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总编小记
潘阳与我相识快二十年了。当年他在国家教委学生司招生处当处长，大小也是一个“官”。他为人厚道，精明能干，给我印象特别深的是他很会侃，弄文泼墨，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文学青年。他到成都检查指导工作之余，最喜欢去的是老茶馆，与一帮朋友坐在一起，海阔天高，任由驰骋。
为了办好杂志，1995年潘阳被委以重任兼任杂志副主编。一来他熟悉政策，二来文笔极佳。跟他在一起办杂志，我们都觉得底气很足。特别是他身边有一拨文学界“大师级”的朋友，更让我们羡慕不已。后来。潘阳因工作调动联系少了，但我们彼此间的友情正如他说的那样，“朋友不一定常常见面，但一定常常念起”。
今年九月。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潘阳。因为当年正是潘阳的功劳，莫言才专门给本刊写了一篇文章。于是，我翻腾出莫言发表在本刊1997年2月号的文章，重新细品，倍感亲切。一面叮嘱办公室把文章复印下来，一面与潘阳通话，恳请他写一篇文章细说约稿原委，并表达了重发莫言写的《我的大学梦》一文的想法，以示祝贺和纪念。10月16日，我在西安再见潘阳，他风采依旧，应允了我的请求。
何星原
2012年10月
潘阳回信
星原：
你好！
接到编辑部催稿电话时，我在高密。此时的高密热闹非凡，国内外一百六十多家媒体蜂拥而至。一时间，高密变成了比铁岭还要大的城市，因为今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莫言就诞生在这里。
我记得，莫言的文章《我的大学梦》发表在咱们杂志九七年第二期。回忆起当年约稿经过，我的记忆既模糊又清晰。你知道，我当时在高校学生司本专科招生处工作，还在咱们这个杂志混了个副主编。我很看重副主编这个“官衔”，所以就坚持“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的原则，目的是想把咱们的“钟”撞得更响一些。适逢纪念恢复高校招生二十年纪念活动，于是，我想起了我的几位正“火”的朋友，想请他们谈谈当年考大学的经历。当时，莫言的《红高粱》红遍了全国，余华的《活着》享誉海内外，杨争光的电视剧《水浒》风风火火闻九州，汪国真的爱情诗迷倒了一片痴情男女。我有借他们的“火”把咱们杂志“点燃办火”的想法，但是，也有许多担心，一是担心人家“腕”都不小，不给咱们面子；二是给“腕们”命题作文，担心他们反感；三是担心咱们杂志是内部刊物，人家自发文章以来，从来没有在内部刊物交流的经历。
怀揣这些担心，我给莫言打了一个电话，请他写一篇文章。我和莫言是好朋友，了解他为人忠厚，心地善良，重人情讲义气。另外，我也了解他的童年，小学五年级辍学后在农村放牛放羊，每当从学校门前路过，听到教室传来的读书声时，他就心酸，泪水就止不住地流了下来。他用自己瘦小的身体给别人一圈一圈地推磨子，为了换取主人家给予一页一页的书读。他太盼望读书了，太盼望上学了。我在电话里直截了当地说明了情况，约的稿件与小说无关，并且是命题作文；刊物与文学无关，并且是内部刊物。但是，我和这个刊物有关，文章题目和考大学有关。莫言说，你的事我一定支持，上大学一直是我的梦，我就写我的大学梦吧。一时，我莫言，他莫言，彼此莫言，挂了电话。
第二天，我到他家，想对他花言巧语一番，做做说服工作，恳请他帮帮忙。让我没有想到的是，我刚落座，莫言就把几张稿纸递到我手里说，写好了，你看看，不行，我再改。小小一件事，短短几句话，充分展现了莫言的勤奋、谦虚和仗义。
