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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廷春秋
1940年春天，一位名叫雅库布·瓦伊达的波兰军官在苏联战俘营遇害，与他一起遇难的还有其他两万多名波兰人，其中有大量军人、公务员和知识分子。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卡廷大惨案”，为战后苏联对波兰的统治扫清了障碍，也是波兰对苏抵抗不如捷克等国激烈的原因之一。
大历史的血腥之下，是小人物难以言说的悲欢离合。雅库布16岁的儿子在经历丧父之痛后不到两年，就加入了抵抗纳粹德国的波兰救国军（AK），为爱国救亡的地下运动尽一份力。这个二战中的热血青年就是安杰依·瓦伊达，波兰最伟大的电影艺术家之一。
杀戮之后，苏联先是隐瞒，后又嫁祸于德国。国际社会一度相信这个谎言。骗局揭穿后，总部设在伦敦的波兰流亡政府与苏联一刀两断，麾下的波兰救国军也成了斯大林的眼中钉。苏联官方在之后长达半个世纪里否认卡廷事件是自己所为，直到苏联解体前夕，戈尔巴乔夫才承认了这一事实。安杰依·瓦伊达终于有机会一了夙愿：为自己的父亲和所有卡廷森林中的遇难者作一部影像传，让一代波兰人的历史和精神找到寄托。
也就在这一年，瓦伊达与波兰著名纪录片导演马塞尔·罗欣斯基（Marcel Lozinski）合作，拍摄了关于这一事件的第一部电影《卡廷森林》（Las katynski）。两位艺术家以纪录片的形式，将一段历史凝固在胶片上，为后世提供了宝贵的史料。然而瓦伊达并没有就此罢手，他一直梦想用剧情片的形式把这段历史戏剧化。没有被现场记录的历史事件，往往要靠艺术的再现，才能让人有身临其境之感。剧情片中的人物塑造，也能帮观众在宏大叙事之外把握个体的体验。
等待了半个世纪、筹备了十余年之后，瓦伊达的《卡廷惨案》（Katyn，2007）终于上映，这也是关于“卡廷事件”的第一部剧情片。可惜的是，这部具有历史意义的电影，在艺术上是一个可有可无的平庸之作。开头表现波兰人民在苏联和德国军队之间刚出虎穴又入狼窝的镜头，可说是惟一出彩之处。细节上并不符合史实，却有高度浓缩的象征性，概括了二战和冷战中波兰人民左右受敌、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的惨状。可惜片中人物高度脸谱化，缺乏深度，又大打东正教宗教牌，几乎成了波兰民族主义的主旋律电影。
更可惜的是，《卡廷惨案》从筹备到拍摄，都与当时的保守派总统卡钦斯基密切关系。影片上映后，自然也就成了卡钦斯基的宣传工具，在民族、宗教、欧洲等问题上为保守派竞选助威。2010年大选后，左翼和在社会问题上比较进步的政治势力逐渐丢掉几乎全部议会席位。这场民族主义抬头的浪潮，与近年难民潮中东欧国家激烈的排外倾向直接相关。从受害者、革命者到被迫害者利用，历史跟瓦伊达开了个残酷的玩笑。
战争三部曲
瓦伊达的作品横贯六十载，却从来没能摆脱政治的魔咒。从赫赫有名的罗兹电影学院毕业后，自长片处女作《一代人》（Pokolenie，1955）开始，他就与当时的审查制度周旋。本来只是讲波兰人民抗德的故事，却还需要塑造苏维埃斗士纯洁、勇敢并优于救国军成员的形象，来绕过审查。值得一提的是，大导演罗曼·波兰斯基在片中演了一个小角色。
这一时期的瓦伊达，关注人性的倾向还是胜过了政治倾向。第二部作品《下水道》（Kanal，1957）讲述一批波兰救国军成员在二战中经过顽抗依然失败的故事，对战争中个体脆弱的刻画和悲情英雄形象的成功塑造，为他赢得了国际声誉，影片与伯格曼的《第七封印》（Det sjunde inseglet，1957）并列戛纳电影节评委会大奖。
次年，瓦伊达又马不停蹄地拍出了“战争三部曲”的收官之作《灰烬与钻石》（Popiol i diament，1958），改编自安德热耶夫斯基（Jerzy Andrzejewski）的同名小说。这个故事发生在战后，二战期间因民族大义并肩作战的国内势力开始内斗，身为救国军战士的主人公奉命刺杀一位共产党官员，然而不久之前两人还是一个战壕里的战友。《灰烬与钻石》是瓦伊达政治题材片中最优秀的作品，把人性的复杂和世界的荒诞用近乎残酷的镜头语言娓娓道来。可惜因为不如前两部积极向上，影片没能得到官方认可，但在威尼斯电影节非竞赛单元放映后，摘下艺术含量极高的国际影评人费比西大奖。至于次年的英国学院奖提名，更是给主创带来不小的麻烦。
