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我是现代福尔摩斯，是一个让全世界凶手睡不着觉的人，其实我做的事情，只是为无辜的人洗雪冤屈，晚上睡觉能做一个好梦而已
　　2004年8月30日下午2点半，当一位穿着西装、戴着眼镜的中年人走进北京华大方瑞司法物证鉴定中心的会议室，满面微笑地向等候的各位记者打招呼时，大家都有一丝诧异：眼前这位温文儒雅的男子，看上去更像是一位学识渊博的大学教授，而非全世界公认的国际刑事鉴识科学界的顶尖权威李昌钰博士。
　　美国东部时间8月28日上午11时(北京时间28日晚间11时)李昌钰在美国纽约喜来登饭店举行记者会，公布台湾“3·19枪击案”的最后调查报告。调查报告表明，3·19枪击案并非政治谋杀。
　　第二天，8月29日，李昌钰应中国公安部的邀请，抵达北京。李向北京知会了他刚刚完成的枪击案调查结果，随后到中国科学院北京基因组研究所华大方瑞司法物证鉴定中心，与北京同行学术交流。
　　
　　在美国，李昌钰的工作，就像乔丹的球衣、泰森的拳套一样吸引孩子
　　
　　在美国，李博士是一个家喻户晓的人物。40年来，李昌钰在美国各州和全球17个国家、地区参与调查6000多起重大刑案，以精湛独到的刑事侦查与鉴识技术，屡破奇案。
　　在美国，许多儿童被问及长大后的理想时，他们的回答都是“我要做Dr.Lee(李博士)。”李的工作，就像乔丹的球衣、泰森的拳套一样吸引孩子。
　　李昌钰经手的案件包括辛普森案件、波斯尼亚和克罗地亚战犯、克林顿总统前任白宫律师自杀案、肯尼迪被暗杀案的重审、9·11世贸大楼事件后的法医勘查、华盛顿地区狙击案件和2004年3月陈水扁和吕秀莲中枪之案。
　　新闻周刊：您选择这个行业的时候是您小时候就有这个梦想，还是阴差阳错的选择?
　　李昌钰：机遇很重要，我在这个方面也有兴趣。我因为有机会到美国去深造，深造完后，正好鉴识科学变成很重要的一个学科，所以最近几年做了很多研究。我是破了很多大案件，很多人以为我生下来就想做这个，其实并不是。
　　新闻周刊：您对“神探”的封号怎么看？
　　李昌钰：我已经做了这么多年，你说我能够下包票案子能破吗？不能的。外面传说我是“神探”，那是因为只听到我破了的案，没有听到我没破的案。
　　新闻周刊：怎样才能成为一个神探？
　　李昌钰：中国人都有这个特长，就是做事都很认真，这是第一点优点。这些老美没有我们认真的精神(笑)。
　　第二个要有逻辑的思维，思考一定要很周密，任何小的细节都不要放过，不要一开始就带着主观意见，尤其破案的时候，刑警绝对不能有主观意见。
　　第三，要有很好的记忆力。
　　第四，要有广博的知识，因为我们牵涉的学科太多了，像今天我们讨论DNA，但除了DNA还要懂化学、物理、生物——什么都要懂，有点像博物学家，什么都要知道一点，然后知道怎么应用到实际中。
　　第五，要有团队精神。任何案件都不是一个人能破的，怎么跟大家合作很重要。
　　第六，是知道怎样运用信息。比如报纸用的字体，我们只要看一个字就知道它来自哪个报纸,因为常常有恐吓案件，是剪报纸上的字贴起的，我们要找笔迹，所以印刷啊什么都要知道一点。
　　新闻周刊：这么说您旁边应该有很多华生了?
