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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亚里士多德通过《诗学》中的“模仿说”批判了柏拉图的对待文艺的态度，进而批判了柏拉图的世界观和政治观，主张人们应该追求公民层次的城邦生活，而不是人人都成为哲人的哲思生活。再进一步批判了作为柏拉图世界观和政治观的根基——本体论。即柏拉图的“相论”或“理念论”。本文试图通过两人对“模仿说”的区别来探讨这些问题。
关 键 词： 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哲学思想;模仿说;差异
柏拉图，（Plato，公元前427—公元前347年）雅典人。出身于名门望族，从小就展现出了极高的文学天赋和强烈的政治兴趣，受苏格拉底的深刻影响而终生致力于哲学事业。流传下来的著作主要有《理想国》《法律篇》等。
亚里士多德，（Aristole，公元前384—322年），古代希腊人，柏拉图的学生。其人精思博学，著述宏富，著作颇多，流传下来的主要有《形而上学》《诗学》《政治学》等。
一、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的“模仿说”
柏拉图将西方诗学系统命名为“模仿理论”，以模仿理论来表征现实，进而表征艺术，以显示模仿就是我们从物质到精神生活的全部真实，这是柏拉图模仿理论的一个前提。在《理想国》第十卷中，柏拉图集中谈论了模仿理论。柏拉图的理想国不欢迎诗人，理由是诗人是：“模仿者。”苏格拉底用了一个很形象的三张床的譬喻说明了什么是模仿的问题。“世界上的床数不胜数，但是床之为床的理念只有一个。工匠依凭理念，造出床来，这就是模仿”[1]，而床的理念只能是神创造出来。柏拉图的造物神同样是至高无上的，柏拉图的造物神是自己创造自己的理念。三张床的譬喻，显示了柏拉图如何可以判定诗人的模仿所获得的是影子的影子。在神造出床的理念，木匠依凭理念造成用于栖息的床之后，进而画家还可以画出一张床来。第一张是天然生成的床，为神所造，第二张是木匠造的床，第三张则是画家的作品。由此三张床背后分别站着三位艺术家：神、木匠、画家。柏拉图也将神比作艺术家，那么创造和制作本身，就显出神圣的意味来了。首先，第一张神造的床只可能有一张，这一张是床的本质，床的理念。神不可能造两张或两张以上的床。假设神造了两张床，那么在这两张床背后，必定就还有作为这两张床的理念，被这两张床加以模仿的第三张床。究其本源，床的理念永远只能有一个，这是神的作品，是真理所在。其次，第二张木匠造的床，虽然是模仿床的理念，可理念隔了一层，但是它是真实的。世界作为对理念的模仿，无疑也是真实的。再者，画家画出的第三张床是对现存事物的模仿，和真理隔了两层，就不是真实的。柏拉图强调以直接经验来接触知识，认为非功利性艺术的认知功能差之于实用技艺的认知功能。体现了柏拉图对间接经验的轻蔑。
柏拉图认为，由于画家即艺术家的作品是影子的影子，所以在功用方面，艺术容易蒙蔽、阻碍人们认识和体验真实的世界。如他在《理想国》中说：“我们必须考虑这些争辩是否碰上了魔术般的模仿者，受了他们的骗”[2] 。再者，他认为诗歌“会把灵魂的低劣成分激发、培育起来，而灵魂低劣成分的强化会导致理性部分的毁灭”[1]，“当我们必须让这些情感枯萎死亡的时候，诗歌却在给它们浇水施肥……诗歌却让感情统治了我们”[1]，因此应该将诗歌驱逐出境。尽管柏拉图并没有将所有艺术挡在理想国的大门之外，他说：“只有歌颂神明和赞扬好人的颂歌才被允许进入我们的城邦”[1]，但是他对艺术的态度还是很无情的。他认为艺术是虚假的、不真实的，理念世界才是真实的存在，因此应该将其赶出自己的城邦，甚至诗人也应该被驱离城邦。
