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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开2009年6月号的《上海文学》,百岁女作家罗洪的新作《磨砺》赫然在目,这篇近二万字的小说跨越时空半个多世纪,叙述了一位优秀的知识分子在“反右”运动中遭遇冲击,最终获得平反的故事。作者栩栩如生地表现了人物的赤子之心与爱国情怀。
小说完成于2009年2月。啊,100岁,罗洪还在写小说!我不由肃然起敬。
作为上世纪五四新文学作家,健在的已寥如晨星。但百岁罗洪仍坚持创作并推出小说新篇,这在中国文坛该是史无前例,不知能不能算上一项吉尼斯记录。
日前我来到了她的府上,有幸拜见了这位“人瑞”。令人惊奇的是,老人的记忆力未见衰退,只是听力不是很好,需要大声说话才能听见,但思路完全清晰,一口松江乡音听来亲切,仿佛古老岁月并未远去,而故事就发生在昨天。她从一个书柜里取出那本玫瑰色封面的《上海文学》,说:“编辑部送了我一些,我又买了不少,但不知道要的人那么多,全送了,只此留下这一本。你可带回去看,但要还我。”老人依然那么随和,依然那么认真。
我心仪于这样的造访,可以倾听文化老人的传奇人生和晚年心境,我也迷恋于旧闻中获得新闻。而如今坐在你面前,与你交谈的是这样一位世纪文化老人,我真的从未有过这样的激动和感慨。
文坛伉俪:
相濡以沫六十多个春秋
罗洪,原名姚自珍,1910年11月19日出生于上海松江。1929年毕业于苏州女子师范学校。1930年起开始发表作品,第一篇作品随笔《在无聊的时候》发表于当年《真美善》月刊第5期;第一篇小说《不等边》,发表在同一杂志的第11期。抗日战争爆发后离沪,直至抗战胜利才重返上海。曾为《正言报》编辑副刊《草原》与《读书生活》。1947年后在中国新闻专科学校、上海南洋模范中学、徐汇女中任教。1953年到上海作家协会的《文艺月报》、《上海文学》担任编辑直至退休。先后出版《儿童节》、《腐鼠集》、《这时代》、《践踏的喜悦》等十二部短篇小说集,《春王正月》《孤岛时代》《孤岛岁月》等三部长篇小说,以及散文集一种。2006年出版《罗洪文集》三卷。
罗洪的爱人是著名翻译家朱雯,这是一对历经风雨坎坷却拥有弥坚真情的文坛伉俪。
朱雯毕业于苏州东吴大学,1928年便开始从事文学创作和翻译活动,并创立了文学刊物《白华》。1930年,罗洪回家乡松江工作,看到了文艺刊物《白华》,见有郑伯奇和苏雪林的作品,很感兴趣,于是写信到东吴大学的编辑部想邮购,就此知道了编者朱雯。当她发现这个志趣相投的编辑竟也是松江人时,趁朱雯春假回家乡,便与他相约在醉白池相见。从此,鸿雁传书不断,两人畅谈各自创作的情况,传递文坛信息,交流对新作品的感受……
一年后,罗洪和朱雯喜结连理。那日,真是高朋满座,其中有巴金、施蛰存、赵景深等,当时在青岛的沈从文,也写来了贺信,幽默、风趣,有着沈氏特有的风格。信的最后,是散文一样的祝福:“天保佑你们,此后尽是两张笑脸过日子。”
可两人结婚没几年,就爆发了抗日战争。全家不得不背井离乡,开始了颠簸的长途跋涉,先后辗转于桐庐、长沙和桂林等地。“忧患增人慧,艰难玉汝成。”这是郭沫若在长沙时写给夫妇俩的一副对联,可以说,这也是这对伉俪后来几十载风雨同舟的写照。
罗洪告诉我说,“翻译并不比创作容易。”特别是朱雯这种皓首穷经的人更是如此。
