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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原之谓，被华夏民族视为天下中心，自古这里就是中华文明的发祥地。河洛文化内蕴深厚，根深枝茂，不仅孕育了一大批先哲圣人，更涵养了她恢廓大度、海纳百川的礼义之风。张举玺便是从这里走出来的新闻学者。
作为当下新闻学界为数不多的留俄学者，张举玺以中俄比较新闻学为框架的研究视阈，以及依此而奉献出的一大批学术成果，不仅是他厚积薄发的研究专长，更是他时不我待的研究使命。当年寒门苦读的学子，从农村到城市，从中国到苏联，从记者到学者，从海外漂泊到回国报效，从风华正茂到华发丛生……国门洞开后的辗转轨迹究竟带给了他什么样的豁然景状？大国转型的影影绰绰又留给了他何等吐纳忧思？他在中俄比较的气象万千之间做着哪些方面的耕耘游走？不同文化与不同身份的交叉映射又催生了他怎样的学术关怀？这一切，引人深思，更令人好奇。
自2005年归国并执教河南大学至今，张举玺带着他近20年的旅俄体验在全新征程中披荆斩棘，他坦言：“回国后，从业界新闻采写的经验思维到学界科研逻辑的理性思维，我经历了痛苦的转型和巨大的压力。”而回国后之所以选择继续研究苏俄媒体，他解释道：“除了精通俄语的优势之外，更重要的是，我希望苏俄的巨变历程能成为中国发展的一面镜鉴。”就此，一段与中俄比较研究的不解之缘，在张举玺的回忆中铺展开来。
“我转到新闻领域是非常偶然的”
“我出生在豫北山区，长在一个很穷的山村。那时候，农村的孩子想要走出大山只有两个途径：一个是参军，一个就是考学。‘文化大革命’时，一批‘右派’成员被遣送到了我们村里劳动改造，他们的到来对山区孩子来说可是件不小的事情。课余时间生产队长总是派我们去跟他们一起干活，晚上他们会给我们讲一个个有趣的故事，这些都对我们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张举玺说。“我的启蒙导师叫赵文福，曾在外交部做翻译，后被下放到了我的老家务农，平反之后他去了黄水中学教英语。我上中学时他正好还在那里工作，他一见到我，就说我有学外语的天赋，非要我跟着他学英语不可。受其影响，我这个连普通话都不会讲的农村孩子慢慢对学习英语产生了兴趣。”张举玺饶有兴致地回忆。
“1977年恢复高考后，考大学成了我走出山沟的机会与梦想。1981年我从辉县一中成功考入兰州大学外语系英语专业。由于特殊情况，学校临时决定从英语专业挑选一些高考成绩好、年龄小的学生，分配到俄语专业去学习，我就是其中之一。当时班上很多同学都是用俄语直接考上大学的，而我却连一个俄文字母都不认识，学习进度跟不上，压力很大。为此，还一度跟系主任闹过矛盾，甚至想过要退学第二年再考。尽管最初对学习俄语不感兴趣，但是心里却明白，就算从头开始学习俄语，也是一条不错的出路。退学再考，在高考升学率特别低的情况下，一旦考不好，就只能回去继续当农民啦。”张举玺笑着说。
“第一个学期，我用课余时间先后读完了托尔斯泰的《复活》《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等几本俄苏文学名著，被其中主人公们的命运深深吸引了，心想着要是能用俄语阅读这些名著该多好呀。于是，随后就开始全力以赴，几乎把所有时间都用在了对俄文的学习上。到二年级下半年，我就可以借助词典去读俄文原著了，这才发现俄文原著中有许多奥妙和优美的文学意境是翻译家没法表达出来而干脆漏译了的。从此，我开始迷上了俄语和俄苏文学。”张举玺称，直到现在自己都一直在使用着俄语，俄语水平和母语水平已不相上下。无意间的专业调整，让张举玺阴差阳错地走上了学习俄语之路，并从此对这个专业有了更深的迷恋与热爱。同时，这一切也在不经意间为其随后的人生轨迹埋下了伏笔。
大学毕业后，张举玺作为机械工业部的翻译与商务代表，从事于中苏两国机械科技合作与商贸工作。“我从1986年开始，就因工作需要，经常往返于中苏之间。苏联解体，俄罗斯独立之后，由于双方开展了多项互利互惠合作业务，我们就在俄罗斯设立了代表处，开始常驻，一年至少要在那儿工作上10个月。中国的机械工业和兵器工业体系是在苏联的援助下建立起来的，但是由于随后中苏在意识形态领域产生了分歧，苏联从20世纪70年代初全面对中国实行技术封锁。苏联解体后，我们急需搞清楚苏联在七八十年代各项技术都取得了什么发展，哪些技术是需要我们学习和引进的。我作为商务代表的首要任务就是从海量信息中筛选出哪些信息是我们需要的。我每天接触到的资料小至汽车配件、钢铁型材，大到热电矿山装备，甚至还有大量的退役坦克、飞机和军舰等资料，时间一长，对苏军的兵器装备竟然耳熟能详。于是，每每回国休假，我都要被动接受国内新闻界朋友所布置的作业，写写与苏联兵器有关的军事文章，但是刚开始写这些稿件时还根本摸不着头脑。”说到这里，张举玺略显无奈，“说是写，倒不如说只是帮他们整理出一些书面材料来，由他们挑出感兴趣的部分，添个头加个尾，中间把我整理出的内容用上。后来，他们给我布置的作业逐渐涉及了经济、能源、中俄关系、政治社会等领域，写的稿件越来越多。我从刊发出来的稿件中逐渐悟出了新闻稿件是由标题、电头、导语、正文和结尾组成的。在写作过程中还要善于突出事实，使用直接引语，巧妙使用背景材料等等。为了掌握这些规律，我主动去书店买了有关新闻理论、新闻写作等方面的书籍。”
