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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疾病隐喻始终在世界文学史占据重要地位，也是科幻文艺的常见题材和关注重点。跨学科研究的整合性特征促使有关疾病的研讨视角从医学、生物学等领域逐渐向人文与社会科学领域延伸。文学的本质是“人学”，罹患疾病的身体已变成亟待解构的空间，并印证了“后人类”语境下的身体转型。从极致权力的身份失语、唯技术论的伦理困境、社会异化的心理危机分别探讨科幻作品的疫病话题，着眼于人类的现实境遇与未来征候，着重探讨科幻作品的疫病书写在其相应语境之中渗透的反思意识与哲学思辨。
关键词： 科幻文艺 疾病隐喻
“疫病”泛指流行性傳染病。从词源学角度考释，疾病是古老而复杂的词汇。许慎《说文解字》：“病，疾加也，从疒丙声。” a认为“疾病”是语素之间具有近似性的同义复合词。段玉裁对两者之间的语义偏重进行了清晰的注解：“析言之，则病为疾加；浑言之，则疾亦病也。” b笼统来讲，“病”与“疾”表意相似，用法交叠；具体而论，“病”比“疾”程度更重，指涉更广。针对“病”的语词溯源，为站在文化研究立场解构其深刻的隐喻意义以及复杂的社会文化证实了可行性空间。
20世纪90年代以来，以“疾病”为代表的灾变主题逐渐成为科幻小说与科幻电影中的常见叙事题材，科幻文艺的疫病书写也为文学研讨拓宽了全新的视野与思路。“隐喻”作为认知语义学研究的焦点，力求贯通两种意义所反映的现实现象之间的相似性，并普遍存在于各类文化研究立场之中。在科幻作品当中，罹患疾病的身体是人物命运突发跌宕的常见因素，一方面，以疾病或瘟疫为叙事主题的科幻作品往往预设肌体的死亡与情节的转变；另一方面，“生化病毒”与“虚拟病毒”等被渲染了后人类主义色彩的科幻元素，导致人类身体变成了亟待解构的空间场域。有关于太空病毒、动物病毒与“后启示录（Post-Apocalypse）”等话题的虚构想象在科幻小说与电影中的比重骤升。与传统文学相似，脱胎于生活的文学艺术最终将反哺于现实维度。本文虽聚焦科幻文艺的疾病书写，但本质在于揭示疾病主题之下的意义生产，思考科幻文学对疫情时期现实境况的独特表达。
一、极致权力的身份失语
“生化病毒”是科幻文艺中的特殊主题与极受争议的现实话题。特瑞·吉列姆（Terry Gilliam）执导的科幻电影《十二猴子》（Twelve Monkeys）以“生化病毒”为基本线索，囚徒詹姆斯被科学家选为“观察员”，并通过“时间机器”穿越至1996年追查病毒扩散的源头，带回“源病毒”以便于医学研发。
人工提炼、人为散播的“源病毒”既是“生化病毒”之一，也是整部影片的基本线索。《十二猴子》构建了尖锐的阶级关系，在近乎种族灭绝的生存境遇之下，人类并未放弃对于集权制度的渴望，反而愈演愈烈，科学家群体顺势成为不可撼动的知识权威与至高无上的权力中枢。遭到终身监禁的詹姆斯始终受制于科学技术下的极权统治，而地下空间的统治形态与福柯在《规训与惩罚》中提及的监狱模式具有高度的相似性。福柯细致考查监狱模式的形成机制，并把运作的权力与禁锢的肉体作为贯穿始终的基本概念。“监狱”是极致权力的空间场域，詹姆斯因为未遵循地下空间的规章制度和暴躁乖戾的性格特点而被判处终身监禁，监管者在其颈后嵌入黑色的条状编码，当扫描枪检测时，詹姆斯的罪行、秉性与刑期等记录便会逐一浮现。物质化的身体构成了微观的“全景敞视监狱（Panopticon）”，监狱内部规训机制的空间分配致使其客体占据有相应位置，由此可明确在场者和缺席者，并使实施权力的主体对被控制者具有空间的可视性。c在福柯加以深化的“全景敞视主义（Panopticism）”机制中，权力不再将肉体简单囚于密闭的空间当中，而是针对空间与个体进行精确的编码与组合，使肉体在权力的规训之下成为物理技术的载体。
