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抚今思昔话治水
在我国水利建设事业中，林一山同志以其突出的贡献，赢得了毛主席和周总理的高度信任，被誉为“党内水利专家”、“长江王”等称号，成为治理开发长江的伟大创业者。
说长江水利委员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发展到今天国内一流、专业齐全的水利机构与高水平科技队伍，人们首先想到的是林一山。
再说长江流域规划、南水北调工程，以及长江三峡水利枢纽等国家重大工程项目的建设，人们还是会想到林一山。
还有葛洲坝水利枢纽工程、平原湖泊蓄洪垦殖综合利用工程、荆江分洪工程、鸭河口、丹江口、陆水水库等水利枢纽工程的勘测、科研、规划与设计；黄河水沙资源利用的研究与实践等方面，人们亦会情不自禁地联想起林一山的独特创见和丰功伟绩……
林一山在回首毕生往事时说：我从30年代初投身革命大业以来，至今已有六十余年。这几十年中使我最费心力的要算是三峡工程。建国前大约二十来年的经历，包括地下工作、武装斗争和政治工作，自然也都是极其艰险，十分复杂的，但无论哪种工作任期都只有几年，至多十来年，而我所主持的三峡工程的规划、科研与设计工作，竟连续不断三十余年，而且面临的问题都是国内外罕见、是我所承担的其他任何工作不能相比的。由于三峡工程在建国后一提出就有争议，而且日趋激烈，这期间我要用主要精力为之呼吁、奔走和组织论证，尽力争取从中央到地方到库区人民群众的最广泛的支持，才使三峡工程前期准备工作从未中断地坚持下来，并终于在1992年将三峡工程提上国家建设的日程。此中甘苦唯我心知。
有人问起林一山，你为三峡工程忙碌一生，而且主持完成了与之配套的葛洲坝工程，你却在三峡工程开工之际，完全退身事外，离开你为之奋斗几十年的地方，你在感情上能够断然割舍吗？对此林一山回答：在我任职期间，三峡工程设计工作的基础已经奠定，剩下的问题主要是如何优化的问题。像长江后浪推前浪一样，我深信后继者一定会把三峡工程建设得比我们设想的更好。
毛泽东多次召见林一山
50年代，毛泽东作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对兴建长江三峡水利枢纽工程尤为关注，曾多次召见长江水利委员会主任林一山，听取对兴建三峡工程的汇报。
1953年2月19日，毛泽东乘军舰视察长江时，在二楼舰长舱里接见了林一山。
毛泽东很器重林一山，曾风趣地对林一山说：“你能不能找个人替我当国家主席，我来给你当助手，帮你修建三峡大坝？”并相见恨晚地对林一山说：“我找了好多年，才找到你这么个人。”还开心地向林一山打招呼：“哦，你这个长江王！”
这天，毛泽东翻开林一山带来的地图，拿起一支红铅笔，指着地图问林一山：“南方水多，北方水少，能不能借点水给北方？”
林一山没想到毛泽东一开头就提出这么宏伟的设想，猛然愣住了。
毛泽东和蔼地问：“从嘉陵江的上游，白龙江和西汉水，向北引水行不行？”
林一山镇定下来，摇摇头：“从这两条江向北引水不行。”
“为什么？”
林一山阐述了不行的理由。
毛泽东指着汉江问：“引汉水行不行？”
“有可能。”
“为什么？”毛泽东颇感兴趣地望着林一山。
“汉江上游和渭河、黄河平行，中间只有秦岭、伏牛山之隔，它自西而东，越到下游，地势越低，水量越大，这就有可能找到一个合适的地点来兴建引水工程，把汉江通过黄河引向华北。”
毛泽东抬起头，凝望着窗外的滔滔江水：“南水北调的事你想过没有？”
“想过。”
“你研究过没有？”
“没有，没有研究过。”
毛泽东做了一个果断的手势：“你立即组织勘察，一有资料就给我写信。”
“好，我回去后马上就组织勘察。”
毛泽东又细致地询问了长江的气象、水文和洪水成因的种种问题后说：“怎样才能除害兴利？”
“我们拟定了三阶段防洪方案：第一阶段加固和培修堤防，充分发挥堤防体系的防洪作用；第二阶段建立一批分蓄洪区，用来减少洪灾损失”。林一山展开《长江流域水利资源综合利用规划草图》，指着图上大大小小的水库标记说，“第三阶段，我们计划在长江干流及主要支流上逐步兴建一系列梯级水库，拦洪蓄水，综合利用，从根本上解除洪水的威胁。”
