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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于右任 清廉公正 审计管理 注重经济
在民国时期的审计院院长当中，于右任先生是不得不提的人物.尽管他任审计院长时间不太长，仅三年不到。于右任自1928年4月宣誓就任国民政府审计院长，到1931年2月就任监察院院长，此时的审计院也正式更名为审计部，隶属于监察院.由原审计院的副院长茹欲立出任审计部的首任部长。在任职期间，于右任对审计事业的管理和贡献是值得探讨和追忆的，然而，截至目前，学界对于右任的研究仅限于他的书法作品、教育实践、舆论宣传，还有少数的监察院工作，关于于右任的审计工作则鲜有研究。在此，笔者对于右任的审计思想及其审计管理工作做一点梳理和思考.以此探究国民政府初期审计在财政经济监督中所发挥的作用以及审计长在其中的角色定位。
一、早年萌生审计思想，为官清廉公正
于右任自幼接受了良好的教育，出类拔萃，被誉为“西北奇才”.但是于右任家里的经济条件并不宽裕，使他很早就对经济管理有了自己的想法.采用了独立的会计制度管理企业，立志服务于国家的财政事业。他为官清廉，乐于捐助，力求减轻国家负担，杜绝经济腐败的漏洞。
（一）成长阅历的基础
一个人的思想形成与成长阅历是分不开的.于右任也不例外，他的成长阅历为后来的事业奠定了坚实基础。1879年4月，于右任出生于陕西三原县。史料记载：“童年时代的环境并不美满。他生长在一个破落的大家庭里.父亲和伯父都远至川、赣谋生，两岁即遭丧母之痛。”“时家道衰落，困苦贫寒，未满两岁，慈母离世，由伯母房太夫人携至外祖家抚养。7岁入学，读骚史、学诗文。”两份史料表明：于右任出身贫困，少小母逝.自幼好学，贫寒的生活使他对经济就有一定的体悟，也较早开始认识社会.深知社会的发展，离不开经济的强有力保障。
不过.于右任的成长成才，与他的亲人和老师有着密切的关系。他有一位要求严格的父亲、慈祥善爱的抚养人、多才睿智的小学老师，因此他自幼受到了良好的教育。虽然他的母亲去世得早，但是他却得到了伯母房氏的精心抚养。“于右任发愤向上的学习态度，还得之于房氏‘望侄成龙’精神的感染。房氏虽然不识字，但督课甚严，每晚总要陪伴于右任学习到三更”。后来，于右任曾多次回忆过房氏对他的养育之恩，房氏还将他送到县城读书，使他有更多的见识。在县城读书的过程中，于右任遇到了影响他人生的好老师——毛班香。于右任跟着毛老师学习9年之久，对毛老师的为人和治学非常敬佩，毛老师的人品在早年于右任的心目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记，为于右任的成长树立了榜样。除了伯母房氏和毛班香老师以外.于右任还受到父亲的严格管教。他的父亲于宝文是一位严厉的人，不但自己喜欢买书、发愤读书，还严格要求自己的儿子努力读书。的确，书读多了，阅历广了，道理也懂得多了。就这样在伯母、老师和父亲的严格要求和教育培养之下，青年于右任品学兼优，在当地小有名气，深得人们的喜爱。
读书、买书，还有生活等一切均离不开财政经济的支撑，简单地说就是需要花钱，而当时的于右任家里经济条件并不好，他在县城读书.不仅得益于外援，还去工厂打工。据回忆：“于右任在毛班香私塾读书时，虽有族祖于重臣的资助，但家庭经济仍然十分拮据，有时穷得连买盐的钱都没有，只好淡食。”家庭经济的困境，使于右任很早就开始思考经济问题，并且利用课余时间到外面挣钱补贴家用。1890年，12岁的他到家附近的鞭炮作坊打零工，“后鞭炮坊失火，经济来源断绝”。1899年，21岁的于右任又被推荐到一家粥厂工作，并且出任厂长。当时陕西旱灾，青年于右任积极参与救灾工作，被派任三原粥厂厂长，“负责救济饥民，由求学转向为社会服务”。就在管理这家粥厂的时候，于右任采用了会计制度监督粥厂的财务，他的审计思想初步展现了出来。史料记载：
于右任虽无社会公益工作的经验，但本着为饥民服务的宗旨，在粥厂内创立了独立的会计制度，培训了20多个民工各司其职，把繁忙纷杂的粥厂管理得井井有条，使嗷嗷待哺的灾民及时得到救济，度过了灾荒难关。这个粥厂前后办了一年，使于右任的组织管理才能受到很好的锻炼，但学业损失甚多。
有失必有得。这是于右任会计审计思想萌芽阶段.为后来从事审计管理工作奠定了思想基础。粥厂“虽然只有短短的一年，但對于青年于右任来说.这一年的经历却是宝贵的，他不仅在服务社会中学到了许多实际的办事经验，更重要的是使他对整个社会有了长足的认识”。实践出真知，年轻的于右任通过管理粥厂的亲身体验，认识到会计制度的作用，并创立了独立的会计制度，实乃了不起之举，本次经历也让他深感财政管理的重要价值。
1905年，国内政局动荡，于右任与马相伯共同创建了复旦大学，但不久停办。民国初建，于右任任交通次长，很多人联名请求他帮助复校，但“复校最大的困难，莫过于校舍与经费”。1906年，于右任加入同盟会，后来办报纸，均遇到财力问题。1912年，“在南京临时政府存在的三个月里.由于政府管理的范围仅限东南一隅，加上财政困难，谈不上有多大的建树”。“这一时期，于右任生活颇感困窘，有时穷得付不出水电费，以致水电公司剪断了他家的电线。无可奈何.他只好在上海各报登报卖字，以维持生计。个人生活窘困事小，时局每况愈下使他更心忧”。诸如此类，种种生活困窘、经济拮据的经历.使于右任强烈地感受到，国家的财政经济管理十分重要，关系到与百姓息息相关的生活以及教育的未来，必须加强管理，严格审查会计账目，杜绝经济管理漏洞。1928年，于右任担任南京国民政府审计院院长，他的审计思想逐渐显现出来。
（二）为官清廉的形象
于右任为官清廉，家无恒产，亦带头捐助。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复旦曾迁至庐山、重庆等地，经济极度困难，给办学带来重重障碍。1932年，复旦大学的校舍被战火毁坏多处，于右任捐出一千元相助.且举办书法展，将出售展品的全部收入捐给复旦图书馆购书。在复旦大学的发展史上，于右任无疑发挥了重大作用，做出了一定贡献。从此，于右任为官清廉的形象也铭刻在复旦众多学子的心目中。 不仅如此，于右任还将自己的祖产及新购土地1200亩土地奉公，创办了斗口农场.聘请农业专家管理，并提供最初几年经费。为了防止当地豪绅趁机兼并土地，他还立下遗嘱，并刻了两块碑，一块竖于农场办公桌前.一块嵌于新盖的办公楼墙壁上，以为箴诫。碑文如下：
余为改良农业，增加生产起见，因设丰口村农事试验场。所有田地，除祖遗外，皆用公平价钱购进。我去世后，农场不论有利无利，即行奉归公家，国有省有，临时定之，庶能发展为地方永远利益。以后于氏子孙愿归者，每家以水地六母，旱地十四母，不自耕者毋与。
由上可见，于右任先生将个人的微薄收入、字画以及家族的土地等钱物都捐献出来，用于支持教育和生产，这是一般人无法做到的。而于右任自己的生活却十分清廉简朴。史料记载：“于右任一生当官不像官，布衣粗食，自奉勤俭，老百姓说他是布衣大臣。”于右任不仅自己简朴，还教育孩子艰苦朴素，1937年他在给儿子的信中说：“我少担任一部分学费，在工作上可以增加力量，国家总账上也可以减少几文支出。”这表明于右任处处为国家经济着想的态度。