如其所言，从90年代开始，张举玺陆续为《南方日报》《南方周末》《21世纪环球报道》《21世纪经济报道》《青年参考》《中国画报》《外滩画报》《第一财经日报》，以及俄罗斯的《路讯参考》《世纪日报》《消息报》《莫斯科华人报》《商旅生活》等报刊提供各类新闻稿件，这期间发表的新闻作品多达2000余篇。“我做特约记者大概是做到1996年前后。”他回忆说。而这段特殊的经历，不仅让原本从事商务工作的张举玺渐渐对新闻采写的实践和规律有了更深的经验与体会，甚至悄然地影响到了他其后的人生选择。
“作为记者，我很想系统学习新闻学”
“决定在俄罗斯攻读学位应该是1999年底，2000年春天我开始申请学校。那个时候我的派驻任期已满，因为工作压力太大，回国后跟原单位解除了继续派驻的合同，希望可以去学校读书。由于我当时年纪已经不小了，35岁在国内考研也不现实，于是就想到还是去俄罗斯读。”谈及重返校园后的艰辛，张举玺记忆犹新，“刚到俄罗斯去读书的时候，还是挺难的。因为对俄苏文学的偏好，我选择了俄罗斯国立普希金俄语学院。其实，做了很长时间记者，我很想系统地学习新闻学，但是普院没有新闻专业，导师就推荐我去研究报刊语言学，并选择了这个方向。我在一年半之内读完了该校图书馆馆藏的400多本报刊语言学方面的图书，最终完成了我的硕士学位论文《维纳格拉达夫的研究风格及方法》（注：维纳格拉达夫是苏联时期著名的语言文学家，其在学界的地位相当于中国的郭沫若）。普院当时的校长叫卡斯塔马洛夫，是维纳格拉达夫的得意门生。在我论文答辩的时候，他专门出席并提问我：‘你一个中国人，怎么敢研究我们的学界泰斗呢？’我说：‘这没什么，我只是对他的学术著作感兴趣。’”然而令张举玺没有想到的是，这份努力与自信所给他带来的，竟是另一扇学术殿堂之门的开启。 “2002年6月，我的硕士论文答辩之后，普院的校长和我的导师就一起为我向俄罗斯人民友谊大学校长写了一封推荐信，推荐我去那里攻读新闻学博士学位。”张举玺的脸上充满欣慰，“俄罗斯人民友谊大学是一所国际性大学，在俄罗斯的大学中排在前三到五名。这所学校实际上是1961年赫鲁晓夫专门给亚非拉国家建的，培养出了很多国家的总统、总理和部长。”确如张举玺所言，这所被誉为“世界政治家摇篮”的俄罗斯著名学府，不仅为全世界特别是亚非拉国家培养了大量的专业人才，并且在毕业生中还先后诞生了十几位国家元首和几十位部长大使。“我在这里继续读了三年新闻学专业，这期间我发表了10多篇论文、300多篇新闻作品，还在俄罗斯人民友谊大学出版社出过两本书，一本是《新闻写作技法》，一本是《新闻理论基础》。2005年6月，我顺利通过了博士学位论文答辩。”张举玺继续介绍道：“读博期间我主要是研究俄罗斯报刊风格。当时导师对我说，你光研究俄罗斯媒介意义不大，最好是做中俄新闻学的比较研究，这样你的学术空间会非常大。正因为如此，我最终确定选题并且完成了博士论文《中俄现代传媒文体的相同与区别研究》。”
从学习俄罗斯语言文学到研究俄罗斯报刊语言，再到从事中俄传媒文体比较研究，张举玺的学术研究之路看似偶然却又一脉相连。“在俄罗斯拿博士学位是很难的，好在我是驻站记者，学新闻学专业，成果也比较多。你看，导师在我毕业论文上的签名留言是：希望你越来越成功。”张举玺轻轻翻开博士论文的扉页，神情中流露的尽是寒窗苦读后的回味与甘甜。
值得一提的是，异乡漂泊二十载的张举玺在这段难忘的旅俄生涯中不仅经历了事业与学业的攀爬积累，更为重要的是他亲身体验了新闻工作从懵懂的实践经验走向自觉的规律反思的艰难升华。“我原来在新闻采写过程中留下了很多的问题和困惑，但是在开始读新闻学之后一个个都在课本上找到了答案。”他笑着总结道。这位学俄语出身的谦谦学者，在几十年如一日的勤勉深思与笔耕不辍之下，已然渐渐地将人生的一个小窗口推展得豁然明亮。
“从业界到学界，我经历了痛苦的转型”
张举玺与河南大学的渊源要追溯到十年前的一次考察。“2004年11月，俄罗斯高教部决定与中国高校合作，于是派了几个考察团到中国。我当年是作为代表被编到了其中一个考察组，重点考察的就是河南大学。河南大学虽然不是‘211’高校，也不是‘985’名校，但在国外是比较有名气的，因为它曾经是中国三大留学培训基地之一，与清华留美预备学校、上海南洋公学齐名。河大的人文社科有着深厚的历史积淀，我当时就被这里的气氛吸引住了。”张举玺回忆说，“2005年10月底回国后，河南大学邀请我到河大工作。鉴于在考察期间留下的美好印象，我很快就同意了邀请，并在2005年11月正式到河南大学任教。”