毛泽东高兴地说：“太好了，太好了！”接着又问：“修这许多水库，都加起来你看能不能抵上三峡一个水库呢？”
“抵不上。”
毛泽东用手掌连连击向三峡出口处：“那为什么不在这个总口子上卡起来，毕其功于一役？就先修这个三峡水库，怎么样？”
林一山兴奋起来：“我们很希望能修三峡大坝，但现在还不敢这样想。”
毛泽东又问起三峡工程的造价、工期等问题后，笑着握住林一山的手：“好，我这算了解了长江的许多问题和知识了，谢谢你！”
1954年12月中旬的一天傍晚，林一山突然被召至汉口火车站，在一节作为会议室的车厢里受到了毛泽东、周恩来和刘少奇等人的接见。
“三峡工程在技术上有可能性吗？”毛泽东关切地问，并点燃一支烟。
林一山恳切地说：“如果中央要在较早的时期内部署，依靠我们自己的力量，在苏联专家帮助下，是可以建成的。”
毛泽东问：“你的根据是什么？”
林一山做了详细的回答，并着重说明，如果有苏联专家的帮助，我国可以建成三峡工程；如果没有他们的帮助，在建完丹江口大坝后，也有经验和技术建三峡工程。
毛泽东点头表示同意，接着又问三峡工程的地质情况。
1958年初，党中央在南宁召开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花了不少时间讨论三峡工程的造价问题。在会议前夕，毛泽东派飞机把林一山接到南宁参加扩大会。林一山在会上作了三峡工程概算问题的汇报。 当年，毛泽东在“长江”舰上听林一山汇报时，就知道40年代萨凡奇的投资概算是13亿美元，并且认为这个造价并不算高。而苏联专家50年代的造价是200亿元人民币。
其实就在向南宁会议提出72亿的造价时，林一山已授意“长办”设计人员突破常规，研究采用“围堰发电，分期开发”的办法，在施工期间能利用发电收入抵偿一些国家投资。最遗憾的是这项足以解决大型水电工程投资大、周期长的难题，具有技术革命意义的办法，在南宁会议之后才研究成功。这半年之差，竟使工程推后了30年！
“围堰发电，分期开发”的新办法，在我国似乎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但苏联专家回国后却对这种办法进行了更深入的研究，终于用在不少大水电站的建设上。据国际大坝资料介绍，苏联的萨彦舒申斯克水电站的大坝高300米，就是采用这种办法修建的。
同年6、7月间的一天中午，毛泽东在武昌东湖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期间召见了林一山。谈话的主要内容是三峡水库的寿命问题，也就是在泥沙淤积活动下三峡水库可以维持多少年。
这个问题在当时无论是国外和国内，可以说都还没有这么明确地提出过，尽管水库的泥沙淤积现象水工人员也都知道。因此在毛泽东开门见山提出三峡水库的寿命有多长时，林一山回答：“至少可以运行二三百年。”
“这样大的工程，千年大计的工程，二三百年就淤死了，很可惜”。毛泽东听了林一山的答复后沉思片刻，很惋惜地说。
此后，林一山开始对泥沙淤积问题进行深入的调查研究，并取得突破性的成果。
经过潜心研究的结果表明：三峡水库通过工程措施，冲淤可以基本保持平衡，长期使用。
根据三峡水库模型试验和数学模型计算成果，三峡水库蓄水运用至50年时，库区泥沙淤积量约为总库容的一半，但绝大部分是淤积在“死库容”内，防洪库容可以保留96.3 %，调节库容可以保留84.8% ； 50年以后，淤积逐渐平衡，每年有冲有淤；到100年时泥沙冲淤变化即可平衡，防洪库容可以保留87 %，调节库容可以保留82 %，水库除害兴利的正常运行可以长期进行下去。
这项研究成果出来后，林一山写成报告先面呈周总理。周总理事无巨细，凡是需要再转呈的他都特别细心，又要求用大的铅字和制版附图重印这份报告。没想到这么一点要求当时在武汉找厂家也有波折，直拖到1966年春天才交给周总理转报毛主席。转眼之间，一场破坏性的“文化大革命”开始，而且蔓延10年之久，林一山也就身不由己了。但他对水库长期使用问题的深入思考并没有停止，后来他再加以完善把这个报告正式改题为《水库长期使用问题》。
在毛泽东提示下进行的水库长期使用问题的研究，当时已经成为河流学和河流泥沙研究中的一个重要命题。这个命题稍后几年在研究葛洲坝工程的泥沙淤积问题时进一步深化，更增加了三峡水库长期使用的可能性。