朱雯是国内全面译介德国作家雷马克的第一人。《西线无战事》、《凯旋门》、《流亡曲》、《生死存亡的年代》、《里斯本之夜》、《三个战友》,雷马克一生所著11部小说中,朱雯就翻译了6部。文革后,翻译作品纷纷重印,但朱雯说不经过修改绝不能出版。由于过去迫于条件限制,他是从英译本转译的,所以对老译本不甚满意,文字也觉不够精炼,于是决定着手修改《凯旋门》译稿。
可朱雯当时的心脏问题最让家人担心,先是心律不齐,后来是阵发性房颤。罗洪回忆说,病情稍微稳定一点,他向我们保证每天只动笔两小时。事实上两小时刚好在“劲头”上,他哪会甘心停笔,一次总要工作三个多小时。稿子未改完,他的病情加重了。朱雯拿出一个小本,上面写着所有人名地名的新旧对照表,交代完才放心地去了医院。不用说,余下的通读和修改任务落到了罗洪身上。就这样,40万字的全书重译终于完成,《凯旋门》首印20万册,受到空前的欢迎。遗憾的是,1994年,朱雯未及看到新书面世就溘然长逝了。
第一本书:
巴金关心下诞生
在罗洪的书柜上,摆放着一个精致的巴金像瓷盘。罗洪指着巴金像,不由说:“我的第一本书,就是在巴金关心下诞生的。”
重提往事,罗洪回味在幸福中。当罗洪与朱雯还在热恋时,有天两人被《小说月报》上一篇名为《灭亡》的小说连载所吸引,文中鲜活的人物、富有激情的语言和动人的场面给他们耳目一新之感,作者是一个陌生的名字——巴金。后来才知道这是巴金的第一部小说,写于留法时,完稿后寄给国内的一个朋友,被叶圣陶看到后,发表在《小说月报》上。
朱雯钦佩巴金的才华和胆识,想与这位素不相识的作家谈谈心,于是,他以读者的名义写了信,还向巴金提了不少问题以求作答。没想到,巴金很快就回了信。从此书信不断,虽然素昧平生,但他们的共同语言越来越多,就像是熟识的朋友。朱雯把每次通信情况都告诉了在松江的罗洪,让她分享自己的愉悦。他们觉得巴金不仅讲诚信,对社会也有很强的责任心,商量后决定到上海去见他。他们在环龙路(今南昌路)见到了正在写长篇的巴金,相谈甚欢。不久,巴金到苏州回访了他们。
朱雯和罗洪结婚后住在松江,他们知道巴金每完成一部中长篇,便会外出旅游或会会朋友。于是,他们又约巴金到松江和佘山游玩。1934年的一天,巴金接到邀请,果真坐上火车来了。事先,朱雯、罗洪雇好了一条“码头船”,还准备了酒菜,菜肴中自然少不了松江的特产四鳃鲈鱼。三人游完佘山回到松江,朱雯、罗洪送巴金到新松江社下榻,仍觉意犹未尽,又与巴金一起品茗聊天至深夜,翌日清晨,才把巴金送上火车,依依作别。
罗洪告诉说,文化生活出版社一直注重培养、扶植青年成长。有一天,巴金主动对她说:“我看你发表了不少作品了,够出一本集子了吗?有五六万字就够了。”接着又说:“有空把它编起来。”就这样,罗洪的第一本小说集在巴金的关心下诞生了,被收入文化生活出版社短篇小说丛书第五辑中,名为《儿童节》。罗洪记得,除她外,还有刘白羽、萧乾、陈荒煤等人的第一本书都是经巴金之手,在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的。