毫无疑问，受聘河南大学是张举玺学术人生的一个重要转折。然而，或许连他自己也没有想到的是，这个转折再次让他经历了一段非常艰难的转变过程。“在业界，40岁是个很尴尬的年龄，于是我想要转型，想把之前的新闻实践经验拿到课堂上传授给学生，但是这个转型过程却是很痛苦的。”张举玺回忆道，“我在国外虽然也发表了很多论文，但国外的论文风格和国内不太一样。比如说文体，国内一般是三段式：概念、问题、对策。而国外会直扑主题，选择一个大的案例来佐证观点。回国后我最初投出去的稿件大多是石沉大海，后来觉得一味投稿也不是办法，就去资料室一边看期刊一边琢磨，一个多月之后才明白了这里面的区别。再有一个就是申报课题，国内申报课题要有前期成果，我当年刚回来的时候申报的第一个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就是《中俄现代新闻理论比较研究》。这个研究命题我虽然在国外的成果有很多，但在国内的成果却是一片空白，所以第一年没有通过。随后，我坚持不断地写论文和发表论文。直到第三次申报，才成功获批。2011年我申报的自选项目《新闻自由化与苏共亡党关系研究》又再次获得了国家社科立项。”回味这一路甘苦，张举玺感慨颇深。
而在被问及俄罗斯的新闻从业经历对自己身份转型的影响时，张举玺说道：“我现在转到学界已经将近十年了，现在的这个基础还是在业界时打下的。如果没有在业界丰富的从业经历，想转型到学界，恐怕是要忍受更多苦难的。回国后，我几乎就没有休过节假日。”对于此，他解释说：“也不是因为什么外在的压力，主要是想把自己多年在国外的体验与思考尽快总结出来，都是自己给自己施压。”
张举玺在回忆这段身份转变的心路历程时，始终淡然平静，言谈间虽不乏难以言尽的困惑与苦恼，但更多的依旧是支撑着他的动力与坚持。
“我把俄罗斯当成一面镜子”
在谈及中国与俄罗斯在新闻工作、新闻学术研究以及新闻教育方面的异同时，这位熟谙两国国情的学者侃侃而谈：“我先说第一个，俄罗斯的新闻环境是很自由的，他们一般实行媒体负责制和新闻工作者负责制，虚假新闻在俄罗斯是不多的。比如说，我去采写这个稿件，结果发现这个稿件是个虚假稿件，一旦引起新闻官司，报社可能立马就把我开除了。虽然看着自由，但整体环境都很谨慎、很敬业。我曾经给《21世纪经济报道》写过一篇文章，题目是《用中国“斧头”开发俄罗斯森林》，意思是引进中国劳工，开发西伯利亚森林资源。可是国内的编辑却把它改成了《中国“斧头”与俄罗斯森林》。很快，俄罗斯外交部就有人找我谈话，说我‘这是在煽动民族仇恨’。于是，我马上把原稿发给他看，这事才不了了之。可见他们的新闻环境更讲究真实准确，故意捏造的新闻在俄罗斯还不多见。”
张举玺继续介绍说：“关于他们的新闻学术环境，目前俄罗斯的大部分学者还沉浸在对苏联新闻自由问题的思考中，至今都没有形成一个共识。我一直都在关注俄罗斯的新闻学新著，从目前掌握的情况来看，大部分学者对这个问题思考得比较多。比如，他们会很好奇地问，中国也是照搬苏联模式，为什么中共越来越健康，国家越来越强盛。我告诉他们，因为俄国人好搞极端，而中国人则习惯于循序渐进。不仅如此，苏共从来不敢正视自己的腐败问题，而中共一旦发现自己错了，总是善于勇敢纠正自己。所以我告诉他们说，中国共产党虽然是从学习苏联模式中走过来的，但是这个学生要比老师高明多了。到目前为止，我感到俄罗斯新闻学界还没有完全从阴影中走出来。” “还有一点，俄罗斯学界认为大众传播媒介的主要功能是传播信息，而国内环境则普遍认可‘既要传播信息，又要把握宣传’。所以，俄罗斯回归的是媒介本身的信息传播功能，而中国媒体则强调既要尊重新闻规律，又要重视宣传规律。另外，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在新闻理论方面一部分稀里糊涂地继承了苏联的遗产，另一部分却是照搬西方。比如我们在课堂上讲的新闻敏感源自社会实践，而在俄罗斯课堂上却会强调说敏感来自神的暗示。”
关于俄罗斯的新闻教育，张举玺继续介绍道：“俄罗斯的新闻教育在课堂上更注重实战，比如一年级主要学习报纸媒介；二年级学习广播媒介；三年级学习电视媒介；四年级时你如果对报纸感兴趣就去报社实习，对电视感兴趣就上电视台。至于互联网技术，这是每个准记者都必须掌握的，是一种基本技能而非职业方向。俄罗斯新闻院校中的教育模式基本就是这样，除非个别会有些顺序的不同。”