　　李昌钰(笑)：每个人都说是我的华生。(李拍了拍坐在他身边的康州警署首席法鉴牙医Gus Karazulas的肩膀，笑着说，)他也自称是我的华生。(头发花白的Gus，已经跟随李博士27年了。这次他推掉了很多事情陪李昌钰来中国，在演讲的时候，不停地被李拿来举例开玩笑。记者问他为什么跟随了李这么多年，他回答说：我为他工作了27年，我从他身上学到了很多，他是一个好的忠实的朋友，他待我就像家人一样。无论我们去哪里，见他的中国朋友，他都会介绍说，这是我的兄弟。)
　　
　　“我就告诉你子弹形状，射击人的位置，至于是哪个人(开枪)，那是政治的事情”
　　
　　李昌钰1938年生于江苏省如皋县，幼年随母亲举家迁到台湾。由于父亲在海上遇难，全家13个孩子需要其母一人抚养，家境甚为贫寒。
　　1957年，18岁的李昌钰考入台湾“中央警官学校”。他自己的解释是：因为这所学校不要学费，并提供津贴。警官学校毕业，他以第二名的骄人成绩成为台北市的一名巡官。后李昌钰与来自马来西亚的宋妙娟相爱成婚，便随妻子到马来西亚生活，曾担任当地华文报纸的记者、编辑。
　　1965年李昌钰身揣50美元到美国留学，这是他一生重大的转折点。
　　新闻周刊：能谈一谈台湾枪击案的调查细节吗？
　　李昌钰：昨天我上飞机前已经发表了(报告)，你可以看报纸。这是很简单的问题，我一生不牵涉政治问题。所以在美国民主党喜欢我，共和党也喜欢我。我可以到以色列，也可以到阿拉伯，像以前台湾跟大陆还没有太多关系的时候，我就常常到台湾常常到大陆(李说他第一次到大陆是1983年，当时北京的街上还有牛车呢)，也没有被拒绝，因为我们只是做科学。(李举起桌上的一瓶水)我在美国讲这是水，到中国还是讲这是水，我到俄罗斯也如此，没有变。那个子弹是什么子弹我就告诉你是什么子弹，是自制的还是外面买的，枪支是什么样子，子弹什么形状，射击人的位置，这些都是我做的事情。至于是哪个人(开枪)，那是另外的事情，是政治的事情。所以做法庭科学跟政治要分开来。
　　新闻周刊：您怎么看您的职业对政治的影响？
　　李昌钰：白水门案件、克林顿总统的桃色案件、肯尼迪总统被杀案件都是我处理的，很多人说我的鉴定结果会影响世界的历史。我认为，你只要鉴定公正就没有任何问题，是总统的精虫我总不能说是副总统的精虫啊(笑)，所以发现是总统的精虫那也没有办法，翻案也翻不掉。我也不会说他是总统我就怕了不敢讲。
　　新闻周刊：那您本人是支持民主党还是支持共和党？
　　李昌钰：民主党认我是民主党，共和党认我是共和党。我两边都是。我工作的时候不讲政治。谁好我就投谁的票。我投过布什的票，因为克林顿做的不好。
　　
　　“技术能走多远，得看你这个运用技术的人有多少想象的空间”
　　
　　李昌钰以“微物证据”侦破的轰动全美的康州第一起没有尸体的“碎木机杀妻案”；仅用两块白色手帕就使前总统肯尼迪的外甥威廉·肯尼迪摆脱了牢狱之灾。特别是在有着“世纪大审判”之称的“辛普森杀害前妻及男友”的案件中，李昌钰排除外界干扰和舆论压力，以尊重科学鉴定结果的态度指出控方提供的证据薄弱，不足以证实辛普森有罪，促使陪审团对其作出了无罪的宣判。
　　新闻周刊：现在这个行业跟上个世纪60年代已经有很大的不同了，在判案当中，技术究竟能走多远?
　　李昌钰：技术能走多远，得看你这个运用技术的人有多少想象的空间，当然要证据，你有想象的空间以后就可以做化验了。
　　新闻周刊：你觉得参与侦查的那么多案子里面最难的是哪一件?
　　李昌钰：每一件案子刚开始的时候都是比较困难的，因为开始的时候没有什么头绪，如果头绪已经理出来了就不太困难了。当然一些大一点的案件牵扯到名人，牵扯到百万富翁，但是我们通常不管他是名人还是没有名的人，有钱还是没有钱的人，一律公正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