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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梦家先生在论及殷墟时，曾称四土、四方为“商王朝宏观控制的全国行政区域”，将“宏观控制”四字挪用至汉代对于周边，也可谓最得其神韵。
在中国30年的激荡间，“兼并重组”无疑获取了一个令人瞩目的角色。将这一富有动感的词汇加以移用，比诸两千年前的西汉时代，那种大一统帝国早年岁月的历史解读同样精彩动人。
西汉一代，承春秋战国五百年纷起竞雄之蕴势，野性霸气正盛，两百年进取拓边。汉之兼并，颇收韬光养晦、厚积薄发的功效。开国之初，以休养生息为旨归，务求深植国本，扶养根基，对外北和匈奴，南抚南越，虽负重忍辱，时有不堪之意，但历高祖、吕后、文、景几世，终将这一国策坚定执行了60年，为刘彻开疆底定基石。
汉武一朝54年，前七载为黄老之术的余绪，及至窦太后病故，刘彻亲政，西汉国策遂适时转向，内外举措迥异于前代。对内独尊儒术，设立中朝，盐铁官营，均输平准，收政经大权于中枢，集三代涵养之国力，对外通西域、逐匈奴，并朝鲜，收南越，开西南夷，遍置郡县，成就了大一统王朝的首个盛世。
回顾这一时期，扩张的速度和效能确是令观者目不暇给，然而时过境迁之后，当我们抽取了曾有的直观感性与视觉冲击，西汉兼并进程中的得失和理性，也许是经过岁月涤荡后最为值得今人摩挲的价值。
都护、契约与“以其故俗治”
汉代的拓展，不外乎联合与兼并两种类型，视具体情况而定策，双管齐下。
说到联合，西域、匈奴又有所区别。
自武帝建元三年（前138年）张骞出陇西，至宣帝神爵二年（前60年）西域都护府设立，80年间，汉与匈奴在此多番博弈，颇为热闹。以西域各国“各有君长，兵众分弱，无所统一”的政治现状，加之自然、人文、地理环境的复杂多元，再反观西汉当时所拥有的行政、经济、人力、军事等资源，若想将西域基本（更别说彻底）整合，以求行政划一，经济并轨，文化心理趋同，实属不可想象之天方夜谭：既无持续的必要投入，更缺乏起码的技术手段。汉人的理性便体现在断然摈弃了“浪漫主义”想象的诱惑，代之以实用主义的导向，以最少的人力物力投入和最富“软性”的行政方式，将“都护”这一具有浓郁军事监护色彩的机制行之于天山南北。
查诸史册，自张骞以来，西汉在这里的人力投入从未超过数千人，尽管也曾在楼兰、轮台等地屯田，但实现军粮自给、缩短后勤补给线的军事目的比较明显，与徙民河西移植汉式农业社会的意图有着本质区别。此后，西域虽与中原时即时离，联合体并不稳定，“后遗症”颇多，但就西汉一代而言，以如此轻微的代价，即达成“断匈奴右臂，隔绝南羌、月氏”的战略目标，并最终实现“单于失援，由是远遁，而幕南无王庭”的宏图，其投产比之高，确是令人感佩。而经此一番“粗线条”经营，西域内属的历史进程也由此开启，对中国影响至远。
与塞外匈奴争斗百年，为关系西汉一代国运走势之“大关节”。
通西域、拓河西、开西南夷，其初衷均服务于此主题。因匈奴勇悍难制，使汉廷以长远国策、宏阔视野、务实精神加以落实，积七世之功，方以“昭君出塞”暂作一结，以呼韩邪单于入朝称臣落幕。然究其过程，多艰险歧路，尤以武帝时期河南、漠南、河西、漠北四役最为动魄惊心，也最具决定价值，汉强匈弱的趋势从此不可逆转，至宣帝、元帝世，匈奴上演“五单于争立”的大分裂，呼韩邪单于在“匈奴乱十余年，不绝如发，赖蒙汉力，故得复安”的形势下，终于两入长安，称藩守边，汉匈结束敌对状态，进入和平期。
