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谈论怎样分配供应量有限的新冠病毒疫苗，人们普遍认为应该让几类人群优先接种，包括医生、护士、病人、老年人、一线工作人员和教师。但在今夏东京奥运会来临前，围绕精英运动员是否应当享有接种疫苗的优先权，许多人展开了激烈辩论。
　　这不仅是一个生物伦理学的问题，未来几个月，各国政府的决定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东京奥运会能否在远离疫情的安全环境下顺利进行。
　　通常，年轻健康的运动员都会排在队伍的后面。然而今年情况不同，印度、匈牙利和以色列等国家已经宣布，会将奥运选手推向疫苗接种的前列。墨西哥总统将该国运动员与医务工作者、教师并列，声称他们都是应当优先接种疫苗的人群。立陶宛的动作更快，早在几周前就已经开始为奥运运动员注射疫苗。
　　一些国家之所以优先安排运动员接种疫苗，是為了避免出现突发病例，导致运动员的宝贵训练时间被浪费。东京奥组委和国际奥委会都没有要求参加奥运会的任何人提供疫苗接种证明，或者接受隔离，但运动员、教练和媒体记者在日本驻留期间需要定期接受检测。
　　也许是出于某种道德责任感，或者担心遭到民众的强烈抵制，另外一些国家的奥委会公开表示，不会要求政府为运动员提供疫苗接种的优待。加拿大竞走运动员伊万·杜菲说：“我不认为运动员有理由得到特殊待遇。”
　　对奥运选手“插队”接种疫苗是否合适，就连伦理学专家们的看法也存在分歧。
　　纽约大学医学院医学伦理学教授亚瑟·卡普兰表示：“运动员属于必要行业的工作者。”过去几周里，丹麦、塞尔维亚和菲律宾政府表达了类似的观点，称会让奥运选手优先接种疫苗。
　　卡普兰认为，人们谈论新冠疫情时，往往把重点放在这种致命病毒对身体的影响上，却忽视了大范围居家令对心理的副作用，而体育运动能够给人带来慰藉。他说：“我们应该做需要做的事情，让运动员有机会在奥运赛场上展现风采，帮助我们度过这段孤独、难熬的时光。”
　　1月份，加拿大的国际奥委会高级委员迪克·庞德曾暗示，为了让参加奥运会的加拿大运动员接种疫苗，“从数百万剂疫苗中抽出三四百剂”应该不会引起公众的强烈抗议。
　　但许多政府官员、运动员和普通民众不认同庞德的说法。杜菲在一次采访中说，运动员不应该优先接种疫苗，相反，运动员有责任在社会上树立榜样。
　　这也是美国、英国和意大利等国家的官方立场。前奥运选手、现担任美国队运动员咨询委员会主席的布瑞·夏夫表示：“在美国，运动员同意排队等待适当的位置。”
　　虽然不愿让运动员“插队”，但在规则允许的范围内，各国奥委会仍然会努力争取让运动员尽早接种疫苗。今年2月份，美国奥委会首席执行官莎拉·赫士兰德在与政府官员见面时表示，运动员将会遵守国家公共卫生指南，但她希望在6月中旬的美国队奥运选拔赛开始前，运动员们都能接种疫苗。
　　德国队发言人迈克尔·席尔普也指出，体育组织与政府的沟通方式非常微妙，既要表达出遵守规则的愿望，又要让对方感受到奥运会即将来临的紧迫感。席尔普说：“虽然我们不想插队，但如果运动员可以尽快接种疫苗，我们将会非常感激。我们尝试发出一个信号，但又不想让人觉得太贪婪。”

　　墨西哥近期新冠病毒确诊病例激增，疫苗接种率仍然很低，总统安德烈斯·奥夫拉多尔已经明确表态，将会确保运动员能够在东京奥运会开始前完成疫苗接种。在墨西哥国内，这个决定似乎并没有引起太大争议。在立陶宛，体育部将为所有可能参加东京奥运会的运动员、教练和医护人员接种疫苗列为优先事项，从2月11日就开始向他们分发疫苗了。
　　有人认为与未接种疫苗的运动员相比，已经接种疫苗的运动员在某种程度上拥有竞争优势，因为在训练中不用担心感染新冠病毒。今年1月，比利时奥委会就要求政府提供了500剂疫苗。比利时队医约翰·贝勒曼斯解释说，由于运动员需要长途旅行，他们比普通民众感染病毒的风险更高，“很显然，我们不希望我们的运动员处于一种竞争劣势”。
　　意大利奥委会主席乔瓦尼·马拉戈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他知道有些国家的奥委会正在为运动员申请疫苗，“我们永远不会提出这种要求”。
　　从某种意义上讲，马拉戈也不需要那样做。意大利预计将派出大约300名运动员前往日本，其中相当一部分很快就会接种疫苗。据意大利奥委会的一位发言人透露，大约60%的意大利奥运选手效力于与军队有联系的体育俱乐部，这使他们自动被划入了优先人群。
　　加拿大竞走选手杜菲说：“我知道很多运动员觉得他们理应享有优先权，但由于公众舆论强烈反对，迫于压力，这些运动员不会承认自己有这种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