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君书》注释商榷三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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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学者在注释《商君书》时,由于受到自身思想观念、知识结构及理解等因素的影响,对同一文本在注释上往往会有不同的见解。通过对《商君书》中争议较大的“劳民”、“难、易”、“攻力”等三则字词的注释进行考证,认为“劳民”指“奸巧之人”;“难、易”分别指“实力”与“空谈”;“攻力”指“积蓄实力”。
  [关键词] 《商君书》;注释;商榷
  [中图分类号]K85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36121(2017)02010103
  《商君书》是战国时法家学派的代表作之一,也是商鞅及其后学的著作汇编。商鞅变法使秦国兵强国富,并为后来秦国统一六国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由此而知,《商君书》具有重要的历史与文学价值,成为后世学者研究的重点对象。众所周知,研究应建立于正确的文本解读上,若对文本的理解有误,轻则使研究结果受损,重则会导致相关的研究没有任何意义。故此,有必要对《商君书》进行注释。目前,对《商君书》的注释按先后主要有高亨的《商君书注译》、蒋礼鸿的《商君书锥指》、石磊与董昕的《商君书译注》、张觉的《商君书校注》、张燕《商君书新疏》等5部著作。诸位学者的注释虽然精到,然仍有些许可商榷之处。本文重在分别对《商君书》中的“劳民”,“难、易”,“攻力”等三则字词的注释进行考证,以期辩驳异说。
  一、“劳民”
  《商君书·农战》:“今民求官爵,皆不以农战,而以巧言虚道,此谓劳民。”[1]27“劳民”一词,学界多有争议。如,张觉认为,“劳民,谓慰勉之,是慰劳民众的意思”[2]26,张燕亦持此说;董昕将“劳民”译为女“使民懒惰”[3]22。欲知“劳民”之义,需先了解“劳”之义。高亨在《商君书新笺》中认为,“劳疑借为佻,佻,奸巧也”[4]31,此说甚是。考《古文字通假字典》:“劳读为佻,叠韵,来透旁纽。”[5]164可知,“劳”与“佻”音近而相通。此外,还有一处明证,即《睡虎地秦墓竹简·秦律十八种·司空》:“为车不劳,称议脂之。”[6]50整理小组认为,“劳”为“佻”,《方言》:“佻,疾也”,故竹简云,如车运行不快,可酌量加油脂。由此可知,“劳”与“佻”在古代相通。既然二者相通,那“佻”字为何义?《说文解字》:“佻,愉也。从人,兆声。”[7]166《尔雅·释言》:“佻,偷也。”[8]63“偷”为“愉”之俗字,故“佻”字本義为“轻薄,言语举止随便,不庄重”。如,《诗·小雅·鹿鸣》“视民不佻”[9] 558意为示人宽厚不轻佻;《楚辞·离骚》“予犹恶其佻巧”[10]33意为我又嫌它过分轻佻巧佞;《国语·周语》“而郤至佻天之功以为己力”[11]66意为偷天之功以为己力;《韩非子·诡使》“险躁佻反覆谓之智”[12]411意为凶险浮躁奸巧之人,却被称为智者。此外,《国语·周语》:“奸仁为佻,奸礼为羞,奸勇为贼”[11]66一句将“佻”字解释得更加明确。由诸多文献可证,先秦时期“佻”字多用本义。上文已论及,“劳”与“佻”音近而相通,故“劳”字亦有“苟且奸污”之义。