当然.这也是于右任清正廉洁形象的集中体现。俗话说“打铁需要自身硬”，于右任身先士卒，自己做到了清正廉洁，在后来的审计院长及监察院长岗位上，他能够获得别人的尊重和信任，长久从事监察院工作，与他的清正廉洁形象不无关系。“他受任监察院长以后，企图创建一个廉明的吏风，荡涤污浊，鼎新政治，为老百姓做点好事”。也即建立一种清正廉明的社会风气，树立官员一个良好的社会形象。审计是一项监督经济的特殊职业，审计人员自身必须清正廉洁，方得赢得社会的尊重。而清正廉洁的于右任，恰恰是民众心中理想的审计长。
（三）办事公正的品格
于右任一生为官清廉，深忧国事，生性忠厚正直，办事公正不阿。尽管在他任职审计院长期间，社会风气不好，但是“祖国的危亡、人民的苦难、抗争的风暴、师友的启沃，都强烈震撼着于右任那年轻的心灵，促使他的思想产生剧烈的变化”。他对国民党上层内部的争权夺利、相互倾轧及贪污腐化等丑恶现象深恶痛绝，更不可能与他们同流合污。
在审计乃至后来的监察工作中，他秉持公正、力求平等的原則。在一次公开场合，于右任曾发表谈话指出：“一个蚊虫、一个苍蝇，一个老虎，只要他有害于人，监察院都给它以平等待遇，并不是专打掉小的而忘了大的，也不是专管大的而不管小的。”也即是说，侵害人民利益的“蛀虫”，无论他处在什么样的位置上，于右任都要求一体查办，给予公正合理的处罚，无论什么高官说情也不行。曾有一事：国民政府铁道部长顾孟馀购买国外器材舞弊案，招致当时的行政院长汪精卫不满。汪精卫武断地提出补充办法，以限制监察院职权。于右任认为汪精卫干扰了他行使职权，无法保证办案的公正性，“一怒拂袖返陕”。于右任是个正直的人，由于国民党各派系明争暗斗互相倾轧不已.于右任心灰意冷.不安于审计院长之位，上任不久即离宁去沪。因之审计院院务实无多大进展。
周恩来曾评价：“于右任先生是位公正的人，有民族气节。”也正因为于右任的公正和正直，才赢得了人们的赞誉。简言之，于右任先生自幼在良好的教育环境中成长，苦于家庭经济的困窘，被迫外出打工挣钱，在此过程中，他萌生了以会计制度管理粥厂的理念，为后来的审计思想奠定了实践基础。于右任为官清正廉洁，慷慨捐资助教及生产生活.他秉性刚正忠诚.办事公正平等，是百姓心目中理想称职的审计院长。
二、在任狠抓员工思想，重视人的管理
于右任是南京国民政府的首任审计院院长，从事审计院的行政管理事务。回顾于右任先生在任职审计院长期间的言行，浏览当时的相关史料.一个深刻的印象和感受就是：作为审计院院长的于右任，高度重视对员工的管理，狠抓员工的思想政治工作，试图让员工在认真细致的工作中为国家多做贡献。
1927年4月，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始初沿袭北洋政府审计院的制度和职能，不久开始建立国民政府的审计机构及其制度。1928年2月，《国民政府组织法》公布，该法规定国民政府下设审计院.负责监督国家预算的执行，审核国家岁人岁出的决算。同年2月18日，国民政府特任于右任为审计院院长，并设立审计院筹备处。3月30日，国民政府公布《审计院组织法》。4月27日，于右任宣誓就任国民政府审计院长。他的就职词如下：
衔略钧鉴右任奉国民政府任命为审计院院长，遵于四月二十七日敬谨宣誓就职。奉受国民整理财政，慎重支度之使命职责，钜重深惺弗胜，惟天忠实践履，以符革命之精神，尚祈教命时加，俾有遵循，毋任祷切，国民政府审计院院长于右任叩感。
从这份简短的就职词可以发现：在就职时，于右任的态度是坚定和认真的。他指出，奉命为国民政府整理财政.慎重对待这一使命职责.生怕不能胜任。好在他自己生性忠实，脚踏实地，符合革命政治精神.但也希望求教学习，服从上级命令，不要固执，祈祷一切顺利。于右任的就职演说无形中将审计的“责任、忠诚”思想揭示了出来，实为难能可贵，也为员工做出了表率。
随后，于右任依据《审计院组织法》组建审计院新班子，设秘书处、总务处等二级机构，遴选审计及协审人员，网罗人才。他“一方面要网罗学识、品德、才能俱佳的人才，另一方面还要顾及各个地区的分布”。在性格上，于右任喜欢物色“嫉恶如仇、直言敢谏之士”。为了确保审计院工作的顺利开展，于右任还挑选了自己的同乡、为人耿直的茹欲立做副审计长，协助自己工作。显然，于右任先生注重人才，他对审计院的人员素质提出了明确要求。
经过一系列筹备之后.1928年7月，国民政府审计院正式成立，于右任主持召开院务会议，包括在审计院成立之前的多次会议上，他都要求审计院全体工作人员站在党和国家的高度，认真对待审计工作。例如，在7月2日的第一次总理纪念周会议上，他指出：
诸位同志俱是为党为国服务而来，以后务须积极努力，尽自己的职责，须知审计院主要任务在监督全国财政之预算，中国固有之财政经济界之积弊甚深。我辈当站在党的立场上，监督预算之执行，及审核一切决算，务将种种积弊铲除。中国已完全立于新中国的地位，国民政府为新建设的政府审计院、为新创办的审计院，来此服务之人，俱当以簇新的朝气，将旧有个人的恶习惯革除。在我就职的时候，曾有严重的宣誓，在誓词中，为我所力求实行者，望我辈大家共相砥砺实现之。 这里，于右任要求审计院全体人员务必努力尽责地工作，熟知审计院的主要任务，要站在党和国家的立场上努力开展工作.革除旧有的恶习，以崭新的精神面貌对待新建的审计院工作，勉励大家砥砺前行，实现审计院的工作目标。这是于右任对员工所开展的思想教育，从政治的高度对待审计院的业务。殊不知，审计事业需要高素质、有正义感和敢当担的人去完成，审计院的工作人员必须与该事业相匹配。可以说，于右任主政审计院，从审计院工作人员自身的思想素质出发开展管理工作是非常正确的选择。在7天之后的第二次总理纪念周会上，于右任再次强调对审计人员的要求.他说：
审计院虽为旧有的机关，然在国民政府可算是新的创办，审计法规须待厘订，耽搁到今天还没有能正式办公是很对不起国家的，还有审计协审没有任命，因为审计协审要专门学识，确有经验的人，才能胜任，所以对于人选要十分慎重，这也是未能办公的原因。以后大家即到本院来工作，我们都要切实的尽自己的职责，前回我曾说过，我们在革命机关服务，要将旧有的社会恶习改除，很希望各个人此后不要一丝一毫的放弃责任，应当使本院没有一个无用的人才好。
在这里，于右任指出审计院作为国民政府新办机构，其开展活动需要在审计法规完备、审计人员选定等条件具备之后，尤其强调审计和协审人员的专业技能和实践经验，需要不断强化审计院工作人员的思想认识和业务素质。按照当时的要求，“审计、协审由在国内外大学或专门学校学习政治、经济学3年以上毕业，并对财政学或会计学有精深研究的人担任”。依据该条件，国民政府任命了10名审计人员、15名协审人员。在8月初审计院第二次院务会议上，于右任再次发表如下训词：
本院工作已开始，各位同志对于公事须要非常郑重，不能稍有疏忽，北伐阵亡将士之牺牲，我们应当怎样努力，才对住阵亡之先烈，才能为被压迫之民众谋得利益，现在国家事业很进展，北伐之完成，不平等条约之废除，及五次会议之召集进行皆很顺利，我们以后对工作当认真。我们审计院工作，纵不能出人头地，也不能落后云云。
在于右任看来，审计人员对于審计工作必须非常郑重，不能稍有疏忽，也就是对审计工作必须高度重视.认真细致，不许有任何马虎和失误;否则，无法面对前线阵亡的先烈。审计院工作无论怎样努力，都不为过，要为民众谋利益。此外，再次强调员工的思想教育，让他们在政治上必须有高的站位，明了党义，在7月16日、23日及30日纪念总理的第三、四、五次纪念周会上，于右任都提到了这一点，他指出：
