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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近年来中国高污染产业逐渐由东部发达地区向中西部欠发达地区转移，各地区相应进行一定的环境规制，但中西部地区的污染仍急剧上升。探讨地区间的环境规制差异和高污染性的产业转移对环境污染集聚带来的影响，对我国的环境治理和实现绿色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而深远的意义。文章利用我国2006—2015年的省际面板数据，通过计算高污染产业动态集聚指数，环境污染集聚指数和相对环境规制强度指数，利用GMM广义估计法进行全样本、区域异质性、时期异质性回归分析。子样本回归分析中分别按我国东部地区和中西部地区进行区域异质性分组，按我国2006—2010年和2011—2015年进行时期异质性分组，得出的子样本回归结果与全样本回归结果大体上是相吻合的。结果表明：我国相对环境规制与环境污染集聚呈现“倒U型”关系；高污染产业转移所带来的主要是工业废水污染和工业废气污染的集聚程度的加深；由转移所带来工业固体废物污染集聚不十分明显；工业化程度的加深使得地区环境污染集聚加剧；EKC曲线在我国确实存在，但并不显著；劳动力成本和质量的提高会使得环境污染集聚下降。高污染产业转入地在承接转出地产业转移的同时，应该努力提高能源效率，引进绿色排污工具，从而促进转入地和转出地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同时，各地区应依据资源优化配置原则和有效利用原则，充分考虑环境保护的要求，逐渐由分散治理向集中控制转化，力求从地区源头解决污染问題，以实现最大程度的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双赢的局面。地方政府应该综合考虑产业结构、地区生产总值、要素成本、资源禀赋等因素，通过建立地区之间的产业链，实现区域之间的协调发展。
关键词 ：高污染产业转移；相对环境规制强度；污染集聚
中图分类号 F061.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2104（2018）12-0052-11 DOI：10.12062/cpre.20180718
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东部地区的经济得到飞速发展，部分地区已经达到集聚饱和状态，相应劳动力价格，生产要素价格也在不断增加。由于东部地区的地域和环境承载力都有一定的限度，过快的发展导致其资源供应严重不足，同时带来了严重的雾霾污染问题，这时需要将东部地区的产业向中西部地区转移。我国中西部地区发展处于初级阶段，人口相对于东部地区较少，但占地面积十分广阔。由于中西部地区位于我国大陆境内，使得中西部地区发展十分缓慢。通过将东部地区的产业向中西部地区转移，能够很好的带动中西部地区的产业链发展和本地核心竞争力，从而可以迅速实现经济发展。然而，由于地区间环境规制的差异使得东部地区向中西部地区转移的往往是一些高污染产业，这些产业转移严重破坏了中西部地区的生态环境。根据中国环境统计年鉴数据显示，2015年我国中西部地区的工业废气排放总量为356 148亿m3，达到全国排放总量的52%，众多的工业园区逐渐变为产业转移的污染园区。由于环境问题日益严峻，中国政府不断进行政策革新，从四位一体变化到五位一体，即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社会建设和文化建设后加入了生态文明建设，十三五规划和党的十九大也进一步强调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环境规制对高污染产业转移带来的污染集聚的影响程度是我们关心的问题。“污染避难所”假说认为，严格的环境规制会使得发达地区将高污染产业移向环境监管较弱的欠发达地区，而从全国整体来看，环境规制及其推动的产业转移并没有减轻全国总体的环境污染集聚状况。另一方面， “波特假说”认为，环境规制会使得发达地区进一步提升开发和利用资源的绿色技术，这种技术会逐渐传送到欠发达地区，使得全社会范围内能够保持经济增长与减少环境污染集聚同步进行，因此环境规制有利于消除由产业转移所带来的环境污染集聚。由此可见，环境规制、产业转移与环境污染集聚之间存在复杂的关系，探讨地区间的环境规制差异和高污染性的产业转移对环境污染集聚带来的影响，对我国的环境治理和实现绿色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而深远的意义。
1 文献综述
产业转移带来的环境问题日趋严重，从国际产业转移、国内省际产业转移及省内产业转移综合来看，基本都是从发达地区向欠发达地区转移。而转移的产业大多为高污染产业，原因也十分明显，一是产业结构的调整，由于发达地区在技术，人力等各个方面均远超于欠发达地区，二者的产业结构不在同一高度，因此欠发达地区会接纳发达地区的高污染产业的转移；二是由于产品生命周期的发展，产品生命周期包含有创新、成熟和标准化三个阶段。由于发达地区具有充足的资本和高质量的人力资源，因此会率先开发新产品，此为创新阶段。然后会利用已开发好的产品进行批次生产，将其投入到欠发达地区，此为成熟阶段。最后会将产品进行完全标准化，批次将高污染产业完全转移到欠发达地区。因此由于产业转移所带来的结果往往是使得发达地区的环境状况得到改善，却加剧了污染向欠发达地区的转移与集聚，长期如此，会使得承接产业转移的地区面临巨大的环境代价。 部分学者基于 “污染避难所” 理论针对该问题进行了研究。该理论最早是由Walter和Ugelow[1]提出的，其主要观点是：由于环境规制在发达地区较为严格，而在欠发达地区较为宽松，因此欠发达地区为了地区经济发展往往会忽视环境问题，从而使得欠发达地区成为发达地区的污染避难所。Frank[2]使用欧盟200个城市环境质量数据，结果显示产业转移所带来的高污染产业集聚与空气污染呈现正相关；Smarzynska和Wei[3]将东道国腐败水平加入FDI中，通过24个转轨国家的跨国企业数据，证明了污染避难所的存在；Kheder和Zugravu[4]运用经济地理学模型分析环境规制对于企业区位选择的影响，结果显示一部分国家在接受法国投资的同时呈现出污染避难所效应。另有一部分学者基于该理论对我国进行了研究，夏友富[5]阐述了外商直接投资导致了污染密集型产业更快地由发达地区向欠发达地区转移。侯伟丽等[6]对环境管制与污染密集型产业区际转移进行了实证分析，证明了在我国存在污染避难所效应。魏玮等[7]基于省级面板Poisson模型进行了实证分析，通过引入环境规制，验证了污染避难所效应的存在。何龙斌[8]利用高污染产业产品产量的面板数据，分析国内高污染产业区域转移路径，发现东部及中部地区选择性将产业转移至西部地区。豆建民等[9]利用2000—2010年中部六省的面板数据，分析验证了产业转移对中部地区带来的严重污染问题。 另一部分研究则是基于“波特理论”进行的。该理论的主要观点是环境规制会使得发达地区进一步提升开发和利用资源的绿色技术，这种技术会逐渐传送到欠发达地区，使得全社会范围内能够保持经济增长与减少环境污染集聚同步进行，从而达到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双赢的局面。Wheeler[10]研究指出中国、墨西哥等是全球接受FDI相对较多的国家，其城市空气污染呈现下降趋势；Mielnik和Goldemberg[11]发现跨国公司的直接投资可以促使当地低效企业改变产业结构，进一步研发绿色技术，从而提高生产力水平。基于该理论对我国的环境问题进行的先行研究包括：田东文等[12]分析外商直接投资对高污染产业区位选择的影响因素，得出的结果是环境规制能够部分消除高污染产业转移所带来的环境问题。傅京燕等[13]通过中国制造业的面板数据进行分析，得出环境规制和要素禀赋在一定程度上都影响着产业转移，并且环境规制能够缓解地区产业转移带来的污染问题。张彩云等[14]从环境规制视角进行切入，分析得出我国不存在污染避难所效应，环境规制可以使得我国全社会范围内保持经济增长与降低环境污染集聚同步进行。曹翔等[15]对广东省2000—2014年高污染产业的转入和转出进行了测度，结果发现工业SO2和烟尘污染密集行业无法兼顾经济增长和环境保护，但工业废水密集污染行業可以兼顾全省的经济增长和环境污染。
环境规制仅是反映各地政府对相应地区的环境治理程度，不能清楚地反映出与其他各地区的对比程度，而相对环境规制强度是用各地区环境治理投资与全国环境治理投资平均值作对比，较环境规制能更清晰地反映出环境规制强度的动态变化。相对环境规制强度的增加在较不发达阶段，可能会带来污染集聚程度的加深，因为欠发达地区对于经济效益的追求高于对环境保护的追求，当欠发达地区逐步向发达地区转变时，相对环境规制强度的增加会使得污染集聚程度减轻。高污染产业转移会使得地区污染集聚程度加深，污染性行业不同所带来的污染集聚程度也会不同。
基于以上论述提出两个假说，并通过建立计量模型进一步进行实证分析。
假说1：地区间的相对环境规制强度与环境污染集聚之间呈现倒U型关系。
假说2：高污染产业转移与环境污染集聚是呈现正向关系。
综上可见，关于产业转移所带来的环境问题的研究大多集中于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地区的环境影响，而对于我国地区间的高污染产业转移所带来的环境问题的研究较少。现有的研究较多的关注产业转移与环境污染集聚的问题探究，而没有把相对环境规制引入其中，综合看其对于地区环境污染集聚的影响程度。对于产业转移的衡量方法，大多研究采用区位商和产业竞争力等静态指标，不能很好地反映高污染产业的动态变化和转移方向[16-18]。本文重点探究了高污染产业转移和相对环境规制对我国地区环境污染集聚的影响问题，首先根据我国2006—2015年的省际面板数据测度三类主要污染物的集聚状况、高污染产业转移和相对环境规制程度，并对其现状进行分析；然后以污染集聚为被解释变量，实证分析高污染产业转移和相对环境规制强度的影响。在实证上，先进行全样本回归，再依据我国东部地区与中西部地区进行区域异质性回归分析，根据2006—2010年和2011—2015年进行时期异质性回归分析，最后得出结论并提出合理性的政策建议。
2 指标测度与分析
2.1 各指标的测度方法