在表达“生化病毒”主题的科幻作品之中，玛格丽特·阿特伍德（Margaret Atwood）的《羚羊与秧鸡》（Oryx and Crake）展现了黯淡无光的未来世界，批判了人类在追求生物工程技术的发展过程当中对动物权利与生态平衡的漠视与侵犯。与具有反乌托邦色彩的科幻小说相似，作品之中的政府权力已退化至可以忽视的地步，以荷尔史威瑟集团为代表的大型生物工程公司将社会切分成“大院”和“杂市”，前者享有完备的基础设施与物资保障，而后者却潦倒破败、治安混乱，居民生活在无尽的贫困与绝望之中。
此外，燕垒生的《瘟疫》虽然未涉及“后人类”语境之下的技术话题，但对疾病书写与权力异化的文学演绎并不逊色：城市爆发了能够导致人体石化的瘟疫，“我”在防疫督管与石像焚化的任务执行过程当中，意外得知感染者并非死亡，而是以缓慢速度运动和思考。当“我”惊觉石像焚化无异于屠杀之时，内心产生激烈的震荡与起伏：“生命是什么？那么脆弱。石头比我这种血肉之躯坚固多了，然而如果他们还有生命，却只是一堆让我随意消灭的笨重垃圾而已。可是，我有权力这么做吗？” d《瘟疫》中的“石化”不仅是疾病的躯体症状，更是极致权力的真实映射。总部在知悉实情的前提下，依旧焚烧石像，甚至把感染的女艺人放置于广场以供司长观赏。燕垒生在“末世想象”之下悬置了耐人寻味的权力隐喻，使身份话题再次归入研究视野中。
二、唯技术论的伦理困境
与前者的危机意识相比，王晋康的科幻小说写作则更加侧重对技术伦理的叙写和反思。作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科幻文坛代表作家之一，王晋康的写作风格具有浓郁的哲理色彩和思辨意味，被誉为“中国科幻的思想者”。《生死平衡》讲述了中国民间医生皇甫林在出游科里白期间利用“平衡医学”治愈了首相之子法赫米的顽疾，并扑灭了卷土重来的天花病毒。《十字》（又名《四级恐慌》）的病毒学家梅茵是“低烈度纵火”理论的拥趸者，尝试通过培育低毒性病毒菌株来实现人体免疫功能的优化。《癌人》把疾病话题嵌置于基因技术之中，并衍生出有关于“后人类”的探讨：生物学家保罗的祖母罹患宫颈癌逝世，医生意外发现其癌细胞可以无限分裂与繁殖，命名为“海拉细胞”。药业公司使用“海拉细胞”克隆了一名新生婴儿，其拥有超乎寻常人三倍的生长速度，具备卓越的自愈能力，甚至能够灵活操控静电。相较而言，《生死平衡》与《十字》侧重于探讨生物与病毒的平衡区间，《癌人》则把关注重点转移到了人类与疾病互弥的共生关系。科幻小说不仅是体制的变革基地，也是人类学的试验场，试验了人类个体对“他者”和外来文化的接受程度。e在王晋康的笔下，科幻小说的技术乐观主义遭受冲击，疾病话题通过技术幻想实现与身体异化主题相互黏连，在关于“后人类”的文学想象之中，作者对于生物工程技术的现状与未来进行变形，渗透了深沉的伦理反思与警觉意识。 三、社会异化的心理症候
香港学者郁旭映指出，后现代性反复强调的“肉体之死”和“真实之死”，在“更新代”科幻作家的疾病书写中具体表现为针对“后人类身体”与后人类主体性的发掘与探讨。疾病固然通过各种形式（瘟疫、绝症、抑郁症、妄想症等）出现，却共同指向对于人类主体性的质询：或借助精神疾病来反观自我，或通过描写正常与病态的模糊边界进而揭示人类本质的含混性。f
郝景芳的《孤单病房》展现了现代都市人群极度缺失的自我认同感与心理安全感，同时隐晦地传达了对个体价值与精神疗愈的重新审视。小说虚构了名为“大脑紊乱型呼吸不畅”的新型流行疾病，用老护士韩姨的话来说，即一种“恶性循环的社会焦虑”，致使患者陷入深度昏迷与抽搐，只能通过脑波仪的电极向大脑输入疗愈性的语言指令使其恢复平稳状态。在小说结尾，精疲力竭的护士齐娜自愿接入脑波仪，“她不清楚自己睡着还是没睡着，只是觉得阳光下的树叶散发嫩绿环绕在她身旁。她在迷迷糊糊半睡半醒之间想到，如果一直这样下去也好” g。正如凯博文有关“垮掉的一代”的相关论述，“疾病问题似乎是唯一可以接受的、对于无可奈何的失败的借口；面对失败造成的个人痛苦，把自己定位在一个病人的角色来应对这种痛苦也许比通过在社会和政治上离经叛道要安全得多” h。《孤单病房》把疾病话题作为集体焦虑的隐喻形式，通过“赛博格”的身体表征反思现代社会的心理模式与自我认同，并对于精神异化与身份缺失的时代症疾提出崭新的解读视角。