回过头来看，莫言得奖，靠的是人品、作品；从这个意义上讲，莫言获奖，名至实归。莫言获奖，中国骄傲。
在此前后，余华、杨争光、汪国真都给我们的刊物写过稿子，回忆过他们考大学的往事。
星原，和你多年的交情，我必须完成你布置的作业，要不然，对不住你为刊物所付出的情感和汗水。此时的窗外，秋意犹未尽，冬韵已降临。我突然觉得，往事如烟，昨夜的星辰在记忆深处闪烁的是朦胧之光。回忆往往是事实的影子，而不是事实的本身，靠回忆写东西或许会失去真实。因此，就此打住，敬请原谅。最后，请代问与我们一起共过事的老朋友、老编辑好。
潘阳
2012年11月
原文重现
我的大学梦 莫言
六十年代初，我刚上小学的时候，我的大哥便以优异成绩考中了华东师范大学，成为高密东北乡的第一个大学生。大哥的考中，给家庭带来了荣耀，也激活了我的大学梦想。但很快便爆发了“文化大革命”，我因编写“蒺藜造反小报”得罪了当权的老师，被开除出校。时当1967年，我十二岁，读小学五年级。
失学后，我深深地体会到了高玉宝式的痛苦。那时又复课了，我的小学同学大多转到我家前边的农业中学就读。虽然上学如同胡闹，但毕竟还上课。每当我赶着牛羊、背着草筐从学校窗外的小路上走过时，听到教室里昔日同学的喧闹声，心中的滋味确实不好受。不但大学梦彻底破灭，连中学也上不成。家庭出身为富裕中农的我，当兵很困难，招工没希望，看来只能在农村呆一辈子了。在绝望中，我把大哥读中学时的语文课本找出来，翻来覆去地读，先是读里边的小说、散文，后来连陈伯达、毛泽东的文章都读得烂熟。
过了几年，出了一个有名的人物张铁生，尽管他不是什么好人，但他的方式的确启发过我，使我在黑暗中看见了一线光明。原来靠一封信就可以堂而皇之地上大学呀！于是，我就学着张铁生的样子，给当时的国家教育部长周荣鑫写了一封信，表达了我想上大学的疯狂愿望。信发出半个月后的一个傍晚，我正在灶前帮母亲烧火，父亲步履踉跄地回家来了。他的手上，捏着一个棕色的牛皮纸信封。我的脑袋嗡地一声响。我本能地猜到了，父亲手里捏着的，就是我发出的那封信的回音。我既激动又害怕，不知道是福是祸。父亲捏着那封信——他的手在微微颤抖——并不急于给我，他的双眼盯着我，眼神是那样的迷惘、苍凉——令我至今难忘——他终于说话了：“你想什么呀？”然后他把信递给了我。那是一张很小的印有红头的便笺，上边有十几行用圆珠笔写的字迹。信的内容大概是：您的信我们收到了，您想上大学的愿望是好的，希望在农村好好劳动，等待贫下中农的推荐。虽然是官腔套话。但当时真让我感动得不得了，这毕竟是国家教育部的回信啊！夜里，我听到父母在低语。父亲说：“这小东西，出息好了没准能成个小气侯，出息不好，就是个惹祸的老祖宗。”母亲叹息道：“苦了这孩子了，那么个好脑子，天天闲着。” 教育部的回信，使我的大学梦愈加疯狂。但我清楚地知道，在村里呆着即使我干活比牛还卖力，也不会有贫下中农来推荐我上大学。当时，所谓的贫下中农推荐，完全是骗人的空话，每年那几个名额，还不够公社干部的孩子们分配的，根本轮不到农村青年的份，更别说像我这种出生在富裕中农家庭，连小学都没毕业的农村青年了。于是，我想到了当兵。当了兵，只要好好干，就有可能被推荐上大学。即使上不了大学√能提成干部，也是一条金光大道。
经过连续四年的努力，在我二十一岁的时候，我终于当了兵，那是1976年2月。到了部队，我积极得把小命都快豁出去了。掏厕所，挖猪圈，“反击右倾翻案风”。有一次去农村割小麦，我一个人割的比全班割的还要多两垄。就这样，我赢得了全站上下普遍的好感。那时，填写入伍登记表时，几乎每个人都少填岁数、高填学历，我当然不能免俗——为此我内心紧张了许多年——我虽然小学都没毕业，却斗胆填上了高中一年级。