第三次：诸位同志今天要与大家说的是院内的事，审计及各处厅主管人员已经发表，协审科长日内亦可决定。此次人选以学识渊博、对党义有深刻研究者为标准，在工作开始后，先进来的同志与后进来的同志对于工作俱须努力，当各部分组织开始的时候，外间对本院的谣言很多，皆说本院各部分很多北方的官僚，但是这些谣言以什么为根据呢？要是说在北方曾做过官的，则现在国民政府委员也有曾经在北方做过官的，为什么他们就没有人说呢，这岂不是有大小之分么，我们对于这一层要纯粹站在党的立场上来观察判断，才对明嘹党义、专致力于革命工作以革命为目的者，就不是官僚。反之不是以革命为目的、对于工作不努力的就是官僚，因前一种人他能明嘹党义，对于工作既不会疏懈，所以个人的思想行为，也就绝对不会官僚化……现在各位同志对于党义须努力研究，因为一切设施计划都已经由总理为我们制定，若明嘹党义，则凡事皆可以迎刃而解。
第四次：今天要报告的关于党务方面报告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在党政之下对于党务若不明嘹犹如盲人瞎马，一切事无从做起，不论所在职务大小.对党义非须明嘹不可……关于院务方面审计协审科长俱已由国民政府任命，本院工作即正式开始，回想从前延误进行就是慎重人选，现既已委下，对于工作就要格外努力，比如我的事忙，不能常常到院，副院长又因种种原因，尚未抵此。各处厅长审计协审务须认识自己的责任，不必一定要人督促，要自动的做去。此外每次纪念周无论何人，非到不行，我们在党的政府下做事，决不可不遵守党的命令，要是不遵守党的命令，决不能轻轻放过的。否则别人在那里作报告，我们尚高卧不起，这个样子，还说什么纪律呢。
第五次：本院工作已经开始，我希望大家要遵守时间，至办公时候一定要来，如若时间不能遵守，做事即难精密周到，个人的浪漫与全院的秩序都有影响的，所以遵守时间是最要紧的事，还有我屡次说过的，在革命机关服务人员，要知道不是做官，务必将社会旧有恶习铲除，以簇新之革命精神去工作，才能有好大效果，此次还有关于党义家力要努力去研究，每个职员对于党义不明嘹，做事不能算尽责，因为不能够说将个人的事做完就算尽责了，要知道对于社会责任很大，而且我们在革命机关服务，就应该对于主义有彻底的认识。
连续三周，于右任面对审计院全体员工做了三次重要的“训话”，其中着重强调党义的重要性，要“站在党的立场上来观察判断，才对明嘹党义”“对于党义须努力研究”“不论所在职务大小，对党义非须明嘹不可”“在党的政府下做事，决不可不遵守党的命令，要是不遵守党的命令，决不能轻轻放过的”“关于党义家力要努力去研究，每个职员对于党义不明嘹，做事不能算尽责”等等。一句话，全体审计员工必须认真研究和明了党义，在这个基础上才能做好审计工作。
值得一提的是，于右任的这种要求与当时的意识形态“党治”背景是紧密相关的。“党治”即“以党治国”，最早是由孙中山先生提出的管理国家的理论模式.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孙中山先生的“党治”及“五权”理论逐步付诸实践。也即南京国民政府将“党治”作为各项工作的指导方针，审计工作自然也不例外。
由此可见，于右任先生在任审计长之初.多次讲话都强调工作人员的思想和纪律，尤其要遵守党的命令，明了党的宗旨。显然，于右任先生在任职审计院长期间，极其重视人的管理，抓住员工的思想政治工作。作为审计工作者，不仅要有过硬的业务知识，还要有过硬的政治素质。毕竟人是最主要的生产力，人的素质是决定工作成功的关键。作为审计院长的于右任，其在任职之初的做法也是符合当时的社会背景和审计管理规律的。 由于机构改革和人事变动，于右任在审计院长的岗位上时间不长，后被调任监察院院长，“于右任在任监察院院长之前，担任过两年多的审计院院长，主管财物审核工作”。于右任先生从1928年4月就职审计院长.到1931年2月就职监察院长，在两年多、三年不到的审计院院长岗位上，他主抓院里内部机构的设置、相关人员的配备、审计业务的主导，着力管理人事，抓员工的思想引领。
三、注重审计挽救经济，关注民生实际
国民政府初期，中国政坛风起云涌，处于紧张态势，导致人心惶惶.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当时正常的社会经济生活。孙中山曾指出，民国大局……若只从政治方面下药，必至日弄日纷.每况愈下而已。必先从根本下手，发展物力，使民生充裕，国势不摇，政治乃能活动。面对经济危局，必须采取措施，解决矛盾，为经济发展开辟道路。在此背景下，担任审计院院长的于右任则注重审计挽救经济，关注民生实际。
1927年的国民政府于南京建都，政局未完全统一，经济状况非常不景气，涉及工商业发展的财经、金融、交通、市场等诸方面的问题亟待解决。无奈，大举借外债作为财政来源。1928年，国民政府欠外债相当于47500万美元（不包括东北铁路债务）。同时，地方财力也非常有限。面对困窘的经济现状.于右任于6月7日以国民政府审计院的名义呈交国民政府的第一份请示：
呈为呈请通令全国各机关所用物品国货而仍购洋货者，应以不经济支出论事，谨按总理演讲，有洋货侵入，每年剥夺我利益者，约五万万元，若不从速挽救必至受经济之压迫，至于亡国灭种而后已，每诵此语，至于警惕。查国货之可替代洋货者正多，各机关所用物品应即尽量采用，以资提倡，振兴实业，庶乎有望。否则，政府不能表率民众，更加漠视，长此以往，洋货充斥，国货无形委弃，涓涓不塞，势必流为江河。查职院审计法第十二条审计院审查各项决算及计算时，对于不经济之支出，虽与预算案或支出法案相符亦得驳覆之等语，职院拟对于全国各机关所用物品，如有国货，可以适用，而仍购用洋货者，一律以不经济支出论。俾各机关对于此事有所注意，亦提倡国货之一道也，所拟之处是否有当理合……允准即祈通令各机关一体遵行……审计院长于右任。
这份《请示》饱含着于右任以审计拯救国家经济的热情。当时国内政局不稳，经济极度困难，于右任希望全国各机关所用办公物品尽量选择国货.这样既节省了资金.又支持了本国工业，一举两得。为防止某些机关“仍购洋货者”，于右任主张从审计关口上进行杜绝。由于购买办公用品需要动用公款，而使用公款必须接受审计。于是，于右任代表审计院向国民政府请示，最终得到国民政府的支持，发挥了审计促进经济的作用。无疑，这既是于右任以审计挽救国家经济的成功之举，也是他一贯倡导的财政经济政策的实践。1930年，于右任先生曾专门做过国民政府财政政策的演讲，指出：
今后国府对于财政问题，不外“开源节流”四字。无论开源或节流，总以能顾到人民与国家两个方面的利益为原则。我们所要建设的是三民主义的国家，我们的财政政策，不能与其他资本主义的国家一样。我们要以民生主义来作为财政政策的最高原则。积极方面，我们要使政府养成生产的政府，建设起进步的国民经济来，这个工作之完成，全在财政的运用上。如果我们长以借债或税收来维持国家的财政，那就与三民主义的精神相反了。
显然.于右任在做审计院长期间，十分关心国家的财政政策，要以民生主义来作为财政政策的最高原则.倡导国家发展经济.主张开源节流，杜绝长期借款。当时的中国社会动荡不安定，中英签订《收回威海卫协定》，蒋阎冯大战爆发.国民党军对红军发动了军事“围剿”，经济面临严重问题，于右任从中国民生实际出发，探索积极的、维持国家财政的政策。在这种社会背景下，开源节流，加强财政审计监督以及为此而开展的财政审计显得更有意义和价值。
