建议又一次得到了主持会议的周恩来的大力支持。会议通过了放弃“左”倾“三人团”原定的与红二、六军团会合于湘西，而在川黔边最初以遵义为中心创建新苏区的战略方针。周恩来在谈到这次会议时说：“从老山界到黎平争论尤其激烈。这时李德主张折入黔东。这也是非常错误的，是要陷入蒋介石的罗网。毛主席主张到川黔边建立根据地。我决定采取毛主席的意见，循二方面军原路西进渡乌江北上。”[2]周恩来对毛泽东的支持是非常坚定、有力的，毛泽东的正确意见终于被党中央采纳。黎平会议最后确定了向贵州转兵的战略决策，避免了红军陷入重围的危险。
1935年1月1日，中央政治局在猴场(属贵州省瓮安县)再次召开会议，会议批评了李德、博古等人回头东进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错误主张，重申了黎平会议决定的正确战略方针，规定了“三人团”要取代军委所作出的作战
方针，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做报告。这样就从组织上开始纠正李德对中央红军的错误指挥，恢复了党领导军队的正常状态。这次会议前后，王稼祥和毛泽东提出到遵义要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博古表示反对，但得到了周恩来等人的同意和支持。这对后来遵义会议的成功，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二、在遵义会议上大力支持毛泽东进入中央领导核心
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在遵义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的中心议题是清算“左”倾路线在第五次反“围剿”和红军突围西征中军事指挥上的错误。博古先作关于第五次反“围剿”总结的报告，说红军失利是由于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动力量的强大。接着周恩来作这个问题的副报告。他指出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利的主要原因是军事领导上战略战术的错误。张闻天、毛泽东、王稼祥在发言中系统地分析批判了“左”倾军事路线的错误。然而，对红军有着最高指挥权的“三人团”成员李德、博古仍然坚持错误。在两种军事路线斗争决定胜负的关键时刻，周恩来在发言中旗帜鲜明地支持毛泽东的正确意见，他主动地承担了责任，并批评了李德、博古的错误，表示完全同意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提出的提纲和意见。会上，针对博古所作的把反“围剿”失败归咎于客观原因的报告，周恩来在副报告中着重强调导致失败的主观原因，并主动承担责任，从而扭转了会议气氛。正是在“扩大会中恩来同志及其他同志完全同意洛甫及毛、王的提纲和意见”，[3]才使会议能够顺利地撤换党和红军的领导核心。接着，“周恩来在发言中全力推举由毛泽东来领导红军的今后行动。”[4]他指出，只有改变错误的领导，红军才有希望，革命才能成功。此议得到大多数与会者的赞同。会议增选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并决定周恩来是党内委托的在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会后中央常委分工，又以毛泽东为周恩来的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
遵义会议推举毛泽东参与中央核心领导的情况，博古在会前一点都不知道。对会议严厉批评他，也没有一点思想准备。遵义会议后，博古对遵义会议上一些发言一直想不通。在中央红军長征一渡赤水到达“鸡鸣三省”的村子改组中央，由张闻天代替博古负总责时，周恩来同博古有一次長谈。据著名中共党史专家石仲泉披露，周恩来对博古说：南昌起义、广州起义失败，说明中国革命的源泉在农村，必须走农民战争道路。我们党必须找一个熟悉农村革命的人当统帅。你和我都是做具体业务的人，不合适做领袖，当统帅。毛泽东很擅長农民运动，深知在中国干革命，离开了农民将一事无成，农民战争是中国革命成功的基石。我深信，以他的才能，一定能率领中央红军走出困境。所以在遵义会议上我力主他进入政治局常委，参与军事领导。通过这一席谈话，使博古解开了思想疙瘩，他服从革命事业的需要，顺利实现了“博洛交权”。 [5]
周恩来旗帜鲜明地表示赞同毛泽东对“左”倾领导者在战略转移和突围行动方面的错误的批评，连李德也恼怒又无奈地认为这是周恩来“公开地倒向了毛泽东”。对周恩来在遵义会议所起的作用，毛泽东也感触很深，他后来同贺子珍谈到遵义会议时曾指出：“那时争取到周恩来的支持很重要，如果周恩来不同意，遵义会议是开不起来的。”[6]
三、在“新三人团”中充分发挥毛泽东的作用
