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操纵市场者遭到监管部门的行政处罚后，还要承担刑事责任与民事责任，那么违规成本将大幅提高，如此才能达到严惩违规者、警示后来者的目的
　　在中国证监会于10月23日举行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新闻发言人通报了拟对12宗操纵证券市场案件作出行政处罚的情况。其中，涉嫌操纵特力A的个人与机构无疑受到异常关注。此次通报的12宗案例，累计罚没20亿元，其中特力A一案即达到13亿元。
　　毫无疑问，特力A是股灾发生后沪深两市的一只“明星股”。7月9日该股创出9.88元的低点，但从当天开始，该股即连续涨停，至8月13日其股价最高上摸51.99元，涨幅超过4倍多。显然，在其时的市场环境下，特力A的走势不仅脱离了整个市场，也脱离了其基本面。即使是特力A背靠国企改革的概念，其股价也不应有如此“辉煌”的表现。
　　根据监管部门的通报，吴某乐、深圳市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涉嫌合谋操纵“特力A”、“得利斯”的股票价格。其中，吴某乐个人获利1.73亿元，深圳某基金公司获利1.47亿元。监管部门除了没收其违法收入外，也分别对违规者处以违法所得三倍的罚款，对相关责任人员给予警告，并处以60万元罚款。
　　在以往监管部门通报的操纵市场的案例中，能获得如此巨额非法收入者非常少见。值得注意的是，考虑到印花税、交易佣金等方面的因素，股票投资上演的其实是零和游戏。吴某乐与深圳某基金公司获得的三亿多元，其实都是从其他投资者的荷包里“抢”来的。而且，即使是进入10月份以来特力A股价连创新高，但8月中下旬的大幅下跌，显然有许多投资者付出了代价。
　　操纵特力A的股价，相关人员与公司遭到监管部门的处罚完全是咎由自取。不过，如果仅仅只对违规违法者一罚了之，笔者以为值得商榷。至少，对于这些操纵市场的恶劣行为，监管部门并没有实施顶格处罚。
　　《证券法》第二百零三条规定，违反本法规定，操纵证券市场的，责令依法处理其非法持有的证券，没收违法所得，并处以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此次监管部门对吴某乐与深圳某基金公司的处罚，采取的是处以三倍的罚款措施，相对于五倍的顶格处罚，明显存在“折中”的意味。实际上，在监管部门处罚违规案件中，顶格处罚的还非常罕见，这也说明严惩违规者还有进一步拓展的“空间”。
　　其实，对于操纵市场的违规违法行为，除了监管部门的行政处罚外，违规者还需要承担刑事责任与民事责任。
　　《刑法》第一百八十二条规定，单独或者合谋，集中资金优势、持股或者持仓优势或者利用信息优势联合或者连续买卖，操纵证券、期货交易价格或者证券、期货交易量，情节严重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显然，吴某乐与深圳某基金公司操纵市场获利高达三亿多元，属于“情节特别严重”的情形，理应承担刑事责任。而且，资本市场上因触犯《刑法》而承担刑事责任的并非没有先例。如广东中山市原市长李启红因参与中山公用股票内幕交易，获利1983万元，最终被法院判处11年有期徒刑。李启红获利与吴某乐等相比，简直是“小巫见大巫”，既然李启红被判刑了，那么吴某乐等也应该被判刑。
　　另一方面，操纵市场的违规行为，还应该承担民事赔偿责任。操纵市场者获得的巨额利益，本质上都是其他投资者付出的代价，如果蒙受损失的投资者得不到赔偿，也无形中造就了新的不公平。事实上，在以往的诸如内幕交易、操纵股价的案例中，违规者往往会遭到罚没收入的行政处罚，在国库增收的同时，实际上也有利益受损的投资者的一份“贡献”。这不仅不利于保护投资者的利益，也不利于维护“三公”的市场原则。
　　如果操纵市场者遭到监管部门的行政处罚后，还要承担刑事责任与民事责任，那么违规成本将大幅提高，如此才能达到严惩违规者，警示后来者的目的。进一步讲，如果投资者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后，都由违规方进行赔偿，那么投资者对于股市的信心无疑会大幅提升，中国资本市场也必将翻开新的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