1958年9月1l日拂晓，湖北省委通知林一山立即去东湖向毛主席汇报工作。林一山去后等候了一个上午，直到午饭后毛主席才在会议室里会见林一山，要林一山再向他汇报三峡工程的泥沙问题。毛泽东对林一山在泥沙问题上能做出肯定的回答，显然表示满意。因此汇报结束后不久，他要林一山陪他逛逛武汉三镇。林一山至今仍然记得，那正是中午时分，他随同毛泽东从东湖来武昌长江大桥桥头下，在江岸下车稍停片刻后，换乘一艘早已等候的专船。在他们上船之前，张治中先生已在船上。毛泽东一上船便顿生游兴，要畅游长江，并邀陪同者下水助兴。毛泽东这次武汉之行，几天后（即这年10月1日国庆节）便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新华社的消息，其中也包括林一山关于三峡工程的汇报。
毛泽东多次召见林一山询问三峡工程，两次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主持研究三峡工程，且为兴建三峡工程赋诗抒情，这在其他建设问题上是极少见的。一个水利工程对于这位叱咤风云的伟大革命家和中国最高领导人，为何有如此大的吸引力？道理很简单：新中国初建，百废待兴，必须在我国经济建设这盘棋上，落下关键的一子。而这一子又非同小可。瞻前顾后，需要考虑的问题很多，只有当这些问题都能心中有数时，这着棋才能万无一失。毛泽东通过前后数次与林一山不拘一格的谈话，在对三峡工程有了基本了解的基础上，形成了中央对三峡工程的指导方针：“积极准备，充分可靠，有利无弊”。
难忘的日子
1970年12月24日，敬爱的周总理亲笔向毛主席写了《关于兴建宜昌长江葛洲坝水利枢纽工程的报告》。
两天后的凌晨二时半，毛主席在他七十八岁诞辰日作了意味深长的批示：“赞成兴建此坝。现在文件设想是一回事。兴建过程中将要遇到一些现在想不到的困难问题，那又是一回事。那时，要准备修改设计。”
1971年元旦，葛洲坝水利枢纽第一期工程动工。但是，这样一个巨大的工程，工地上却没有一个总工程师，设计图纸上没有负责人的签名。工程实行的是所谓“三边政策”（边勘测、边设计、边施工），导致了三大恶果：质量差，进度慢，浪费大。
1972年11月，湖北省省长张体学同志带着工地的同志赴京汇报，以解决设计和施工中急待解决的问题。
这时，周总理重病在身。他老人家忍着病痛，先后三次亲听汇报，并当机立断下令葛洲坝主体工程暂停施工，指定成立葛洲坝工程技术委员会，由林一山任委员会主任，负责修改工程设计。
周总理对林一山寄予了厚望，林一山像出征的将士一样庄严地说：“总理，请放心！也请您报告主席，我林一山一定要把葛洲坝修起来！”
林一山临危受命，领衔主演葛洲坝工程这一出难以唱下去的戏。
戏还没有正式开场，林一山发觉自己的眼睛越来越不对头了。
一天深夜，他正起草一份给周总理的报告，字迹在眼前模糊起来。他以为是眼花了，使劲眨了眨眼，还是驱散不了那反映在视网膜上的阴影。
第二天，他顾不得许多，还是风尘仆仆赶到葛洲坝工地。 回到汉口，发起了高烧，林一山这才发现，眼睛里所看到的一切，突然都变得扭曲倾斜了。
一个不祥的预测在医务人员那里讨论着。
经眼科专家会诊，初步诊断为右眼脉胳网色素瘤。医生建议林一山好好休息，可他放不下手中的工作。
他一边吃药一边召集人马，正式成立了葛洲坝工程技术委员会，并在北京友谊宾馆举行了工程技术委员会第一次会议，由周恩来总理亲自主持。经过五天讨论，会议确定了技术上主要由长江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负责，并依托几个科研基地，它们是：武汉水利电力学院、南京水利科学研究院、清华大学和西北水利科学研究院等；确定了技术上民主决策的制度，即对来自各方面的意见充分听取，不搞少数服从多数，而实行“大国一致”的原则，就是主要科研单位基本取得一致意见再作决策；委员会形成了决议，同意的共同签字，不同意见可以保留并写出书面意见附上；会议写出了《关于修改葛洲坝工程设计的报告》并决定停工两年，重新设计。明确重新设计工作由“长办”负责。
11月21日晚，周恩来、纪登奎等人第三次听取了汇报，这次时间稍短，从晚上5点45分开始，9点20分就结束了，共三个半小时多一点。