还有一件事令罗洪至今难忘。解放后巴金任作协副主席,作协下属的《文艺月报》(《上海文学》前身)创办时,罗洪是小说组长。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朱雯在翻译德国作家雷马克的长篇小说《凯旋门》、《流亡曲》时,经常写信与巴金探讨,后在巴金的关心下,两部译作在文化生活出版社先后出版。解放后,朱雯潜心翻译苏联阿·托尔斯泰的长篇小说《苦难的历程》(三部曲),当时,朱雯手头只有一种英译本,他想找一本俄文版的,但走遍各大图书馆都没找着,无意间与巴金谈起此事。想不到的是,巴金下次登门时竟把一本装帧精美的俄文版《苦难的历程》交到了朱雯手中,朱雯一时激动得不知说什么才好。朱雯后来在翻译时,用英译本和俄文版两相对照。1957年,朱雯译的《苦难的历程》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被译界认为是最好的一个译本。罗洪后来从巴金爱人萧珊口中得知,他们家搬到武康路后,书还没来得及整理,为找朱雯那本书,巴金翻遍了藏书堆。
赵景深称罗洪:
真正的小说家
罗洪是一位很有成就的作家,特别是她专长写社会小说,这在过去的女作家中颇不多见。著名学者赵景深在《文坛忆旧》中这样说道:
“向来现代女小说家所写的小说都是抒情的,显示自己是一个女性,描写的范围限于自己所生活的小圈子;但罗洪却是写实的,我们如果不看作者的名字,几乎不能知道作者是一个女性,描写的范围广阔,很多出乎她自己的小圈子以外。……以前女小说家都只能说是诗人,罗洪女士才是真正的小说家。”
罗洪的小说,有壮烈的可歌可泣的抗战故事,有对丑恶势力的鞭挞,有对光明的追求,也有对解放后新人新事的歌颂。台湾学者郑树森评价很客观,他在《读罗洪小说札记》中说:“……她的短篇,虽然也有好些平庸之作,但总的来说,还是有点成绩的,和三十年代一些作品相比,罗洪比较成功的短篇,在经验剪裁上是要算干净的,作者并不罗嗦,也相当有控制。在题材和人物上,罗洪算得上是广阔和多样的。文字方面,罗洪不时都能避开滥情和‘新文艺腔’的毛病,相当朴素简洁。……此外,和新文学时期不少女作家相比,罗洪的作品是能够突破所谓‘闺秀派’‘委婉纤柔’的作风,题材也不限于家庭生活、个人情绪等‘茶杯里风波’。这应该是她比较突出的地方。”
罗洪善写小说,尤其善写对话。罗洪的小说具有自己的艺术风格,多工笔、善白描,文笔流利、洒脱,一直延续到现在,但她的创作风格,是在民族的灾难中形成的。她的那些描摹世态人情的小说,如《践踏的喜悦》、《王伯炎与李四爷》及《友谊》等,都是成功之作,对人物的灵魂挖掘得既深又细。在写作中,罗洪十分注意文艺的特点,她说:“文艺不是正面的宣传和抨击,所以我要写得轻松一点,因为世界上有很多是含着泪的微笑。但文艺有它本身的作用和价值,轻松决不会削弱它的力量。”(《鬼影·序》)其实,解放前罗洪的那些作品,似乎没有多少“轻松”的地方,读者从中看到的是动荡的社会、垂危的祖国,其忧虑之情,不得不同作者一起,含着泪水,凝视社会、人生和前途。
解放后,罗洪的创作一直没有停止过。但到“文化大革命”中,她却被迫退休了。粉碎“四人帮”后,她也没有马上把早已束之高阁的笔取下来,心情是犹豫的。直到1977年她来到北京,看到那么多的文艺杂志如春天的百花竞相开放,她那颗“死”了的心,又跳动了。1980年代以来,罗洪那支似乎已经抽涩了的笔,又滋润流利起来。她在《福建文艺》、《上海文学》、《文汇报·笔会》、《人民日报·大地》、《女作家》、《长江》、《清明》等报刊上连续发表短篇小说和散文,其中较有影响的有反映上海“孤岛”时期生活的中篇小说《夜深沉》、当代爱情悲剧《没有写完的生活答卷》等。她的作品先后被收入《中国新文学大系》(1927—1937年)“小说卷”、《中国新文学大系》(1938—1947年)“短篇小说卷”、《中国抗日战争时期大后方文学书系》及《20世纪中国女文学文库——新女性的地平线》等重要选集中。从1988年始,直到1993年,她一直在《新文学史料》上连载《创作杂忆》,为我们留下了不少研究新文学的宝贵资料。