在被问及自己的学术理想时，张举玺毫不讳言地说：“我是把俄罗斯当成一面镜子，之所以要研究苏联和俄罗斯的媒体，主要是希望它们能起一个镜鉴的作用，给我们照照衣冠、理理思路。我们要吸取它们的教训，不能再走它们的老路。所以我研究的主题之一是：为什么苏联共产党被新闻界出卖了？而我的答案就是：因为它没有遵守党性原则。”说到这里，张举玺神情十分凝重，“不管怎么改革，媒体始终就是给执政党服务的。执政党不去管，自然就会有别的党派去管。苏共吃亏就吃在这个上。我经历了苏联的解体过程，所以我特别想把苏联晚期，以及后来俄罗斯媒介的真实情况展现给中国学界，让大家都看看。苏共已经吃亏了，我们不能再走他们的路子。所以在我主持的第一个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俄现代新闻理论比较研究》中，课题组就强调指出，我们的新闻改革不管怎么改，党性原则不能改。如果改掉了，主体性就不存在，媒体为谁服务的问题就会出现混乱。所以，媒介的党性原则不能变”。
聊到这里，张举玺不禁感喟：“我们都是在这样默默无闻地做着自己的事情，把自己的经历和思考一点点地变成成果。我不敢说这些成果有多高的价值，但最起码我们在很认真地竖起一面镜子。从旁边经过的人也许第一次不会注意到这里有面镜子，第二次也许还没发现镜子的存在，但是时间长了、次数多了，就总能发现这里有面镜子，总会主动走过来看一看、照一照，检查检查自己的衣帽端不端正，最终还是能起到一种潜移默化的作用。”
“中俄比较研究难在人才与共识”
正因如此，张举玺对于在当下中国从事中俄新闻学比较研究的甘苦，是了然于心的。“我们其实有很多困难，第一是形不成团队，第二是达不成共识。这样一来就没有什么影响力。大家可能只知道河南大学有个老师，从俄罗斯留学回来，是做中俄新闻学比较研究的，仅此而已。”他补充道，“尽管国内已经有一批学者在做相关方面的研究，但是真正成规模、成体系，像我这样把自己定位到中俄比较框架中去做的，还不多。这些年我们也在着力培养人才梯队，并且是有计划地去培养。我希望再过若干年，能吸收一批从俄罗斯或者是从独联体国家归来的学者从事这方面的研究。总之现在的研究环境是：经费不是问题，资料不是问题，最难的还是人才。”
对于下一步的研究计划，张举玺坦言：“只要是有精力、有能力、有时间的话，该做的还是要去做的。比如积极申报国家课题，课题方向上还是围绕中俄比较研究，虽然这是很小的研究领域，而且已经做了两个国家级项目，但仍然觉得有很多东西是不够的。比如中俄现在是战略合作伙伴，又是上合组织的两个发起国，除了军事上的合作、政治上的合作、经济上的合作，我们应该怎样去开展更加广泛的合作。这些领域都是很值得研究的。所以我越发感觉到力量太有限，即便有了一个研究团队，但力量有时还是集中不起来，只能说力所能及地继续做一些事情。”
即便面临着诸多困难，张举玺依旧展望着中俄比较新闻学研究在中国新闻学研究视阈中的发展前景。“我们希望能够在国内成立一个俄罗斯传媒研究中心，目前有几所高校筹划着要设立这个中心，有些高校也找我沟通过，建议把这个研究中心放到他们那里去。关于这个中心，谁挂牌我都支持，但关键是你挂了牌得有人才，得有团队。因为一旦挂了这个中心，它不能徒有虚名，要对中国学界、对我们国家有用。”对于此，张举玺心怀期待，更满怀责任。
在中国新闻学的代际视野中，20世纪60年代出生的新闻学者是特点鲜明的一群人，他们中的不少佼佼者在国门洞开的时代背景中得以走出国门，去吸收不同于前辈们的学术营养，张举玺就是其中的一员。所不同的是，在学术源流与意识形态的影响下，绝大多数在那个年代下出国求学的60后学人，大多数选择的是以欧美为主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而张举玺则因为人生的种种机缘，带着鲜明的留俄印迹回到了中国。正如河南大学王振铎先生所评价的，“此前的我国学者们还不习惯或不喜欢对横跨欧亚、既西又东的苏联大解体，对俄罗斯抛开14个加盟共和国独自大复兴、大转型、大变革这一极其复杂的社会历史现象同我国相提并论，相互比较。对于这个大背景下的俄国新闻体制、传媒法规、新闻政策等重大新闻理论问题尚未进行更多的深入思考，在有点不屑重视或者畏难的情况下，张举玺先生独具慧眼，率先做出自己的研究课题，获得了一系列的比较研究成果。这些成果，不能不说是他针对这既与西方有别，又与中国不同的苏俄新闻实践与中国新闻实践进行立体化的交互对比，从而理出新论新说的，因而也是富有开创性的”。
当然，也正如张举玺所担忧的，中俄新闻学比较研究在各方面因素的影响下，如今依旧面临着各种主客观的难题。然而真正令人望而却步的，除了有语言、国情等各方面问题的制约之外，在人才与共识匮乏的问题之下所深藏的，恐怕还有俄罗斯不同于欧美主流新闻传播学发展地位的现实，以及中国在新闻传播学学术路径选择方面的整体性偏倚。也正因为如此，我们更须对这位沉着大气的中原君子，对默默无闻坚守在这方园地中的学术团队为这一项事业所尽的每一份心力表示应有的敬意。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当代杰出新闻学者口述实录研究》的阶段性成果之一，项目批准号：10CXW001；特别鸣谢天津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2014级研究生黄美倩、钟楠为本文整理原始录音素材）