那么，如何“开源节流”，如何以审计挽救经济呢？首要的是紧抓财政预算决算工作;其次，做好各种专项审计。自上任国民政府审计院长之后，于右任立即展开了国民政府财政预算决算的审计工作。
首先，审查国民政府的财政预决算。《审计院组织法》规定审计院直属于国民政府，负责监督预算执行，审核年度财政收支决算。也即审计院的主要任务是监督国家财政预算决算，这也是国家和政府审计工作的重心。因此，审计院开张工作的第一件是通知相关部门上报预算。1928年6月18日.于右任要求财政部报送国民政府1928年预算书，以便作为审计工作的基础性资料，公文如下：
呈国民政府呈为造送十七年预算书事，窃职院奉到
钧府第二六五号令开现在十六年度瞬届终结，十七年度开始在即，所有中央及地方各机关，应令编送十七年度岁出入预算书，以凭编制总预算书，转送财政监理委员会核定等因，奉此谨将十七年度预算书遵令编制，造送清册叁份，备文呈候……审计院长于右任。
这里，审计院所发公文里要求提交的资料都很清楚。审计院不仅负责预算，还要负责决算。当时的审计院设二厅二处，其中第一厅负责事前审计，也即监督预算的执行;第二厅负责事后审计，审核决算的情况。根据审计法，凡主管财政机关之支付命令，须先经审计院核准，支付命令与预算案或支出法案不符时.审计院应拒绝签字，国库不得付款，这里有一份审计院呈请国民政府的函：
为呈请事案查审计法第一条载称：凡主管财政机关之支付命令，须先经审计院核准，支付命令与预算案或支出法案不符时，审计院应拒绝签字。审计法施行细则第二条载称：各机关于每月十五日以前，依预算之范围编造次月份支付预算书，送由财政部查核，转送审计院备查核等语。据此职院审查支付命令，应以支付预算书为准据。曾经呈请钧府训令各机关依法编送在案查财政部函送十七年七月份各机关支付命令，馑附有该部证明书，对于各机关支付预算书，多有未按月编造，间尚无预算者，虽经职院分别变通办理，究与法定程序不合，理合再行呈请钧府训令各机关依法按期编造支付預算书送财政部转送职院以凭审核实为公便谨呈……于右任……茹欲立。 紧接着，于右任于1928年7月29日主持召开审计院第一次院务会议，本次会议的前三个议题即是：（一）本院职权;（二）关于监督预算之执行;（三）关于审核决算。其中关于监督预算之执行最终包括两部分决议，即1.咨财政部编送各机关七八月份支付预算书;2.议决九月一日起执行预算监督审核支付命令。而关于审核决算，会议达成四个决议，即1.致函法制局速将会计法提交政治会议：2.十七年度各机关应按月编送支付预算书;3.各机关编送十八年各月收支计算书：4.十六年度之决算应限期整理送院审查。
9月1日，审计院开始办理核签支付命令等具体事宜。根据审计法，审计院认为各机关收支账目与证明材料合理的，应发给核准证明，解除出纳官吏的责任;如果认为不合理的，应通知各机关主管长官对责任人給予处分，或呈请国民政府对其进行处分，出纳官吏可以提出申辩。“审计院在审查决算与计算时，发现有浪费行为的，即使有计算书或支出法案也要驳复”。简言之，监督预算和审核决算成为审计院首次院务会议的重要议题.凸显了审计院的中心工作——监督财政预决算，而于右任领导的审计院严格依照当时的法律规定开展预决算审计工作。
其次，各种专项审计，严格审查公款使用。除了国家财政预决算审计以外，于右任审计长要求对所有使用国家公款运行的行业开展审计，杜绝公款浪费或被挪作他用。例如，对于卫生行业的审计，这里有一份1929年6月份审计院给卫生部的公函：
查贵部以公费为部次长每月宴会及其他一切酬应、办公之用，如将部次长公出旅费均于其公费项下开支，则每月所领公费有限，将因顾虑不敷开支，遇有应行亲办之事，而不能前往贻误要公，于无形矣等语，按公费不限于每月宴会及其他一切酬应办公之用，举凡因公所需车马旅费，以及因地位上关系所发生之一切费用，均应由公费内开支，实为当然之解释，矧部长月支公费八百元，次长月支公费六百元，为数甚巨，何致不敷，况公费系包加性质，即或此月不敷而彼月有余，挹彼注此收支仍可相衡当不荷，顾虑开支贻误要公，倘果属特别开支，如国家大典以及长期或长途之出勤自不在此限。
贵部次长既已领有公费自不便复报京沪旅费，兹依审计法第十二条之规定，应请将薛部长及随员等三人赴申参观旅费分别列报，其关于部长旅费及刘次长瑞恒旅费洋七十五元一角八分，均应如数剔除，至声铍查询第二项所称自备汽车，系为公共出外，办公使用并非专供部次长使用者，刘次长瑞恒先后租用汽车，均因当时有要紧公务，紧急待用车，本部汽车均因公开往外边一时，不敷支配，所以不得不另租汽车等语，查各部自备汽车，当然系备公共出外，办公使用并非专供部长次长使用者，殊无疑义可言，惟公费内容业于前文加以说明，凡因公所需车马等费，均应由公费内开支，不得另报，刘次长瑞恒所支汽车费洋二十四元，依同一之理由碍难核销……院长于右任。
很清楚，这份审计院的公函列举了国民政府卫生部的正副部长在公务活动工作中，已经领取部分费用，却依然超出公费使用范围，重复报销、占用公款的行为，责成卫生部复核处理。诸如此类的案件绝不是卫生部一家存在，在其他行业也时有发生。于右任将其所牵挂的大学教育经费审计纳入自己的工作范围，当时的大学院曾被要求接受审计，这里有一份审计院向大学院所发的公函：
贵院第三九二号函开前准咨催造送（原文附后）俾便遵行等因，准此查所称特殊情形，自应变通办法，兹决定三项办法（一）无论经费有无欠发、核减，均依审计法施行细则规定期限，造送书类及单据;（二）如有欠发经费情形，得变通办理实支实报，并将各项欠发数目注明以备参考;（三）每月补送以前各月份之收支计算书，对照表及单据粘存簿等.应按月分别造送，不得混合.准函前由相应函复即希查照为荷……院长于右任。
1928年5月济南惨案爆发，南京总商会酝酿成立国货银行，联合南京特别市市政府、中国国货银行筹备委员会于10月给审计院院长发送公函，请求支持总商会开会讨论认募办法，于右任给予积极响应，认为这是拯救国家经济，关注民生实际的重要举措，正如当时的南京总商会及特别市政府公函所言：
径启者济案发生，举国愤慨，雪耻要图，首在振兴实业，发扬国货，然必先有此项，金融机关以为资助国货，方能充分之发展，此即国货银行之所由设也，倘筹备会自筹备以来积极进行，各地认股甚形踊跃，首都为群才荟萃之区，中外观瞻所紧，倘市政府敞商会，自应尽力协助，广为提倡，俾得早观厥成，兹特函邀本京各界人士于十月十九日下午二时在总商会开会讨论认募办法，事关救国大计。
在国家和民族处在危难之际，首先要考虑拯救经济，而拯救经济必先振兴实业，发扬国货，也即优先发展民族企业，设立自己的金融机关，事关救国大计，对此，以于右任为首的审计院长和副院长都选择了支持和赞同态度。尽管有人认为国民政府时期，“审计院的设置徒具形式，只有签字盖章之责.并无监督各方之权”，但是于右任作为审计院长.他对待国家的态度是忠诚的，所做的贡献也是值得肯定的。
综上，审计院既是审计工作的重要机构.也是行使国家监督经济权的重要机器，审计院长的素质和水准直接决定着审计院这台国家机器的运行效果。国民政府选择素有审计思想、清正廉洁、办事公正的于右任担任审计院长，可谓正确的选择。于右任在任职国民政府审计院院长期间着力抓住员工的思想引领、业务管理，以审计拯救国家经济、注重民生实际的做法都是值得后人借鉴和参考的。