a 〔汉〕许慎撰，藏克和、王平校订：《说文解字新订》，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154页。
b 〔汉〕许慎撰， 〔清〕段玉裁注：《说文解字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348页。
c 谢欣然：《权力与知识的空间化——福柯理论中的空间层域关系研究》，《陕西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4期。
d 燕垒生： 《瘟疫》，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2012年版，第12页。
e 吴岩： 《科幻文学论纲》，重庆出版社2011年版，第181页。
f 郁旭映：《中国当代科幻小说中的疾病与医疗书写》，《中外文學》2020年第3期。
g 郝景芳：《孤独深处》，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6年版，第290页。
h 〔美〕凯博文：《苦痛和疾病的社会根源——现代中国的抑郁、神经衰弱和病痛》，郭金华译，上海三联书店2008年版，第160页。
基金项目： 本文系2020年江苏省研究生科研创新计划项目“科幻文艺的疫病书写与未来焦虑”阶段性研究成果（项目编号：KYCX20_1911
作 者： 王天昊，江南大学人文学院中国语言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张春梅，博士，江南大学人文学院教授，研究方向：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
编 辑： 康慧 E-mail： kanghuixx@sina.com
关键词： 科幻文艺 疾病隐喻
“疫病”泛指流行性傳染病。从词源学角度考释，疾病是古老而复杂的词汇。许慎《说文解字》：“病，疾加也，从疒丙声。” a认为“疾病”是语素之间具有近似性的同义复合词。段玉裁对两者之间的语义偏重进行了清晰的注解：“析言之，则病为疾加；浑言之，则疾亦病也。” b笼统来讲，“病”与“疾”表意相似，用法交叠；具体而论，“病”比“疾”程度更重，指涉更广。针对“病”的语词溯源，为站在文化研究立场解构其深刻的隐喻意义以及复杂的社会文化证实了可行性空间。
20世纪90年代以来，以“疾病”为代表的灾变主题逐渐成为科幻小说与科幻电影中的常见叙事题材，科幻文艺的疫病书写也为文学研讨拓宽了全新的视野与思路。“隐喻”作为认知语义学研究的焦点，力求贯通两种意义所反映的现实现象之间的相似性，并普遍存在于各类文化研究立场之中。在科幻作品当中，罹患疾病的身体是人物命运突发跌宕的常见因素，一方面，以疾病或瘟疫为叙事主题的科幻作品往往预设肌体的死亡与情节的转变；另一方面，“生化病毒”与“虚拟病毒”等被渲染了后人类主义色彩的科幻元素，导致人类身体变成了亟待解构的空间场域。有关于太空病毒、动物病毒与“后启示录（Post-Apocalypse）”等话题的虚构想象在科幻小说与电影中的比重骤升。与传统文学相似，脱胎于生活的文学艺术最终将反哺于现实维度。本文虽聚焦科幻文艺的疾病书写，但本质在于揭示疾病主题之下的意义生产，思考科幻文学对疫情时期现实境况的独特表达。
一、极致权力的身份失语