由上述梳理可见，匈奴并非西汉兼并目标，事实上，受制于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技术等条件，汉廷也不可能有如此大的胃口，汉武帝元封六年（前105年）宣称的“欲与乌孙共灭胡”也只是单纯的军事目标，而并非有将共同体扩大至漠北的奢望。某些论者将呼韩邪称臣视为“塞北与中原的统一”，除去对“统一”内涵的理解有别外，恐怕亦属“求之心切”，对历史带有绝大的误读。须知匈奴称臣，并非纳土归化，而是带有“契约”性质的政治妥协策略。宋金对峙，南宋也曾数次向金“称臣”，却不见有类似于“南北车书一混同”的论调。
就兼并而言，河套河西地区成效最为显著。武帝元朔二年（前127年），收复“河南地”（河套地区）后，便“筑朔方，复缮故秦时蒙恬所为塞，因河为固”。元狩二年（前121年），霍去病降浑邪王四万余人，开河西，先后置四郡。并“稍徙民以充实之”，此后数次移民实边，发兵戍守，达70万人规模之巨。其结果，因河西“习俗颇殊，地广民稀，水草宜畜牧，故凉州之畜为天下饶”，不仅支撑了汉军骑兵的“可持续发展”，而且其地阻隔匈羌，接通西域，其战略价值无法估量。
南越、朝鲜、西南夷的并入，则非汉式农业社会的全面植入，而是在对原有社会机制（特别是行政机制）改造的基础上实现政令基本统一。南越、朝鲜王室源自中原，华夏移民为其统治基础，政治体制也相仿佛，汉武帝平两国后，直接齐之以郡县，虽有操之过急之嫌，但也多有根基，但民族、文化之同一，以达“不可分割”的长效，有赖于长期养成，而汉在两地有得有失，既由施政所致，更为时代造就。西南夷的郡县设置则普遍为“以其故俗治”，即在不触动原有社会架构的基础上，在其上加设一层行政机构，以实现兼并。
由上可见，联合、兼并为共同体聚合的基本原则，其间差别虽多为外在的名目，但实际控制力的强弱却非由此而划分：西域为军事监护地，但汉对其控制的严格，在很多方面却强于某些西南郡县。整个帝国的构成，依控制力的递减，构成一同心圆结构，这与现代企业集团由里及表，分为全资子公司、控股公司、参股公司等，颇为相似。
“利益最大化”原则
组合规则的择定，控制力的强弱，固然有自然、人文等客观条件的制约，但也和西汉政府的支付意愿和支付能力相关。
在强力拓展的惯性作用下，心理需求与实利驱动往往同时萌发，前者多以人性本能的虚荣炫耀作为诱因，满足于唯我独尊、家大业大的光环，多有虚幻的非理性在作祟，追求“精神奢侈品”，而后者则较为务实，将现实利益摆在首位，在综合评估投入产出的效率后，再决定取舍。
目标决定手段，以历史的长镜头来观照，西汉大致不出此项定则。
即以开发河套、河西而言，“募民相徙以实塞下”政策的实现，是以政府采取各种措施，使移民有“家室田作”，“乐其处而有长居之心”作为前提的。在新拓展的土地上完全移植一个稳固的农业社会，其所耗费的人财物力，无疑极为惊人，而且从兴作到收获，周期很长，没有坚定的信心和持续的投入，难以成功。但事关整个国家战略大局，西汉王朝可谓不惜血本，倾举国之力而为。由此可见，在实利的驱动下，在支付能力的极限内，汉政府较为理性的抉择。
海南的先得后弃，则是又一番情形。并南越后，武帝在海南设珠崖、儋耳两郡。此后由于举措失当，岛民时服时叛，至元帝时，终以“宜弃珠崖，救民饥馑”之议，作出了弃地的决策。海南岛民的悍勇，当然远不及匈奴，汉廷所费也不可能达到用于河西移民的量级，但这种武帝时的非理性扩张，最终经过60多年的纠结，还是让位给了实利的计较。