高污染产业是指污染物的排放量在所有产业中占比较高的产业[9]。由于衡量环境污染的指标一般包括工业废水排放总量、工业废气排放总量和工业固体废物排放总量，本文基于行业污染物密集度指数（PDI）对我国28个工业分行业的上述三类污染物排放进行测算，选取三类污染物的密度指数均值都大于1的产业代表高污染产业，最终选择了有色金属矿采选业、纺织业、造纸及纸制品业、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化学纤维制造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电力及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等七个产业。
在测度产业转移的方法上，如果直接根据全国各省各个高污染产业的投资进行统计当然最好，但我国当前的各类统计数据无法满足；同时，类似产业区位熵或产业竞争力系数等指标只能反映产业静态分布状况，高污染产业转移指标反映在一段时间内高污染产业由某区域向另一区域的转移方向和转移速度[19-20]。因此本文构建了产业分布变化指数来反映高污染产业转移，表示为：Dij=gij/∑nj=1gij，其中gij是高污染产业i在区域j的增长速度，∑nj=1gij是该高污染产业i在全国内的增长速度。指数大于1说明该产业在该区域上的增长速度比全国的增长速度要快，表明该地区是高污染产业转入地；反之则表明是高污染产业转出地。
由于环境污染治理投资是代表环境规制强度的常用变量，环境规制仅是反映各地政府对相应地区的环境治理程度，不能清楚地反映出与其他各地区的对比程度，而相对环境规制强度是用各地区环境治理投资与全国环境治理投资平均值作对比，较环境规制能更清晰地反映出环境规制强度的动态变化。因此本文在衡量地区间相对环境规制强度采用如下计算方法：ERIit=PGit/PG。ERIit表示i地区在第t年的相对环境规制强度，PGit是i地区在t年的环境污染治理投资额，PG是该年度全国各省环境污染治理投资平均值。指数大于1表明该省份相对环境规制强度大，反之则表明相对环境规制强度较小。
污染集聚指数则根据三类污染物排放总量分别占全国的比重进行计算，分别为：EPIit=WPIit/∑WPI、APIit/∑API、SPIit/∑SPI，WPIit、APIit、SPIit分别代表的是i地区在t年的工业废水排放总量、工业废气排放总量和工业固体废物排放总量，∑WPI、∑API、∑SPI代表的是全国同一时期的工业废水排放总量、工业废气排放总量和工业固体废物排放总量。其大小反映的是这个地区该类污染物排放总量占全国的比例，EPI值越大说明污染集聚度高，反之则越小。 2.2 相对环境规制、高污染产业转移及污染集聚的特征分析
根据各地区工业废水排放总量、工业废气排放总量和工业固体废物排放总量占全国污染物排放总量的比重，来说明环境污染集聚状况。进一步，通过比较2006和2015年三类污染集聚指数的变动情况，更为准确的说明各地区的污染集聚程变化，具体数据结果见表1。
采用环境污染治理投资的资本占全国各个地区环境污染治理投资的平均数的比值，作为衡量相对环境规制强度的依据。通过比较2015年各地区的环境规制相对强度指数与2006年相比增加的数值，清晰地反映各地区环境规制年的强度变化，具体数据结果见表2。
根据2006—2015年的指标数据，得出代表工业废水重污染程度、工业废气重污染程度和工业固体废物污染程度的七个产业的动态集聚指数，将每个地区的高污染产业的工业销售产值进行加总，计算出该地区高污染产业的增长速度，其与全国高污染产业增长速度的比值，即为该地区的产业动态集聚度，以此来反映地区间的高污染产业转移情况，具体数据见表3。
通过分析比较三种污染集聚指数的变动情况可以看出，我国环境污染的总体趋势是东部发达地区在逐渐改善，像北京、上海、江苏、浙江、广东等地环境状况较2006年都有了较大幅度的改善。而中西部欠发达地区的环境状况逐渐恶化，尤其像新疆、西藏、青海、甘肃等西部地区较为严重，中部地区像安徽、山西、湖北和湖南等地近年来工业规模发展迅速，使得环境状况也面临着很大的问题。安徽在工业废气指数变动上，恶化程度位于我国第一位，工业废物指数变动反映的恶化程度也居于我国第六位，但是根据工业固体废物指数反映出其环境得到一定的改善，说明安徽也制定了一系列的环境治理的政策，只是目前效果还不是很明显，需要提出更有效的治污方式。由于中部地区经济水平相对较低，因此对于经济发展的增速需求远远超过保护环境的意识，使得治理上比较缓慢。西藏、宁夏、贵州、河南和云南区是三类污染份额都增加的地区，由此也可以看出，我国西部地区近年来污染严重，地方政府在污染治理问题上存在严重不足。
通过分析比较各地区相对环境规制强度的变动情况可以看出，各地区相对环境规制强度指数上升程度最大的是河北省（0.948 6），表示河北省2015年的相对环境规制
强度指数比2006年上升了0.948 6，表明河北省近些年来正逐渐采取各种政策措施来治理环境污染问题，刚建立的雄安新区，目的也是在新形势下通过更高的技术手段，在保持经济发展的基础上而不使环境污染集聚程度加剧。相对环境规制强度指数增加较快的地区的还包括浙江（0744 3）、江苏（0697 3）、陕西（0649 2）、内蒙古（0623 4）、福建（0535）等。相对环境规制强度指数下降程度最大的是辽宁省（-2572 8），表示辽宁省2015年的相对环境规制强度指数比2006年下降了2572 8，辽宁位于我国东北部，是我国大型重工业基地，重工业几乎是辽宁省是支柱产业，因此辽宁政府的环境规制政策的增强，无法削弱支柱产业的发展，因为地方企业还是会把经济的发展放在首要位置，因此近些年来辽宁的相对环境规制强度正在不断下降。相对环境规制强度指数下降较快的地区还包括山西（-1237 9）、四川（-0826 6）、甘肃（-0711 8）、广东（-0618 7）等。
通过比较我国的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的高污染产业动态聚集度10年均值可以看出，我国的高污染产业明显是由东部地区向中西部地区转移。东部地区中山东省的污染情况是最严重的，同时数据表明山东省在作为污染产业转出地的同时，也承接了大量的高污染产业，这导致了山东地区污染问题十分严重。淄博、聊城、菏泽等地污染水平严重超标，虽然近几年山东地区政府做出了一定的改善，但是效果不是很明显，从而仍有大量污染产业移向山东地区。北京市作为我国的首都和行政中心，国家重要领导人势必会将北京的污染程度降低至一定程度。北京市工业废水排放总量自2006—2013年基本呈现逐年增加的趋势，2013年工业废水排放总量达到9 486万t，2014年开始得到缓解，2015年工业废水排放总量降为8 978万t。工业废气排放总量自2006—2011年逐年增加，2011年工业废气排放总量达到4 8965亿m3，随北京市环境治理体系的不断完善，2015年工业废气排放总量降为3 676亿m3。浙江、江苏和上海等地位于我国东部沿海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地区环境规制也较为完善，因此东部地区基本为我国的重污染产业转出地。我国中西部均有过半数的地区为高污染产业的转入地，一方面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较为落后，地方政府在追求经济增长的同时可能忽视了环境问题，另一方面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存在着利益博弈，地方政府既是政策的执行者，同时也是政策的受惠者，这使得地方政府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来获取税收等地方利益。新疆、青海、内蒙古等西部地区近年来为了发展经济，承接了东部地区的大量污染产业，污染问题十分显著，因此中西部地区基本为我国的高污染产业转入地[21-24]。
3 计量模型及实证分析
3.1 计量模型的构建
为探讨产业转移和相对环境规制对环境污染集聚水平的影响程度，本文构建如下计量模型：
其中，i和t分别代表地区和年度。模型的被解释变量为污染物集聚度指数，分别用工业废水指数、工业废气指数和工业固体废物指数来分别进行考察。为了验证“波特假说”，将相对环境规制强度的平方项也引入模型，其一次项系数和二次项系数分别预計为正和负。IT代表高污染产业转移指数，预计系数为正；因为工业是环境污染的主要来源，工业产值的国内生产总值占比达到70%，因此本文将产业结构即第二产业产值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引入模型，用IR表示。与此同时，模型中还引入经济发展程度及其平方项来验证“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即环境污染与经济发展水平是否呈现倒U型关系，变量分别用地区GDP及其二次方的对数来表示，预计估计系数分别为正数和负数。此外，由于劳动力成本是诱发产业转移及环境污染的重要因素，因此模型中引入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来衡量。本文所采用的样本数据为2006—2015年我国31个省的面板数据（不涉及香港、澳门、台湾等地区），来源于《中国环境统计年鉴》《中国工业统计年鉴》《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年鉴》以及《中国经济普查年鉴》。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如表4所示。 基于前述计量模型的基础上，首先对各变量进行平稳性检验，得出解释变量和被解释变量都是平稳性序列。其次，由于本文选取的是2006—2015年我国31个省的面板数據，属于短面板数据，所以对于模型的自相关问题可以不予考虑。用方差膨胀因子VIF对模型进行多重共线性检验结果也显示各模型的VIF值均小于10，故无多重共线性问题。此外，因为环境污染集聚与相对环境规制是一种双向因果关系，即存在内生性问题，所以采用GMM方法进行估计。
3.2 总体回归结果
本文分别用工业废水指数、工业废气指数和工业固体废物指数作为被解释变量，因此建立了三组模型，在每组模型回归中依次引入相对环境规制及其二次项、高污染产业转移变量以及其他控制变量，共计九个模型，估计结果如表2所示。回归结果表明，相对环境规制强度指数一次方系数在9个模型中均在1%水平下显著为正，二次方系数在1%水平下显著为负，环境污染集聚程度与地区间的相对环境规制强度之间呈现倒U型关系，验证了假说1正确。由于地区间存在相对环境规制水平的差异，造成环境污染向弱规制地区集聚；而达到拐点之后则会弱化集聚程度。其原因可以从时间和区域两个维度进行分析。首先从时间维度上，由于环境规制效果具有一定的滞后性，环境规制强的地区一般都已经面临着严重的污染问题，当期实行的环境规制，其效果不会立即反映出来，而环境污染问题是一直存在并且在不断恶化的，这就造成了环境污染集聚度会和相对环境规制的一次方呈现出正向关系。其次从区域维度上，由于我国还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水平还相对比较落后，虽然东部一些地区，像北京、上海等地已经步入发达的轨道，但众多中西部地区的省份还比较落后，所以地方政府大都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来大力发展经济。由于我国大部分地区都位于拐点左侧，因此环境污染集聚会随着地区相对环境规制的增强而增加。