  在明确了“劳”与“佻”同义后,还需弄清“劳民”之“劳”是否为此义。重视农耕与作战是《商君书·农战》的核心思想,亦是商鞅一直强调的强国之本。商鞅始终对儒家思想、商业以及手工业等持否定态度,且有贬学抑商的思想倾向。《商君书·农战》:“善为国者,其教民也,皆作壹而得官爵,是故不官无爵。国去言则民朴,民朴则不淫。民见上利之从壹空出也,则作壹。作壹,则民不偷营。民不偷营,则多力。多力,则国强。”[1]27商鞅主张将民众在农耕与作战中的功绩作为授官加爵的唯一途径。那些儒生、商人、说客因为不参与农耕和作战,所以不能授官加爵;只有遵守这样的法度,国家才能富强。商鞅还认为,“乐学”、“事商贾”使人心浮荡,国力衰退;若虚谈之风盛行,文人靠巧诈的语言取悦君主而得到高官厚禄,百姓就会对农耕和作战懈怠,这样国家便会处于危险之中。所以,商鞅对以“今民求官爵,皆不以农战,而以巧言虚道”为定语的“劳民”必定是持否定态度的。故此,将“劳民”释为“慰劳民众”是不恰当的。“劳民”在这里显然是名词性词组,指由前面定语修饰的一类人。而石磊等人将其释为“使民懒惰”,误将“劳”作动词解释。
  此外,考察“劳”字之义,先秦时期并无“使懒惰”这一义项。故此认为,上述学者对“劳民”一词的释义并不准确。从此篇的核心思想来看,商鞅对“劳民”甚是痛恨,因为这些人阻碍了他施行变法,更加阻碍了秦国的崛起。概言之,“劳民”一词当释为“奸巧之人”更为准确。
  二、“难、易”
  《商君书·农战》:“国好力者以难攻,以难攻者必兴;好辩者以易攻,以易攻者必危。”[1]32考察“难”、“易”二字,共有以下两种解释:
  其一,是“难,指实力,实力必须通过艰苦的农战获得,为民众所畏难。易则指空谈,空谈是容易具有的东西,民众也不感到畏难”,持此观点的主要有张觉、张燕等人;
  其二,是“难,谨慎。易,轻率”,持此观点的主要有石董等人。
  从语法上看,“国好力者”为主语,“攻”作谓语,“以难”是“功”的状语。这里有一处疑问,即“以”的词性是什么?高亨据《古书虚字集释》中认为“以”为语词,犹惟也[13],此说甚是。《尚书·盘庚中》:“亦惟汝故,以丕从厥志。”[14]236这里的“惟”犹“以”,作介词,有“由于、凭借”之义。同样,《商君书·农战》中的“以”亦为此义,故后面的“难”字或“易”字必为名词,二者构成介词短语,作“攻”的状语。石董等人将其当作副词,将“难”、“易”释为“谨慎”与“轻率”,显然是不正确的。
  确定“难”字为名词后,需进一步考证“难”字的确切含义。高亨等人将此句译为,“国家爱好实力,就难以攻打,难以攻打的国家,就必定兴盛;国家喜欢空论,就容易攻打,容易攻打的国家,就必定危险。”显然,高亨等人是从国家被他国攻击的角度而言,但这种解释仍存在可商榷之处。《商君书·去强》:“国好力,曰以难攻;国好言,曰以易攻。国以难攻者,起一得十;国以易攻者,出十亡百。”[1]45此句将“以难攻”、“以易攻”解释得十分明确,尤其是“国以难攻者,起一得十;国以易攻者,出十亡百”一句,更是透漏出国家主动攻击他国的意味。   此外,战国末年,秦国为要统一六国,不断向外扩张领土,攻打他国。所以,商鞅一定是积极主张战争的,《商君书》便体现了这一点。如,《商君书·开塞》:“万乘莫不战,千乘莫不守。”[1]60显然,其认为在武力征伐的战国时代,战争直接关系到国家的生死存亡,若想立足天下,称霸天下,就必须从事战争。《商君书·农战》:“国之所以兴者,农战也。”[1]19更是明确肯定了战争的合理性与必要性。从这一点来看,高亨等人的翻译与《商君书》的战争思想相悖。故认为,其翻译并不准确。
  那此句究竟为何义?《商君书·农战》篇强调了农耕与作战的重要性而贬斥空谈说教的儒家学说。其文曰:“《诗》、《书》、礼、乐、善、修、仁、廉、辩、慧,国有十者,上无使守战。国以十者治,敌至必削,不至必贫。国去此十者,敌不敢至,虽至必却;兴兵而伐,必取;按兵不伐,必富。国好力者以难攻,以难攻者必兴;好辩者以易攻,以易攻者必危。故圣人明君者,非能尽其万物也,知万物之要也。故其治国也,察要而已矣”。[1]32商鞅贬斥“《诗》、《书》、礼、乐、善、修、仁、廉、辩、慧”,认为这十者乃国贫而弱至毒瘤,去除这十者,回归农战是国家强盛的唯一途径。故,“好力者”在这里指以农战为主的国家,而“难”当指从农战中积蓄的实力;“好辩者”指以虚妄为主的国家,“易”指通过空谈来治理国家,犹如空中楼阁,纸上谈兵,皆为虚妄。所以,此句的正确翻译应为:“以农战为主的国家凭借积蓄的实力去攻打他国一定会兴盛,以虚妄为主的国家凭借空谈去攻打他国一定会处于危险之中”。
