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才是他心目中真正鲜活的东西

　　检察风云：据说《两京十五日》的创作灵感来自一个历史细节吧？
　　马伯庸：是的。读《明史》时，我注意到了其中一段关于宣德皇帝的记载：“夏四月，以南京地屡震，命往居守。五月庚辰，仁宗不豫，玺书召还。六月辛丑，还至良乡，受遗诏，入宫发丧。庚戌，即皇帝位。”而且史书里还特意点了一句，太子朱瞻基他叔叔还试图半路去拦截他返回北京，但是没拦住。我们想一想，一个太子必须在半个月之内从南京一路跑到北京，半路上可能还会有大量的居心叵测之人来拦截，这个故事本身的张力就已经非常足了。我要做的只是把这些张力给他补充就够了。
　　检察风云：作为一位以虚构为业的作家，是什么让你调转枪头，开始写《显微镜下的大明》这样非虚构的历史纪实？
　　马伯庸：这完全是机缘巧合。2014年我和一位喜欢明史的朋友聊天，她讲到万历年间徽州有一桩民间税案，过程跌宕起伏，细节妙趣横生，结局发人深省，引起我的极大兴趣。听完讲述，我意犹未尽，去搜寻了一番资料，发现关于这桩案件的资料实在太丰富了。当时一位参与者把涉案的一百多件官府文书、信札、布告、奏章、笔记等搜集到一起，编纂成了一本合集，叫作《丝绢全书》。在中国历史上，很少有一个地方性事件能够保存下来如此全面、完整的原始材料。这桩丝绢案在《明实录》里只有一句冷冰冰的记录，但如果把《丝绢全书》里的细节加入其中，整个事件就立刻变得鲜活起来。我们老是看到帝王将相治理朝政时钩心斗角，关于老百姓的描述就一两句话带过去，但这才是真正鲜活的东西，我希望大家能看到古代普通人真正的生活。或者说，就算提到皇帝，最好有一个身份低下卑贱但是人格上跟他平起平坐的形象出来。
　　我翻地方志找到一堆史料，譬如明代小县城里的案子，前因后果、公文，都有，具体到每一笔银子怎么分摊，具体到每一封状书怎么撰写，具体到民众闹事、官员开会的种种手段，具体到各个利益集团的辩论技巧，一应在目，恍如亲临。我把它们重新构成一篇大家能看懂的纪实，像小说，但每一句都是有出处的，类似的攒了七八篇。至于《两京十五日》，这是《显微镜下的大明》的副产品。因为当时买了很多明朝的资料，只写一本书也太亏了，哈哈。
　　检察风云：记得您当时最先在微博上发了一篇《学霸必须死——徽州丝绢案始末》，那会儿就引起了广泛关注。
　　马伯庸：对，读者们的热情程度让我始料未及。我还好奇地问他们，这篇文章到底什么地方最吸引人？他们纷纷表示，这些沉寂于历史中的细节太迷人了。写完徽州丝绢案，我对这个领域充满了兴趣，随后又相继写了《笔与灰的抉择——婺源龙脉保卫战》《天下透明——大明第一档案库的前世今生》等几篇纪实。这些事件和徽州丝绢案的风格如出一辙，通过丰富的细节来考察某一个切片、某一个维度。这些都是具体而微的细节，但恰恰从这些“小”中，我们才能真切地见到“大”的意义。它就像是一台显微镜，通过检验一滴血、一个细胞的变化，来判断整个人体的健康程度。这就是为什么我给那本书起名叫《显微镜下的大明》。我相信，只有见到这些最基层的政治生态，才能明白庙堂之上的种种抉择，才能明白历史大势传递到每一个神经末梢时的嬗变。

众人拾柴堆起醒目的学术火焰

　　检察风云：如何才能从浩瀚的史料中，发掘出大量不为人知的细节，并完整地呈现给读者？
　　马伯庸：历史上的每一件事都有一个内幕。在研读这些资料时，我发现需要学习的东西太多了。几乎每一处细节记录，都会产生很多衍生的背景问题。比如，明代采用两京制，南京同样设有六部，但徒有虚名而无实权。在丝绢案初稿里，相关人等要去户部上告，我下意识地认为是去北京户部。后来在他人提醒后才知道，南京户部要负责江南税收，颇有实权。要搞清这些问题，确保细节无误，你别无选择，只能去阅读大量的资料和研究论文。每一篇论文，都着眼于解决一个或几个小问题，正好能回答我对某一处细节的疑问。许多篇论文汇总起来，就能在一个方向上形成突破，形成独特的创见，让你拨云见日，豁然开朗。在研读过程中，能够清晰地感觉到所谓“学术共同体”的存在，他们彼此支援、借鉴与启发，一个学术成果引出另外一个，环环相扣，众人拾柴，最终堆起了一团醒目的学术火焰。
　　检察风云：今年您的《洛阳》也将被搬上荧屏，你的作品影视改编不少，对此有什么特别的期待或想法吗？
　　马伯庸：我其实还挺擅长将影视转成文字的，但是却不擅长将文字转成影视，因此不参与任何编剧。对于影视剧这方面，我是觉得该怎么写还怎么写。第一，我本身写作的风格就偏影视，不用刻意去调。第二，当你心里存了什么去做，跟你无意中做，感觉是不一样的。比如说现在流行写宫斗、宅斗、甜宠，我写不出来，那我就固守在自己这块就行了。只要故事做好，人物做好，改编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检察风云：您也写了一系列历史小说，在您看来，历史题材的小说写作中，想象与真实的界线究竟在哪里？
　　马伯庸：在这个点上，我赞成大仲马的说法：“历史只是墙上的一个挂衣钉，用来挂我写小说的大衣。”我的历史小说写作一直保持两个原则——第一，真实的历史事件不能变。第二，真实历史人物的性格和追求不能变。这两个点定住了，中间可以尽情想象。写小说就像是一个借口，满足的是我想象的好奇。

想当象牙塔里的学者和普通百姓之间的桥梁

　　检察风云：您是怎么看待作家这个身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