通过表5的实证结果表明，高污染产业转移与环境污染集聚是呈现正向关系，即发达地区向欠发达地区转移高污染产业，使得欠发达地区的环境污染迅速增加，验证了假说2正确。当仅引入动态聚集度时，即存在相对环境规制及其二次方项和产业转移这两个主要解释变量时，可以得出相对环境规制对于环境污染集聚的系数远远大于产业转移对于环境污染集聚的系数，表明相对环境规制对环境污染集聚的影响程度远远高于产业转移对环境污染集聚的影响程度。相对环境规制对环境污染集聚的影响，一方面是直接性的，可直接作用到环境污染集聚，另一方面通过作用于产业转移，进而影响到环境污染集聚。当仅放入这两个主要解释变量时，相对环境规制的直接性作用较强，对环境污染集聚的影响程度较高。当引入全部变量时，产业转移对工业废水指数和工业废气指数在5%水平下显著为正，对工业固体废物指数不显著。表明由发达地区向欠发达地区转移高污染产业所带来的主要是工业废水污染集聚和工业废气污染集聚，由转移所带来工业固体废物污染集聚不十分明显。
实证结果还表明，产业结构对工业废气指数、工业废水指数和工业固体废物指数均在1%水平下显著为正，说明工业经济发展迅速，工业规模也在不断扩大，但与此同时所产生的各种污染物也在不断增加。地区GDP和地区GDP的平方项在六个模型中一次方项系数为正，二次方项系数为负，即随着经济的不断增长，环境污染集聚程度是先增加后减少的，这也证实了EKC曲线的存在。要素成本对工业废水指数、工业废气指数和工业固体废物指数在1%的水平下显著为负，主要是因为劳动力成本和质量越高，则此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一般越高，相应的环境治理水平和减污设备越完善，从而环境污染水平较低。
3.3 区域异质性讨论
根据全样本回归分析结果，我国不存在污染避难所假说效应，我国整体处在拐点的左侧，地区环境污染集聚会随着地区相对环境规制的增强而增加。由高污染产业转移所带来的环境污染集聚主要与工业废水和工业废气有关，与工业固体废物的关系不大，即工业固体废物不是产
业转移所带来的主要污染物。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在我国确实存在。工业规模对我国环境污染集聚的影响显著为正，要素成本对我国环境污染集聚的影响显著为负。下面根据我国区位特征和经济发展状况，划分为东部地区和中西部地区，再次进行子样本回归分析，我们可以得出按我
国东部地区和中西部地区分组，得出的子样本回归结果与全样本回归结果大体上是相吻合的。通过分组回归，进一步分析回归结果，如表6所示。
从相对环境规制角度来看，除东部地区工业废水指数外，相对环境规制相对强度指数对于东部地区和中西部地区的环境污染集聚指数的一次方系数显著为正，二次方系数显著为负，均呈现出倒U型关系。通过比较东部地区和中西部地区中相对环境规制强度指数对于环境污染集聚指数的系数可以得出，中西部地区的相对环境规制相对强度指数对于环境污染集聚的系数均大于东部地区的相对环境规制强度指数对于环境污染集聚的系数，说明东部地区突破拐点的速度要快于中西部地区。东部地区相对环境规制强度指数对于工业废水指数的一次方项和二次方项系数均为负，表明对于工业废水行业，东部地区已经突破拐点，此时相对环境规制的增强会抑制工业废水污染的加剧。
对于东部地区，产业转移对于环境污染集聚指数的系数均为负，表明东部地区由于转移出了高污染产业，从而使得其污染集聚程度降低。具体来说，产业转移对工业废气指数和工业固体废物指数较为显著，而对于工业废水指数不显著，表明东部地区较多的转移了工业废气行业和工业固体废物行业的企业。而对于中西部地区，产业转移对
于环境污染集聚指数的系数均为正，表明正是由于东部地区将高污染产业转入到中西部地区，从而使得中西部地区的污染集聚逐渐加剧。具体来说，产业转移对于工业废水指数和工业固体废物指数显著为正，对于工业固体废物指数不显著，表明中西部地区由于产业转移所带来的污染集聚主要是来自于工业废水和工业废气，这与全样本回归分析结果基本是一致的。
从产业结构，地区生产总值和要素成本角度来看，对于东部地区和中西部地区，地区GDP对环境污染集聚指数的一次方项系数为正，二次方项系数为负，同样证明了EKC曲线的存在，但一次方项只对工业固体废物显著，表明由于经济发展所带来的污染多为工业固体废物。产业结构对环境污染集聚指数均在1%的水平下显著。东部地区中产业结构对工业废水指数和工业固体废物指数的系数大于中西部地区，但对工业废气指数的系数小于中西部地区，表明东部地区由于工业规模的扩大产生的污染物多是工业废水和工业固体废物，而西部地区由于工业规模的扩大产生的污染物则多为工业废气。要素成本对环境污染集聚指数均显著为负，东部地区中要素成本对工业废水指数和工业固体废物指数的系数大于中西部地区，但对工业废气指数的系数小于中西部地区，表明东部地区由于劳动力质量和成本的提高能显著降低工业废水污染和工业固体废物污染，而西部地区则会降低工业废气污染。在产业结构和要素成本方面与全样本回归结果有一定差异，主要原因可能是东部地区和中西部地区的工业发展程度和劳动力成本问题差距过大。 3.4 时期异质性讨论
《国务院关于中西部地区承接产业转移的指导意见》于2010年09月06日正式印发，主要内容是因地制宜承接发展优势特色产业、促进承接产业集中布局、改善承接产业转移环境等。产业转移是加速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要求，同时是促进产业结构调整的必备条件。由于中西部地区具有自然资源丰富，要素成本较低等优势，配合上政策的实施，会加快东部沿海地区向中西部地区转移的速度，会加速中西部地区新型城镇化，但在加速产业转移的同时是否也加剧了污染的转移？因此分别作出关于2006—2010与2011—2015年的时期异质性分析，比较 2010年前后的回归系数，得出的子样本回归结果与全样本回归结果大体上依旧是相吻合的。通过分组回归，进一步分析回归结果，如表7所示。
从相对环境规制角度来看，相对环境规制相对强度指数对环境污染集聚指数的一次方系数显著为正，二次方系数显著为负，均呈现出倒U型关系，与全样本回归结果基本一致。2006—2010年相对环境规制对三类污染集聚指数的的拐点分别为2.638 2、2.415 4、3.496；2011—2015年相对环境规制对三类污染物的拐点分别为0.53、7.965 9、11.719 7。表明国家在实行加速产业转移政策后，缩短了工业废水指数突破到拐点右侧的时间，而延长了工业废气指数和工业固体废物指数突破到拐点右侧的时间。
从产业转移角度来看，产业转移对环境污染集聚指数均呈现正相关，2006—2010年对环境污染集聚指数不显著，而2011—2015年对环境污染集聚指数显著，一方面表明高污染产业在转移的过程中确实带来了大量污染，另一方面表明国家政策实施后对环境的影响更为明显。2006—2010年产业转移对三类污染集聚指数的系数均大于2011—2015年，表明国家在实施加速产业转移政策后，减缓了污染的增速，这也进一步验证了“波特假说”的正确性。我国高污染产业转移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却是带来了环境的恶化，但同时各地区为了降低污染治理成本而研发了先进的节能减排技术，从而使得污染逐渐减少。高污染企业大量转移到中西部地区，这种污染产业集聚也可能带来范围经济，最终会使得全社会范围内保持经济增长与绿色环保同步进行。
从产业结构，地区生产总值和要素成本角度来看，2011—2015年与2006—2010年相比，产业结构对工业废水指数的系数减少了，而产业结构对工业废气指数、工业固体废物指数的系数都增加了。表明国家在实行加速产业转移政策之后，由产业结构带来的工业废水污染得到了改善，但是加剧了工业废气污染和工业固体废物污染。地区GDP对环境污染集聚指数的一次方项系数为正，二次方项系数为负，同样证明了EKC曲线的存在，地区GDP的一次方对工业废水指数的系数减少了，但对工业废气指数和工业固体废物指数的系数均增加，与产业结构反映的情况类似，表明国家在加速产业转移后，由经济发展所导致的的工业废水污染增速在减缓，但导致的工业废气污染和工业固体废物污染增速在上升。要素成本对环境污染指数均显著为负，2010年前后要素成本对污染集聚指数的系数变动不大，主要原因是国家实行加速产业转移政策，基本是在原有产业转移基础上进行，所以各地区的劳动力质量和成本的变化程度不会太大。
4 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重点探究了高污染产业转移和相对环境规制对我国地区环境污染集聚的影响问题，首先根据我国2006—2015年的数据，用三类污染指数测度环境污染集聚程度，作为被解释变量，动态集聚度测度产业转移，用环境规制相对强度系数测度相对环境规制程度，二者作为主要解释变量，再加入产业结构、地区GDP和要素成本作为控制变量。然后对其先进行全样本回归分析，再依据我国区位特征和经济发展状况，对我国东部地区和中西部地区进行了区域异质性回归分析，根据2006—2010年和2011—2015年进行了时期异质性回归分析。全样本回归分析结果和子样本回归分析结果基本一致，我们得到以下结论，并根据相应结论提出合理性的政策建议。
高污染产业转移过程中带来了大量的工业污染，总体趋势呈现为由我国东部发达地区向中西部欠发达地区转移。但产业转移聚集地是否是污染集中地呢？本文得出的结论是否定的，根据前文的测算，污染产业转移聚集地主要包括安徽、江西、湖北、湖南、山東、新疆等地，这些地区主要位于我国中部，污染总量较大。而近年来我国的污染集中地主要包括新疆、宁夏、西藏、甘肃、安徽、青海、江西和山东等地区，这些地区主要位于我国西部，污染增速较快。因此产业转移并不是导致西部地区污染严重的最主要原因。对于东部地区，转出的主要是产生工业废水和工业固体废物的企业，而对于中西部地区，污染显著增加的主要来自于工业废气和工业废水。对此我们提出的建议是各地区可以适当减缓工业废水行业和工业废气行业的转移速度，增强工业固体废物行业的转移速度。对于各地区的综合工业企业，在追求效益和减轻污染的过程中，可以秉承优先转移工业固体废物行业的原则。由于发达地区向欠发达地区转移的工业废水以及工业废气近年来日益严重已致超标，①各地区大中型工业企业应该使用节能少废的新型设备，大力推广无害化生产技术；②各地区依据资源优化配置原则和有效利用原则，充分考虑环境保护的要求，合理布局工业生产力，逐渐由分散治理向集中控制转化，减缓其转移速度，力求从地区源头解决污染问题，以实现最大程度的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双赢的局面[25-26]。