在民国时期的审计院院长当中，于右任先生是不得不提的人物.尽管他任审计院长时间不太长，仅三年不到。于右任自1928年4月宣誓就任国民政府审计院长，到1931年2月就任监察院院长，此时的审计院也正式更名为审计部，隶属于监察院.由原审计院的副院长茹欲立出任审计部的首任部长。在任职期间，于右任对审计事业的管理和贡献是值得探讨和追忆的，然而，截至目前，学界对于右任的研究仅限于他的书法作品、教育实践、舆论宣传，还有少数的监察院工作，关于于右任的审计工作则鲜有研究。在此，笔者对于右任的审计思想及其审计管理工作做一点梳理和思考.以此探究国民政府初期审计在财政经济监督中所发挥的作用以及审计长在其中的角色定位。
一、早年萌生审计思想，为官清廉公正
于右任自幼接受了良好的教育，出类拔萃，被誉为“西北奇才”.但是于右任家里的经济条件并不宽裕，使他很早就对经济管理有了自己的想法.采用了独立的会计制度管理企业，立志服务于国家的财政事业。他为官清廉，乐于捐助，力求减轻国家负担，杜绝经济腐败的漏洞。
（一）成长阅历的基础
一个人的思想形成与成长阅历是分不开的.于右任也不例外，他的成长阅历为后来的事业奠定了坚实基础。1879年4月，于右任出生于陕西三原县。史料记载：“童年时代的环境并不美满。他生长在一个破落的大家庭里.父亲和伯父都远至川、赣谋生，两岁即遭丧母之痛。”“时家道衰落，困苦贫寒，未满两岁，慈母离世，由伯母房太夫人携至外祖家抚养。7岁入学，读骚史、学诗文。”两份史料表明：于右任出身贫困，少小母逝.自幼好学，贫寒的生活使他对经济就有一定的体悟，也较早开始认识社会.深知社会的发展，离不开经济的强有力保障。
不过.于右任的成长成才，与他的亲人和老师有着密切的关系。他有一位要求严格的父亲、慈祥善爱的抚养人、多才睿智的小学老师，因此他自幼受到了良好的教育。虽然他的母亲去世得早，但是他却得到了伯母房氏的精心抚养。“于右任发愤向上的学习态度，还得之于房氏‘望侄成龙’精神的感染。房氏虽然不识字，但督课甚严，每晚总要陪伴于右任学习到三更”。后来，于右任曾多次回忆过房氏对他的养育之恩，房氏还将他送到县城读书，使他有更多的见识。在县城读书的过程中，于右任遇到了影响他人生的好老师——毛班香。于右任跟着毛老师学习9年之久，对毛老师的为人和治学非常敬佩，毛老师的人品在早年于右任的心目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记，为于右任的成长树立了榜样。除了伯母房氏和毛班香老师以外.于右任还受到父亲的严格管教。他的父亲于宝文是一位严厉的人，不但自己喜欢买书、发愤读书，还严格要求自己的儿子努力读书。的确，书读多了，阅历广了，道理也懂得多了。就这样在伯母、老师和父亲的严格要求和教育培养之下，青年于右任品学兼优，在当地小有名气，深得人们的喜爱。
读书、买书，还有生活等一切均离不开财政经济的支撑，简单地说就是需要花钱，而当时的于右任家里经济条件并不好，他在县城读书.不仅得益于外援，还去工厂打工。据回忆：“于右任在毛班香私塾读书时，虽有族祖于重臣的资助，但家庭经济仍然十分拮据，有时穷得连买盐的钱都没有，只好淡食。”家庭经济的困境，使于右任很早就开始思考经济问题，并且利用课余时间到外面挣钱补贴家用。1890年，12岁的他到家附近的鞭炮作坊打零工，“后鞭炮坊失火，经济来源断绝”。1899年，21岁的于右任又被推荐到一家粥厂工作，并且出任厂长。当时陕西旱灾，青年于右任积极参与救灾工作，被派任三原粥厂厂长，“负责救济饥民，由求学转向为社会服务”。就在管理这家粥厂的时候，于右任采用了会计制度监督粥厂的财务，他的审计思想初步展现了出来。史料记载：
于右任虽无社会公益工作的经验，但本着为饥民服务的宗旨，在粥厂内创立了独立的会计制度，培训了20多个民工各司其职，把繁忙纷杂的粥厂管理得井井有条，使嗷嗷待哺的灾民及时得到救济，度过了灾荒难关。这个粥厂前后办了一年，使于右任的组织管理才能受到很好的锻炼，但学业损失甚多。
有失必有得。这是于右任会计审计思想萌芽阶段.为后来从事审计管理工作奠定了思想基础。粥厂“虽然只有短短的一年，但對于青年于右任来说.这一年的经历却是宝贵的，他不仅在服务社会中学到了许多实际的办事经验，更重要的是使他对整个社会有了长足的认识”。实践出真知，年轻的于右任通过管理粥厂的亲身体验，认识到会计制度的作用，并创立了独立的会计制度，实乃了不起之举，本次经历也让他深感财政管理的重要价值。
1905年，国内政局动荡，于右任与马相伯共同创建了复旦大学，但不久停办。民国初建，于右任任交通次长，很多人联名请求他帮助复校，但“复校最大的困难，莫过于校舍与经费”。1906年，于右任加入同盟会，后来办报纸，均遇到财力问题。1912年，“在南京临时政府存在的三个月里.由于政府管理的范围仅限东南一隅，加上财政困难，谈不上有多大的建树”。“这一时期，于右任生活颇感困窘，有时穷得付不出水电费，以致水电公司剪断了他家的电线。无可奈何.他只好在上海各报登报卖字，以维持生计。个人生活窘困事小，时局每况愈下使他更心忧”。诸如此类，种种生活困窘、经济拮据的经历.使于右任强烈地感受到，国家的财政经济管理十分重要，关系到与百姓息息相关的生活以及教育的未来，必须加强管理，严格审查会计账目，杜绝经济管理漏洞。1928年，于右任担任南京国民政府审计院院长，他的审计思想逐渐显现出来。
（二）为官清廉的形象
于右任为官清廉，家无恒产，亦带头捐助。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复旦曾迁至庐山、重庆等地，经济极度困难，给办学带来重重障碍。1932年，复旦大学的校舍被战火毁坏多处，于右任捐出一千元相助.且举办书法展，将出售展品的全部收入捐给复旦图书馆购书。在复旦大学的发展史上，于右任无疑发挥了重大作用，做出了一定贡献。从此，于右任为官清廉的形象也铭刻在复旦众多学子的心目中。 不仅如此，于右任还将自己的祖产及新购土地1200亩土地奉公，创办了斗口农场.聘请农业专家管理，并提供最初几年经费。为了防止当地豪绅趁机兼并土地，他还立下遗嘱，并刻了两块碑，一块竖于农场办公桌前.一块嵌于新盖的办公楼墙壁上，以为箴诫。碑文如下：
余为改良农业，增加生产起见，因设丰口村农事试验场。所有田地，除祖遗外，皆用公平价钱购进。我去世后，农场不论有利无利，即行奉归公家，国有省有，临时定之，庶能发展为地方永远利益。以后于氏子孙愿归者，每家以水地六母，旱地十四母，不自耕者毋与。
由上可见，于右任先生将个人的微薄收入、字画以及家族的土地等钱物都捐献出来，用于支持教育和生产，这是一般人无法做到的。而于右任自己的生活却十分清廉简朴。史料记载：“于右任一生当官不像官，布衣粗食，自奉勤俭，老百姓说他是布衣大臣。”于右任不仅自己简朴，还教育孩子艰苦朴素，1937年他在给儿子的信中说：“我少担任一部分学费，在工作上可以增加力量，国家总账上也可以减少几文支出。”这表明于右任处处为国家经济着想的态度。