透过“移民实边”这一“一劳永逸”的手段表象，我们看到，西汉的兼并实则是一个以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多维度综合运作、全面推进的系统工程。逐匈奴，通西域，拓河西，平南越、朝鲜，开西南夷，基本都以汉朝的军事胜利为前提，即以最为“平和”的西南而言，也仍是“南粤破后，及汉诛且兰、邛君，并杀莋侯，冉駹皆震恐，请臣置吏”，方才取得实质性进展的。
在国力威慑的背景下，汉朝多管齐下，政治上晓之以理，经济上啖之以利。如开拓西南夷时，对夜郎侯多同“厚赐，谕以威德，约为置吏”，“夜郎旁小邑皆贪汉缯帛”，所以同意在此设置郡县。呼韩邪单于两次入朝，汉朝都赠与大量帛絮，而且在其因灾荒提出要求时还赐给大量粮食。
东汉初年有白狼王唐菆献诗三章，其中有“荒服之外，土地尧角。食肉衣皮，不见盐谷。吏译传风，大汉安乐。携负归仁，触冒险陕”的诗句，集中地反映了汉代经济文化上的优势对于周边民族地区的感召力，以及落后地区对于高度发达的汉文明的经济、情感诉求。这虽为东汉年间事，但同样可推想西汉时，“软实力”在对内凝聚、对外拓展中的巨大作用。
理性开拓，有舍有得
纵观西汉的拓展，有几点经验颇可借鉴。首先是自身实力的养成，使得整合他人有了基本前提。
钱穆先生论及两汉时曾言：“中国以民族之优秀，疆土之超越，使中国国力常卓然高出于四围外族之上。因此中国史上对外之胜负、强弱，几乎完全视国内政治为转移。”即将自身之稳定、强大作为兼并之根本所在。汉兴，以原七国疆土为资本，适逢春秋战国数百年来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演进之总收获期，通过数十年休养生息、强干弱枝，最终融华夏本土为一坚强之核心，遂获取整合四围的主动地位。
其次是本着“利益最大化”原则，将“所有权”与“收益权”适当分离，理性开拓，有舍有得。
西汉在自身占有资源有限的情况下，权衡轻重缓急，利害得失，以决定投入的方向和力度。保持对周边土地、民众等资源的绝对“所有权”，往往意味着较高的代价，因“名利双收”较之“以利为先”是需要双重成本的。尽管汉朝人对资源“所有权”与“收益权”的区分难以有清晰的意识，但他们不自觉地在实践中履行了这一理路。对新近纳入共同体的单元，基本不用“取而代之”的简单方式，而是基本维持原有基层经济、社会组织方式，保持现状，从劳动成果的分配上找“权益”。如对西南夷“以其故俗治，毋赋税”，即基本放弃眼下可能的经济利益，而从政治收益中寻得补偿。对西域则不求正式纳入本土，仅以军事监护这一低成本的方式获取较大的战略利益。这种将自有资源合理分配，颇收“以小博大”，撬动更多资源的功效。
再者便是富有弹性的宽容精神和利益均沾的务实态度。
中国自“三代”而下，逐渐形成“中国”与“四方”的观念，而在这种同心圆图谱的架构中，“四方”的概念可大可小，极富弹性。将此种观念物化为政治实践，对于周边的容纳程度，便有了相当的“韧性”：集权与分权，向心力与离心力，构成一种弹性张力，相反相成，富有生机。西汉的兼并重组，将“利益自我化”的原则泛化，“激励机制”不仅行之于自身，更推诸于新拓展的单元，使得利益的平衡与共享较之利益专属更为突出，也更具有“和谐”“共赢”的色彩。汉代以我为主，或联合或兼并，在大的框架下，形成“一国多制”的共同体，先容纳进来，再慢慢消化，以经济、文化、心理等手段逐步构建稳定的统一基础，最终实现既多元并存又同质归一。