（作者为天津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讲师，国家行政学院博士后）
编校：赵 亮
作为当下新闻学界为数不多的留俄学者，张举玺以中俄比较新闻学为框架的研究视阈，以及依此而奉献出的一大批学术成果，不仅是他厚积薄发的研究专长，更是他时不我待的研究使命。当年寒门苦读的学子，从农村到城市，从中国到苏联，从记者到学者，从海外漂泊到回国报效，从风华正茂到华发丛生……国门洞开后的辗转轨迹究竟带给了他什么样的豁然景状？大国转型的影影绰绰又留给了他何等吐纳忧思？他在中俄比较的气象万千之间做着哪些方面的耕耘游走？不同文化与不同身份的交叉映射又催生了他怎样的学术关怀？这一切，引人深思，更令人好奇。
自2005年归国并执教河南大学至今，张举玺带着他近20年的旅俄体验在全新征程中披荆斩棘，他坦言：“回国后，从业界新闻采写的经验思维到学界科研逻辑的理性思维，我经历了痛苦的转型和巨大的压力。”而回国后之所以选择继续研究苏俄媒体，他解释道：“除了精通俄语的优势之外，更重要的是，我希望苏俄的巨变历程能成为中国发展的一面镜鉴。”就此，一段与中俄比较研究的不解之缘，在张举玺的回忆中铺展开来。
“我转到新闻领域是非常偶然的”
“我出生在豫北山区，长在一个很穷的山村。那时候，农村的孩子想要走出大山只有两个途径：一个是参军，一个就是考学。‘文化大革命’时，一批‘右派’成员被遣送到了我们村里劳动改造，他们的到来对山区孩子来说可是件不小的事情。课余时间生产队长总是派我们去跟他们一起干活，晚上他们会给我们讲一个个有趣的故事，这些都对我们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张举玺说。“我的启蒙导师叫赵文福，曾在外交部做翻译，后被下放到了我的老家务农，平反之后他去了黄水中学教英语。我上中学时他正好还在那里工作，他一见到我，就说我有学外语的天赋，非要我跟着他学英语不可。受其影响，我这个连普通话都不会讲的农村孩子慢慢对学习英语产生了兴趣。”张举玺饶有兴致地回忆。
“1977年恢复高考后，考大学成了我走出山沟的机会与梦想。1981年我从辉县一中成功考入兰州大学外语系英语专业。由于特殊情况，学校临时决定从英语专业挑选一些高考成绩好、年龄小的学生，分配到俄语专业去学习，我就是其中之一。当时班上很多同学都是用俄语直接考上大学的，而我却连一个俄文字母都不认识，学习进度跟不上，压力很大。为此，还一度跟系主任闹过矛盾，甚至想过要退学第二年再考。尽管最初对学习俄语不感兴趣，但是心里却明白，就算从头开始学习俄语，也是一条不错的出路。退学再考，在高考升学率特别低的情况下，一旦考不好，就只能回去继续当农民啦。”张举玺笑着说。
“第一个学期，我用课余时间先后读完了托尔斯泰的《复活》《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等几本俄苏文学名著，被其中主人公们的命运深深吸引了，心想着要是能用俄语阅读这些名著该多好呀。于是，随后就开始全力以赴，几乎把所有时间都用在了对俄文的学习上。到二年级下半年，我就可以借助词典去读俄文原著了，这才发现俄文原著中有许多奥妙和优美的文学意境是翻译家没法表达出来而干脆漏译了的。从此，我开始迷上了俄语和俄苏文学。”张举玺称，直到现在自己都一直在使用着俄语，俄语水平和母语水平已不相上下。无意间的专业调整，让张举玺阴差阳错地走上了学习俄语之路，并从此对这个专业有了更深的迷恋与热爱。同时，这一切也在不经意间为其随后的人生轨迹埋下了伏笔。
大学毕业后，张举玺作为机械工业部的翻译与商务代表，从事于中苏两国机械科技合作与商贸工作。“我从1986年开始，就因工作需要，经常往返于中苏之间。苏联解体，俄罗斯独立之后，由于双方开展了多项互利互惠合作业务，我们就在俄罗斯设立了代表处，开始常驻，一年至少要在那儿工作上10个月。中国的机械工业和兵器工业体系是在苏联的援助下建立起来的，但是由于随后中苏在意识形态领域产生了分歧，苏联从20世纪70年代初全面对中国实行技术封锁。苏联解体后，我们急需搞清楚苏联在七八十年代各项技术都取得了什么发展，哪些技术是需要我们学习和引进的。我作为商务代表的首要任务就是从海量信息中筛选出哪些信息是我们需要的。我每天接触到的资料小至汽车配件、钢铁型材，大到热电矿山装备，甚至还有大量的退役坦克、飞机和军舰等资料，时间一长，对苏军的兵器装备竟然耳熟能详。于是，每每回国休假，我都要被动接受国内新闻界朋友所布置的作业，写写与苏联兵器有关的军事文章，但是刚开始写这些稿件时还根本摸不着头脑。”说到这里，张举玺略显无奈，“说是写，倒不如说只是帮他们整理出一些书面材料来，由他们挑出感兴趣的部分，添个头加个尾，中间把我整理出的内容用上。后来，他们给我布置的作业逐渐涉及了经济、能源、中俄关系、政治社会等领域，写的稿件越来越多。我从刊发出来的稿件中逐渐悟出了新闻稿件是由标题、电头、导语、正文和结尾组成的。在写作过程中还要善于突出事实，使用直接引语，巧妙使用背景材料等等。为了掌握这些规律，我主动去书店买了有关新闻理论、新闻写作等方面的书籍。”