这次会议基本上是林一山主讲，周恩来总理不时插话。相比前两次，这次会议是轻松的，周恩来恢复了以往的和蔼，对上次批评过的一个同志问长问短，哪里人？多大年龄？何时参加革命？在哪里上过学？搞过什么水利工程？在延安干些什么工作？问得亲切，也详细，让人感到温暖。他还语重心长地说：“20年来我关心两件事，一个上天，一个水利。这是关系人民生命的大事，我虽然是外行，也要抓。”他侃侃而谈，说到了都江堰，说到了大运河，说我们国家水利建设已有两三千年的历史经验，要好好总结。说我们不能顾此失彼，不能急躁。20多年来，水电工程多次犯急躁情绪，屡犯屡改，屡改屡犯，我也没有能顶住。还检讨了国务院的批示，助长了急躁情绪，提出要反骄反躁。
这一次，周恩来没有批评任何人，更多地是审视历史，反思以往，检查自己。这位73岁的老人，完全以一个历经沧桑的长者和亲密无间的同志态度，与大家讨论问题。他也清楚，把林一山推到领衔主演的位置，国务院有些部委的同志虽然赞同，但感情面子上不一定好接受，也顺便地做了些安抚。
尽管如此，周恩来还是发现，林一山出汗了。他知道林一山在毛泽东、刘少奇面前也是无拘无束海阔天空的，他不是紧张，必定另有原因。周恩来听明白基本规划以后，征求一下大家的意见，就宣布散会了。
他让林一山留下，问他：“到底怎么回事？”
林一山说：“没什么，眼花缭乱，一看笔记，头就昏昏的。”
周恩来指示，要抓紧看，有病不能耽误。细心的周恩来让工作人员去打听了林一山的病情，当他获悉林一山可能是眼癌时，心情非常沉痛。他明白自己已是癌症缠身，恐怕很难看到葛洲坝竣工的日子了，好不容易从一团乱麻中理出了头绪，让反对先建葛洲坝的林一山挂帅出征，刚刚披挂整齐，竟然又遭癌魔袭击！
周恩来让秘书尽快通知医院，查清林一山病症，以便确定治疗方案。长江上的事，还离不开林一山，葛洲坝工程非林一山莫属。他不能想象，没有林一山，工程会是什么结局。
林一山到医院草草看了一下，就急急忙忙“招兵买马”去了。他看出了医生们神色不对，却不相信病有那么严重，他认为既然天降大任于斯，那么大业未尽，命不该绝，葛洲坝建不成，马克思是不会收留他的。
林一山积极组织有关技术力量，并正式聘请张光斗、严恺、张瑞瑾三位教授为工程的技术顾问。
至于“长办”的设计人员如魏廷铮、杨贤溢、文伏波、曹乐安、洪庆余等人，都是林一山的左臂右膀。林一山敢在国务院会议上领军令状，也是依仗自己身后这支雄厚的技术队伍。
1972年底，林一山偕张光斗、张瑞瑾等诸位专家，轻车顺风，到葛洲坝工地研究了总体布局方案，就解决通航、发电、泄洪等诸多问题进行了详细的探讨。
林一山一心扑在工作上，由于没有得到好的休息，他的眼睛越来越看不清东西了。
这时他住进了同仁医院，一边检查眼疾，一边主持第三次技术委员会会议。
第三次技术委员会开了12天，大坝轴线终于确定下来。林一山高兴地向总理写了报告。
但是眼睛的问题，还迟迟下不了结论。林一山决定先回武汉安排一下工作，再去上海检查。
离京之前，周总理派他的秘书刘冰清到医院来看望了林一山。刘秘书说：“周总理近来很忙，抽不出时间来，他让我来看望你。”
林一山感激地说：“谢谢总理，也谢谢你。请你转告总理，请他多多保重。”
林一山知道总理有病，但不知道总理患的也是癌症。
对总理的病情，李先念副总理心里十分清楚。湖北那边报了张体学肝癌，现在林一山又患了眼癌。葛洲坝三个最关键的人物：统帅、战将、参谋长，竟一下子全患了癌症，怎么能不让李先念心急如焚。
李先念命令林一山放下工作，到上海华东医院接受检查治疗，并请去了北京、天津、南京、武汉等著名的眼科专家。几番会诊，确定了治疗方案。李先念要求专家们，一定要保住林一山，力争能保住一只眼睛。
为了争取时间，尽快确诊，专家们建议先做右眼球后透照手术检查。如确诊是癌，就当即摘除眼球；如不能确诊，尚可缝合观察。
周恩来打电话询问，李先念亲自催促，专家们越发不敢轻易动手了。
林一山的时间耽误不起，他请求大夫说：“你们知道周总理、先念同志为什么这么关心我这双眼睛吗？这是为毛主席亲自批准的葛洲坝工程呀！你们大胆地挖吧，就是挖错了，无非是多瞎一只眼睛！”
他停了停，斟字酌句地说：“跟你们讲个老实话，我瞎了一只眼睛，能把葛洲坝修起来；两只眼睛全瞎了，我闭着眼睛，照样把葛洲坝修起来！要是我死了，葛洲坝建不成，我对不起主席，对不起周总理呀！”
