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时候，难以发现的是“温水煮青蛙”的问题，不好提防的是“眼里识得破，肚里忍不过”的现象。这就尤其需要在人所不知而己所独知的内心领地做到严格自律，始终保持一颗敬畏心、平常心，始终保持如履薄冰、如临深渊的高度警觉意识，始终心存敬畏、手握戒尺。
　　“大义”与“小利”，只能择一。共产党人将“为官发财，应当两道”作为一种价值取向，在此基础上自戴“紧箍”。显而易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说到就会做到。
　　《后汉书·岑彭传》中有言，“两城若下，便可将兵南击蜀虏。人苦不知足，既平陇，复望蜀。”说的是东汉年间，大将军岑彭带兵征战，刘秀写信给岑彭说，“如果西城、上邽都打下来了，你们就可以率兵南下攻占蜀地。人苦于不知足，既已平定了陇，还想占有蜀地。”此后，得陇望蜀便成为得寸进尺、贪得无厌的代名词。
　　从政经商决然两途，不能得陇望蜀，即“当官发财，应当两道”，是中国许多朝代对官员从政立下的规矩。《汉书·董仲舒传》中记载，“受禄之家，食禄而已，不与民争业”，其意是享受国家俸禄的人吃俸禄就可以了，要将经商的机会留给百姓。唐代《唐会要》要求“五品以上，不得入市”，用以防止官员经商。明代《大明律》也明确规定，禁止公、侯、伯、四品和四品以上官员以及其家属、仆人经商。这些规定，如同一堵高墙，让“又想当官，又想发财”的官员断了念想。
　　当官发财当两道，不可与民争利，这是先人们留下的谆谆教导。唯有不得陇望蜀、不鹯视狼顾，才能在“居官守职以公正为先，公则不为私所惑，正则不为邪所媚”中行稳致远。
　　事实上，为政或经商，原本是个人选择，无可厚非。但若做出从政选择后仍得陇望蜀，或亦官亦商，以“权”食“利”；或大搞权钱交易，权力自肥；或“前门当官，后门开店”“一人当官，全家发财”，便是对权力的亵渎，也是对制度的破坏。
　　现实中，有的党员干部却做着当官发财的“黄粱美梦”，两头好处都想占。他们信奉“当官不发财，请我都不来”，用手中的权力大肆谋取私利，人民群众对此深恶痛绝。安徽省原副省长陈树隆被吹捧为安徽的“股神”，并非由于他真的是股市奇才，而是更多得益于权力。据电视专题片《巡视利剑》披露，陈树隆投入股市的第一桶金，就是通过权钱交易得来的。1994年到1998年，陈树隆担任安徽国债服务中心主任期间，利用职权为私营企业主施永炒作期货、拆借资金提供帮助，为对方带来了巨大利益，然后向对方索取回报。陈树隆用这笔钱投入股市“以钱生钱”，获得巨额利润的主要秘诀还是借助权力。比如，陈树隆担任芜湖市委书记期间，在推动芜湖市某国有企业资产重组过程中，就违规购买大量股票，获利数千万元。
　　权力染上了铜臭味，是最大的政治风险。陈树隆落马之后忏悔：“我要想告诉党政领导干部的一个教训就是，当官就不要发财，发财就不要当官。从政就好好地从政，经商就好好地经商。否则的话必然是像我这样人财两空，后悔莫及。”其言警醒党员干部，既然选择从政道路，就切勿得陇望蜀，将公权力作为发家致富的筹码。
　　新修订的《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一大亮点是在防止党员干部“当官发财”方面扎紧了制度笼子。《条例》第八章“对违反廉洁纪律行为的处分”第一句话就是新增的“表态”，强调党员干部必须正确行使人民赋予的权力，清正廉洁，反对任何滥用职权、谋求私利的行为。对党员违规从事营利活动的表述中，增加了“利用参与企业重组改制、定向增发、兼并投资、土地使用权出让等决策、审批过程中掌握的信息买卖股票，利用职权或者职务上的影响通过购买信托产品、基金等方式非正常获利的”情形。此外，第九十五条全部为新增内容，强调党员干部在审批监管、资源开发、金融信贷、大宗采购、土地使用权出讓、房地产开发、工程招投标以及公共财政支出等方面谋取利益的，或者为吸收存款、推销金融产品等提供帮助谋取利益的，都属于违纪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