百岁养生经:
心境平静,宠辱不惊
看到百岁罗洪精神矍铄,行动自如,我不由地要问她的“养生经”。罗洪笑道:“其实很简单,八个字——心境平静,宠辱不惊。”她曾在《我的养生经》一文中解释说:“我觉得自己的处世平淡,日常起居亦平常,更以平静的心态面对生活,以宽以待人的态度来与人交往。”
无论是在众人喝彩的得意岁月,还是在下放劳动的迷茫日子,罗洪都抱着一颗平常心。如今,她更是过着平静而有序的生活:每天早晨5时起床,漱洗完毕,然后准时收听6时的早新闻。上午读报、看书。她订有多种报刊,书大多是读现代小说。吃过中饭,小睡一会,大多是躺在床上翻翻报纸,然后眯上几十分钟,一般不会超过一个小时。午睡后构思写作。她晚年写的《孤岛岁月》和不少散文就是这样问世的。
罗洪一副文文静静的模样,但她注意活动,她说,生命在于运动,长寿在于多动;对作家来说,脑子要多用,格子要多爬,手脚要多动。她一生坚持劳逸结合,动静配合,看书写作一会,必然下楼走动走动。如今虽然下楼少了,但屋里还是走来走去,至今仍不用拐杖,也算是个奇迹。
还有是饮食清淡。她平时早饭大多吃泡饭,半碗足矣,佐之酱菜等;中饭、晚饭,二荤一素一汤,或者二素一荤一汤。陪伴她的阿姨告诉说,她不吃粥,现在还吃米饭,不过吃半碗。且不挑食,什么都吃,只是油腻不能太重。她早晚还喝点酸奶,为了养胃也是为了睡眠,但没有吃各种保健品的习惯。她喜欢用枸杞子泡泡茶,加上平时一直注意用眼卫生,所以,直到现在依然可以不戴眼镜看报看书。
人瑞罗洪,慈祥的神情,不时的笑脸。她见证了中国文学近一个世纪的兴衰起伏,她将自己的爱和恨、歌颂和鞭挞均化作了作品。百年沧桑尽付笑谈中,而今她还健康地活着——这是比她的任何小说还精彩,不是吗?
小说完成于2009年2月。啊,100岁,罗洪还在写小说!我不由肃然起敬。
作为上世纪五四新文学作家,健在的已寥如晨星。但百岁罗洪仍坚持创作并推出小说新篇,这在中国文坛该是史无前例,不知能不能算上一项吉尼斯记录。
日前我来到了她的府上,有幸拜见了这位“人瑞”。令人惊奇的是,老人的记忆力未见衰退,只是听力不是很好,需要大声说话才能听见,但思路完全清晰,一口松江乡音听来亲切,仿佛古老岁月并未远去,而故事就发生在昨天。她从一个书柜里取出那本玫瑰色封面的《上海文学》,说:“编辑部送了我一些,我又买了不少,但不知道要的人那么多,全送了,只此留下这一本。你可带回去看,但要还我。”老人依然那么随和,依然那么认真。
我心仪于这样的造访,可以倾听文化老人的传奇人生和晚年心境,我也迷恋于旧闻中获得新闻。而如今坐在你面前,与你交谈的是这样一位世纪文化老人,我真的从未有过这样的激动和感慨。
文坛伉俪:
相濡以沫六十多个春秋
罗洪,原名姚自珍,1910年11月19日出生于上海松江。1929年毕业于苏州女子师范学校。1930年起开始发表作品,第一篇作品随笔《在无聊的时候》发表于当年《真美善》月刊第5期;第一篇小说《不等边》,发表在同一杂志的第11期。抗日战争爆发后离沪,直至抗战胜利才重返上海。曾为《正言报》编辑副刊《草原》与《读书生活》。1947年后在中国新闻专科学校、上海南洋模范中学、徐汇女中任教。1953年到上海作家协会的《文艺月报》、《上海文学》担任编辑直至退休。先后出版《儿童节》、《腐鼠集》、《这时代》、《践踏的喜悦》等十二部短篇小说集,《春王正月》《孤岛时代》《孤岛岁月》等三部长篇小说,以及散文集一种。2006年出版《罗洪文集》三卷。