在我国水利建设事业中，林一山同志以其突出的贡献，赢得了毛主席和周总理的高度信任，被誉为“党内水利专家”、“长江王”等称号，成为治理开发长江的伟大创业者。
说长江水利委员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发展到今天国内一流、专业齐全的水利机构与高水平科技队伍，人们首先想到的是林一山。
再说长江流域规划、南水北调工程，以及长江三峡水利枢纽等国家重大工程项目的建设，人们还是会想到林一山。
还有葛洲坝水利枢纽工程、平原湖泊蓄洪垦殖综合利用工程、荆江分洪工程、鸭河口、丹江口、陆水水库等水利枢纽工程的勘测、科研、规划与设计；黄河水沙资源利用的研究与实践等方面，人们亦会情不自禁地联想起林一山的独特创见和丰功伟绩……
林一山在回首毕生往事时说：我从30年代初投身革命大业以来，至今已有六十余年。这几十年中使我最费心力的要算是三峡工程。建国前大约二十来年的经历，包括地下工作、武装斗争和政治工作，自然也都是极其艰险，十分复杂的，但无论哪种工作任期都只有几年，至多十来年，而我所主持的三峡工程的规划、科研与设计工作，竟连续不断三十余年，而且面临的问题都是国内外罕见、是我所承担的其他任何工作不能相比的。由于三峡工程在建国后一提出就有争议，而且日趋激烈，这期间我要用主要精力为之呼吁、奔走和组织论证，尽力争取从中央到地方到库区人民群众的最广泛的支持，才使三峡工程前期准备工作从未中断地坚持下来，并终于在1992年将三峡工程提上国家建设的日程。此中甘苦唯我心知。
有人问起林一山，你为三峡工程忙碌一生，而且主持完成了与之配套的葛洲坝工程，你却在三峡工程开工之际，完全退身事外，离开你为之奋斗几十年的地方，你在感情上能够断然割舍吗？对此林一山回答：在我任职期间，三峡工程设计工作的基础已经奠定，剩下的问题主要是如何优化的问题。像长江后浪推前浪一样，我深信后继者一定会把三峡工程建设得比我们设想的更好。
毛泽东多次召见林一山
50年代，毛泽东作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对兴建长江三峡水利枢纽工程尤为关注，曾多次召见长江水利委员会主任林一山，听取对兴建三峡工程的汇报。
1953年2月19日，毛泽东乘军舰视察长江时，在二楼舰长舱里接见了林一山。
毛泽东很器重林一山，曾风趣地对林一山说：“你能不能找个人替我当国家主席，我来给你当助手，帮你修建三峡大坝？”并相见恨晚地对林一山说：“我找了好多年，才找到你这么个人。”还开心地向林一山打招呼：“哦，你这个长江王！”
这天，毛泽东翻开林一山带来的地图，拿起一支红铅笔，指着地图问林一山：“南方水多，北方水少，能不能借点水给北方？”
林一山没想到毛泽东一开头就提出这么宏伟的设想，猛然愣住了。
毛泽东和蔼地问：“从嘉陵江的上游，白龙江和西汉水，向北引水行不行？”
林一山镇定下来，摇摇头：“从这两条江向北引水不行。”
“为什么？”
林一山阐述了不行的理由。
毛泽东指着汉江问：“引汉水行不行？”
“有可能。”
“为什么？”毛泽东颇感兴趣地望着林一山。
“汉江上游和渭河、黄河平行，中间只有秦岭、伏牛山之隔，它自西而东，越到下游，地势越低，水量越大，这就有可能找到一个合适的地点来兴建引水工程，把汉江通过黄河引向华北。”
毛泽东抬起头，凝望着窗外的滔滔江水：“南水北调的事你想过没有？”
“想过。”
“你研究过没有？”
“没有，没有研究过。”
毛泽东做了一个果断的手势：“你立即组织勘察，一有资料就给我写信。”
“好，我回去后马上就组织勘察。”
毛泽东又细致地询问了长江的气象、水文和洪水成因的种种问题后说：“怎样才能除害兴利？”
“我们拟定了三阶段防洪方案：第一阶段加固和培修堤防，充分发挥堤防体系的防洪作用；第二阶段建立一批分蓄洪区，用来减少洪灾损失”。林一山展开《长江流域水利资源综合利用规划草图》，指着图上大大小小的水库标记说，“第三阶段，我们计划在长江干流及主要支流上逐步兴建一系列梯级水库，拦洪蓄水，综合利用，从根本上解除洪水的威胁。”
毛泽东高兴地说：“太好了，太好了！”接着又问：“修这许多水库，都加起来你看能不能抵上三峡一个水库呢？”
“抵不上。”