亚里士多德关于“模仿说”的观点在《诗学》第一章里，他明确指出：“史诗和悲剧、喜剧和酒神颂以及大部分双管箫乐和竖琴乐——这一切实际上是模仿。”[1]他强调文艺模仿的是人的生活。在《诗学》中，亚里士多德指出艺术模仿的对象是“在行动中的人”，是“各种性格、感受和行动”。也就是说，不论是史诗、悲剧、喜剧、酒神颂，还是音乐，它们的内容都是人和人的生活。在他看来，人的性格、心理、感情、行动，即人的社会生活，是艺术模仿的主要对象。他在《诗学》第九章中说诗模仿的是具有普遍性的事物，不是偶然性的现象，诗要能揭示现象的本质和规律，要在个别事物中显现必然性。因此在功用方面，亞里士多德认为艺术是真实的，它所模仿的不是现实世界的外形，而是现实世界所具有必然性和普遍性的本质和规律。艺术能够反映现实，能够使人们保持乐观、向上的精神，艺术是平衡情感的催化剂，对人的心理健康是有益的。故在对艺术的态度上亚里士多德是持肯定的态度，认为艺术可以教育、净化人的心灵，对人和社会都是有益的，值得发扬。
通过从艺术模仿的对象、艺术的功用和两人对艺术的分析可知，两人对于“模仿说”的观点截然不同。柏拉图认为艺术模仿的不是真实的，和理念相差甚远，是不善不美的，在一定程度上否认了艺术的认识作用;亚里士多德则认为个别的现实事物是真实的，因此艺术通过模仿创作出的作品也是真实的，模仿是学习的过程，肯定了艺术的认识作用，从而对柏拉图的观点进行了批判。从表面看，亚里士多德通过诗学，仅仅是在批判柏拉图的模仿说，其实不然，亚里士多德的深层目的是为了批判柏拉图的世界观和政治观念。
二、亚里士多德对柏拉图的世界观和政治观念的批判
亚里士多德的《诗学》不仅仅是在为诗辩护，站在亚里士多德的时代去看，他并不是有意识地去针对文艺专门来写一套文艺理论。《诗学》中的很多观点都是针对他的老师柏拉图的，他在探讨文艺时，不仅仅为诗而论诗，他在反思批判的是柏拉图的世界观和政治观念。
柏拉图为什么要给诗，给文艺定罪？这和他的政治思想及理想国有关。在古希腊的文化世界观中，有三种生活方式，第一是沉思的生活，关注的哲学家的哲思;第二是实践的生活即政治的生活;第三是享乐的生活即物欲生活。在柏拉图的理想国中，等级观念非常明显，他认为哲王的特性是智慧，保卫乌托邦的卫士的品格是勇敢，平民百姓的优良品质是节制。故在其政治思想中，他追求的是哲王之治，认为只有哲学家通过哲思不断追寻的那个理念世界才是真实的，而处在哲学家之下的公民和普通百姓追求的所谓城邦生活和享乐生活是属于感性的世界，是不真实的，应该被禁止在他的理想国之外。柏拉图没有专门的去讲文艺，但是在他的大量的作品中，可以看到他对诗、对文艺的态度，他以一种文化的、世界的、全体的眼光来审视文艺的本质和价值。在代表柏拉图的政治思想和世界观的哲王之治中，哲学家处境其实是十分尴尬的。柏拉图的洞穴比喻中，在洞穴之外的哲学家是有智慧的，如果他有责任心在返回到洞穴中，他们是很难被在洞穴中的那些平庸的人所接收的，因为这些平庸的人已经习惯了把虚假的影子当成真实的，很难唤醒他们，而且是要付出很大的代价的，像苏格拉底一样。因此柏拉图在哲学的高度审视诗、审视文艺的时候，在“真”的问题上对文艺保持怀疑和警惕。 我们反过来在看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对待文艺的态度上可以看出，他不仅仅是为诗而论诗，而是要批判柏拉图的世界观和政治观念。在《形而上学》中，亚里士多德专门探讨过政治学和伦理学的问题。虽然在讨论中没有看到他专门讨论过人应该过什么样的生活，但是我们可以发现他专门讨论了论诗艺，诗学是其成熟时期的作品，但是他在授课的时候却把它当成一门入门课讲给他最好的学生，这并非是文艺的价值最高，而是他是充分肯定了文艺的价值。他对文艺的重视表明他反思和批判了柏拉图的那种沉思的生活，他看重的是人的积极的政治生活。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中，进行的玄思并不像柏拉图那么多，更多的是现实的人的生活状况和发展的问题。在《尼各马可伦理学》卷一章五中，亚里士多德将自由人的生活方式分为享乐、政治和思辨三种，他更多关注的是政治的生活，把城邦生活当成一种制高点。