相对环境规制强度与环境污染集聚呈现正相关关系，表明我国不存在污染避难所假说效应。根据前文的测算，2015年相对环境规制强度指数位于我国前五位的分别是山东、江苏、浙江、河北、福建，与此同时他们的工业废水指数、工业废气指数和工业固体废物指数均高居于我国前列，说明相对环境规制并没有使得地区环境污染集聚水平降低至一定水平，表明相对环境规制不是使产业转移进行调整和解决地区环境污染集聚问题的决定性因素。根据波特假说，环境规制达到一定程度会倒逼污染型产业进行技术革新，会使得欠发达地区学习并利用发达地区先进的技术，从而实现全社会范围内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对此我们提出的建议包括：①广泛学习发达地区有效的绿色技术手段和新技术治污方式，加强高污染产业转出地和转入地之间的技术合作关系；②高污染产业转入地在承接转出地产业转移的同时，应该努力提高能源效率，引进绿色排污工具，从而促进转入地和转出地经济可持续发展。 工业规模的扩大会加剧我国的环境污染集聚，劳动力成本和质量的提高使得我国环境污染集聚下降，对于我国的东部地区和中西部地区不尽相同。对此我们提出的建议包括：①对于东部地区，应控制工业废水行业和工业固体废物行业工业规模的扩张，同时着重提高工业废气行业和工业固体废物行业的劳动力质量；②对于中西部地区，在产业结构方面应控制工业废水行业和工业废气行业工业规模的扩张，同时提高工业废水行业和工业固体废物行业的劳动力质量。地方政府应该综合考虑产业结构、地区生产总值、要素成本、资源禀赋等因素，通过建立地区之间的产业链，实现区域之间的协调发展。
（编辑：于 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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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highpolluting industries in China have gradually shifted from the eastern developed regions to the central and western underdeveloped regions.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s have been in place in various regions， but pollution in the central and western regions has risen sharply. For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 China， i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explore the differences of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s among regions and the influence of highly polluting industrial transfer on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concentration. This paper used the interprovincial panel data of China from 2006 to 2015 and calculated the dynamic agglomeration index of high pollution industry， the agglomeration index of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and the intensity index of relative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GMM generalized estimation method was used to carry out the regression analysis of total samples， regional heterogeneity and temporal heterogeneity. In the subsample regression analysis， regional heterogeneity was divided into eastern region and central and western regions， and period heterogeneity was grouped according to 2006-2010 and 2011-2015 in China. The results of subsample regression were generally consistent with that of the whole sample regression. GMM generalized estimation method was used to carry out the regression analysis of total samples， regional heterogeneity and temporal heterogeneity.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re was an inverted U shape relationship between relative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and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concentration in China. The concentration degree of industrial waste water pollution and industrial waste gas pollution was deepened， mainly caused by the transfer of highly polluting industries. However， the concentration of industrial solid waste pollution caused by the transfer was not obvious. Furthermore， the deepening of industrialization intensified the concentration of regional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EKC curve did exist in China， but it was not significant. The increase of labor costs and quality would reduce the concentration of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When the areas carried on the transfer of highpolluting industries， they should strive to improve energy efficiency and introduce green emission tools， so as to promote the sustainable economic development. At the same time， according to the principles of optimal allocation of resources and effective utilization of resources， various regions should take the requirements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into full consideration， gradually transform from decentralized governance to centralized control， and strive to solve the pollution problem from regional source， so as to achieve the winwin situation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to the greatest extent.When the areas carry on the transfer of highpolluting industries， they should strive to improve energy efficiency and introduce green emission tools， so as to promote the sustainable economic development. Local governments should take into account the industrial structure， regional GDP， factor costs， resource endowment and other factors， to achiev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among regions through establishing the regional industrial chain.