1977年底，领导告诉我，让我复习功课，准备来年夏天去北京参加考试，报考的学校是我们本系统的工程技术学院。我既激动又害怕，激动的是机会终于来了；害怕的是对数理化一窍不通——连分数加懒都不会。一连几天，我吃不下饭，睡不着觉，想去向领导坦白真情，又怕落一个伪造学历、蒙骗组织的罪名。后来，发狠一咬牙，拼吧！写信让家里人把大哥那些书寄来，在本单位一位马技师的辅导下，开始了艰难的自学。那半年里，我在一间储藏劳动工具的小仓库里，熬过了一个又一个漫漫长夜，硬是从分数学到了复数。化学学了一册，物理学了两册。考期逼近，我心里越来越恐慌。别人见我如此勤奋，都说我必中无疑；但我心里清楚，半年的时间里，我只是把一些公式背熟，定理大概弄通而已，解题的能力极差，肯定考不上的。正在痛苦煎熬中，突然，上边来了电话，说考试的名额没有了，我不能去北京赶考了。听到这消息，我如释重负，但心中却感到悲喜交集。
经过这一番折腾，我的大学梦基本破灭了。不久，我调到一个新单位，在那里担任了政治教员兼图书管理员。为了讲课，我死背硬记了不少政治理论书；利用职务之便，读了很多文艺方面的书。八十年代初，在百无聊赖中，我开始学习文学创作，1981年发表了处女作。
1984年，当我已经不再幻想上大学时，大学的门，却突然对我敞开了。那是个炎热的夏天，我听到了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招生的消息。其时，报名工作早已结束，我在命运的指引下，拿着自己的作品，闯进了军艺的大门。我的恩师徐怀中先生看了我的作品后对系里的干事刘毅然说：“这个学生，文化考试即使不及格我们也要了。”又是命运引导着我，让我的文化考试得了高分。1984年9月1日，我扛着背包，走进了大学的校门。
（本文系莫言为“纪念中国高校招生制度改革二十周年活动专栏”写的一篇文章。今重发此文，是期望广大读者通过这篇文章获取作者早期鲜为人知的点滴，体会和寻找人生的价值和作品成功的源泉。）
潘阳与我相识快二十年了。当年他在国家教委学生司招生处当处长，大小也是一个“官”。他为人厚道，精明能干，给我印象特别深的是他很会侃，弄文泼墨，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文学青年。他到成都检查指导工作之余，最喜欢去的是老茶馆，与一帮朋友坐在一起，海阔天高，任由驰骋。
为了办好杂志，1995年潘阳被委以重任兼任杂志副主编。一来他熟悉政策，二来文笔极佳。跟他在一起办杂志，我们都觉得底气很足。特别是他身边有一拨文学界“大师级”的朋友，更让我们羡慕不已。后来。潘阳因工作调动联系少了，但我们彼此间的友情正如他说的那样，“朋友不一定常常见面，但一定常常念起”。
今年九月。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潘阳。因为当年正是潘阳的功劳，莫言才专门给本刊写了一篇文章。于是，我翻腾出莫言发表在本刊1997年2月号的文章，重新细品，倍感亲切。一面叮嘱办公室把文章复印下来，一面与潘阳通话，恳请他写一篇文章细说约稿原委，并表达了重发莫言写的《我的大学梦》一文的想法，以示祝贺和纪念。10月16日，我在西安再见潘阳，他风采依旧，应允了我的请求。
何星原
2012年10月
潘阳回信
星原：
你好！
接到编辑部催稿电话时，我在高密。此时的高密热闹非凡，国内外一百六十多家媒体蜂拥而至。一时间，高密变成了比铁岭还要大的城市，因为今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莫言就诞生在这里。