如其所言，从90年代开始，张举玺陆续为《南方日报》《南方周末》《21世纪环球报道》《21世纪经济报道》《青年参考》《中国画报》《外滩画报》《第一财经日报》，以及俄罗斯的《路讯参考》《世纪日报》《消息报》《莫斯科华人报》《商旅生活》等报刊提供各类新闻稿件，这期间发表的新闻作品多达2000余篇。“我做特约记者大概是做到1996年前后。”他回忆说。而这段特殊的经历，不仅让原本从事商务工作的张举玺渐渐对新闻采写的实践和规律有了更深的经验与体会，甚至悄然地影响到了他其后的人生选择。
“作为记者，我很想系统学习新闻学”
“决定在俄罗斯攻读学位应该是1999年底，2000年春天我开始申请学校。那个时候我的派驻任期已满，因为工作压力太大，回国后跟原单位解除了继续派驻的合同，希望可以去学校读书。由于我当时年纪已经不小了，35岁在国内考研也不现实，于是就想到还是去俄罗斯读。”谈及重返校园后的艰辛，张举玺记忆犹新，“刚到俄罗斯去读书的时候，还是挺难的。因为对俄苏文学的偏好，我选择了俄罗斯国立普希金俄语学院。其实，做了很长时间记者，我很想系统地学习新闻学，但是普院没有新闻专业，导师就推荐我去研究报刊语言学，并选择了这个方向。我在一年半之内读完了该校图书馆馆藏的400多本报刊语言学方面的图书，最终完成了我的硕士学位论文《维纳格拉达夫的研究风格及方法》（注：维纳格拉达夫是苏联时期著名的语言文学家，其在学界的地位相当于中国的郭沫若）。普院当时的校长叫卡斯塔马洛夫，是维纳格拉达夫的得意门生。在我论文答辩的时候，他专门出席并提问我：‘你一个中国人，怎么敢研究我们的学界泰斗呢？’我说：‘这没什么，我只是对他的学术著作感兴趣。’”然而令张举玺没有想到的是，这份努力与自信所给他带来的，竟是另一扇学术殿堂之门的开启。 “2002年6月，我的硕士论文答辩之后，普院的校长和我的导师就一起为我向俄罗斯人民友谊大学校长写了一封推荐信，推荐我去那里攻读新闻学博士学位。”张举玺的脸上充满欣慰，“俄罗斯人民友谊大学是一所国际性大学，在俄罗斯的大学中排在前三到五名。这所学校实际上是1961年赫鲁晓夫专门给亚非拉国家建的，培养出了很多国家的总统、总理和部长。”确如张举玺所言，这所被誉为“世界政治家摇篮”的俄罗斯著名学府，不仅为全世界特别是亚非拉国家培养了大量的专业人才，并且在毕业生中还先后诞生了十几位国家元首和几十位部长大使。“我在这里继续读了三年新闻学专业，这期间我发表了10多篇论文、300多篇新闻作品，还在俄罗斯人民友谊大学出版社出过两本书，一本是《新闻写作技法》，一本是《新闻理论基础》。2005年6月，我顺利通过了博士学位论文答辩。”张举玺继续介绍道：“读博期间我主要是研究俄罗斯报刊风格。当时导师对我说，你光研究俄罗斯媒介意义不大，最好是做中俄新闻学的比较研究，这样你的学术空间会非常大。正因为如此，我最终确定选题并且完成了博士论文《中俄现代传媒文体的相同与区别研究》。”
从学习俄罗斯语言文学到研究俄罗斯报刊语言，再到从事中俄传媒文体比较研究，张举玺的学术研究之路看似偶然却又一脉相连。“在俄罗斯拿博士学位是很难的，好在我是驻站记者，学新闻学专业，成果也比较多。你看，导师在我毕业论文上的签名留言是：希望你越来越成功。”张举玺轻轻翻开博士论文的扉页，神情中流露的尽是寒窗苦读后的回味与甘甜。
值得一提的是，异乡漂泊二十载的张举玺在这段难忘的旅俄生涯中不仅经历了事业与学业的攀爬积累，更为重要的是他亲身体验了新闻工作从懵懂的实践经验走向自觉的规律反思的艰难升华。“我原来在新闻采写过程中留下了很多的问题和困惑，但是在开始读新闻学之后一个个都在课本上找到了答案。”他笑着总结道。这位学俄语出身的谦谦学者，在几十年如一日的勤勉深思与笔耕不辍之下，已然渐渐地将人生的一个小窗口推展得豁然明亮。
“从业界到学界，我经历了痛苦的转型”
张举玺与河南大学的渊源要追溯到十年前的一次考察。“2004年11月，俄罗斯高教部决定与中国高校合作，于是派了几个考察团到中国。我当年是作为代表被编到了其中一个考察组，重点考察的就是河南大学。河南大学虽然不是‘211’高校，也不是‘985’名校，但在国外是比较有名气的，因为它曾经是中国三大留学培训基地之一，与清华留美预备学校、上海南洋公学齐名。河大的人文社科有着深厚的历史积淀，我当时就被这里的气氛吸引住了。”张举玺回忆说，“2005年10月底回国后，河南大学邀请我到河大工作。鉴于在考察期间留下的美好印象，我很快就同意了邀请，并在2005年11月正式到河南大学任教。”