Key words industrial transfer with severe pollution；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pollution accumulation
关键词 ：高污染产业转移；相对环境规制强度；污染集聚
中图分类号 F061.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2104（2018）12-0052-11 DOI：10.12062/cpre.20180718
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东部地区的经济得到飞速发展，部分地区已经达到集聚饱和状态，相应劳动力价格，生产要素价格也在不断增加。由于东部地区的地域和环境承载力都有一定的限度，过快的发展导致其资源供应严重不足，同时带来了严重的雾霾污染问题，这时需要将东部地区的产业向中西部地区转移。我国中西部地区发展处于初级阶段，人口相对于东部地区较少，但占地面积十分广阔。由于中西部地区位于我国大陆境内，使得中西部地区发展十分缓慢。通过将东部地区的产业向中西部地区转移，能够很好的带动中西部地区的产业链发展和本地核心竞争力，从而可以迅速实现经济发展。然而，由于地区间环境规制的差异使得东部地区向中西部地区转移的往往是一些高污染产业，这些产业转移严重破坏了中西部地区的生态环境。根据中国环境统计年鉴数据显示，2015年我国中西部地区的工业废气排放总量为356 148亿m3，达到全国排放总量的52%，众多的工业园区逐渐变为产业转移的污染园区。由于环境问题日益严峻，中国政府不断进行政策革新，从四位一体变化到五位一体，即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社会建设和文化建设后加入了生态文明建设，十三五规划和党的十九大也进一步强调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环境规制对高污染产业转移带来的污染集聚的影响程度是我们关心的问题。“污染避难所”假说认为，严格的环境规制会使得发达地区将高污染产业移向环境监管较弱的欠发达地区，而从全国整体来看，环境规制及其推动的产业转移并没有减轻全国总体的环境污染集聚状况。另一方面， “波特假说”认为，环境规制会使得发达地区进一步提升开发和利用资源的绿色技术，这种技术会逐渐传送到欠发达地区，使得全社会范围内能够保持经济增长与减少环境污染集聚同步进行，因此环境规制有利于消除由产业转移所带来的环境污染集聚。由此可见，环境规制、产业转移与环境污染集聚之间存在复杂的关系，探讨地区间的环境规制差异和高污染性的产业转移对环境污染集聚带来的影响，对我国的环境治理和实现绿色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而深远的意义。
1 文献综述
产业转移带来的环境问题日趋严重，从国际产业转移、国内省际产业转移及省内产业转移综合来看，基本都是从发达地区向欠发达地区转移。而转移的产业大多为高污染产业，原因也十分明显，一是产业结构的调整，由于发达地区在技术，人力等各个方面均远超于欠发达地区，二者的产业结构不在同一高度，因此欠发达地区会接纳发达地区的高污染产业的转移；二是由于产品生命周期的发展，产品生命周期包含有创新、成熟和标准化三个阶段。由于发达地区具有充足的资本和高质量的人力资源，因此会率先开发新产品，此为创新阶段。然后会利用已开发好的产品进行批次生产，将其投入到欠发达地区，此为成熟阶段。最后会将产品进行完全标准化，批次将高污染产业完全转移到欠发达地区。因此由于产业转移所带来的结果往往是使得发达地区的环境状况得到改善，却加剧了污染向欠发达地区的转移与集聚，长期如此，会使得承接产业转移的地区面临巨大的环境代价。 部分学者基于 “污染避难所” 理论针对该问题进行了研究。该理论最早是由Walter和Ugelow[1]提出的，其主要观点是：由于环境规制在发达地区较为严格，而在欠发达地区较为宽松，因此欠发达地区为了地区经济发展往往会忽视环境问题，从而使得欠发达地区成为发达地区的污染避难所。Frank[2]使用欧盟200个城市环境质量数据，结果显示产业转移所带来的高污染产业集聚与空气污染呈现正相关；Smarzynska和Wei[3]将东道国腐败水平加入FDI中，通过24个转轨国家的跨国企业数据，证明了污染避难所的存在；Kheder和Zugravu[4]运用经济地理学模型分析环境规制对于企业区位选择的影响，结果显示一部分国家在接受法国投资的同时呈现出污染避难所效应。另有一部分学者基于该理论对我国进行了研究，夏友富[5]阐述了外商直接投资导致了污染密集型产业更快地由发达地区向欠发达地区转移。侯伟丽等[6]对环境管制与污染密集型产业区际转移进行了实证分析，证明了在我国存在污染避难所效应。魏玮等[7]基于省级面板Poisson模型进行了实证分析，通过引入环境规制，验证了污染避难所效应的存在。何龙斌[8]利用高污染产业产品产量的面板数据，分析国内高污染产业区域转移路径，发现东部及中部地区选择性将产业转移至西部地区。豆建民等[9]利用2000—2010年中部六省的面板数据，分析验证了产业转移对中部地区带来的严重污染问题。 另一部分研究则是基于“波特理论”进行的。该理论的主要观点是环境规制会使得发达地区进一步提升开发和利用资源的绿色技术，这种技术会逐渐传送到欠发达地区，使得全社会范围内能够保持经济增长与减少环境污染集聚同步进行，从而达到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双赢的局面。Wheeler[10]研究指出中国、墨西哥等是全球接受FDI相对较多的国家，其城市空气污染呈现下降趋势；Mielnik和Goldemberg[11]发现跨国公司的直接投资可以促使当地低效企业改变产业结构，进一步研发绿色技术，从而提高生产力水平。基于该理论对我国的环境问题进行的先行研究包括：田东文等[12]分析外商直接投资对高污染产业区位选择的影响因素，得出的结果是环境规制能够部分消除高污染产业转移所带来的环境问题。傅京燕等[13]通过中国制造业的面板数据进行分析，得出环境规制和要素禀赋在一定程度上都影响着产业转移，并且环境规制能够缓解地区产业转移带来的污染问题。张彩云等[14]从环境规制视角进行切入，分析得出我国不存在污染避难所效应，环境规制可以使得我国全社会范围内保持经济增长与降低环境污染集聚同步进行。曹翔等[15]对广东省2000—2014年高污染产业的转入和转出进行了测度，结果发现工业SO2和烟尘污染密集行业无法兼顾经济增长和环境保护，但工业废水密集污染行業可以兼顾全省的经济增长和环境污染。
环境规制仅是反映各地政府对相应地区的环境治理程度，不能清楚地反映出与其他各地区的对比程度，而相对环境规制强度是用各地区环境治理投资与全国环境治理投资平均值作对比，较环境规制能更清晰地反映出环境规制强度的动态变化。相对环境规制强度的增加在较不发达阶段，可能会带来污染集聚程度的加深，因为欠发达地区对于经济效益的追求高于对环境保护的追求，当欠发达地区逐步向发达地区转变时，相对环境规制强度的增加会使得污染集聚程度减轻。高污染产业转移会使得地区污染集聚程度加深，污染性行业不同所带来的污染集聚程度也会不同。
基于以上论述提出两个假说，并通过建立计量模型进一步进行实证分析。
假说1：地区间的相对环境规制强度与环境污染集聚之间呈现倒U型关系。
假说2：高污染产业转移与环境污染集聚是呈现正向关系。
综上可见，关于产业转移所带来的环境问题的研究大多集中于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地区的环境影响，而对于我国地区间的高污染产业转移所带来的环境问题的研究较少。现有的研究较多的关注产业转移与环境污染集聚的问题探究，而没有把相对环境规制引入其中，综合看其对于地区环境污染集聚的影响程度。对于产业转移的衡量方法，大多研究采用区位商和产业竞争力等静态指标，不能很好地反映高污染产业的动态变化和转移方向[16-18]。本文重点探究了高污染产业转移和相对环境规制对我国地区环境污染集聚的影响问题，首先根据我国2006—2015年的省际面板数据测度三类主要污染物的集聚状况、高污染产业转移和相对环境规制程度，并对其现状进行分析；然后以污染集聚为被解释变量，实证分析高污染产业转移和相对环境规制强度的影响。在实证上，先进行全样本回归，再依据我国东部地区与中西部地区进行区域异质性回归分析，根据2006—2010年和2011—2015年进行时期异质性回归分析，最后得出结论并提出合理性的政策建议。
2 指标测度与分析
2.1 各指标的测度方法
高污染产业是指污染物的排放量在所有产业中占比较高的产业[9]。由于衡量环境污染的指标一般包括工业废水排放总量、工业废气排放总量和工业固体废物排放总量，本文基于行业污染物密集度指数（PDI）对我国28个工业分行业的上述三类污染物排放进行测算，选取三类污染物的密度指数均值都大于1的产业代表高污染产业，最终选择了有色金属矿采选业、纺织业、造纸及纸制品业、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化学纤维制造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电力及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等七个产业。
在测度产业转移的方法上，如果直接根据全国各省各个高污染产业的投资进行统计当然最好，但我国当前的各类统计数据无法满足；同时，类似产业区位熵或产业竞争力系数等指标只能反映产业静态分布状况，高污染产业转移指标反映在一段时间内高污染产业由某区域向另一区域的转移方向和转移速度[19-20]。因此本文构建了产业分布变化指数来反映高污染产业转移，表示为：Dij=gij/∑nj=1gij，其中gij是高污染产业i在区域j的增长速度，∑nj=1gij是该高污染产业i在全国内的增长速度。指数大于1说明该产业在该区域上的增长速度比全国的增长速度要快，表明该地区是高污染产业转入地；反之则表明是高污染产业转出地。