毛泽东用手掌连连击向三峡出口处：“那为什么不在这个总口子上卡起来，毕其功于一役？就先修这个三峡水库，怎么样？”
林一山兴奋起来：“我们很希望能修三峡大坝，但现在还不敢这样想。”
毛泽东又问起三峡工程的造价、工期等问题后，笑着握住林一山的手：“好，我这算了解了长江的许多问题和知识了，谢谢你！”
1954年12月中旬的一天傍晚，林一山突然被召至汉口火车站，在一节作为会议室的车厢里受到了毛泽东、周恩来和刘少奇等人的接见。
“三峡工程在技术上有可能性吗？”毛泽东关切地问，并点燃一支烟。
林一山恳切地说：“如果中央要在较早的时期内部署，依靠我们自己的力量，在苏联专家帮助下，是可以建成的。”
毛泽东问：“你的根据是什么？”
林一山做了详细的回答，并着重说明，如果有苏联专家的帮助，我国可以建成三峡工程；如果没有他们的帮助，在建完丹江口大坝后，也有经验和技术建三峡工程。
毛泽东点头表示同意，接着又问三峡工程的地质情况。
1958年初，党中央在南宁召开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花了不少时间讨论三峡工程的造价问题。在会议前夕，毛泽东派飞机把林一山接到南宁参加扩大会。林一山在会上作了三峡工程概算问题的汇报。 当年，毛泽东在“长江”舰上听林一山汇报时，就知道40年代萨凡奇的投资概算是13亿美元，并且认为这个造价并不算高。而苏联专家50年代的造价是200亿元人民币。
其实就在向南宁会议提出72亿的造价时，林一山已授意“长办”设计人员突破常规，研究采用“围堰发电，分期开发”的办法，在施工期间能利用发电收入抵偿一些国家投资。最遗憾的是这项足以解决大型水电工程投资大、周期长的难题，具有技术革命意义的办法，在南宁会议之后才研究成功。这半年之差，竟使工程推后了30年！
“围堰发电，分期开发”的新办法，在我国似乎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但苏联专家回国后却对这种办法进行了更深入的研究，终于用在不少大水电站的建设上。据国际大坝资料介绍，苏联的萨彦舒申斯克水电站的大坝高300米，就是采用这种办法修建的。
同年6、7月间的一天中午，毛泽东在武昌东湖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期间召见了林一山。谈话的主要内容是三峡水库的寿命问题，也就是在泥沙淤积活动下三峡水库可以维持多少年。
这个问题在当时无论是国外和国内，可以说都还没有这么明确地提出过，尽管水库的泥沙淤积现象水工人员也都知道。因此在毛泽东开门见山提出三峡水库的寿命有多长时，林一山回答：“至少可以运行二三百年。”
“这样大的工程，千年大计的工程，二三百年就淤死了，很可惜”。毛泽东听了林一山的答复后沉思片刻，很惋惜地说。
此后，林一山开始对泥沙淤积问题进行深入的调查研究，并取得突破性的成果。
经过潜心研究的结果表明：三峡水库通过工程措施，冲淤可以基本保持平衡，长期使用。
根据三峡水库模型试验和数学模型计算成果，三峡水库蓄水运用至50年时，库区泥沙淤积量约为总库容的一半，但绝大部分是淤积在“死库容”内，防洪库容可以保留96.3 %，调节库容可以保留84.8% ； 50年以后，淤积逐渐平衡，每年有冲有淤；到100年时泥沙冲淤变化即可平衡，防洪库容可以保留87 %，调节库容可以保留82 %，水库除害兴利的正常运行可以长期进行下去。
这项研究成果出来后，林一山写成报告先面呈周总理。周总理事无巨细，凡是需要再转呈的他都特别细心，又要求用大的铅字和制版附图重印这份报告。没想到这么一点要求当时在武汉找厂家也有波折，直拖到1966年春天才交给周总理转报毛主席。转眼之间，一场破坏性的“文化大革命”开始，而且蔓延10年之久，林一山也就身不由己了。但他对水库长期使用问题的深入思考并没有停止，后来他再加以完善把这个报告正式改题为《水库长期使用问题》。
在毛泽东提示下进行的水库长期使用问题的研究，当时已经成为河流学和河流泥沙研究中的一个重要命题。这个命题稍后几年在研究葛洲坝工程的泥沙淤积问题时进一步深化，更增加了三峡水库长期使用的可能性。
