壶口去过多少次?我记不清了。但第一次去的情景却深深地镌刻在我的记忆里。
　　那是上世纪80年代初,我上小学二三年级的时候,爸爸带我去壶口,坐的顺车,爸爸特意给我从家拿了个小板凳,我坐在小板凳上,双手死死抓住车厢挡板,翻滚的尘土从车后扑卷过来,整个人灰鼻子土眼。我依然兴奋异常:这可是我第一次旅行!汽车在崇山峻岭间左拐右转,没多久,我就晕车了,浑浑噩噩到了壶口,下了车,仍然是天旋地转,别人下到河滩去看壶口了,我却躺在汽车的阴凉下昏昏沉沉地睡着了……
　　我的第一次壶口之行就这样浮皮潦草地结束了。只记得壶口岸畔荒凉空旷,连个茅屋、人烟都没有,只记得那天天空又蓝又远,清澄如洗,浑黄的河水反射着强烈的阳光。
　　第二次去壶口是初中毕业。姐夫那时候经营一台“小嘎斯”,往陕北送煤。长长的暑假便跟随姐夫出去,既是帮忙,又是闲逛,顺道看壶口。壶口镇(当时叫七狼窝)那时候已是一个供人歇脚的小小村落了,一排低矮破旧的小平房,是专门给秦晋过往司机开的小饭店和小旅店,旅店里点的是几盏煤油灯,夜晚,河风呼呼,油灯摇曳,涛声阵阵。吉县这边的路还是不像样,和上次一样,去看壶口得去陕西宜川那边,那边有路,比较方便。宜川当时在壶口旁做了些简单的修建:有一间紧贴在崖壁下的售票亭,有一条下河滩的石阶路。门票两块钱。我沿着石阶走下河滩,偌大的壶口两岸只有我一个人。没有观众,黄河水照样汹涌澎湃。第一次看到如此恣意奔腾的水,我微微有些胆怯,怪不得张承志在《北方的河》里说:“整个陕北高原都在向黄河倾斜。”回去的好几个夜晚,我都梦见浩浩淼淼的水雷鸣般滚滚而来。
　　第三次去壶口是高中毕业。高考结束,如释重负,我约了几个同学去壶口。我们坐的是临汾到延安的班车,车是老式公共汽车,漆面脱落得斑斑点点,走在山路上像艘大轮船,慢慢腾腾,一摇三晃。到了黄河大桥,班车便向南折拐往延安去了。我们从桥边下到黄河边,朝北往壶口步行走去。很多人可能没有这样走过,其实蛮有滋味,沿着千米龙壕,沿着嶙峋的石头,乐此不疲。到了壶口已是暮色苍茫,夕阳的余晖铺满了整个峡谷,黄河水跳跃着金子一样的波浪。这时,一个同学说:“什么时候,这里热闹起来就好了,就像城里逢集似的。”想不到七八年后,他居然成了朱朝辉摩托飞黄的策划者和操作者。他真的让壶口热闹得像逢集一样。
　　当天夜晚我们就住在大桥旁的小店里。依稀记得是有了电灯,但夜晚仍然寂寥一片,我们坐在黄河岸边高谈阔论的一幕至今清晰如昨。第二天,等不着延安折返的班车,拦住一辆拉沙车爬上去。我们仰面躺在软绵绵的黄河细沙上,随着车身的颠簸舒服地摇来晃去,看那些黄土墚峁波浪一般在车前车后起起伏伏。
　　再去壶口,我已上班。因为是在电台、报社从事记者工作,而这一时间正好是吉县全力宣传壶口、推介壶口时候,因工作去壶口的次数很多。路早已是柏油路,推开车窗,满目苍翠,倘若是秋天,红叶逼人眼,火一样的热烈。
　　先是壶口漂流节,再是时任吉县县委书记的陈保堂举着50元的人民币骄傲而斩钉截铁地说:“看,这就是壶口!”接下来,1997年柯受良飞黄,1999年朱朝辉飞黄,壶口的知名度迅速提升。壶口已经是全国的壶口了。
　　我清楚的记得,一次随韩国媒体记者组成的采访团去壶口,看到他们在壶口大呼小叫、几近疯癫的样子,“长枪短炮”齐上阵,纷纷摄影,久久驻足,不愿离去。我想,壶口已然走向世界的了。
　　在壶口瀑布景区名扬天下和大力开发之后,壶口周边的面貌日新月异,依山傍河,饭店宾馆一家挨着一家,各色摊点林林总总一大排。因了壶口,旅游业红红火火。先是在周边划拨了几个村成立了壶口镇,然后壶口管理局,然后壶口开发区,壶口的身价也不断攀升。前两年,有一家杂志社让我写篇文章谈壶口,我说,“壶口就是吉县的深圳,奇迹般地崛起。”现在,我敢说:“壶口的变化就是吉县改革开放30年成果一个方面的最有力的展示!”
　　去年春节,因刚买了自己的家用小车,我鼓捣妻子和女儿大年初一去壶口逛逛。行驶在专门为壶口旅游而新修的宽阔路面上,真有点恍惚,从当年搭顺车到今天自驾游,若干次去壶口的画面似乎一下子涌进脑海。昔日土路、砂石路变成现在的柏油路,昔日翻山越岭在壶口大桥拐弯别去的国道变成现在沿着河川直抵壶口瀑布平展展的旅游路,昔日的两盏煤油灯变成现在的建制镇、开发区。壶口,已经攀抵一个平台,在这个平台上,新的蓝图还在绘制……
　　 (责编 李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