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学三年级的春天，山上的杜鹃花开得正艳，小草也刚刚冒出嫩芽。我坐在教室里，大哥向老师请假把我带回家，路上大哥告诉我，母亲出事了。懵懂的我不知道“出事”二字的意思，回到家不见母亲，她穿的薄棉裤带着血渍晾在栅栏上。
　　第二天，我们兄妹四人被父亲厂部的解放车拉到30公里以外的镇医院。很多人拥挤在医院的走廊里，不知谁说了句，“孩子来了。”堵在走廊的人们自发让出一条道，目光像舞台的聚光灯投向我们，还听到有人窃窃私语：“孩子这样小，真可怜！”
　　后来才知道，那些人是来给母亲献血的，因为母亲血型比较特殊，当时的小医院不具备存储血液的条件，父亲的厂部去了很多人等待验血，抽血。
　　进了病房，母亲躺在那里，见了我们，嘴唇哆嗦成一团，泪水无声地流下来，枕巾湿了一片……我们兄妹老老实实把后背贴在墙上，木然地看着母亲，不知该安慰她还是陪她一起流泪。
　　这时进来两个男大夫，其中一个询问母亲术后的一些情况并掀开她身上的被子，我看到母亲左腿仅剩的残肢染红了缠在上面的白纱布，那红色在雪白床单的衬托下格外醒目，像一把烧红的烙铁烫在心上，每次回忆仍在流着血……
　　母亲遭遇了车祸，保住了命，却失去了一条腿，她左腿膝盖以上截去了三分之二。母亲说出事的时候，她是清醒的，被汽车撞击拖碾后她爬起坐在地上，为了防止出更多的血，她把受伤的腿拧成麻花样。母亲讲自己经历的时候，不曾流泪，把天塌地陷说得云淡风轻。
　　在医院躺了三个月，半年后母亲戴上了假肢。为了保持身体的平衡，假肢有十几斤的重量，而且行走的时候都是伸直的，只有坐下的时候，搬动膝盖处的卡环才得以弯曲。
　　母亲开始不习惯，戴上假肢也要拄着双拐，慢慢母亲试着扔掉双拐，虽然走路很慢，但半个月后她逐渐适应。并不停地忙碌，好像弥补她曾失去的光阴。
　　每天放学回家，桌子上的饭菜冒着热气，夜晚我们写作业，母亲陪在一边织毛衣，或纳鞋底，只有睡觉的时候，母亲才摘下十几斤重的假肢。假肢把母亲的腿磨出很多血泡，她用做活的针，在蜡烛的火上烧一下，挑破血泡。母亲说，等磨出茧子就不疼了。
　　一夜终究无法让破损的皮肉愈合，第二天母亲照旧戴上假肢，走路缓慢而且一顿一顿的，那该是一种怎样的钻心之痛？母亲从未抱怨生活赐给她的苦难，反而倔强地走在疼痛的路上。
　　一茬接一茬的血泡历练着刚强的母亲，我们心疼母亲，劝她皮肤痊愈了再戴假肢。母亲却说，这个过程必须经历，如果闯不过去就只能拄拐或坐轮椅。
　　母亲想出各种方法，用软布把残肢缠住，软布不能打褶还要紧实，因为她经常活动，软布很快就松懈，试了几天，母亲觉得浪费时间而且麻烦。放弃了软布，母亲又在假肢腔体边缘涂一些爽身粉，还是因为母亲活动量大，汗水讓爽身粉很快失去功效。最后母亲放弃一切，用皮肉对抗着身体的另一半，接受着假肢带给她一次次的磨炼，她没有服输，终于母亲的腿生出了老茧。
　　母亲右脚踝总是肿的，像半个馒头大小，从清晨睁开眼她就开始了一天的忙碌。她从未把自己当成残缺的人，相反她比健全的人更出色。母亲不仅照顾着一家人的一日三餐，还养猪喂鸡，侍弄菜园子。假肢已然成为她最贴心的朋友，没有它，母亲已寸步难行了。
　　临近春节，母亲用一只脚蹬着缝纫机，一忙就是半夜，我们兄妹每人一身新衣服，都在年三十穿在身上。
　　时间在母亲的忙碌中流进我们的身体，我们脚上的尺码逐渐加大加宽，母亲脸上的皱纹也加长加深……
　　母亲七十五岁那年，她觉得走不动了，说自己真的老了。但每天仍坚持拖着十几斤的假肢下楼去走一走，和邻居打牌聊天。
　　如今母亲七十八岁了，躺在床上，她再也不用负重前行了。可是假肢，已然成了她生命的一部分，即使不再戴了，也放在自己身边。它和母亲一样，都累了，都想歇歇了。可是我们知道，母亲不再奔走，母爱却停不下来。她换了一种方式，比如不厌其烦的叮咛，不管你在哪儿，都会穿越程程山水，破空而来，在你耳边萦绕盘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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