罗洪的爱人是著名翻译家朱雯,这是一对历经风雨坎坷却拥有弥坚真情的文坛伉俪。
朱雯毕业于苏州东吴大学,1928年便开始从事文学创作和翻译活动,并创立了文学刊物《白华》。1930年,罗洪回家乡松江工作,看到了文艺刊物《白华》,见有郑伯奇和苏雪林的作品,很感兴趣,于是写信到东吴大学的编辑部想邮购,就此知道了编者朱雯。当她发现这个志趣相投的编辑竟也是松江人时,趁朱雯春假回家乡,便与他相约在醉白池相见。从此,鸿雁传书不断,两人畅谈各自创作的情况,传递文坛信息,交流对新作品的感受……
一年后,罗洪和朱雯喜结连理。那日,真是高朋满座,其中有巴金、施蛰存、赵景深等,当时在青岛的沈从文,也写来了贺信,幽默、风趣,有着沈氏特有的风格。信的最后,是散文一样的祝福:“天保佑你们,此后尽是两张笑脸过日子。”
可两人结婚没几年,就爆发了抗日战争。全家不得不背井离乡,开始了颠簸的长途跋涉,先后辗转于桐庐、长沙和桂林等地。“忧患增人慧,艰难玉汝成。”这是郭沫若在长沙时写给夫妇俩的一副对联,可以说,这也是这对伉俪后来几十载风雨同舟的写照。
罗洪告诉我说,“翻译并不比创作容易。”特别是朱雯这种皓首穷经的人更是如此。
朱雯是国内全面译介德国作家雷马克的第一人。《西线无战事》、《凯旋门》、《流亡曲》、《生死存亡的年代》、《里斯本之夜》、《三个战友》,雷马克一生所著11部小说中,朱雯就翻译了6部。文革后,翻译作品纷纷重印,但朱雯说不经过修改绝不能出版。由于过去迫于条件限制,他是从英译本转译的,所以对老译本不甚满意,文字也觉不够精炼,于是决定着手修改《凯旋门》译稿。
可朱雯当时的心脏问题最让家人担心,先是心律不齐,后来是阵发性房颤。罗洪回忆说,病情稍微稳定一点,他向我们保证每天只动笔两小时。事实上两小时刚好在“劲头”上,他哪会甘心停笔,一次总要工作三个多小时。稿子未改完,他的病情加重了。朱雯拿出一个小本,上面写着所有人名地名的新旧对照表,交代完才放心地去了医院。不用说,余下的通读和修改任务落到了罗洪身上。就这样,40万字的全书重译终于完成,《凯旋门》首印20万册,受到空前的欢迎。遗憾的是,1994年,朱雯未及看到新书面世就溘然长逝了。
第一本书:
巴金关心下诞生
在罗洪的书柜上,摆放着一个精致的巴金像瓷盘。罗洪指着巴金像,不由说:“我的第一本书,就是在巴金关心下诞生的。”
重提往事,罗洪回味在幸福中。当罗洪与朱雯还在热恋时,有天两人被《小说月报》上一篇名为《灭亡》的小说连载所吸引,文中鲜活的人物、富有激情的语言和动人的场面给他们耳目一新之感,作者是一个陌生的名字——巴金。后来才知道这是巴金的第一部小说,写于留法时,完稿后寄给国内的一个朋友,被叶圣陶看到后,发表在《小说月报》上。
朱雯钦佩巴金的才华和胆识,想与这位素不相识的作家谈谈心,于是,他以读者的名义写了信,还向巴金提了不少问题以求作答。没想到,巴金很快就回了信。从此书信不断,虽然素昧平生,但他们的共同语言越来越多,就像是熟识的朋友。朱雯把每次通信情况都告诉了在松江的罗洪,让她分享自己的愉悦。他们觉得巴金不仅讲诚信,对社会也有很强的责任心,商量后决定到上海去见他。他们在环龙路(今南昌路)见到了正在写长篇的巴金,相谈甚欢。不久,巴金到苏州回访了他们。