1958年9月1l日拂晓，湖北省委通知林一山立即去东湖向毛主席汇报工作。林一山去后等候了一个上午，直到午饭后毛主席才在会议室里会见林一山，要林一山再向他汇报三峡工程的泥沙问题。毛泽东对林一山在泥沙问题上能做出肯定的回答，显然表示满意。因此汇报结束后不久，他要林一山陪他逛逛武汉三镇。林一山至今仍然记得，那正是中午时分，他随同毛泽东从东湖来武昌长江大桥桥头下，在江岸下车稍停片刻后，换乘一艘早已等候的专船。在他们上船之前，张治中先生已在船上。毛泽东一上船便顿生游兴，要畅游长江，并邀陪同者下水助兴。毛泽东这次武汉之行，几天后（即这年10月1日国庆节）便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新华社的消息，其中也包括林一山关于三峡工程的汇报。
毛泽东多次召见林一山询问三峡工程，两次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主持研究三峡工程，且为兴建三峡工程赋诗抒情，这在其他建设问题上是极少见的。一个水利工程对于这位叱咤风云的伟大革命家和中国最高领导人，为何有如此大的吸引力？道理很简单：新中国初建，百废待兴，必须在我国经济建设这盘棋上，落下关键的一子。而这一子又非同小可。瞻前顾后，需要考虑的问题很多，只有当这些问题都能心中有数时，这着棋才能万无一失。毛泽东通过前后数次与林一山不拘一格的谈话，在对三峡工程有了基本了解的基础上，形成了中央对三峡工程的指导方针：“积极准备，充分可靠，有利无弊”。
难忘的日子
1970年12月24日，敬爱的周总理亲笔向毛主席写了《关于兴建宜昌长江葛洲坝水利枢纽工程的报告》。
两天后的凌晨二时半，毛主席在他七十八岁诞辰日作了意味深长的批示：“赞成兴建此坝。现在文件设想是一回事。兴建过程中将要遇到一些现在想不到的困难问题，那又是一回事。那时，要准备修改设计。”
1971年元旦，葛洲坝水利枢纽第一期工程动工。但是，这样一个巨大的工程，工地上却没有一个总工程师，设计图纸上没有负责人的签名。工程实行的是所谓“三边政策”（边勘测、边设计、边施工），导致了三大恶果：质量差，进度慢，浪费大。
1972年11月，湖北省省长张体学同志带着工地的同志赴京汇报，以解决设计和施工中急待解决的问题。
这时，周总理重病在身。他老人家忍着病痛，先后三次亲听汇报，并当机立断下令葛洲坝主体工程暂停施工，指定成立葛洲坝工程技术委员会，由林一山任委员会主任，负责修改工程设计。
周总理对林一山寄予了厚望，林一山像出征的将士一样庄严地说：“总理，请放心！也请您报告主席，我林一山一定要把葛洲坝修起来！”
林一山临危受命，领衔主演葛洲坝工程这一出难以唱下去的戏。
戏还没有正式开场，林一山发觉自己的眼睛越来越不对头了。
一天深夜，他正起草一份给周总理的报告，字迹在眼前模糊起来。他以为是眼花了，使劲眨了眨眼，还是驱散不了那反映在视网膜上的阴影。
第二天，他顾不得许多，还是风尘仆仆赶到葛洲坝工地。 回到汉口，发起了高烧，林一山这才发现，眼睛里所看到的一切，突然都变得扭曲倾斜了。
一个不祥的预测在医务人员那里讨论着。
经眼科专家会诊，初步诊断为右眼脉胳网色素瘤。医生建议林一山好好休息，可他放不下手中的工作。
他一边吃药一边召集人马，正式成立了葛洲坝工程技术委员会，并在北京友谊宾馆举行了工程技术委员会第一次会议，由周恩来总理亲自主持。经过五天讨论，会议确定了技术上主要由长江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负责，并依托几个科研基地，它们是：武汉水利电力学院、南京水利科学研究院、清华大学和西北水利科学研究院等；确定了技术上民主决策的制度，即对来自各方面的意见充分听取，不搞少数服从多数，而实行“大国一致”的原则，就是主要科研单位基本取得一致意见再作决策；委员会形成了决议，同意的共同签字，不同意见可以保留并写出书面意见附上；会议写出了《关于修改葛洲坝工程设计的报告》并决定停工两年，重新设计。明确重新设计工作由“长办”负责。
11月21日晚，周恩来、纪登奎等人第三次听取了汇报，这次时间稍短，从晚上5点45分开始，9点20分就结束了，共三个半小时多一点。