柏拉图受苏格拉底之死的影响，并不赞颂，甚至是反感所谓的政治生活，而亚里士多德要做的恰恰是要为城邦的政治生活的价值来辩护。一个人应该怎样来参与政治生活呢？柏拉图将人分为三六九等，希望人们能够各安其位，各守其职，在他的观念里，人可以平庸，但不能越位。亚里士多德则认为人们可以通过教育将平庸的人引向更高层次的生活即城邦的生活。如何教育？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都注意到了古希腊文艺对人们的教育作用，但是柏拉图更多地看到了文艺消极的一面，如悲剧容易引起人们的哀怜癖，因此他要将文艺驱除他的乌托邦，只留下颂神的诗歌。亚里士多德则看到了诗歌的积极的一面，从他的世界观出发，看到了诗的价值，通过诗歌的教化作用可以把平庸的人变成更好的具有公民人格的人。亚里士多德的“模仿”是和“成为”（being）联系到一起，通过对情节的模仿让公民成为更好的人，有节制的生活，达到一个政治人的理想。因此他的《诗学》是教人如何说话，模仿，采取正确的行动，如何实行政治的表达。
三、亚里士多德对柏拉图本体论的批判
亚里士多德是柏拉图的学生，但两人的哲学思路却截然不同。柏拉图的“理念论”和亚里士多德的“形式论”是同一个词（eidos），但两者有着本质的区别。“理念”是从关于“是什么”的定义而来，是超越个别事物之外且为其存在依据的实在。并且理念世界是真实的，我们生活的感性世界非真实，两者绝对分离，通过模仿和分有来联系两个世界。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背道而驰，重视形式，也就是他的“实体论”，认为个别的事物才是真实的存在，普遍性的形式不可能与事物分离而独立存在，批判了柏拉图将普遍、共相的理念看作独立存在于事物之外，并且是事物存在的根据的客观事实。
在《形而上学》中，亚里士多德批判柏拉图“相论”的超验性，他认为“相”存在于具体事物之中，而不是具体事物之外。他认为按照柏拉图的观点，“相”存在于具体事物之外，本身又是永恒不变的，那么它就不能引起可感觉事物的变化，即使相互影响，一个不变的东西怎么能够帮助一个可变的东西？而且“相”既不能帮助我们认识具体事物，也不能通过一个事物认识另一个事物。再者，“相”不但对认识个别事物没有帮助，而且对具体事物的存在也是没有帮助的，故而亚里士多德从根本上否定了“相”和具体事物的存在。
亚里士多德對柏拉图本体论的批判展现了他的立场。他认为柏拉图将“相”降低到经验层面，柏拉图对两个世界的划分也是亚里士多德不能容忍的，如果分离，如何解释现实世界变化的原因？分有说不能解释，自然科学可以解释自然事物的原因，而理念世界和现实世界毫无关系，分有和模仿说都不能将两个世界联系起来。亚里士多德认为必须划分存在的层次，个别存在、共相存在、属性。第一实体是个别，共相是依附于个别，是第二实体。柏拉图是重理念、理性，亚里士多德正好相反，重形式、经验。柏拉图对存在、非存在没有经过反思，认为所有东西都存在，造成混乱和麻烦，亚里士多德要搞清楚存在的分类，探求事物存在的原因。“亚里士多德将存在作为本原，其实也没有偏离柏拉图的思路，甚至可以说是对柏拉图存在论思想的进一步巩固和提升。”[1]尽管亚里士多德一直在批判其老师亚里士多德的思想，但是在论证自己的观点中也遇到了不能自圆其说的处境，反而从侧面巩固和提升了柏拉图的思想。
基金项目：本文系贵州省教育厅人文社科基地项目“黄绾心学美学思想研究”（编号2019jd042）阶段性研究成果。2.受贵阳市科技局贵阳学院专项资金【GYU-KY-[2021]】资助。
作者简介：
刘小伟，女，（1990—），贵州省贵阳人，贵阳学院法学院，研究方向为哲学美学。
毛伟（1986—）：贵州省贵阳人，贵阳学院法学院 研究方向为社会工作理论。
参考文献：
[1]陆扬.西方古典诗学的脉络[J].文贝：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2015（02）：1-17.