经过这次与官方的正面冲突，瓦伊达开始了一段对托喻和象征的琢磨，并开始了国际合拍片的尝试，以便在不牺牲创作自由和作者意志的前提下，让作品能够公开放映。其中的代表作是另一部改编自安德热耶夫斯基小说的古装片《天堂之门》（Gates to Paradise，1968），故事原型是13世纪十字军东征中很不起眼的一个插曲——“儿童十字军”。古装也好，奇闻轶事也罢，都只是糖衣，里面包裹的是对时事辛辣的讽喻：一切信仰的狂热都可以夹带私货，所谓大公无私也会暗藏公报私仇。
“团结工会”三部曲
70年代末80年代初，苏联对波兰的控制开始松动，“团结工会”（Solidarnosc）运动此起彼伏，瓦伊达也终于松开手脚，跳进政治电影中大干了一场。与“战争三部曲”越拍越好的趋势不同，“团结工会”三部曲中最优秀的是第一部《大理石人》（Czlowiek z marmuru，1977）。这部拿下戛纳电影节国际影评人费比西大奖的杰作，以戏中戏的方式展开，讲一个年轻的电影人试图挖掘一个50年代官方宣传中的劳动人民英雄的下落，发现当此人的英雄内涵不再适用时，宣传工具对他的无情埋没。《大理石人》不是一部简单批评斯大林主义的电影，而是将个人在历史沉浮中的命运和政治的喜怒无常条分缕析地解剖给我们看。
“团结工会”三部曲本来没有3部，而且大多数评论者应该同意，如果只有两部或许更好。这部30年后的续作，从标题上就打破了两部前作的惯例：《瓦文萨：希望之人》（Walesa. Czlowiek z nadziei，2013）看似是“团结工会”抗争史的一个缩影，却成了革命英雄和波兰民主化后首任民选总统莱赫·瓦文萨（Lech Walesa）的个人传记。在《铁人》中为了宣传“团结工会”和民主诉求而粉墨登场跑龙套的瓦文萨，在《希望之人》中成了主角，并由著名演员罗伯特·维凯威兹饰演。影片把瓦文萨作为波兰民主自由的化身，将其进一步神话。
然而2013年的波兰社会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曾荣膺诺贝尔和平奖的瓦文萨似乎不再跟得上时代的步伐，而他本身的诸多问题也开始暴露。包括波兰在内的东欧国家，在对抗苏联影响的时候，都大量使用东正教的宗教热情来调动民族主义思想。瓦文萨还活在那样的时代里。就在电影上映的同一年，他在媒体上公开发表恐同言论，也不羞于表达自己完全落后的种族观和宗教观，再加上本来就保守的社会经济观点，他已经从波兰人民的希望变成了波兰人民的绝望。
政治的一生，艺术的一生
不管瓦伊达的政治电影产生了多大的社会影响，不管他是波兰的民族良心还是被当代保守主义利用，影史上永远有他显赫的位置。《铁人》之后，他在波兰被封杀五年多，只好去了巴黎。客居异乡的他在创作中毫不露怯，拿宿主国的历史开刀，1983年的《丹东》围绕法国大革命后温和派丹东和罗伯斯庇尔间的矛盾展开。因为罗伯斯庇尔早已成了革命暴力和革命后相互倾轧的代名词，影片也很明确地指向波兰的时局。面对他娴熟的电影语言和对革命暴力的深刻理解，高傲的法国人不得不服气，颁给他相当于电影界龚古尔奖的路易·德吕克奖（Prix Louis Delluc）。
瓦伊达结过4次婚。第三任妻子贝娅塔·蒂希基维茨（Beata Tyszkiewicz）是波兰的凯瑟琳·德纳芙，美丽、优雅、演技高超，被称为波兰电影“第一夫人”。贵族出身的蒂希基维茨有女伯爵头衔，专注于大银幕，从未染指电视。她与瓦伊达有过一次艺术合作，是在1965年的《灰烬》中，她饰演公主。也许公主与导演的爱情并不现实，两人的婚姻只维持了短短两年，育有一女。与他共度余生的第四任妻子克里斯蒂娜·扎赫瓦托维茨是戏剧界工作人员，这或许也是瓦伊达晚年更多涉足戏剧的原因之一。
漫长的艺术生涯中，瓦伊达的佳作难以尽述。同为流放期作品的《德国之爱》（1983），讲述一个德国女子与波兰战犯之间的爱情故事。法国影后伊莎贝尔·于佩尔主演的《群魔》（1988）重温革命与暴力的主题。《一切可售》（1969）代表了他創作的另一条线索，即受生活中人启发而作，其中有很多人物传记，还有像这部一样因为朋友离世有感而发之作。
褪去政治的硝烟和立场的是非，瓦伊达最终还是个艺术家。他艺术实验性最强的一部作品，应该就是节编自陀思妥耶夫斯基名著《白痴》的《娜斯塔西娅》（1994）。尽管对俄国的感情复杂，但瓦伊达对俄罗斯文化十分感兴趣，特别是陀思妥耶夫斯基，他曾多次在银幕和舞台上改编他的作品。《娜斯塔西娅》取《白痴》的最后一章，全片的叙事主线只有两个场景，靠回忆补充剧情，把叙事难度拉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他还决定由日本歌舞伎第一女形坂东玉三郎一人同时饰演娜斯塔西娅和梅什金公爵。演员与原著人物性别、肤色的不吻合，一方面体现了梅什金的完美和娜斯塔西娅的疯狂其实是一体两面，另一方面也对罗果仁和梅什金的关系作出了十分酷儿的解读。瓦文萨的那些话，瓦伊达大概是不敢苟同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