由于环境污染治理投资是代表环境规制强度的常用变量，环境规制仅是反映各地政府对相应地区的环境治理程度，不能清楚地反映出与其他各地区的对比程度，而相对环境规制强度是用各地区环境治理投资与全国环境治理投资平均值作对比，较环境规制能更清晰地反映出环境规制强度的动态变化。因此本文在衡量地区间相对环境规制强度采用如下计算方法：ERIit=PGit/PG。ERIit表示i地区在第t年的相对环境规制强度，PGit是i地区在t年的环境污染治理投资额，PG是该年度全国各省环境污染治理投资平均值。指数大于1表明该省份相对环境规制强度大，反之则表明相对环境规制强度较小。
污染集聚指数则根据三类污染物排放总量分别占全国的比重进行计算，分别为：EPIit=WPIit/∑WPI、APIit/∑API、SPIit/∑SPI，WPIit、APIit、SPIit分别代表的是i地区在t年的工业废水排放总量、工业废气排放总量和工业固体废物排放总量，∑WPI、∑API、∑SPI代表的是全国同一时期的工业废水排放总量、工业废气排放总量和工业固体废物排放总量。其大小反映的是这个地区该类污染物排放总量占全国的比例，EPI值越大说明污染集聚度高，反之则越小。 2.2 相对环境规制、高污染产业转移及污染集聚的特征分析
根据各地区工业废水排放总量、工业废气排放总量和工业固体废物排放总量占全国污染物排放总量的比重，来说明环境污染集聚状况。进一步，通过比较2006和2015年三类污染集聚指数的变动情况，更为准确的说明各地区的污染集聚程变化，具体数据结果见表1。
采用环境污染治理投资的资本占全国各个地区环境污染治理投资的平均数的比值，作为衡量相对环境规制强度的依据。通过比较2015年各地区的环境规制相对强度指数与2006年相比增加的数值，清晰地反映各地区环境规制年的强度变化，具体数据结果见表2。
根据2006—2015年的指标数据，得出代表工业废水重污染程度、工业废气重污染程度和工业固体废物污染程度的七个产业的动态集聚指数，将每个地区的高污染产业的工业销售产值进行加总，计算出该地区高污染产业的增长速度，其与全国高污染产业增长速度的比值，即为该地区的产业动态集聚度，以此来反映地区间的高污染产业转移情况，具体数据见表3。
通过分析比较三种污染集聚指数的变动情况可以看出，我国环境污染的总体趋势是东部发达地区在逐渐改善，像北京、上海、江苏、浙江、广东等地环境状况较2006年都有了较大幅度的改善。而中西部欠发达地区的环境状况逐渐恶化，尤其像新疆、西藏、青海、甘肃等西部地区较为严重，中部地区像安徽、山西、湖北和湖南等地近年来工业规模发展迅速，使得环境状况也面临着很大的问题。安徽在工业废气指数变动上，恶化程度位于我国第一位，工业废物指数变动反映的恶化程度也居于我国第六位，但是根据工业固体废物指数反映出其环境得到一定的改善，说明安徽也制定了一系列的环境治理的政策，只是目前效果还不是很明显，需要提出更有效的治污方式。由于中部地区经济水平相对较低，因此对于经济发展的增速需求远远超过保护环境的意识，使得治理上比较缓慢。西藏、宁夏、贵州、河南和云南区是三类污染份额都增加的地区，由此也可以看出，我国西部地区近年来污染严重，地方政府在污染治理问题上存在严重不足。
通过分析比较各地区相对环境规制强度的变动情况可以看出，各地区相对环境规制强度指数上升程度最大的是河北省（0.948 6），表示河北省2015年的相对环境规制
强度指数比2006年上升了0.948 6，表明河北省近些年来正逐渐采取各种政策措施来治理环境污染问题，刚建立的雄安新区，目的也是在新形势下通过更高的技术手段，在保持经济发展的基础上而不使环境污染集聚程度加剧。相对环境规制强度指数增加较快的地区的还包括浙江（0744 3）、江苏（0697 3）、陕西（0649 2）、内蒙古（0623 4）、福建（0535）等。相对环境规制强度指数下降程度最大的是辽宁省（-2572 8），表示辽宁省2015年的相对环境规制强度指数比2006年下降了2572 8，辽宁位于我国东北部，是我国大型重工业基地，重工业几乎是辽宁省是支柱产业，因此辽宁政府的环境规制政策的增强，无法削弱支柱产业的发展，因为地方企业还是会把经济的发展放在首要位置，因此近些年来辽宁的相对环境规制强度正在不断下降。相对环境规制强度指数下降较快的地区还包括山西（-1237 9）、四川（-0826 6）、甘肃（-0711 8）、广东（-0618 7）等。
通过比较我国的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的高污染产业动态聚集度10年均值可以看出，我国的高污染产业明显是由东部地区向中西部地区转移。东部地区中山东省的污染情况是最严重的，同时数据表明山东省在作为污染产业转出地的同时，也承接了大量的高污染产业，这导致了山东地区污染问题十分严重。淄博、聊城、菏泽等地污染水平严重超标，虽然近几年山东地区政府做出了一定的改善，但是效果不是很明显，从而仍有大量污染产业移向山东地区。北京市作为我国的首都和行政中心，国家重要领导人势必会将北京的污染程度降低至一定程度。北京市工业废水排放总量自2006—2013年基本呈现逐年增加的趋势，2013年工业废水排放总量达到9 486万t，2014年开始得到缓解，2015年工业废水排放总量降为8 978万t。工业废气排放总量自2006—2011年逐年增加，2011年工业废气排放总量达到4 8965亿m3，随北京市环境治理体系的不断完善，2015年工业废气排放总量降为3 676亿m3。浙江、江苏和上海等地位于我国东部沿海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地区环境规制也较为完善，因此东部地区基本为我国的重污染产业转出地。我国中西部均有过半数的地区为高污染产业的转入地，一方面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较为落后，地方政府在追求经济增长的同时可能忽视了环境问题，另一方面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存在着利益博弈，地方政府既是政策的执行者，同时也是政策的受惠者，这使得地方政府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来获取税收等地方利益。新疆、青海、内蒙古等西部地区近年来为了发展经济，承接了东部地区的大量污染产业，污染问题十分显著，因此中西部地区基本为我国的高污染产业转入地[21-24]。
3 计量模型及实证分析
3.1 计量模型的构建
为探讨产业转移和相对环境规制对环境污染集聚水平的影响程度，本文构建如下计量模型：
其中，i和t分别代表地区和年度。模型的被解释变量为污染物集聚度指数，分别用工业废水指数、工业废气指数和工业固体废物指数来分别进行考察。为了验证“波特假说”，将相对环境规制强度的平方项也引入模型，其一次项系数和二次项系数分别预計为正和负。IT代表高污染产业转移指数，预计系数为正；因为工业是环境污染的主要来源，工业产值的国内生产总值占比达到70%，因此本文将产业结构即第二产业产值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引入模型，用IR表示。与此同时，模型中还引入经济发展程度及其平方项来验证“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即环境污染与经济发展水平是否呈现倒U型关系，变量分别用地区GDP及其二次方的对数来表示，预计估计系数分别为正数和负数。此外，由于劳动力成本是诱发产业转移及环境污染的重要因素，因此模型中引入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来衡量。本文所采用的样本数据为2006—2015年我国31个省的面板数据（不涉及香港、澳门、台湾等地区），来源于《中国环境统计年鉴》《中国工业统计年鉴》《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年鉴》以及《中国经济普查年鉴》。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如表4所示。 基于前述计量模型的基础上，首先对各变量进行平稳性检验，得出解释变量和被解释变量都是平稳性序列。其次，由于本文选取的是2006—2015年我国31个省的面板数據，属于短面板数据，所以对于模型的自相关问题可以不予考虑。用方差膨胀因子VIF对模型进行多重共线性检验结果也显示各模型的VIF值均小于10，故无多重共线性问题。此外，因为环境污染集聚与相对环境规制是一种双向因果关系，即存在内生性问题，所以采用GMM方法进行估计。
3.2 总体回归结果
本文分别用工业废水指数、工业废气指数和工业固体废物指数作为被解释变量，因此建立了三组模型，在每组模型回归中依次引入相对环境规制及其二次项、高污染产业转移变量以及其他控制变量，共计九个模型，估计结果如表2所示。回归结果表明，相对环境规制强度指数一次方系数在9个模型中均在1%水平下显著为正，二次方系数在1%水平下显著为负，环境污染集聚程度与地区间的相对环境规制强度之间呈现倒U型关系，验证了假说1正确。由于地区间存在相对环境规制水平的差异，造成环境污染向弱规制地区集聚；而达到拐点之后则会弱化集聚程度。其原因可以从时间和区域两个维度进行分析。首先从时间维度上，由于环境规制效果具有一定的滞后性，环境规制强的地区一般都已经面临着严重的污染问题，当期实行的环境规制，其效果不会立即反映出来，而环境污染问题是一直存在并且在不断恶化的，这就造成了环境污染集聚度会和相对环境规制的一次方呈现出正向关系。其次从区域维度上，由于我国还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水平还相对比较落后，虽然东部一些地区，像北京、上海等地已经步入发达的轨道，但众多中西部地区的省份还比较落后，所以地方政府大都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来大力发展经济。由于我国大部分地区都位于拐点左侧，因此环境污染集聚会随着地区相对环境规制的增强而增加。
通过表5的实证结果表明，高污染产业转移与环境污染集聚是呈现正向关系，即发达地区向欠发达地区转移高污染产业，使得欠发达地区的环境污染迅速增加，验证了假说2正确。当仅引入动态聚集度时，即存在相对环境规制及其二次方项和产业转移这两个主要解释变量时，可以得出相对环境规制对于环境污染集聚的系数远远大于产业转移对于环境污染集聚的系数，表明相对环境规制对环境污染集聚的影响程度远远高于产业转移对环境污染集聚的影响程度。相对环境规制对环境污染集聚的影响，一方面是直接性的，可直接作用到环境污染集聚，另一方面通过作用于产业转移，进而影响到环境污染集聚。当仅放入这两个主要解释变量时，相对环境规制的直接性作用较强，对环境污染集聚的影响程度较高。当引入全部变量时，产业转移对工业废水指数和工业废气指数在5%水平下显著为正，对工业固体废物指数不显著。表明由发达地区向欠发达地区转移高污染产业所带来的主要是工业废水污染集聚和工业废气污染集聚，由转移所带来工业固体废物污染集聚不十分明显。