  综上所论,对于“难”与“易”的解释当从第一种观点。
  三、“攻力”
  《商君书·去强》:“能生不能杀,曰自攻之国,必削;能生能杀,曰攻敌之国,必强。故攻官、攻力、攻敌,国用其二舍其一,必强;令用三者,威,必王。”[1]47“攻力”一词,共有以下几种解释:(1)消耗实力;(2)使用实力;(3)去虱害;(4)增强实力。然笔者认为,将其释为“积蓄实力”更为恰当。
  正确理解“攻”字的含义是解读该词语的关键。《说文解字》释“攻”为“击也”[7]69可知,“攻”作为及物动词,本义为打击,与“守”相对。如,《左传·僖公四年》:“以此攻城,何城不克?”[15]333《商君书·去强》中的“攻敌”便是此种用法。《广雅·释诂三》释“攻”为“治也”[16]89,可知“攻”还有治理之义。如,《诗·大雅·灵台》:“经始灵台,经之营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毛亨传:“攻,作也。”[9]1042《商君书·去强》中的“攻官”亦用此义。
  那么,“功力”之“功”为何义?细究文意,“攻官”、“攻力”、“攻敌”三者为君主王天下的必要条件。“攻官”指治理虱害,即解决妨碍国家发展的种种障碍,推行专务农战的政策,以此取得政治稳定,是从治理国家的角度而言;“攻敌”指攻打敌国,亦从此角度而言;而且,三者处于并列关系,故“攻力”的叙述角度亦与之相同。此外,既然要“攻打敌国”,在此之前必先养兵蓄锐,故这里的“攻”应为“治理”之义,“攻力”意译为“积蓄实力”。对此,还有一处明证,《吕氏春秋·士容论·上农》云:“农攻粟,工攻器,贾攻货”[17]715,是篇与《商君书》的核心思想一致,皆为重农抑商,且“攻粟、攻器、攻货”与“攻官、攻力、攻敌”结构相似,二者显系同源。考“攻粟”、“攻器”、“攻货”之义,分别指农民治理农田,工匠治理器物,商人治理生意。显然,这里的“功”为“治理”之义,故“攻力”之“攻”亦为此义。
  高亨、石磊、石董等人从“攻”之本义出发,将其意译为“消耗实力”或“使用实力”。但是,“攻敌”既指“使用实力”,则“使用实力”之前应當有“积蓄实力”的过程。商鞅一直强调农战为强国之本,使国君王天下的三项措施中必然包括农耕,而农耕是积蓄实力的必然途径。因此,将“功力”释为“使用实力”、“消耗实力”等不妥。蒋礼鸿认为,“攻力”与“攻官”同义,皆为“去虱害”。然二者同义,为何重复言之?二者同义,又与“功敌”为并列关系,那“功敌”亦为“去虱害”之义?这显然于理不通。综而论之,将“攻力”译为“积蓄实力”更为准确。
  《商君书》作为法家代表作之一,历来为学者所重视,可谓研究早期法家思想的重要著作。由于时代局限与个人理解的不同,上述诸位学者的注释难免偏颇之处,但这并不能影响这些注释在学术上的巨大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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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任编辑]李献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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