[2]柏拉图.理想国全集：第二卷[M].王晓明，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
[3]伍蠡甫，胡经之.西方文艺理论名著选编：上卷[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
[4]陶渝苏.西方哲学史简论[M].贵州：贵州大学出版社，2013.
关 键 词： 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哲学思想;模仿说;差异
柏拉图，（Plato，公元前427—公元前347年）雅典人。出身于名门望族，从小就展现出了极高的文学天赋和强烈的政治兴趣，受苏格拉底的深刻影响而终生致力于哲学事业。流传下来的著作主要有《理想国》《法律篇》等。
亚里士多德，（Aristole，公元前384—322年），古代希腊人，柏拉图的学生。其人精思博学，著述宏富，著作颇多，流传下来的主要有《形而上学》《诗学》《政治学》等。
一、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的“模仿说”
柏拉图将西方诗学系统命名为“模仿理论”，以模仿理论来表征现实，进而表征艺术，以显示模仿就是我们从物质到精神生活的全部真实，这是柏拉图模仿理论的一个前提。在《理想国》第十卷中，柏拉图集中谈论了模仿理论。柏拉图的理想国不欢迎诗人，理由是诗人是：“模仿者。”苏格拉底用了一个很形象的三张床的譬喻说明了什么是模仿的问题。“世界上的床数不胜数，但是床之为床的理念只有一个。工匠依凭理念，造出床来，这就是模仿”[1]，而床的理念只能是神创造出来。柏拉图的造物神同样是至高无上的，柏拉图的造物神是自己创造自己的理念。三张床的譬喻，显示了柏拉图如何可以判定诗人的模仿所获得的是影子的影子。在神造出床的理念，木匠依凭理念造成用于栖息的床之后，进而画家还可以画出一张床来。第一张是天然生成的床，为神所造，第二张是木匠造的床，第三张则是画家的作品。由此三张床背后分别站着三位艺术家：神、木匠、画家。柏拉图也将神比作艺术家，那么创造和制作本身，就显出神圣的意味来了。首先，第一张神造的床只可能有一张，这一张是床的本质，床的理念。神不可能造两张或两张以上的床。假设神造了两张床，那么在这两张床背后，必定就还有作为这两张床的理念，被这两张床加以模仿的第三张床。究其本源，床的理念永远只能有一个，这是神的作品，是真理所在。其次，第二张木匠造的床，虽然是模仿床的理念，可理念隔了一层，但是它是真实的。世界作为对理念的模仿，无疑也是真实的。再者，画家画出的第三张床是对现存事物的模仿，和真理隔了两层，就不是真实的。柏拉图强调以直接经验来接触知识，认为非功利性艺术的认知功能差之于实用技艺的认知功能。体现了柏拉图对间接经验的轻蔑。
柏拉图认为，由于画家即艺术家的作品是影子的影子，所以在功用方面，艺术容易蒙蔽、阻碍人们认识和体验真实的世界。如他在《理想国》中说：“我们必须考虑这些争辩是否碰上了魔术般的模仿者，受了他们的骗”[2] 。再者，他认为诗歌“会把灵魂的低劣成分激发、培育起来，而灵魂低劣成分的强化会导致理性部分的毁灭”[1]，“当我们必须让这些情感枯萎死亡的时候，诗歌却在给它们浇水施肥……诗歌却让感情统治了我们”[1]，因此应该将诗歌驱逐出境。尽管柏拉图并没有将所有艺术挡在理想国的大门之外，他说：“只有歌颂神明和赞扬好人的颂歌才被允许进入我们的城邦”[1]，但是他对艺术的态度还是很无情的。他认为艺术是虚假的、不真实的，理念世界才是真实的存在，因此应该将其赶出自己的城邦，甚至诗人也应该被驱离城邦。