遵义会议后，毛泽东积极参与了对红军的领导。3月10日，毛泽东在苟坝（属贵州省遵义县）出席中共中央负责人扩大会议，讨论林彪、聂荣臻提出的进攻打鼓新场（今金沙县城）的建议。毛泽东不同意打，他认为，不能打固守之敌，不能“啃硬的”，损失了不应该，我们应在运动战中消灭敌人。但会上多数同志赞成进攻打鼓新场。晚上，毛泽东回去一想，还是觉得这样不对，半夜里提着马灯去找周恩来，叫他把命令晚一点发，还是再想一想。周恩来接受了毛泽东的意见，11日一大早中央负责人再开会议商议，与会者放弃进攻打鼓新场的计划。后来敌情通报也证明了毛泽东的判断是正确的。由于周恩来的大力支持，毛泽东的意见得以变为现实，使红军避免了一次重大损失和危险。
从这件事中，毛泽东得到一条教训：作战不能再像过去那么多人来集体讨论，还是成立一个几个人的小组。经他提议，中央政治局决定成立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新三人团，全权指挥作战，以周恩来为团長。[7]这个“新三人团”，正式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军最高领导机构中的地位。尽管他不是主要负责人，但周恩来作为党内委托的在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在作最后决定时都尊重或征求他的意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实际指导着此后时期中央红军的行动，其所发挥的核心作用日益凸显。
遵义会议后，毛泽东和中革军委指挥了四渡赤水战役的伟大胜利，使红军由被动变为主动，甩掉数十万敌军的重重包围，顺利地渡过金沙江，到达四川会理地区。由于部队连续作战，非常疲劳，而且有些战斗，如土城、鲁班场、习水等几次战斗，也没有打好。在红军部队以及部队高级干部中，存在一些对毛泽东的军事战略技术和今后的行动方针的不同看法，这就引起基层出现某些怨言。杨尚昆回忆当时的情形说：“四渡赤水，是红军在長征中为了摆脱敌人而走得最频繁的时候，不仅白天走，晚上也走，天又接连下雨，部队非常疲劳，又不了解领导意图，怕部队给拖垮，怪话很多。战士们说：不要走了，打仗吧。”[8]而且这种情绪在中央和红军领导层中也有所反映，出现了一股小小的风波。在“新三人团”中，王稼祥对毛泽东的办法也不理解，向张闻天反映，老打圈圈不打仗，可不是办法。[9]林彪更是写信埋怨红军净走“弓背”路，要求走“弓弦”路，同时要求撤换毛泽东的军事指挥权。
5月12日夜，在四川会理城外的一个小村子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即“会理会议”）。会议决定红军立即北上，同红四方面军会合。 毛泽东在会上特别针对林彪批评说：对于战略战术的问题，你是个娃娃，你懂得什么？周恩来在会上发了言，“批评了林彪要求撤换毛泽东军事指挥的意见，赞扬了毛泽东这一时期的军事领导艺术”。 [10]会理会议统一了全党和全军的思想，维护了毛泽东在全党、全军的威望，进一步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内和对军队的领导地位。
四、顾全大局、胸怀宽广，甘当毛泽东的助手
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会师后，为了统一战略思想，中央政治局于6月26日在四川省懋功县的两河口举行会议。周恩来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红军总政委、中革军委总负责人，代表党中央和中央军委作关于目前战略方针问题的报告，会议最后一致通过了周恩来的报告，提出北上建立以甘南为中心的川陕甘苏区根据地的战略总方针。6月29日，中共中央召开常委会议，决定张国焘任中革军委副主席。但是，张国焘并不满足，想攫取中共中央的更大权力。他提出“我军宜速决统一指挥的组织问题”，表示要“充实总司令部”。他鼓动红四方面军一些人向中央要职务，如陈昌浩在7月中旬连续致电中央，表示“职意仍请国焘任军委主席，朱德任前敌指挥，周副主席兼参谋長”，并要“给军委独断决行”的大权。[11]
为了顾全大局，团结张国焘北上，毛泽东认为：“张国焘是个实力派，他有野心，我看不给他一个相当的职位，一、四方面军很难合成一股绳。”毛泽东看出张国焘想当军委主席，但“这个职务现在由朱总司令担任，他没法取代。可只当副主席，同周恩来、王稼祥平起平坐，他又不甘心”。张闻天就说可以将自己的“这个总书记的位子让给他”。毛泽东断然否定了，他说张国焘“要抓军权，你给他做总书记，他说不定还不满意；但真让他坐上了这个宝座，可又麻烦了”。经过反复权衡，毛泽东对张闻天说：“让他当总政委吧。”当时红军中政委负最后责任，权力大于同级军事领导，是各级最高领导，周恩来作为总政治委员，也是军委的总负责者。这样做既考虑了张国焘的要求，又没让他把军权完全抓到手，是惟一两全其美的办法。张闻天在同担任红军总政委的周恩来商量时，周恩来正发着高烧。那时和张闻天谈着恋爱的刘英后来回忆说，周恩来“一点都不计较个人职位，觉得这么安排好，表示赞同”。 [12]就这样，7月18日，在芦花（属四川省黑水县）召开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张国焘取代了周恩来在军中的地位，成为红军的总政委和中央军委的总负责者。而周则调中央常委工作，在张没有熟悉情况前，暂留军委帮助工作。