陈梦家先生在论及殷墟时，曾称四土、四方为“商王朝宏观控制的全国行政区域”，将“宏观控制”四字挪用至汉代对于周边，也可谓最得其神韵。
在中国30年的激荡间，“兼并重组”无疑获取了一个令人瞩目的角色。将这一富有动感的词汇加以移用，比诸两千年前的西汉时代，那种大一统帝国早年岁月的历史解读同样精彩动人。
西汉一代，承春秋战国五百年纷起竞雄之蕴势，野性霸气正盛，两百年进取拓边。汉之兼并，颇收韬光养晦、厚积薄发的功效。开国之初，以休养生息为旨归，务求深植国本，扶养根基，对外北和匈奴，南抚南越，虽负重忍辱，时有不堪之意，但历高祖、吕后、文、景几世，终将这一国策坚定执行了60年，为刘彻开疆底定基石。
汉武一朝54年，前七载为黄老之术的余绪，及至窦太后病故，刘彻亲政，西汉国策遂适时转向，内外举措迥异于前代。对内独尊儒术，设立中朝，盐铁官营，均输平准，收政经大权于中枢，集三代涵养之国力，对外通西域、逐匈奴，并朝鲜，收南越，开西南夷，遍置郡县，成就了大一统王朝的首个盛世。
回顾这一时期，扩张的速度和效能确是令观者目不暇给，然而时过境迁之后，当我们抽取了曾有的直观感性与视觉冲击，西汉兼并进程中的得失和理性，也许是经过岁月涤荡后最为值得今人摩挲的价值。
都护、契约与“以其故俗治”
汉代的拓展，不外乎联合与兼并两种类型，视具体情况而定策，双管齐下。
说到联合，西域、匈奴又有所区别。
自武帝建元三年（前138年）张骞出陇西，至宣帝神爵二年（前60年）西域都护府设立，80年间，汉与匈奴在此多番博弈，颇为热闹。以西域各国“各有君长，兵众分弱，无所统一”的政治现状，加之自然、人文、地理环境的复杂多元，再反观西汉当时所拥有的行政、经济、人力、军事等资源，若想将西域基本（更别说彻底）整合，以求行政划一，经济并轨，文化心理趋同，实属不可想象之天方夜谭：既无持续的必要投入，更缺乏起码的技术手段。汉人的理性便体现在断然摈弃了“浪漫主义”想象的诱惑，代之以实用主义的导向，以最少的人力物力投入和最富“软性”的行政方式，将“都护”这一具有浓郁军事监护色彩的机制行之于天山南北。
查诸史册，自张骞以来，西汉在这里的人力投入从未超过数千人，尽管也曾在楼兰、轮台等地屯田，但实现军粮自给、缩短后勤补给线的军事目的比较明显，与徙民河西移植汉式农业社会的意图有着本质区别。此后，西域虽与中原时即时离，联合体并不稳定，“后遗症”颇多，但就西汉一代而言，以如此轻微的代价，即达成“断匈奴右臂，隔绝南羌、月氏”的战略目标，并最终实现“单于失援，由是远遁，而幕南无王庭”的宏图，其投产比之高，确是令人感佩。而经此一番“粗线条”经营，西域内属的历史进程也由此开启，对中国影响至远。
与塞外匈奴争斗百年，为关系西汉一代国运走势之“大关节”。
通西域、拓河西、开西南夷，其初衷均服务于此主题。因匈奴勇悍难制，使汉廷以长远国策、宏阔视野、务实精神加以落实，积七世之功，方以“昭君出塞”暂作一结，以呼韩邪单于入朝称臣落幕。然究其过程，多艰险歧路，尤以武帝时期河南、漠南、河西、漠北四役最为动魄惊心，也最具决定价值，汉强匈弱的趋势从此不可逆转，至宣帝、元帝世，匈奴上演“五单于争立”的大分裂，呼韩邪单于在“匈奴乱十余年，不绝如发，赖蒙汉力，故得复安”的形势下，终于两入长安，称藩守边，汉匈结束敌对状态，进入和平期。