“生化病毒”是科幻文艺中的特殊主题与极受争议的现实话题。特瑞·吉列姆（Terry Gilliam）执导的科幻电影《十二猴子》（Twelve Monkeys）以“生化病毒”为基本线索，囚徒詹姆斯被科学家选为“观察员”，并通过“时间机器”穿越至1996年追查病毒扩散的源头，带回“源病毒”以便于医学研发。
人工提炼、人为散播的“源病毒”既是“生化病毒”之一，也是整部影片的基本线索。《十二猴子》构建了尖锐的阶级关系，在近乎种族灭绝的生存境遇之下，人类并未放弃对于集权制度的渴望，反而愈演愈烈，科学家群体顺势成为不可撼动的知识权威与至高无上的权力中枢。遭到终身监禁的詹姆斯始终受制于科学技术下的极权统治，而地下空间的统治形态与福柯在《规训与惩罚》中提及的监狱模式具有高度的相似性。福柯细致考查监狱模式的形成机制，并把运作的权力与禁锢的肉体作为贯穿始终的基本概念。“监狱”是极致权力的空间场域，詹姆斯因为未遵循地下空间的规章制度和暴躁乖戾的性格特点而被判处终身监禁，监管者在其颈后嵌入黑色的条状编码，当扫描枪检测时，詹姆斯的罪行、秉性与刑期等记录便会逐一浮现。物质化的身体构成了微观的“全景敞视监狱（Panopticon）”，监狱内部规训机制的空间分配致使其客体占据有相应位置，由此可明确在场者和缺席者，并使实施权力的主体对被控制者具有空间的可视性。c在福柯加以深化的“全景敞视主义（Panopticism）”机制中，权力不再将肉体简单囚于密闭的空间当中，而是针对空间与个体进行精确的编码与组合，使肉体在权力的规训之下成为物理技术的载体。
在表达“生化病毒”主题的科幻作品之中，玛格丽特·阿特伍德（Margaret Atwood）的《羚羊与秧鸡》（Oryx and Crake）展现了黯淡无光的未来世界，批判了人类在追求生物工程技术的发展过程当中对动物权利与生态平衡的漠视与侵犯。与具有反乌托邦色彩的科幻小说相似，作品之中的政府权力已退化至可以忽视的地步，以荷尔史威瑟集团为代表的大型生物工程公司将社会切分成“大院”和“杂市”，前者享有完备的基础设施与物资保障，而后者却潦倒破败、治安混乱，居民生活在无尽的贫困与绝望之中。
此外，燕垒生的《瘟疫》虽然未涉及“后人类”语境之下的技术话题，但对疾病书写与权力异化的文学演绎并不逊色：城市爆发了能够导致人体石化的瘟疫，“我”在防疫督管与石像焚化的任务执行过程当中，意外得知感染者并非死亡，而是以缓慢速度运动和思考。当“我”惊觉石像焚化无异于屠杀之时，内心产生激烈的震荡与起伏：“生命是什么？那么脆弱。石头比我这种血肉之躯坚固多了，然而如果他们还有生命，却只是一堆让我随意消灭的笨重垃圾而已。可是，我有权力这么做吗？” d《瘟疫》中的“石化”不仅是疾病的躯体症状，更是极致权力的真实映射。总部在知悉实情的前提下，依旧焚烧石像，甚至把感染的女艺人放置于广场以供司长观赏。燕垒生在“末世想象”之下悬置了耐人寻味的权力隐喻，使身份话题再次归入研究视野中。
二、唯技术论的伦理困境
与前者的危机意识相比，王晋康的科幻小说写作则更加侧重对技术伦理的叙写和反思。作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科幻文坛代表作家之一，王晋康的写作风格具有浓郁的哲理色彩和思辨意味，被誉为“中国科幻的思想者”。《生死平衡》讲述了中国民间医生皇甫林在出游科里白期间利用“平衡医学”治愈了首相之子法赫米的顽疾，并扑灭了卷土重来的天花病毒。《十字》（又名《四级恐慌》）的病毒学家梅茵是“低烈度纵火”理论的拥趸者，尝试通过培育低毒性病毒菌株来实现人体免疫功能的优化。《癌人》把疾病话题嵌置于基因技术之中，并衍生出有关于“后人类”的探讨：生物学家保罗的祖母罹患宫颈癌逝世，医生意外发现其癌细胞可以无限分裂与繁殖，命名为“海拉细胞”。药业公司使用“海拉细胞”克隆了一名新生婴儿，其拥有超乎寻常人三倍的生长速度，具备卓越的自愈能力，甚至能够灵活操控静电。相较而言，《生死平衡》与《十字》侧重于探讨生物与病毒的平衡区间，《癌人》则把关注重点转移到了人类与疾病互弥的共生关系。科幻小说不仅是体制的变革基地，也是人类学的试验场，试验了人类个体对“他者”和外来文化的接受程度。e在王晋康的笔下，科幻小说的技术乐观主义遭受冲击，疾病话题通过技术幻想实现与身体异化主题相互黏连，在关于“后人类”的文学想象之中，作者对于生物工程技术的现状与未来进行变形，渗透了深沉的伦理反思与警觉意识。 三、社会异化的心理症候