当然.这也是于右任清正廉洁形象的集中体现。俗话说“打铁需要自身硬”，于右任身先士卒，自己做到了清正廉洁，在后来的审计院长及监察院长岗位上，他能够获得别人的尊重和信任，长久从事监察院工作，与他的清正廉洁形象不无关系。“他受任监察院长以后，企图创建一个廉明的吏风，荡涤污浊，鼎新政治，为老百姓做点好事”。也即建立一种清正廉明的社会风气，树立官员一个良好的社会形象。审计是一项监督经济的特殊职业，审计人员自身必须清正廉洁，方得赢得社会的尊重。而清正廉洁的于右任，恰恰是民众心中理想的审计长。
（三）办事公正的品格
于右任一生为官清廉，深忧国事，生性忠厚正直，办事公正不阿。尽管在他任职审计院长期间，社会风气不好，但是“祖国的危亡、人民的苦难、抗争的风暴、师友的启沃，都强烈震撼着于右任那年轻的心灵，促使他的思想产生剧烈的变化”。他对国民党上层内部的争权夺利、相互倾轧及贪污腐化等丑恶现象深恶痛绝，更不可能与他们同流合污。
在审计乃至后来的监察工作中，他秉持公正、力求平等的原則。在一次公开场合，于右任曾发表谈话指出：“一个蚊虫、一个苍蝇，一个老虎，只要他有害于人，监察院都给它以平等待遇，并不是专打掉小的而忘了大的，也不是专管大的而不管小的。”也即是说，侵害人民利益的“蛀虫”，无论他处在什么样的位置上，于右任都要求一体查办，给予公正合理的处罚，无论什么高官说情也不行。曾有一事：国民政府铁道部长顾孟馀购买国外器材舞弊案，招致当时的行政院长汪精卫不满。汪精卫武断地提出补充办法，以限制监察院职权。于右任认为汪精卫干扰了他行使职权，无法保证办案的公正性，“一怒拂袖返陕”。于右任是个正直的人，由于国民党各派系明争暗斗互相倾轧不已.于右任心灰意冷.不安于审计院长之位，上任不久即离宁去沪。因之审计院院务实无多大进展。
周恩来曾评价：“于右任先生是位公正的人，有民族气节。”也正因为于右任的公正和正直，才赢得了人们的赞誉。简言之，于右任先生自幼在良好的教育环境中成长，苦于家庭经济的困窘，被迫外出打工挣钱，在此过程中，他萌生了以会计制度管理粥厂的理念，为后来的审计思想奠定了实践基础。于右任为官清正廉洁，慷慨捐资助教及生产生活.他秉性刚正忠诚.办事公正平等，是百姓心目中理想称职的审计院长。
二、在任狠抓员工思想，重视人的管理
于右任是南京国民政府的首任审计院院长，从事审计院的行政管理事务。回顾于右任先生在任职审计院长期间的言行，浏览当时的相关史料.一个深刻的印象和感受就是：作为审计院院长的于右任，高度重视对员工的管理，狠抓员工的思想政治工作，试图让员工在认真细致的工作中为国家多做贡献。
1927年4月，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始初沿袭北洋政府审计院的制度和职能，不久开始建立国民政府的审计机构及其制度。1928年2月，《国民政府组织法》公布，该法规定国民政府下设审计院.负责监督国家预算的执行，审核国家岁人岁出的决算。同年2月18日，国民政府特任于右任为审计院院长，并设立审计院筹备处。3月30日，国民政府公布《审计院组织法》。4月27日，于右任宣誓就任国民政府审计院长。他的就职词如下：
衔略钧鉴右任奉国民政府任命为审计院院长，遵于四月二十七日敬谨宣誓就职。奉受国民整理财政，慎重支度之使命职责，钜重深惺弗胜，惟天忠实践履，以符革命之精神，尚祈教命时加，俾有遵循，毋任祷切，国民政府审计院院长于右任叩感。
从这份简短的就职词可以发现：在就职时，于右任的态度是坚定和认真的。他指出，奉命为国民政府整理财政.慎重对待这一使命职责.生怕不能胜任。好在他自己生性忠实，脚踏实地，符合革命政治精神.但也希望求教学习，服从上级命令，不要固执，祈祷一切顺利。于右任的就职演说无形中将审计的“责任、忠诚”思想揭示了出来，实为难能可贵，也为员工做出了表率。
随后，于右任依据《审计院组织法》组建审计院新班子，设秘书处、总务处等二级机构，遴选审计及协审人员，网罗人才。他“一方面要网罗学识、品德、才能俱佳的人才，另一方面还要顾及各个地区的分布”。在性格上，于右任喜欢物色“嫉恶如仇、直言敢谏之士”。为了确保审计院工作的顺利开展，于右任还挑选了自己的同乡、为人耿直的茹欲立做副审计长，协助自己工作。显然，于右任先生注重人才，他对审计院的人员素质提出了明确要求。
经过一系列筹备之后.1928年7月，国民政府审计院正式成立，于右任主持召开院务会议，包括在审计院成立之前的多次会议上，他都要求审计院全体工作人员站在党和国家的高度，认真对待审计工作。例如，在7月2日的第一次总理纪念周会议上，他指出：
诸位同志俱是为党为国服务而来，以后务须积极努力，尽自己的职责，须知审计院主要任务在监督全国财政之预算，中国固有之财政经济界之积弊甚深。我辈当站在党的立场上，监督预算之执行，及审核一切决算，务将种种积弊铲除。中国已完全立于新中国的地位，国民政府为新建设的政府审计院、为新创办的审计院，来此服务之人，俱当以簇新的朝气，将旧有个人的恶习惯革除。在我就职的时候，曾有严重的宣誓，在誓词中，为我所力求实行者，望我辈大家共相砥砺实现之。 这里，于右任要求审计院全体人员务必努力尽责地工作，熟知审计院的主要任务，要站在党和国家的立场上努力开展工作.革除旧有的恶习，以崭新的精神面貌对待新建的审计院工作，勉励大家砥砺前行，实现审计院的工作目标。这是于右任对员工所开展的思想教育，从政治的高度对待审计院的业务。殊不知，审计事业需要高素质、有正义感和敢当担的人去完成，审计院的工作人员必须与该事业相匹配。可以说，于右任主政审计院，从审计院工作人员自身的思想素质出发开展管理工作是非常正确的选择。在7天之后的第二次总理纪念周会上，于右任再次强调对审计人员的要求.他说：
审计院虽为旧有的机关，然在国民政府可算是新的创办，审计法规须待厘订，耽搁到今天还没有能正式办公是很对不起国家的，还有审计协审没有任命，因为审计协审要专门学识，确有经验的人，才能胜任，所以对于人选要十分慎重，这也是未能办公的原因。以后大家即到本院来工作，我们都要切实的尽自己的职责，前回我曾说过，我们在革命机关服务，要将旧有的社会恶习改除，很希望各个人此后不要一丝一毫的放弃责任，应当使本院没有一个无用的人才好。
在这里，于右任指出审计院作为国民政府新办机构，其开展活动需要在审计法规完备、审计人员选定等条件具备之后，尤其强调审计和协审人员的专业技能和实践经验，需要不断强化审计院工作人员的思想认识和业务素质。按照当时的要求，“审计、协审由在国内外大学或专门学校学习政治、经济学3年以上毕业，并对财政学或会计学有精深研究的人担任”。依据该条件，国民政府任命了10名审计人员、15名协审人员。在8月初审计院第二次院务会议上，于右任再次发表如下训词：
本院工作已开始，各位同志对于公事须要非常郑重，不能稍有疏忽，北伐阵亡将士之牺牲，我们应当怎样努力，才对住阵亡之先烈，才能为被压迫之民众谋得利益，现在国家事业很进展，北伐之完成，不平等条约之废除，及五次会议之召集进行皆很顺利，我们以后对工作当认真。我们审计院工作，纵不能出人头地，也不能落后云云。
在于右任看来，审计人员对于審计工作必须非常郑重，不能稍有疏忽，也就是对审计工作必须高度重视.认真细致，不许有任何马虎和失误;否则，无法面对前线阵亡的先烈。审计院工作无论怎样努力，都不为过，要为民众谋利益。此外，再次强调员工的思想教育，让他们在政治上必须有高的站位，明了党义，在7月16日、23日及30日纪念总理的第三、四、五次纪念周会上，于右任都提到了这一点，他指出：