由上述梳理可见，匈奴并非西汉兼并目标，事实上，受制于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技术等条件，汉廷也不可能有如此大的胃口，汉武帝元封六年（前105年）宣称的“欲与乌孙共灭胡”也只是单纯的军事目标，而并非有将共同体扩大至漠北的奢望。某些论者将呼韩邪称臣视为“塞北与中原的统一”，除去对“统一”内涵的理解有别外，恐怕亦属“求之心切”，对历史带有绝大的误读。须知匈奴称臣，并非纳土归化，而是带有“契约”性质的政治妥协策略。宋金对峙，南宋也曾数次向金“称臣”，却不见有类似于“南北车书一混同”的论调。
就兼并而言，河套河西地区成效最为显著。武帝元朔二年（前127年），收复“河南地”（河套地区）后，便“筑朔方，复缮故秦时蒙恬所为塞，因河为固”。元狩二年（前121年），霍去病降浑邪王四万余人，开河西，先后置四郡。并“稍徙民以充实之”，此后数次移民实边，发兵戍守，达70万人规模之巨。其结果，因河西“习俗颇殊，地广民稀，水草宜畜牧，故凉州之畜为天下饶”，不仅支撑了汉军骑兵的“可持续发展”，而且其地阻隔匈羌，接通西域，其战略价值无法估量。
南越、朝鲜、西南夷的并入，则非汉式农业社会的全面植入，而是在对原有社会机制（特别是行政机制）改造的基础上实现政令基本统一。南越、朝鲜王室源自中原，华夏移民为其统治基础，政治体制也相仿佛，汉武帝平两国后，直接齐之以郡县，虽有操之过急之嫌，但也多有根基，但民族、文化之同一，以达“不可分割”的长效，有赖于长期养成，而汉在两地有得有失，既由施政所致，更为时代造就。西南夷的郡县设置则普遍为“以其故俗治”，即在不触动原有社会架构的基础上，在其上加设一层行政机构，以实现兼并。
由上可见，联合、兼并为共同体聚合的基本原则，其间差别虽多为外在的名目，但实际控制力的强弱却非由此而划分：西域为军事监护地，但汉对其控制的严格，在很多方面却强于某些西南郡县。整个帝国的构成，依控制力的递减，构成一同心圆结构，这与现代企业集团由里及表，分为全资子公司、控股公司、参股公司等，颇为相似。
“利益最大化”原则
组合规则的择定，控制力的强弱，固然有自然、人文等客观条件的制约，但也和西汉政府的支付意愿和支付能力相关。
在强力拓展的惯性作用下，心理需求与实利驱动往往同时萌发，前者多以人性本能的虚荣炫耀作为诱因，满足于唯我独尊、家大业大的光环，多有虚幻的非理性在作祟，追求“精神奢侈品”，而后者则较为务实，将现实利益摆在首位，在综合评估投入产出的效率后，再决定取舍。
目标决定手段，以历史的长镜头来观照，西汉大致不出此项定则。
即以开发河套、河西而言，“募民相徙以实塞下”政策的实现，是以政府采取各种措施，使移民有“家室田作”，“乐其处而有长居之心”作为前提的。在新拓展的土地上完全移植一个稳固的农业社会，其所耗费的人财物力，无疑极为惊人，而且从兴作到收获，周期很长，没有坚定的信心和持续的投入，难以成功。但事关整个国家战略大局，西汉王朝可谓不惜血本，倾举国之力而为。由此可见，在实利的驱动下，在支付能力的极限内，汉政府较为理性的抉择。
海南的先得后弃，则是又一番情形。并南越后，武帝在海南设珠崖、儋耳两郡。此后由于举措失当，岛民时服时叛，至元帝时，终以“宜弃珠崖，救民饥馑”之议，作出了弃地的决策。海南岛民的悍勇，当然远不及匈奴，汉廷所费也不可能达到用于河西移民的量级，但这种武帝时的非理性扩张，最终经过60多年的纠结，还是让位给了实利的计较。
透过“移民实边”这一“一劳永逸”的手段表象，我们看到，西汉的兼并实则是一个以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多维度综合运作、全面推进的系统工程。逐匈奴，通西域，拓河西，平南越、朝鲜，开西南夷，基本都以汉朝的军事胜利为前提，即以最为“平和”的西南而言，也仍是“南粤破后，及汉诛且兰、邛君，并杀莋侯，冉駹皆震恐，请臣置吏”，方才取得实质性进展的。