毫无疑问，受聘河南大学是张举玺学术人生的一个重要转折。然而，或许连他自己也没有想到的是，这个转折再次让他经历了一段非常艰难的转变过程。“在业界，40岁是个很尴尬的年龄，于是我想要转型，想把之前的新闻实践经验拿到课堂上传授给学生，但是这个转型过程却是很痛苦的。”张举玺回忆道，“我在国外虽然也发表了很多论文，但国外的论文风格和国内不太一样。比如说文体，国内一般是三段式：概念、问题、对策。而国外会直扑主题，选择一个大的案例来佐证观点。回国后我最初投出去的稿件大多是石沉大海，后来觉得一味投稿也不是办法，就去资料室一边看期刊一边琢磨，一个多月之后才明白了这里面的区别。再有一个就是申报课题，国内申报课题要有前期成果，我当年刚回来的时候申报的第一个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就是《中俄现代新闻理论比较研究》。这个研究命题我虽然在国外的成果有很多，但在国内的成果却是一片空白，所以第一年没有通过。随后，我坚持不断地写论文和发表论文。直到第三次申报，才成功获批。2011年我申报的自选项目《新闻自由化与苏共亡党关系研究》又再次获得了国家社科立项。”回味这一路甘苦，张举玺感慨颇深。
而在被问及俄罗斯的新闻从业经历对自己身份转型的影响时，张举玺说道：“我现在转到学界已经将近十年了，现在的这个基础还是在业界时打下的。如果没有在业界丰富的从业经历，想转型到学界，恐怕是要忍受更多苦难的。回国后，我几乎就没有休过节假日。”对于此，他解释说：“也不是因为什么外在的压力，主要是想把自己多年在国外的体验与思考尽快总结出来，都是自己给自己施压。”
张举玺在回忆这段身份转变的心路历程时，始终淡然平静，言谈间虽不乏难以言尽的困惑与苦恼，但更多的依旧是支撑着他的动力与坚持。
“我把俄罗斯当成一面镜子”
在谈及中国与俄罗斯在新闻工作、新闻学术研究以及新闻教育方面的异同时，这位熟谙两国国情的学者侃侃而谈：“我先说第一个，俄罗斯的新闻环境是很自由的，他们一般实行媒体负责制和新闻工作者负责制，虚假新闻在俄罗斯是不多的。比如说，我去采写这个稿件，结果发现这个稿件是个虚假稿件，一旦引起新闻官司，报社可能立马就把我开除了。虽然看着自由，但整体环境都很谨慎、很敬业。我曾经给《21世纪经济报道》写过一篇文章，题目是《用中国“斧头”开发俄罗斯森林》，意思是引进中国劳工，开发西伯利亚森林资源。可是国内的编辑却把它改成了《中国“斧头”与俄罗斯森林》。很快，俄罗斯外交部就有人找我谈话，说我‘这是在煽动民族仇恨’。于是，我马上把原稿发给他看，这事才不了了之。可见他们的新闻环境更讲究真实准确，故意捏造的新闻在俄罗斯还不多见。”
张举玺继续介绍说：“关于他们的新闻学术环境，目前俄罗斯的大部分学者还沉浸在对苏联新闻自由问题的思考中，至今都没有形成一个共识。我一直都在关注俄罗斯的新闻学新著，从目前掌握的情况来看，大部分学者对这个问题思考得比较多。比如，他们会很好奇地问，中国也是照搬苏联模式，为什么中共越来越健康，国家越来越强盛。我告诉他们，因为俄国人好搞极端，而中国人则习惯于循序渐进。不仅如此，苏共从来不敢正视自己的腐败问题，而中共一旦发现自己错了，总是善于勇敢纠正自己。所以我告诉他们说，中国共产党虽然是从学习苏联模式中走过来的，但是这个学生要比老师高明多了。到目前为止，我感到俄罗斯新闻学界还没有完全从阴影中走出来。” “还有一点，俄罗斯学界认为大众传播媒介的主要功能是传播信息，而国内环境则普遍认可‘既要传播信息，又要把握宣传’。所以，俄罗斯回归的是媒介本身的信息传播功能，而中国媒体则强调既要尊重新闻规律，又要重视宣传规律。另外，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在新闻理论方面一部分稀里糊涂地继承了苏联的遗产，另一部分却是照搬西方。比如我们在课堂上讲的新闻敏感源自社会实践，而在俄罗斯课堂上却会强调说敏感来自神的暗示。”
关于俄罗斯的新闻教育，张举玺继续介绍道：“俄罗斯的新闻教育在课堂上更注重实战，比如一年级主要学习报纸媒介；二年级学习广播媒介；三年级学习电视媒介；四年级时你如果对报纸感兴趣就去报社实习，对电视感兴趣就上电视台。至于互联网技术，这是每个准记者都必须掌握的，是一种基本技能而非职业方向。俄罗斯新闻院校中的教育模式基本就是这样，除非个别会有些顺序的不同。”
在被问及自己的学术理想时，张举玺毫不讳言地说：“我是把俄罗斯当成一面镜子，之所以要研究苏联和俄罗斯的媒体，主要是希望它们能起一个镜鉴的作用，给我们照照衣冠、理理思路。我们要吸取它们的教训，不能再走它们的老路。所以我研究的主题之一是：为什么苏联共产党被新闻界出卖了？而我的答案就是：因为它没有遵守党性原则。”说到这里，张举玺神情十分凝重，“不管怎么改革，媒体始终就是给执政党服务的。执政党不去管，自然就会有别的党派去管。苏共吃亏就吃在这个上。我经历了苏联的解体过程，所以我特别想把苏联晚期，以及后来俄罗斯媒介的真实情况展现给中国学界，让大家都看看。苏共已经吃亏了，我们不能再走他们的路子。所以在我主持的第一个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俄现代新闻理论比较研究》中，课题组就强调指出，我们的新闻改革不管怎么改，党性原则不能改。如果改掉了，主体性就不存在，媒体为谁服务的问题就会出现混乱。所以，媒介的党性原则不能变”。