第三次：诸位同志今天要与大家说的是院内的事，审计及各处厅主管人员已经发表，协审科长日内亦可决定。此次人选以学识渊博、对党义有深刻研究者为标准，在工作开始后，先进来的同志与后进来的同志对于工作俱须努力，当各部分组织开始的时候，外间对本院的谣言很多，皆说本院各部分很多北方的官僚，但是这些谣言以什么为根据呢？要是说在北方曾做过官的，则现在国民政府委员也有曾经在北方做过官的，为什么他们就没有人说呢，这岂不是有大小之分么，我们对于这一层要纯粹站在党的立场上来观察判断，才对明嘹党义、专致力于革命工作以革命为目的者，就不是官僚。反之不是以革命为目的、对于工作不努力的就是官僚，因前一种人他能明嘹党义，对于工作既不会疏懈，所以个人的思想行为，也就绝对不会官僚化……现在各位同志对于党义须努力研究，因为一切设施计划都已经由总理为我们制定，若明嘹党义，则凡事皆可以迎刃而解。
第四次：今天要报告的关于党务方面报告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在党政之下对于党务若不明嘹犹如盲人瞎马，一切事无从做起，不论所在职务大小.对党义非须明嘹不可……关于院务方面审计协审科长俱已由国民政府任命，本院工作即正式开始，回想从前延误进行就是慎重人选，现既已委下，对于工作就要格外努力，比如我的事忙，不能常常到院，副院长又因种种原因，尚未抵此。各处厅长审计协审务须认识自己的责任，不必一定要人督促，要自动的做去。此外每次纪念周无论何人，非到不行，我们在党的政府下做事，决不可不遵守党的命令，要是不遵守党的命令，决不能轻轻放过的。否则别人在那里作报告，我们尚高卧不起，这个样子，还说什么纪律呢。
第五次：本院工作已经开始，我希望大家要遵守时间，至办公时候一定要来，如若时间不能遵守，做事即难精密周到，个人的浪漫与全院的秩序都有影响的，所以遵守时间是最要紧的事，还有我屡次说过的，在革命机关服务人员，要知道不是做官，务必将社会旧有恶习铲除，以簇新之革命精神去工作，才能有好大效果，此次还有关于党义家力要努力去研究，每个职员对于党义不明嘹，做事不能算尽责，因为不能够说将个人的事做完就算尽责了，要知道对于社会责任很大，而且我们在革命机关服务，就应该对于主义有彻底的认识。
连续三周，于右任面对审计院全体员工做了三次重要的“训话”，其中着重强调党义的重要性，要“站在党的立场上来观察判断，才对明嘹党义”“对于党义须努力研究”“不论所在职务大小，对党义非须明嘹不可”“在党的政府下做事，决不可不遵守党的命令，要是不遵守党的命令，决不能轻轻放过的”“关于党义家力要努力去研究，每个职员对于党义不明嘹，做事不能算尽责”等等。一句话，全体审计员工必须认真研究和明了党义，在这个基础上才能做好审计工作。
值得一提的是，于右任的这种要求与当时的意识形态“党治”背景是紧密相关的。“党治”即“以党治国”，最早是由孙中山先生提出的管理国家的理论模式.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孙中山先生的“党治”及“五权”理论逐步付诸实践。也即南京国民政府将“党治”作为各项工作的指导方针，审计工作自然也不例外。
由此可见，于右任先生在任审计长之初.多次讲话都强调工作人员的思想和纪律，尤其要遵守党的命令，明了党的宗旨。显然，于右任先生在任职审计院长期间，极其重视人的管理，抓住员工的思想政治工作。作为审计工作者，不仅要有过硬的业务知识，还要有过硬的政治素质。毕竟人是最主要的生产力，人的素质是决定工作成功的关键。作为审计院长的于右任，其在任职之初的做法也是符合当时的社会背景和审计管理规律的。 由于机构改革和人事变动，于右任在审计院长的岗位上时间不长，后被调任监察院院长，“于右任在任监察院院长之前，担任过两年多的审计院院长，主管财物审核工作”。于右任先生从1928年4月就职审计院长.到1931年2月就职监察院长，在两年多、三年不到的审计院院长岗位上，他主抓院里内部机构的设置、相关人员的配备、审计业务的主导，着力管理人事，抓员工的思想引领。
三、注重审计挽救经济，关注民生实际
国民政府初期，中国政坛风起云涌，处于紧张态势，导致人心惶惶.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当时正常的社会经济生活。孙中山曾指出，民国大局……若只从政治方面下药，必至日弄日纷.每况愈下而已。必先从根本下手，发展物力，使民生充裕，国势不摇，政治乃能活动。面对经济危局，必须采取措施，解决矛盾，为经济发展开辟道路。在此背景下，担任审计院院长的于右任则注重审计挽救经济，关注民生实际。
1927年的国民政府于南京建都，政局未完全统一，经济状况非常不景气，涉及工商业发展的财经、金融、交通、市场等诸方面的问题亟待解决。无奈，大举借外债作为财政来源。1928年，国民政府欠外债相当于47500万美元（不包括东北铁路债务）。同时，地方财力也非常有限。面对困窘的经济现状.于右任于6月7日以国民政府审计院的名义呈交国民政府的第一份请示：
呈为呈请通令全国各机关所用物品国货而仍购洋货者，应以不经济支出论事，谨按总理演讲，有洋货侵入，每年剥夺我利益者，约五万万元，若不从速挽救必至受经济之压迫，至于亡国灭种而后已，每诵此语，至于警惕。查国货之可替代洋货者正多，各机关所用物品应即尽量采用，以资提倡，振兴实业，庶乎有望。否则，政府不能表率民众，更加漠视，长此以往，洋货充斥，国货无形委弃，涓涓不塞，势必流为江河。查职院审计法第十二条审计院审查各项决算及计算时，对于不经济之支出，虽与预算案或支出法案相符亦得驳覆之等语，职院拟对于全国各机关所用物品，如有国货，可以适用，而仍购用洋货者，一律以不经济支出论。俾各机关对于此事有所注意，亦提倡国货之一道也，所拟之处是否有当理合……允准即祈通令各机关一体遵行……审计院长于右任。
这份《请示》饱含着于右任以审计拯救国家经济的热情。当时国内政局不稳，经济极度困难，于右任希望全国各机关所用办公物品尽量选择国货.这样既节省了资金.又支持了本国工业，一举两得。为防止某些机关“仍购洋货者”，于右任主张从审计关口上进行杜绝。由于购买办公用品需要动用公款，而使用公款必须接受审计。于是，于右任代表审计院向国民政府请示，最终得到国民政府的支持，发挥了审计促进经济的作用。无疑，这既是于右任以审计挽救国家经济的成功之举，也是他一贯倡导的财政经济政策的实践。1930年，于右任先生曾专门做过国民政府财政政策的演讲，指出：
今后国府对于财政问题，不外“开源节流”四字。无论开源或节流，总以能顾到人民与国家两个方面的利益为原则。我们所要建设的是三民主义的国家，我们的财政政策，不能与其他资本主义的国家一样。我们要以民生主义来作为财政政策的最高原则。积极方面，我们要使政府养成生产的政府，建设起进步的国民经济来，这个工作之完成，全在财政的运用上。如果我们长以借债或税收来维持国家的财政，那就与三民主义的精神相反了。
显然.于右任在做审计院长期间，十分关心国家的财政政策，要以民生主义来作为财政政策的最高原则.倡导国家发展经济.主张开源节流，杜绝长期借款。当时的中国社会动荡不安定，中英签订《收回威海卫协定》，蒋阎冯大战爆发.国民党军对红军发动了军事“围剿”，经济面临严重问题，于右任从中国民生实际出发，探索积极的、维持国家财政的政策。在这种社会背景下，开源节流，加强财政审计监督以及为此而开展的财政审计显得更有意义和价值。