我记得，莫言的文章《我的大学梦》发表在咱们杂志九七年第二期。回忆起当年约稿经过，我的记忆既模糊又清晰。你知道，我当时在高校学生司本专科招生处工作，还在咱们这个杂志混了个副主编。我很看重副主编这个“官衔”，所以就坚持“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的原则，目的是想把咱们的“钟”撞得更响一些。适逢纪念恢复高校招生二十年纪念活动，于是，我想起了我的几位正“火”的朋友，想请他们谈谈当年考大学的经历。当时，莫言的《红高粱》红遍了全国，余华的《活着》享誉海内外，杨争光的电视剧《水浒》风风火火闻九州，汪国真的爱情诗迷倒了一片痴情男女。我有借他们的“火”把咱们杂志“点燃办火”的想法，但是，也有许多担心，一是担心人家“腕”都不小，不给咱们面子；二是给“腕们”命题作文，担心他们反感；三是担心咱们杂志是内部刊物，人家自发文章以来，从来没有在内部刊物交流的经历。
怀揣这些担心，我给莫言打了一个电话，请他写一篇文章。我和莫言是好朋友，了解他为人忠厚，心地善良，重人情讲义气。另外，我也了解他的童年，小学五年级辍学后在农村放牛放羊，每当从学校门前路过，听到教室传来的读书声时，他就心酸，泪水就止不住地流了下来。他用自己瘦小的身体给别人一圈一圈地推磨子，为了换取主人家给予一页一页的书读。他太盼望读书了，太盼望上学了。我在电话里直截了当地说明了情况，约的稿件与小说无关，并且是命题作文；刊物与文学无关，并且是内部刊物。但是，我和这个刊物有关，文章题目和考大学有关。莫言说，你的事我一定支持，上大学一直是我的梦，我就写我的大学梦吧。一时，我莫言，他莫言，彼此莫言，挂了电话。
第二天，我到他家，想对他花言巧语一番，做做说服工作，恳请他帮帮忙。让我没有想到的是，我刚落座，莫言就把几张稿纸递到我手里说，写好了，你看看，不行，我再改。小小一件事，短短几句话，充分展现了莫言的勤奋、谦虚和仗义。
回过头来看，莫言得奖，靠的是人品、作品；从这个意义上讲，莫言获奖，名至实归。莫言获奖，中国骄傲。
在此前后，余华、杨争光、汪国真都给我们的刊物写过稿子，回忆过他们考大学的往事。
星原，和你多年的交情，我必须完成你布置的作业，要不然，对不住你为刊物所付出的情感和汗水。此时的窗外，秋意犹未尽，冬韵已降临。我突然觉得，往事如烟，昨夜的星辰在记忆深处闪烁的是朦胧之光。回忆往往是事实的影子，而不是事实的本身，靠回忆写东西或许会失去真实。因此，就此打住，敬请原谅。最后，请代问与我们一起共过事的老朋友、老编辑好。
潘阳
2012年11月
原文重现
我的大学梦 莫言
六十年代初，我刚上小学的时候，我的大哥便以优异成绩考中了华东师范大学，成为高密东北乡的第一个大学生。大哥的考中，给家庭带来了荣耀，也激活了我的大学梦想。但很快便爆发了“文化大革命”，我因编写“蒺藜造反小报”得罪了当权的老师，被开除出校。时当1967年，我十二岁，读小学五年级。
失学后，我深深地体会到了高玉宝式的痛苦。那时又复课了，我的小学同学大多转到我家前边的农业中学就读。虽然上学如同胡闹，但毕竟还上课。每当我赶着牛羊、背着草筐从学校窗外的小路上走过时，听到教室里昔日同学的喧闹声，心中的滋味确实不好受。不但大学梦彻底破灭，连中学也上不成。家庭出身为富裕中农的我，当兵很困难，招工没希望，看来只能在农村呆一辈子了。在绝望中，我把大哥读中学时的语文课本找出来，翻来覆去地读，先是读里边的小说、散文，后来连陈伯达、毛泽东的文章都读得烂熟。