聊到这里，张举玺不禁感喟：“我们都是在这样默默无闻地做着自己的事情，把自己的经历和思考一点点地变成成果。我不敢说这些成果有多高的价值，但最起码我们在很认真地竖起一面镜子。从旁边经过的人也许第一次不会注意到这里有面镜子，第二次也许还没发现镜子的存在，但是时间长了、次数多了，就总能发现这里有面镜子，总会主动走过来看一看、照一照，检查检查自己的衣帽端不端正，最终还是能起到一种潜移默化的作用。”
“中俄比较研究难在人才与共识”
正因如此，张举玺对于在当下中国从事中俄新闻学比较研究的甘苦，是了然于心的。“我们其实有很多困难，第一是形不成团队，第二是达不成共识。这样一来就没有什么影响力。大家可能只知道河南大学有个老师，从俄罗斯留学回来，是做中俄新闻学比较研究的，仅此而已。”他补充道，“尽管国内已经有一批学者在做相关方面的研究，但是真正成规模、成体系，像我这样把自己定位到中俄比较框架中去做的，还不多。这些年我们也在着力培养人才梯队，并且是有计划地去培养。我希望再过若干年，能吸收一批从俄罗斯或者是从独联体国家归来的学者从事这方面的研究。总之现在的研究环境是：经费不是问题，资料不是问题，最难的还是人才。”
对于下一步的研究计划，张举玺坦言：“只要是有精力、有能力、有时间的话，该做的还是要去做的。比如积极申报国家课题，课题方向上还是围绕中俄比较研究，虽然这是很小的研究领域，而且已经做了两个国家级项目，但仍然觉得有很多东西是不够的。比如中俄现在是战略合作伙伴，又是上合组织的两个发起国，除了军事上的合作、政治上的合作、经济上的合作，我们应该怎样去开展更加广泛的合作。这些领域都是很值得研究的。所以我越发感觉到力量太有限，即便有了一个研究团队，但力量有时还是集中不起来，只能说力所能及地继续做一些事情。”
即便面临着诸多困难，张举玺依旧展望着中俄比较新闻学研究在中国新闻学研究视阈中的发展前景。“我们希望能够在国内成立一个俄罗斯传媒研究中心，目前有几所高校筹划着要设立这个中心，有些高校也找我沟通过，建议把这个研究中心放到他们那里去。关于这个中心，谁挂牌我都支持，但关键是你挂了牌得有人才，得有团队。因为一旦挂了这个中心，它不能徒有虚名，要对中国学界、对我们国家有用。”对于此，张举玺心怀期待，更满怀责任。
在中国新闻学的代际视野中，20世纪60年代出生的新闻学者是特点鲜明的一群人，他们中的不少佼佼者在国门洞开的时代背景中得以走出国门，去吸收不同于前辈们的学术营养，张举玺就是其中的一员。所不同的是，在学术源流与意识形态的影响下，绝大多数在那个年代下出国求学的60后学人，大多数选择的是以欧美为主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而张举玺则因为人生的种种机缘，带着鲜明的留俄印迹回到了中国。正如河南大学王振铎先生所评价的，“此前的我国学者们还不习惯或不喜欢对横跨欧亚、既西又东的苏联大解体，对俄罗斯抛开14个加盟共和国独自大复兴、大转型、大变革这一极其复杂的社会历史现象同我国相提并论，相互比较。对于这个大背景下的俄国新闻体制、传媒法规、新闻政策等重大新闻理论问题尚未进行更多的深入思考，在有点不屑重视或者畏难的情况下，张举玺先生独具慧眼，率先做出自己的研究课题，获得了一系列的比较研究成果。这些成果，不能不说是他针对这既与西方有别，又与中国不同的苏俄新闻实践与中国新闻实践进行立体化的交互对比，从而理出新论新说的，因而也是富有开创性的”。
当然，也正如张举玺所担忧的，中俄新闻学比较研究在各方面因素的影响下，如今依旧面临着各种主客观的难题。然而真正令人望而却步的，除了有语言、国情等各方面问题的制约之外，在人才与共识匮乏的问题之下所深藏的，恐怕还有俄罗斯不同于欧美主流新闻传播学发展地位的现实，以及中国在新闻传播学学术路径选择方面的整体性偏倚。也正因为如此，我们更须对这位沉着大气的中原君子，对默默无闻坚守在这方园地中的学术团队为这一项事业所尽的每一份心力表示应有的敬意。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当代杰出新闻学者口述实录研究》的阶段性成果之一，项目批准号：10CXW001；特别鸣谢天津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2014级研究生黄美倩、钟楠为本文整理原始录音素材）
（作者为天津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讲师，国家行政学院博士后）
编校：赵 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