自从長征开始以来，周恩来一路上十分辛劳。每到驻地，参加中央或三人团会议，处理各军团来的电报，研究战情，下达作战及行军命令，遇有紧急情况，常常彻夜不眠，终于到8月上旬积劳成疾，不能进食，发高烧昏迷不醒多日，经医生诊断系患肝脓肿和阿米巴痢疾。经过多日抢救治疗，脱离危险。这时候，军情十分紧急。8月19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召开会议，决定加强中央常委会的权力，会议确定常委分工等问题，会议决定“王稼祥负责政治部工作，张闻天负责组织部工作，秦邦宪（博古）负责宣传部工作，毛泽东负责军事工作，凯丰负责少数民族委员会工作”。 [13]这次会议关于中央常委的分工具有特殊的意义，在会上决定分工毛泽东接替周恩来负责军事工作，从组织上正式确认了毛泽东分管红军的地位，改变了遵义会议以来毛泽东为周恩来军事助手的规定。8月20日，中共中央在毛儿盖召开政治局会议。周恩来因病仍然没有参加会议。会上，毛泽东首先作报告，再次强调北上创建根据地的方针，并指出红军到达夏洮流域后，应向东向陕甘边界发展。会上大家同意这个方针。
红军長征到达陕北后，11月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甘泉县下寺湾召开会议，研究常委的分工问题。会前，张闻天有一个考虑：军事方面由毛泽东负责，周恩来负责组织局的工作。会上王稼祥提出，周恩来从事军事工作有经验。毛泽东也支持周恩来从事军事工作，提出主要仍由周恩来负责，自己当副手。周恩来表示：个人愿意做军事工作，但领导不必更换，由毛泽东任主席。[14]最后，会议决定由毛泽东为中华苏维埃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实际是中革军委）主席，周恩来、彭德怀为副主席。
1936年10月，红一、红四、红二方面军在甘肃会宁胜利会师，结束了红军两万五千里長征。 12月7日，党中央决定扩大中革军委，由23人组成，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张国焘、彭德怀、任弼时、贺龙等7人组成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团（实际为军委常委），实现了对全军的统一指挥，原中革军委主席朱德不再担任主席，以毛泽东为主席，周恩来和张国焘为副主席。此后，毛泽东在人民军队中的统帅地位日益稳固，周恩来一直协助毛泽东指挥人民军队。正是由于这两位领袖的密切配合，才使人民军队不断发展壮大，最终取得了中国革命的伟大胜利。
参考文献：
[1]《周恩来传（第一卷）》，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8年 ，第346页。
[2]周恩来《在延安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节选）》，《遵义会议文献》，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64页。
[3] 陈云：《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见《遵义会议文献》，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42页。
[4]《周恩来传（第一卷）》，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8年， 第349页。
[5]《遵义会议评价的科学历史观》，2009年12月7日石仲泉在贵州遵义召开的“遵义会议与長征”学术研讨会上的主旨讲话。
[6] 王行娟：《贺子珍的路》，作家出版社1985年版，第114页。
[7]《毛泽东传》（1893－1949），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349页。
[8]《杨尚昆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第132页。
[9] 程中原：张闻天传(修订版) ，当代中国出版社，2000年，第270页。
[10]《周恩来年谱》（1898--1949）上卷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7年，第283页。
[11]《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传（第一卷）》，解放军出版社，2007年，第369页。
[12]《在历史的激流中——刘英回忆录》，中共党史出版社，1992年版，第79页。
[13]《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3年，第467页。
[14]《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传（第一卷）》， 解放军出版社， 2007年，第37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