过了几年，出了一个有名的人物张铁生，尽管他不是什么好人，但他的方式的确启发过我，使我在黑暗中看见了一线光明。原来靠一封信就可以堂而皇之地上大学呀！于是，我就学着张铁生的样子，给当时的国家教育部长周荣鑫写了一封信，表达了我想上大学的疯狂愿望。信发出半个月后的一个傍晚，我正在灶前帮母亲烧火，父亲步履踉跄地回家来了。他的手上，捏着一个棕色的牛皮纸信封。我的脑袋嗡地一声响。我本能地猜到了，父亲手里捏着的，就是我发出的那封信的回音。我既激动又害怕，不知道是福是祸。父亲捏着那封信——他的手在微微颤抖——并不急于给我，他的双眼盯着我，眼神是那样的迷惘、苍凉——令我至今难忘——他终于说话了：“你想什么呀？”然后他把信递给了我。那是一张很小的印有红头的便笺，上边有十几行用圆珠笔写的字迹。信的内容大概是：您的信我们收到了，您想上大学的愿望是好的，希望在农村好好劳动，等待贫下中农的推荐。虽然是官腔套话。但当时真让我感动得不得了，这毕竟是国家教育部的回信啊！夜里，我听到父母在低语。父亲说：“这小东西，出息好了没准能成个小气侯，出息不好，就是个惹祸的老祖宗。”母亲叹息道：“苦了这孩子了，那么个好脑子，天天闲着。” 教育部的回信，使我的大学梦愈加疯狂。但我清楚地知道，在村里呆着即使我干活比牛还卖力，也不会有贫下中农来推荐我上大学。当时，所谓的贫下中农推荐，完全是骗人的空话，每年那几个名额，还不够公社干部的孩子们分配的，根本轮不到农村青年的份，更别说像我这种出生在富裕中农家庭，连小学都没毕业的农村青年了。于是，我想到了当兵。当了兵，只要好好干，就有可能被推荐上大学。即使上不了大学√能提成干部，也是一条金光大道。
经过连续四年的努力，在我二十一岁的时候，我终于当了兵，那是1976年2月。到了部队，我积极得把小命都快豁出去了。掏厕所，挖猪圈，“反击右倾翻案风”。有一次去农村割小麦，我一个人割的比全班割的还要多两垄。就这样，我赢得了全站上下普遍的好感。那时，填写入伍登记表时，几乎每个人都少填岁数、高填学历，我当然不能免俗——为此我内心紧张了许多年——我虽然小学都没毕业，却斗胆填上了高中一年级。
1977年底，领导告诉我，让我复习功课，准备来年夏天去北京参加考试，报考的学校是我们本系统的工程技术学院。我既激动又害怕，激动的是机会终于来了；害怕的是对数理化一窍不通——连分数加懒都不会。一连几天，我吃不下饭，睡不着觉，想去向领导坦白真情，又怕落一个伪造学历、蒙骗组织的罪名。后来，发狠一咬牙，拼吧！写信让家里人把大哥那些书寄来，在本单位一位马技师的辅导下，开始了艰难的自学。那半年里，我在一间储藏劳动工具的小仓库里，熬过了一个又一个漫漫长夜，硬是从分数学到了复数。化学学了一册，物理学了两册。考期逼近，我心里越来越恐慌。别人见我如此勤奋，都说我必中无疑；但我心里清楚，半年的时间里，我只是把一些公式背熟，定理大概弄通而已，解题的能力极差，肯定考不上的。正在痛苦煎熬中，突然，上边来了电话，说考试的名额没有了，我不能去北京赶考了。听到这消息，我如释重负，但心中却感到悲喜交集。
经过这一番折腾，我的大学梦基本破灭了。不久，我调到一个新单位，在那里担任了政治教员兼图书管理员。为了讲课，我死背硬记了不少政治理论书；利用职务之便，读了很多文艺方面的书。八十年代初，在百无聊赖中，我开始学习文学创作，1981年发表了处女作。
1984年，当我已经不再幻想上大学时，大学的门，却突然对我敞开了。那是个炎热的夏天，我听到了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招生的消息。其时，报名工作早已结束，我在命运的指引下，拿着自己的作品，闯进了军艺的大门。我的恩师徐怀中先生看了我的作品后对系里的干事刘毅然说：“这个学生，文化考试即使不及格我们也要了。”又是命运引导着我，让我的文化考试得了高分。1984年9月1日，我扛着背包，走进了大学的校门。
（本文系莫言为“纪念中国高校招生制度改革二十周年活动专栏”写的一篇文章。今重发此文，是期望广大读者通过这篇文章获取作者早期鲜为人知的点滴，体会和寻找人生的价值和作品成功的源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