那么，如何“开源节流”，如何以审计挽救经济呢？首要的是紧抓财政预算决算工作;其次，做好各种专项审计。自上任国民政府审计院长之后，于右任立即展开了国民政府财政预算决算的审计工作。
首先，审查国民政府的财政预决算。《审计院组织法》规定审计院直属于国民政府，负责监督预算执行，审核年度财政收支决算。也即审计院的主要任务是监督国家财政预算决算，这也是国家和政府审计工作的重心。因此，审计院开张工作的第一件是通知相关部门上报预算。1928年6月18日.于右任要求财政部报送国民政府1928年预算书，以便作为审计工作的基础性资料，公文如下：
呈国民政府呈为造送十七年预算书事，窃职院奉到
钧府第二六五号令开现在十六年度瞬届终结，十七年度开始在即，所有中央及地方各机关，应令编送十七年度岁出入预算书，以凭编制总预算书，转送财政监理委员会核定等因，奉此谨将十七年度预算书遵令编制，造送清册叁份，备文呈候……审计院长于右任。
这里，审计院所发公文里要求提交的资料都很清楚。审计院不仅负责预算，还要负责决算。当时的审计院设二厅二处，其中第一厅负责事前审计，也即监督预算的执行;第二厅负责事后审计，审核决算的情况。根据审计法，凡主管财政机关之支付命令，须先经审计院核准，支付命令与预算案或支出法案不符时.审计院应拒绝签字，国库不得付款，这里有一份审计院呈请国民政府的函：
为呈请事案查审计法第一条载称：凡主管财政机关之支付命令，须先经审计院核准，支付命令与预算案或支出法案不符时，审计院应拒绝签字。审计法施行细则第二条载称：各机关于每月十五日以前，依预算之范围编造次月份支付预算书，送由财政部查核，转送审计院备查核等语。据此职院审查支付命令，应以支付预算书为准据。曾经呈请钧府训令各机关依法编送在案查财政部函送十七年七月份各机关支付命令，馑附有该部证明书，对于各机关支付预算书，多有未按月编造，间尚无预算者，虽经职院分别变通办理，究与法定程序不合，理合再行呈请钧府训令各机关依法按期编造支付預算书送财政部转送职院以凭审核实为公便谨呈……于右任……茹欲立。 紧接着，于右任于1928年7月29日主持召开审计院第一次院务会议，本次会议的前三个议题即是：（一）本院职权;（二）关于监督预算之执行;（三）关于审核决算。其中关于监督预算之执行最终包括两部分决议，即1.咨财政部编送各机关七八月份支付预算书;2.议决九月一日起执行预算监督审核支付命令。而关于审核决算，会议达成四个决议，即1.致函法制局速将会计法提交政治会议：2.十七年度各机关应按月编送支付预算书;3.各机关编送十八年各月收支计算书：4.十六年度之决算应限期整理送院审查。
9月1日，审计院开始办理核签支付命令等具体事宜。根据审计法，审计院认为各机关收支账目与证明材料合理的，应发给核准证明，解除出纳官吏的责任;如果认为不合理的，应通知各机关主管长官对责任人給予处分，或呈请国民政府对其进行处分，出纳官吏可以提出申辩。“审计院在审查决算与计算时，发现有浪费行为的，即使有计算书或支出法案也要驳复”。简言之，监督预算和审核决算成为审计院首次院务会议的重要议题.凸显了审计院的中心工作——监督财政预决算，而于右任领导的审计院严格依照当时的法律规定开展预决算审计工作。
其次，各种专项审计，严格审查公款使用。除了国家财政预决算审计以外，于右任审计长要求对所有使用国家公款运行的行业开展审计，杜绝公款浪费或被挪作他用。例如，对于卫生行业的审计，这里有一份1929年6月份审计院给卫生部的公函：
查贵部以公费为部次长每月宴会及其他一切酬应、办公之用，如将部次长公出旅费均于其公费项下开支，则每月所领公费有限，将因顾虑不敷开支，遇有应行亲办之事，而不能前往贻误要公，于无形矣等语，按公费不限于每月宴会及其他一切酬应办公之用，举凡因公所需车马旅费，以及因地位上关系所发生之一切费用，均应由公费内开支，实为当然之解释，矧部长月支公费八百元，次长月支公费六百元，为数甚巨，何致不敷，况公费系包加性质，即或此月不敷而彼月有余，挹彼注此收支仍可相衡当不荷，顾虑开支贻误要公，倘果属特别开支，如国家大典以及长期或长途之出勤自不在此限。
贵部次长既已领有公费自不便复报京沪旅费，兹依审计法第十二条之规定，应请将薛部长及随员等三人赴申参观旅费分别列报，其关于部长旅费及刘次长瑞恒旅费洋七十五元一角八分，均应如数剔除，至声铍查询第二项所称自备汽车，系为公共出外，办公使用并非专供部次长使用者，刘次长瑞恒先后租用汽车，均因当时有要紧公务，紧急待用车，本部汽车均因公开往外边一时，不敷支配，所以不得不另租汽车等语，查各部自备汽车，当然系备公共出外，办公使用并非专供部长次长使用者，殊无疑义可言，惟公费内容业于前文加以说明，凡因公所需车马等费，均应由公费内开支，不得另报，刘次长瑞恒所支汽车费洋二十四元，依同一之理由碍难核销……院长于右任。
很清楚，这份审计院的公函列举了国民政府卫生部的正副部长在公务活动工作中，已经领取部分费用，却依然超出公费使用范围，重复报销、占用公款的行为，责成卫生部复核处理。诸如此类的案件绝不是卫生部一家存在，在其他行业也时有发生。于右任将其所牵挂的大学教育经费审计纳入自己的工作范围，当时的大学院曾被要求接受审计，这里有一份审计院向大学院所发的公函：
贵院第三九二号函开前准咨催造送（原文附后）俾便遵行等因，准此查所称特殊情形，自应变通办法，兹决定三项办法（一）无论经费有无欠发、核减，均依审计法施行细则规定期限，造送书类及单据;（二）如有欠发经费情形，得变通办理实支实报，并将各项欠发数目注明以备参考;（三）每月补送以前各月份之收支计算书，对照表及单据粘存簿等.应按月分别造送，不得混合.准函前由相应函复即希查照为荷……院长于右任。
1928年5月济南惨案爆发，南京总商会酝酿成立国货银行，联合南京特别市市政府、中国国货银行筹备委员会于10月给审计院院长发送公函，请求支持总商会开会讨论认募办法，于右任给予积极响应，认为这是拯救国家经济，关注民生实际的重要举措，正如当时的南京总商会及特别市政府公函所言：
径启者济案发生，举国愤慨，雪耻要图，首在振兴实业，发扬国货，然必先有此项，金融机关以为资助国货，方能充分之发展，此即国货银行之所由设也，倘筹备会自筹备以来积极进行，各地认股甚形踊跃，首都为群才荟萃之区，中外观瞻所紧，倘市政府敞商会，自应尽力协助，广为提倡，俾得早观厥成，兹特函邀本京各界人士于十月十九日下午二时在总商会开会讨论认募办法，事关救国大计。
在国家和民族处在危难之际，首先要考虑拯救经济，而拯救经济必先振兴实业，发扬国货，也即优先发展民族企业，设立自己的金融机关，事关救国大计，对此，以于右任为首的审计院长和副院长都选择了支持和赞同态度。尽管有人认为国民政府时期，“审计院的设置徒具形式，只有签字盖章之责.并无监督各方之权”，但是于右任作为审计院长.他对待国家的态度是忠诚的，所做的贡献也是值得肯定的。
综上，审计院既是审计工作的重要机构.也是行使国家监督经济权的重要机器，审计院长的素质和水准直接决定着审计院这台国家机器的运行效果。国民政府选择素有审计思想、清正廉洁、办事公正的于右任担任审计院长，可谓正确的选择。于右任在任职国民政府审计院院长期间着力抓住员工的思想引领、业务管理，以审计拯救国家经济、注重民生实际的做法都是值得后人借鉴和参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