亚里士多德关于“模仿说”的观点在《诗学》第一章里，他明确指出：“史诗和悲剧、喜剧和酒神颂以及大部分双管箫乐和竖琴乐——这一切实际上是模仿。”[1]他强调文艺模仿的是人的生活。在《诗学》中，亚里士多德指出艺术模仿的对象是“在行动中的人”，是“各种性格、感受和行动”。也就是说，不论是史诗、悲剧、喜剧、酒神颂，还是音乐，它们的内容都是人和人的生活。在他看来，人的性格、心理、感情、行动，即人的社会生活，是艺术模仿的主要对象。他在《诗学》第九章中说诗模仿的是具有普遍性的事物，不是偶然性的现象，诗要能揭示现象的本质和规律，要在个别事物中显现必然性。因此在功用方面，亞里士多德认为艺术是真实的，它所模仿的不是现实世界的外形，而是现实世界所具有必然性和普遍性的本质和规律。艺术能够反映现实，能够使人们保持乐观、向上的精神，艺术是平衡情感的催化剂，对人的心理健康是有益的。故在对艺术的态度上亚里士多德是持肯定的态度，认为艺术可以教育、净化人的心灵，对人和社会都是有益的，值得发扬。
通过从艺术模仿的对象、艺术的功用和两人对艺术的分析可知，两人对于“模仿说”的观点截然不同。柏拉图认为艺术模仿的不是真实的，和理念相差甚远，是不善不美的，在一定程度上否认了艺术的认识作用;亚里士多德则认为个别的现实事物是真实的，因此艺术通过模仿创作出的作品也是真实的，模仿是学习的过程，肯定了艺术的认识作用，从而对柏拉图的观点进行了批判。从表面看，亚里士多德通过诗学，仅仅是在批判柏拉图的模仿说，其实不然，亚里士多德的深层目的是为了批判柏拉图的世界观和政治观念。
二、亚里士多德对柏拉图的世界观和政治观念的批判
亚里士多德的《诗学》不仅仅是在为诗辩护，站在亚里士多德的时代去看，他并不是有意识地去针对文艺专门来写一套文艺理论。《诗学》中的很多观点都是针对他的老师柏拉图的，他在探讨文艺时，不仅仅为诗而论诗，他在反思批判的是柏拉图的世界观和政治观念。
柏拉图为什么要给诗，给文艺定罪？这和他的政治思想及理想国有关。在古希腊的文化世界观中，有三种生活方式，第一是沉思的生活，关注的哲学家的哲思;第二是实践的生活即政治的生活;第三是享乐的生活即物欲生活。在柏拉图的理想国中，等级观念非常明显，他认为哲王的特性是智慧，保卫乌托邦的卫士的品格是勇敢，平民百姓的优良品质是节制。故在其政治思想中，他追求的是哲王之治，认为只有哲学家通过哲思不断追寻的那个理念世界才是真实的，而处在哲学家之下的公民和普通百姓追求的所谓城邦生活和享乐生活是属于感性的世界，是不真实的，应该被禁止在他的理想国之外。柏拉图没有专门的去讲文艺，但是在他的大量的作品中，可以看到他对诗、对文艺的态度，他以一种文化的、世界的、全体的眼光来审视文艺的本质和价值。在代表柏拉图的政治思想和世界观的哲王之治中，哲学家处境其实是十分尴尬的。柏拉图的洞穴比喻中，在洞穴之外的哲学家是有智慧的，如果他有责任心在返回到洞穴中，他们是很难被在洞穴中的那些平庸的人所接收的，因为这些平庸的人已经习惯了把虚假的影子当成真实的，很难唤醒他们，而且是要付出很大的代价的，像苏格拉底一样。因此柏拉图在哲学的高度审视诗、审视文艺的时候，在“真”的问题上对文艺保持怀疑和警惕。 我们反过来在看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对待文艺的态度上可以看出，他不仅仅是为诗而论诗，而是要批判柏拉图的世界观和政治观念。在《形而上学》中，亚里士多德专门探讨过政治学和伦理学的问题。虽然在讨论中没有看到他专门讨论过人应该过什么样的生活，但是我们可以发现他专门讨论了论诗艺，诗学是其成熟时期的作品，但是他在授课的时候却把它当成一门入门课讲给他最好的学生，这并非是文艺的价值最高，而是他是充分肯定了文艺的价值。他对文艺的重视表明他反思和批判了柏拉图的那种沉思的生活，他看重的是人的积极的政治生活。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中，进行的玄思并不像柏拉图那么多，更多的是现实的人的生活状况和发展的问题。在《尼各马可伦理学》卷一章五中，亚里士多德将自由人的生活方式分为享乐、政治和思辨三种，他更多关注的是政治的生活，把城邦生活当成一种制高点。柏拉图受苏格拉底之死的影响，并不赞颂，甚至是反感所谓的政治生活，而亚里士多德要做的恰恰是要为城邦的政治生活的价值来辩护。一个人应该怎样来参与政治生活呢？柏拉图将人分为三六九等，希望人们能够各安其位，各守其职，在他的观念里，人可以平庸，但不能越位。亚里士多德则认为人们可以通过教育将平庸的人引向更高层次的生活即城邦的生活。如何教育？