实证结果还表明，产业结构对工业废气指数、工业废水指数和工业固体废物指数均在1%水平下显著为正，说明工业经济发展迅速，工业规模也在不断扩大，但与此同时所产生的各种污染物也在不断增加。地区GDP和地区GDP的平方项在六个模型中一次方项系数为正，二次方项系数为负，即随着经济的不断增长，环境污染集聚程度是先增加后减少的，这也证实了EKC曲线的存在。要素成本对工业废水指数、工业废气指数和工业固体废物指数在1%的水平下显著为负，主要是因为劳动力成本和质量越高，则此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一般越高，相应的环境治理水平和减污设备越完善，从而环境污染水平较低。
3.3 区域异质性讨论
根据全样本回归分析结果，我国不存在污染避难所假说效应，我国整体处在拐点的左侧，地区环境污染集聚会随着地区相对环境规制的增强而增加。由高污染产业转移所带来的环境污染集聚主要与工业废水和工业废气有关，与工业固体废物的关系不大，即工业固体废物不是产
业转移所带来的主要污染物。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在我国确实存在。工业规模对我国环境污染集聚的影响显著为正，要素成本对我国环境污染集聚的影响显著为负。下面根据我国区位特征和经济发展状况，划分为东部地区和中西部地区，再次进行子样本回归分析，我们可以得出按我
国东部地区和中西部地区分组，得出的子样本回归结果与全样本回归结果大体上是相吻合的。通过分组回归，进一步分析回归结果，如表6所示。
从相对环境规制角度来看，除东部地区工业废水指数外，相对环境规制相对强度指数对于东部地区和中西部地区的环境污染集聚指数的一次方系数显著为正，二次方系数显著为负，均呈现出倒U型关系。通过比较东部地区和中西部地区中相对环境规制强度指数对于环境污染集聚指数的系数可以得出，中西部地区的相对环境规制相对强度指数对于环境污染集聚的系数均大于东部地区的相对环境规制强度指数对于环境污染集聚的系数，说明东部地区突破拐点的速度要快于中西部地区。东部地区相对环境规制强度指数对于工业废水指数的一次方项和二次方项系数均为负，表明对于工业废水行业，东部地区已经突破拐点，此时相对环境规制的增强会抑制工业废水污染的加剧。
对于东部地区，产业转移对于环境污染集聚指数的系数均为负，表明东部地区由于转移出了高污染产业，从而使得其污染集聚程度降低。具体来说，产业转移对工业废气指数和工业固体废物指数较为显著，而对于工业废水指数不显著，表明东部地区较多的转移了工业废气行业和工业固体废物行业的企业。而对于中西部地区，产业转移对
于环境污染集聚指数的系数均为正，表明正是由于东部地区将高污染产业转入到中西部地区，从而使得中西部地区的污染集聚逐渐加剧。具体来说，产业转移对于工业废水指数和工业固体废物指数显著为正，对于工业固体废物指数不显著，表明中西部地区由于产业转移所带来的污染集聚主要是来自于工业废水和工业废气，这与全样本回归分析结果基本是一致的。
从产业结构，地区生产总值和要素成本角度来看，对于东部地区和中西部地区，地区GDP对环境污染集聚指数的一次方项系数为正，二次方项系数为负，同样证明了EKC曲线的存在，但一次方项只对工业固体废物显著，表明由于经济发展所带来的污染多为工业固体废物。产业结构对环境污染集聚指数均在1%的水平下显著。东部地区中产业结构对工业废水指数和工业固体废物指数的系数大于中西部地区，但对工业废气指数的系数小于中西部地区，表明东部地区由于工业规模的扩大产生的污染物多是工业废水和工业固体废物，而西部地区由于工业规模的扩大产生的污染物则多为工业废气。要素成本对环境污染集聚指数均显著为负，东部地区中要素成本对工业废水指数和工业固体废物指数的系数大于中西部地区，但对工业废气指数的系数小于中西部地区，表明东部地区由于劳动力质量和成本的提高能显著降低工业废水污染和工业固体废物污染，而西部地区则会降低工业废气污染。在产业结构和要素成本方面与全样本回归结果有一定差异，主要原因可能是东部地区和中西部地区的工业发展程度和劳动力成本问题差距过大。 3.4 时期异质性讨论
《国务院关于中西部地区承接产业转移的指导意见》于2010年09月06日正式印发，主要内容是因地制宜承接发展优势特色产业、促进承接产业集中布局、改善承接产业转移环境等。产业转移是加速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要求，同时是促进产业结构调整的必备条件。由于中西部地区具有自然资源丰富，要素成本较低等优势，配合上政策的实施，会加快东部沿海地区向中西部地区转移的速度，会加速中西部地区新型城镇化，但在加速产业转移的同时是否也加剧了污染的转移？因此分别作出关于2006—2010与2011—2015年的时期异质性分析，比较 2010年前后的回归系数，得出的子样本回归结果与全样本回归结果大体上依旧是相吻合的。通过分组回归，进一步分析回归结果，如表7所示。
从相对环境规制角度来看，相对环境规制相对强度指数对环境污染集聚指数的一次方系数显著为正，二次方系数显著为负，均呈现出倒U型关系，与全样本回归结果基本一致。2006—2010年相对环境规制对三类污染集聚指数的的拐点分别为2.638 2、2.415 4、3.496；2011—2015年相对环境规制对三类污染物的拐点分别为0.53、7.965 9、11.719 7。表明国家在实行加速产业转移政策后，缩短了工业废水指数突破到拐点右侧的时间，而延长了工业废气指数和工业固体废物指数突破到拐点右侧的时间。
从产业转移角度来看，产业转移对环境污染集聚指数均呈现正相关，2006—2010年对环境污染集聚指数不显著，而2011—2015年对环境污染集聚指数显著，一方面表明高污染产业在转移的过程中确实带来了大量污染，另一方面表明国家政策实施后对环境的影响更为明显。2006—2010年产业转移对三类污染集聚指数的系数均大于2011—2015年，表明国家在实施加速产业转移政策后，减缓了污染的增速，这也进一步验证了“波特假说”的正确性。我国高污染产业转移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却是带来了环境的恶化，但同时各地区为了降低污染治理成本而研发了先进的节能减排技术，从而使得污染逐渐减少。高污染企业大量转移到中西部地区，这种污染产业集聚也可能带来范围经济，最终会使得全社会范围内保持经济增长与绿色环保同步进行。
从产业结构，地区生产总值和要素成本角度来看，2011—2015年与2006—2010年相比，产业结构对工业废水指数的系数减少了，而产业结构对工业废气指数、工业固体废物指数的系数都增加了。表明国家在实行加速产业转移政策之后，由产业结构带来的工业废水污染得到了改善，但是加剧了工业废气污染和工业固体废物污染。地区GDP对环境污染集聚指数的一次方项系数为正，二次方项系数为负，同样证明了EKC曲线的存在，地区GDP的一次方对工业废水指数的系数减少了，但对工业废气指数和工业固体废物指数的系数均增加，与产业结构反映的情况类似，表明国家在加速产业转移后，由经济发展所导致的的工业废水污染增速在减缓，但导致的工业废气污染和工业固体废物污染增速在上升。要素成本对环境污染指数均显著为负，2010年前后要素成本对污染集聚指数的系数变动不大，主要原因是国家实行加速产业转移政策，基本是在原有产业转移基础上进行，所以各地区的劳动力质量和成本的变化程度不会太大。
4 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重点探究了高污染产业转移和相对环境规制对我国地区环境污染集聚的影响问题，首先根据我国2006—2015年的数据，用三类污染指数测度环境污染集聚程度，作为被解释变量，动态集聚度测度产业转移，用环境规制相对强度系数测度相对环境规制程度，二者作为主要解释变量，再加入产业结构、地区GDP和要素成本作为控制变量。然后对其先进行全样本回归分析，再依据我国区位特征和经济发展状况，对我国东部地区和中西部地区进行了区域异质性回归分析，根据2006—2010年和2011—2015年进行了时期异质性回归分析。全样本回归分析结果和子样本回归分析结果基本一致，我们得到以下结论，并根据相应结论提出合理性的政策建议。
高污染产业转移过程中带来了大量的工业污染，总体趋势呈现为由我国东部发达地区向中西部欠发达地区转移。但产业转移聚集地是否是污染集中地呢？本文得出的结论是否定的，根据前文的测算，污染产业转移聚集地主要包括安徽、江西、湖北、湖南、山東、新疆等地，这些地区主要位于我国中部，污染总量较大。而近年来我国的污染集中地主要包括新疆、宁夏、西藏、甘肃、安徽、青海、江西和山东等地区，这些地区主要位于我国西部，污染增速较快。因此产业转移并不是导致西部地区污染严重的最主要原因。对于东部地区，转出的主要是产生工业废水和工业固体废物的企业，而对于中西部地区，污染显著增加的主要来自于工业废气和工业废水。对此我们提出的建议是各地区可以适当减缓工业废水行业和工业废气行业的转移速度，增强工业固体废物行业的转移速度。对于各地区的综合工业企业，在追求效益和减轻污染的过程中，可以秉承优先转移工业固体废物行业的原则。由于发达地区向欠发达地区转移的工业废水以及工业废气近年来日益严重已致超标，①各地区大中型工业企业应该使用节能少废的新型设备，大力推广无害化生产技术；②各地区依据资源优化配置原则和有效利用原则，充分考虑环境保护的要求，合理布局工业生产力，逐渐由分散治理向集中控制转化，减缓其转移速度，力求从地区源头解决污染问题，以实现最大程度的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双赢的局面[25-26]。