这次会议基本上是林一山主讲，周恩来总理不时插话。相比前两次，这次会议是轻松的，周恩来恢复了以往的和蔼，对上次批评过的一个同志问长问短，哪里人？多大年龄？何时参加革命？在哪里上过学？搞过什么水利工程？在延安干些什么工作？问得亲切，也详细，让人感到温暖。他还语重心长地说：“20年来我关心两件事，一个上天，一个水利。这是关系人民生命的大事，我虽然是外行，也要抓。”他侃侃而谈，说到了都江堰，说到了大运河，说我们国家水利建设已有两三千年的历史经验，要好好总结。说我们不能顾此失彼，不能急躁。20多年来，水电工程多次犯急躁情绪，屡犯屡改，屡改屡犯，我也没有能顶住。还检讨了国务院的批示，助长了急躁情绪，提出要反骄反躁。
这一次，周恩来没有批评任何人，更多地是审视历史，反思以往，检查自己。这位73岁的老人，完全以一个历经沧桑的长者和亲密无间的同志态度，与大家讨论问题。他也清楚，把林一山推到领衔主演的位置，国务院有些部委的同志虽然赞同，但感情面子上不一定好接受，也顺便地做了些安抚。
尽管如此，周恩来还是发现，林一山出汗了。他知道林一山在毛泽东、刘少奇面前也是无拘无束海阔天空的，他不是紧张，必定另有原因。周恩来听明白基本规划以后，征求一下大家的意见，就宣布散会了。
他让林一山留下，问他：“到底怎么回事？”
林一山说：“没什么，眼花缭乱，一看笔记，头就昏昏的。”
周恩来指示，要抓紧看，有病不能耽误。细心的周恩来让工作人员去打听了林一山的病情，当他获悉林一山可能是眼癌时，心情非常沉痛。他明白自己已是癌症缠身，恐怕很难看到葛洲坝竣工的日子了，好不容易从一团乱麻中理出了头绪，让反对先建葛洲坝的林一山挂帅出征，刚刚披挂整齐，竟然又遭癌魔袭击！
周恩来让秘书尽快通知医院，查清林一山病症，以便确定治疗方案。长江上的事，还离不开林一山，葛洲坝工程非林一山莫属。他不能想象，没有林一山，工程会是什么结局。
林一山到医院草草看了一下，就急急忙忙“招兵买马”去了。他看出了医生们神色不对，却不相信病有那么严重，他认为既然天降大任于斯，那么大业未尽，命不该绝，葛洲坝建不成，马克思是不会收留他的。
林一山积极组织有关技术力量，并正式聘请张光斗、严恺、张瑞瑾三位教授为工程的技术顾问。
至于“长办”的设计人员如魏廷铮、杨贤溢、文伏波、曹乐安、洪庆余等人，都是林一山的左臂右膀。林一山敢在国务院会议上领军令状，也是依仗自己身后这支雄厚的技术队伍。
1972年底，林一山偕张光斗、张瑞瑾等诸位专家，轻车顺风，到葛洲坝工地研究了总体布局方案，就解决通航、发电、泄洪等诸多问题进行了详细的探讨。
林一山一心扑在工作上，由于没有得到好的休息，他的眼睛越来越看不清东西了。
这时他住进了同仁医院，一边检查眼疾，一边主持第三次技术委员会会议。
第三次技术委员会开了12天，大坝轴线终于确定下来。林一山高兴地向总理写了报告。
但是眼睛的问题，还迟迟下不了结论。林一山决定先回武汉安排一下工作，再去上海检查。
离京之前，周总理派他的秘书刘冰清到医院来看望了林一山。刘秘书说：“周总理近来很忙，抽不出时间来，他让我来看望你。”
林一山感激地说：“谢谢总理，也谢谢你。请你转告总理，请他多多保重。”
林一山知道总理有病，但不知道总理患的也是癌症。
对总理的病情，李先念副总理心里十分清楚。湖北那边报了张体学肝癌，现在林一山又患了眼癌。葛洲坝三个最关键的人物：统帅、战将、参谋长，竟一下子全患了癌症，怎么能不让李先念心急如焚。
李先念命令林一山放下工作，到上海华东医院接受检查治疗，并请去了北京、天津、南京、武汉等著名的眼科专家。几番会诊，确定了治疗方案。李先念要求专家们，一定要保住林一山，力争能保住一只眼睛。
为了争取时间，尽快确诊，专家们建议先做右眼球后透照手术检查。如确诊是癌，就当即摘除眼球；如不能确诊，尚可缝合观察。
周恩来打电话询问，李先念亲自催促，专家们越发不敢轻易动手了。
林一山的时间耽误不起，他请求大夫说：“你们知道周总理、先念同志为什么这么关心我这双眼睛吗？这是为毛主席亲自批准的葛洲坝工程呀！你们大胆地挖吧，就是挖错了，无非是多瞎一只眼睛！”
他停了停，斟字酌句地说：“跟你们讲个老实话，我瞎了一只眼睛，能把葛洲坝修起来；两只眼睛全瞎了，我闭着眼睛，照样把葛洲坝修起来！要是我死了，葛洲坝建不成，我对不起主席，对不起周总理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