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都注意到了古希腊文艺对人们的教育作用，但是柏拉图更多地看到了文艺消极的一面，如悲剧容易引起人们的哀怜癖，因此他要将文艺驱除他的乌托邦，只留下颂神的诗歌。亚里士多德则看到了诗歌的积极的一面，从他的世界观出发，看到了诗的价值，通过诗歌的教化作用可以把平庸的人变成更好的具有公民人格的人。亚里士多德的“模仿”是和“成为”（being）联系到一起，通过对情节的模仿让公民成为更好的人，有节制的生活，达到一个政治人的理想。因此他的《诗学》是教人如何说话，模仿，采取正确的行动，如何实行政治的表达。
三、亚里士多德对柏拉图本体论的批判
亚里士多德是柏拉图的学生，但两人的哲学思路却截然不同。柏拉图的“理念论”和亚里士多德的“形式论”是同一个词（eidos），但两者有着本质的区别。“理念”是从关于“是什么”的定义而来，是超越个别事物之外且为其存在依据的实在。并且理念世界是真实的，我们生活的感性世界非真实，两者绝对分离，通过模仿和分有来联系两个世界。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背道而驰，重视形式，也就是他的“实体论”，认为个别的事物才是真实的存在，普遍性的形式不可能与事物分离而独立存在，批判了柏拉图将普遍、共相的理念看作独立存在于事物之外，并且是事物存在的根据的客观事实。
在《形而上学》中，亚里士多德批判柏拉图“相论”的超验性，他认为“相”存在于具体事物之中，而不是具体事物之外。他认为按照柏拉图的观点，“相”存在于具体事物之外，本身又是永恒不变的，那么它就不能引起可感觉事物的变化，即使相互影响，一个不变的东西怎么能够帮助一个可变的东西？而且“相”既不能帮助我们认识具体事物，也不能通过一个事物认识另一个事物。再者，“相”不但对认识个别事物没有帮助，而且对具体事物的存在也是没有帮助的，故而亚里士多德从根本上否定了“相”和具体事物的存在。
亚里士多德對柏拉图本体论的批判展现了他的立场。他认为柏拉图将“相”降低到经验层面，柏拉图对两个世界的划分也是亚里士多德不能容忍的，如果分离，如何解释现实世界变化的原因？分有说不能解释，自然科学可以解释自然事物的原因，而理念世界和现实世界毫无关系，分有和模仿说都不能将两个世界联系起来。亚里士多德认为必须划分存在的层次，个别存在、共相存在、属性。第一实体是个别，共相是依附于个别，是第二实体。柏拉图是重理念、理性，亚里士多德正好相反，重形式、经验。柏拉图对存在、非存在没有经过反思，认为所有东西都存在，造成混乱和麻烦，亚里士多德要搞清楚存在的分类，探求事物存在的原因。“亚里士多德将存在作为本原，其实也没有偏离柏拉图的思路，甚至可以说是对柏拉图存在论思想的进一步巩固和提升。”[1]尽管亚里士多德一直在批判其老师亚里士多德的思想，但是在论证自己的观点中也遇到了不能自圆其说的处境，反而从侧面巩固和提升了柏拉图的思想。
基金项目：本文系贵州省教育厅人文社科基地项目“黄绾心学美学思想研究”（编号2019jd042）阶段性研究成果。2.受贵阳市科技局贵阳学院专项资金【GYU-KY-[2021]】资助。
作者简介：
刘小伟，女，（1990—），贵州省贵阳人，贵阳学院法学院，研究方向为哲学美学。
毛伟（1986—）：贵州省贵阳人，贵阳学院法学院 研究方向为社会工作理论。
参考文献：
[1]陆扬.西方古典诗学的脉络[J].文贝：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2015（02）：1-17.
[2]柏拉图.理想国全集：第二卷[M].王晓明，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
[3]伍蠡甫，胡经之.西方文艺理论名著选编：上卷[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
[4]陶渝苏.西方哲学史简论[M].贵州：贵州大学出版社，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