相对环境规制强度与环境污染集聚呈现正相关关系，表明我国不存在污染避难所假说效应。根据前文的测算，2015年相对环境规制强度指数位于我国前五位的分别是山东、江苏、浙江、河北、福建，与此同时他们的工业废水指数、工业废气指数和工业固体废物指数均高居于我国前列，说明相对环境规制并没有使得地区环境污染集聚水平降低至一定水平，表明相对环境规制不是使产业转移进行调整和解决地区环境污染集聚问题的决定性因素。根据波特假说，环境规制达到一定程度会倒逼污染型产业进行技术革新，会使得欠发达地区学习并利用发达地区先进的技术，从而实现全社会范围内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对此我们提出的建议包括：①广泛学习发达地区有效的绿色技术手段和新技术治污方式，加强高污染产业转出地和转入地之间的技术合作关系；②高污染产业转入地在承接转出地产业转移的同时，应该努力提高能源效率，引进绿色排污工具，从而促进转入地和转出地经济可持续发展。 工业规模的扩大会加剧我国的环境污染集聚，劳动力成本和质量的提高使得我国环境污染集聚下降，对于我国的东部地区和中西部地区不尽相同。对此我们提出的建议包括：①对于东部地区，应控制工业废水行业和工业固体废物行业工业规模的扩张，同时着重提高工业废气行业和工业固体废物行业的劳动力质量；②对于中西部地区，在产业结构方面应控制工业废水行业和工业废气行业工业规模的扩张，同时提高工业废水行业和工业固体废物行业的劳动力质量。地方政府应该综合考虑产业结构、地区生产总值、要素成本、资源禀赋等因素，通过建立地区之间的产业链，实现区域之间的协调发展。
（编辑：于 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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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highpolluting industries in China have gradually shifted from the eastern developed regions to the central and western underdeveloped regions.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s have been in place in various regions， but pollution in the central and western regions has risen sharply. For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 China， i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explore the differences of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s among regions and the influence of highly polluting industrial transfer on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concentration. This paper used the interprovincial panel data of China from 2006 to 2015 and calculated the dynamic agglomeration index of high pollution industry， the agglomeration index of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and the intensity index of relative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GMM generalized estimation method was used to carry out the regression analysis of total samples， regional heterogeneity and temporal heterogeneity. In the subsample regression analysis， regional heterogeneity was divided into eastern region and central and western regions， and period heterogeneity was grouped according to 2006-2010 and 2011-2015 in China. The results of subsample regression were generally consistent with that of the whole sample regression. GMM generalized estimation method was used to carry out the regression analysis of total samples， regional heterogeneity and temporal heterogeneity.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re was an inverted U shape relationship between relative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and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concentration in China. The concentration degree of industrial waste water pollution and industrial waste gas pollution was deepened， mainly caused by the transfer of highly polluting industries. However， the concentration of industrial solid waste pollution caused by the transfer was not obvious. Furthermore， the deepening of industrialization intensified the concentration of regional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EKC curve did exist in China， but it was not significant. The increase of labor costs and quality would reduce the concentration of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When the areas carried on the transfer of highpolluting industries， they should strive to improve energy efficiency and introduce green emission tools， so as to promote the sustainable economic development. At the same time， according to the principles of optimal allocation of resources and effective utilization of resources， various regions should take the requirements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into full consideration， gradually transform from decentralized governance to centralized control， and strive to solve the pollution problem from regional source， so as to achieve the winwin situation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to the greatest extent.When the areas carry on the transfer of highpolluting industries， they should strive to improve energy efficiency and introduce green emission tools， so as to promote the sustainable economic development. Local governments should take into account the industrial structure， regional GDP， factor costs， resource endowment and other factors， to achiev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among regions through establishing the regional industrial chain.
Key words industrial transfer with severe pollution；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pollution accumul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