香港学者郁旭映指出，后现代性反复强调的“肉体之死”和“真实之死”，在“更新代”科幻作家的疾病书写中具体表现为针对“后人类身体”与后人类主体性的发掘与探讨。疾病固然通过各种形式（瘟疫、绝症、抑郁症、妄想症等）出现，却共同指向对于人类主体性的质询：或借助精神疾病来反观自我，或通过描写正常与病态的模糊边界进而揭示人类本质的含混性。f
郝景芳的《孤单病房》展现了现代都市人群极度缺失的自我认同感与心理安全感，同时隐晦地传达了对个体价值与精神疗愈的重新审视。小说虚构了名为“大脑紊乱型呼吸不畅”的新型流行疾病，用老护士韩姨的话来说，即一种“恶性循环的社会焦虑”，致使患者陷入深度昏迷与抽搐，只能通过脑波仪的电极向大脑输入疗愈性的语言指令使其恢复平稳状态。在小说结尾，精疲力竭的护士齐娜自愿接入脑波仪，“她不清楚自己睡着还是没睡着，只是觉得阳光下的树叶散发嫩绿环绕在她身旁。她在迷迷糊糊半睡半醒之间想到，如果一直这样下去也好” g。正如凯博文有关“垮掉的一代”的相关论述，“疾病问题似乎是唯一可以接受的、对于无可奈何的失败的借口；面对失败造成的个人痛苦，把自己定位在一个病人的角色来应对这种痛苦也许比通过在社会和政治上离经叛道要安全得多” h。《孤单病房》把疾病话题作为集体焦虑的隐喻形式，通过“赛博格”的身体表征反思现代社会的心理模式与自我认同，并对于精神异化与身份缺失的时代症疾提出崭新的解读视角。
a 〔汉〕许慎撰，藏克和、王平校订：《说文解字新订》，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154页。
b 〔汉〕许慎撰， 〔清〕段玉裁注：《说文解字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348页。
c 谢欣然：《权力与知识的空间化——福柯理论中的空间层域关系研究》，《陕西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4期。
d 燕垒生： 《瘟疫》，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2012年版，第12页。
e 吴岩： 《科幻文学论纲》，重庆出版社2011年版，第181页。
f 郁旭映：《中国当代科幻小说中的疾病与医疗书写》，《中外文學》2020年第3期。
g 郝景芳：《孤独深处》，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6年版，第290页。
h 〔美〕凯博文：《苦痛和疾病的社会根源——现代中国的抑郁、神经衰弱和病痛》，郭金华译，上海三联书店2008年版，第160页。
基金项目： 本文系2020年江苏省研究生科研创新计划项目“科幻文艺的疫病书写与未来焦虑”阶段性研究成果（项目编号：KYCX20_1911
作 者： 王天昊，江南大学人文学院中国语言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张春梅，博士，江南大学人文学院教授，研究方向：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
编 辑： 康慧 E-mail： kanghuixx@sin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