在国力威慑的背景下，汉朝多管齐下，政治上晓之以理，经济上啖之以利。如开拓西南夷时，对夜郎侯多同“厚赐，谕以威德，约为置吏”，“夜郎旁小邑皆贪汉缯帛”，所以同意在此设置郡县。呼韩邪单于两次入朝，汉朝都赠与大量帛絮，而且在其因灾荒提出要求时还赐给大量粮食。
东汉初年有白狼王唐菆献诗三章，其中有“荒服之外，土地尧角。食肉衣皮，不见盐谷。吏译传风，大汉安乐。携负归仁，触冒险陕”的诗句，集中地反映了汉代经济文化上的优势对于周边民族地区的感召力，以及落后地区对于高度发达的汉文明的经济、情感诉求。这虽为东汉年间事，但同样可推想西汉时，“软实力”在对内凝聚、对外拓展中的巨大作用。
理性开拓，有舍有得
纵观西汉的拓展，有几点经验颇可借鉴。首先是自身实力的养成，使得整合他人有了基本前提。
钱穆先生论及两汉时曾言：“中国以民族之优秀，疆土之超越，使中国国力常卓然高出于四围外族之上。因此中国史上对外之胜负、强弱，几乎完全视国内政治为转移。”即将自身之稳定、强大作为兼并之根本所在。汉兴，以原七国疆土为资本，适逢春秋战国数百年来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演进之总收获期，通过数十年休养生息、强干弱枝，最终融华夏本土为一坚强之核心，遂获取整合四围的主动地位。
其次是本着“利益最大化”原则，将“所有权”与“收益权”适当分离，理性开拓，有舍有得。
西汉在自身占有资源有限的情况下，权衡轻重缓急，利害得失，以决定投入的方向和力度。保持对周边土地、民众等资源的绝对“所有权”，往往意味着较高的代价，因“名利双收”较之“以利为先”是需要双重成本的。尽管汉朝人对资源“所有权”与“收益权”的区分难以有清晰的意识，但他们不自觉地在实践中履行了这一理路。对新近纳入共同体的单元，基本不用“取而代之”的简单方式，而是基本维持原有基层经济、社会组织方式，保持现状，从劳动成果的分配上找“权益”。如对西南夷“以其故俗治，毋赋税”，即基本放弃眼下可能的经济利益，而从政治收益中寻得补偿。对西域则不求正式纳入本土，仅以军事监护这一低成本的方式获取较大的战略利益。这种将自有资源合理分配，颇收“以小博大”，撬动更多资源的功效。
再者便是富有弹性的宽容精神和利益均沾的务实态度。
中国自“三代”而下，逐渐形成“中国”与“四方”的观念，而在这种同心圆图谱的架构中，“四方”的概念可大可小，极富弹性。将此种观念物化为政治实践，对于周边的容纳程度，便有了相当的“韧性”：集权与分权，向心力与离心力，构成一种弹性张力，相反相成，富有生机。西汉的兼并重组，将“利益自我化”的原则泛化，“激励机制”不仅行之于自身，更推诸于新拓展的单元，使得利益的平衡与共享较之利益专属更为突出，也更具有“和谐”“共赢”的色彩。汉代以我为主，或联合或兼并，在大的框架下，形成“一国多制”的共同体，先容纳进来，再慢慢消化，以经济、文化、心理等手段逐步构建稳定的统一基础，最终实现既多元并存又同质归一。
陈梦家先生在论及殷墟时，曾称四土、四方为“商王朝宏观控制的全国行政区域”，将“宏观控制”四字挪用至汉代对于周边，也可谓最得其神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