朱雯和罗洪结婚后住在松江,他们知道巴金每完成一部中长篇,便会外出旅游或会会朋友。于是,他们又约巴金到松江和佘山游玩。1934年的一天,巴金接到邀请,果真坐上火车来了。事先,朱雯、罗洪雇好了一条“码头船”,还准备了酒菜,菜肴中自然少不了松江的特产四鳃鲈鱼。三人游完佘山回到松江,朱雯、罗洪送巴金到新松江社下榻,仍觉意犹未尽,又与巴金一起品茗聊天至深夜,翌日清晨,才把巴金送上火车,依依作别。
罗洪告诉说,文化生活出版社一直注重培养、扶植青年成长。有一天,巴金主动对她说:“我看你发表了不少作品了,够出一本集子了吗?有五六万字就够了。”接着又说:“有空把它编起来。”就这样,罗洪的第一本小说集在巴金的关心下诞生了,被收入文化生活出版社短篇小说丛书第五辑中,名为《儿童节》。罗洪记得,除她外,还有刘白羽、萧乾、陈荒煤等人的第一本书都是经巴金之手,在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的。
还有一件事令罗洪至今难忘。解放后巴金任作协副主席,作协下属的《文艺月报》(《上海文学》前身)创办时,罗洪是小说组长。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朱雯在翻译德国作家雷马克的长篇小说《凯旋门》、《流亡曲》时,经常写信与巴金探讨,后在巴金的关心下,两部译作在文化生活出版社先后出版。解放后,朱雯潜心翻译苏联阿·托尔斯泰的长篇小说《苦难的历程》(三部曲),当时,朱雯手头只有一种英译本,他想找一本俄文版的,但走遍各大图书馆都没找着,无意间与巴金谈起此事。想不到的是,巴金下次登门时竟把一本装帧精美的俄文版《苦难的历程》交到了朱雯手中,朱雯一时激动得不知说什么才好。朱雯后来在翻译时,用英译本和俄文版两相对照。1957年,朱雯译的《苦难的历程》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被译界认为是最好的一个译本。罗洪后来从巴金爱人萧珊口中得知,他们家搬到武康路后,书还没来得及整理,为找朱雯那本书,巴金翻遍了藏书堆。
赵景深称罗洪:
真正的小说家
罗洪是一位很有成就的作家,特别是她专长写社会小说,这在过去的女作家中颇不多见。著名学者赵景深在《文坛忆旧》中这样说道:
“向来现代女小说家所写的小说都是抒情的,显示自己是一个女性,描写的范围限于自己所生活的小圈子;但罗洪却是写实的,我们如果不看作者的名字,几乎不能知道作者是一个女性,描写的范围广阔,很多出乎她自己的小圈子以外。……以前女小说家都只能说是诗人,罗洪女士才是真正的小说家。”
罗洪的小说,有壮烈的可歌可泣的抗战故事,有对丑恶势力的鞭挞,有对光明的追求,也有对解放后新人新事的歌颂。台湾学者郑树森评价很客观,他在《读罗洪小说札记》中说:“……她的短篇,虽然也有好些平庸之作,但总的来说,还是有点成绩的,和三十年代一些作品相比,罗洪比较成功的短篇,在经验剪裁上是要算干净的,作者并不罗嗦,也相当有控制。在题材和人物上,罗洪算得上是广阔和多样的。文字方面,罗洪不时都能避开滥情和‘新文艺腔’的毛病,相当朴素简洁。……此外,和新文学时期不少女作家相比,罗洪的作品是能够突破所谓‘闺秀派’‘委婉纤柔’的作风,题材也不限于家庭生活、个人情绪等‘茶杯里风波’。这应该是她比较突出的地方。”
罗洪善写小说,尤其善写对话。罗洪的小说具有自己的艺术风格,多工笔、善白描,文笔流利、洒脱,一直延续到现在,但她的创作风格,是在民族的灾难中形成的。她的那些描摹世态人情的小说,如《践踏的喜悦》、《王伯炎与李四爷》及《友谊》等,都是成功之作,对人物的灵魂挖掘得既深又细。在写作中,罗洪十分注意文艺的特点,她说:“文艺不是正面的宣传和抨击,所以我要写得轻松一点,因为世界上有很多是含着泪的微笑。但文艺有它本身的作用和价值,轻松决不会削弱它的力量。”(《鬼影·序》)其实,解放前罗洪的那些作品,似乎没有多少“轻松”的地方,读者从中看到的是动荡的社会、垂危的祖国,其忧虑之情,不得不同作者一起,含着泪水,凝视社会、人生和前途。
解放后,罗洪的创作一直没有停止过。但到“文化大革命”中,她却被迫退休了。粉碎“四人帮”后,她也没有马上把早已束之高阁的笔取下来,心情是犹豫的。直到1977年她来到北京,看到那么多的文艺杂志如春天的百花竞相开放,她那颗“死”了的心,又跳动了。1980年代以来,罗洪那支似乎已经抽涩了的笔,又滋润流利起来。她在《福建文艺》、《上海文学》、《文汇报·笔会》、《人民日报·大地》、《女作家》、《长江》、《清明》等报刊上连续发表短篇小说和散文,其中较有影响的有反映上海“孤岛”时期生活的中篇小说《夜深沉》、当代爱情悲剧《没有写完的生活答卷》等。她的作品先后被收入《中国新文学大系》(1927—1937年)“小说卷”、《中国新文学大系》(1938—1947年)“短篇小说卷”、《中国抗日战争时期大后方文学书系》及《20世纪中国女文学文库——新女性的地平线》等重要选集中。从1988年始,直到1993年,她一直在《新文学史料》上连载《创作杂忆》,为我们留下了不少研究新文学的宝贵资料。
百岁养生经:
心境平静,宠辱不惊
看到百岁罗洪精神矍铄,行动自如,我不由地要问她的“养生经”。罗洪笑道:“其实很简单,八个字——心境平静,宠辱不惊。”她曾在《我的养生经》一文中解释说:“我觉得自己的处世平淡,日常起居亦平常,更以平静的心态面对生活,以宽以待人的态度来与人交往。”
无论是在众人喝彩的得意岁月,还是在下放劳动的迷茫日子,罗洪都抱着一颗平常心。如今,她更是过着平静而有序的生活:每天早晨5时起床,漱洗完毕,然后准时收听6时的早新闻。上午读报、看书。她订有多种报刊,书大多是读现代小说。吃过中饭,小睡一会,大多是躺在床上翻翻报纸,然后眯上几十分钟,一般不会超过一个小时。午睡后构思写作。她晚年写的《孤岛岁月》和不少散文就是这样问世的。
罗洪一副文文静静的模样,但她注意活动,她说,生命在于运动,长寿在于多动;对作家来说,脑子要多用,格子要多爬,手脚要多动。她一生坚持劳逸结合,动静配合,看书写作一会,必然下楼走动走动。如今虽然下楼少了,但屋里还是走来走去,至今仍不用拐杖,也算是个奇迹。
还有是饮食清淡。她平时早饭大多吃泡饭,半碗足矣,佐之酱菜等;中饭、晚饭,二荤一素一汤,或者二素一荤一汤。陪伴她的阿姨告诉说,她不吃粥,现在还吃米饭,不过吃半碗。且不挑食,什么都吃,只是油腻不能太重。她早晚还喝点酸奶,为了养胃也是为了睡眠,但没有吃各种保健品的习惯。她喜欢用枸杞子泡泡茶,加上平时一直注意用眼卫生,所以,直到现在依然可以不戴眼镜看报看书。
人瑞罗洪,慈祥的神情,不时的笑脸。她见证了中国文学近一个世纪的兴衰起伏,她将自己的爱和恨、歌颂和鞭挞均化作了作品。百年沧桑尽付笑谈中,而今她还健康地活着——这是比她的任何小说还精彩,不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