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隆中对》是中国历史上的千古名篇，初出茅庐的诸葛亮向刘备提出了占领荆、益二州，联孙抗曹的大战略，为当时寄人篱下、缺少根据地的刘备集团描绘了一幅切实可行的战略蓝图，奠定了三国鼎立的基础。
　　但是，如果以《隆中对》所针对的“霸业可成、汉室可兴”的目标来衡量，它又是一个有着严重缺陷的战略。在诸葛亮的筹划中，“汉室可兴”的一个必要条件是“天下有变，则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军以向宛洛”，但是他忽视了荆州对于孙权集团的重要性，长期占据荆州和“外结好孙权”本来就是矛盾的。后来的历史发展表明，正是这一矛盾的爆发最终导致了刘备“创业未半而中道崩殂”。而后诸葛亮的屡次北伐均徒劳无功，一个重要原因是他总是与对手正面对峙而不出奇兵。《三国志》评价诸葛亮“应变将略，非其所长”，历史上真实的诸葛亮并不具有第一流战略大师的素质。
　　时至今日，人类对于战略的研究已经浩如烟海，全世界的政府、军队、公司和各种机构雇用了不计其数的战略专家为自己出谋划策。战略研究越来越“科学化”，每每使用的都是高深的社会科学理论和复杂的数据分析。然而，高明的战略依然是稀缺品。
　　美国在本世纪初发动的伊拉克战争，业已被证明是一个失败的战略；而美国在“阿拉伯之春”运动中对利比亚的干涉，也最终导致了美国驻利比亚大使在2012年丧身班加西领事馆的恶果。作为全球头号强国，美国自然不会缺少战略专家，但是其国家战略屡屡左支右绌。
　　战略离不开科学的辅助，但是科学只能涵盖“势”和“术”的层面；就原则或者说“道”的层面而言，战略必然是哲学的。耶鲁大学军事史教授加迪斯（John Lewis Gaddis）的《关于大战略》（On Grand Strategy）一书，正是一部从哲学角度探讨战略之“道”的著作。加迪斯是美国研究冷战史的顶尖学者，近16年一直在耶鲁大学讲授一门名为“大战略研究”的课程，本书正是基于他打磨多年的讲稿撰写而成。

　　以主流学术界的标准看，这是一部相当另类的著作。加迪斯不仅探讨了马基雅维利、克劳塞维茨、孙子等经典战略大师的思想，而且分析了在传统观点看来与战略研究无甚关系的神学家圣奥古斯丁、文学家莎士比亚和托尔斯泰、哲学家以赛亚·伯林等人的著作，甚至美国“爵士时代”的代言人、小说家菲茨杰拉德也在书中占有一席之地。
　　加迪斯探究战略之“道”的一个出发点是哲学家以赛亚·伯林关于“狐狸型人格”与“刺猬型人格”的区分。这两个概念来自古希腊寓言中的一则典故：“狐狸知道许多事情，刺猬知道一件大事。”具备“狐狸型人格”者见识广博，可以从多重观念和立场出发形成对未来的预测，即使这些观念彼此之间相互矛盾。而具备“刺猬型人格”者可以把握重大的概念，所有的新材料、新数据都会被他们用来探究和理解其念念不忘的那“一件大事”。在加迪斯看来，“狐狸型人格”可以对未来作出更好的预测，却常常是糟糕的领袖，因为他们往往难以提供一个宏大的理念框架来吸引和召唤追随者；相反，“刺猬型人格”能够凭借直截了当的理念和全神贯注的激情令追随者云集影从，但常常对充满变数的现实世界缺少足够的预见力。
　　可以说，历史上真实的诸葛亮就是典型的“刺猬型人格”，“光复汉室”是他毕生全力以赴的“一件大事”，为此他在6年时间里发动了5次不成功的北伐，对蜀汉国力消耗巨大，最后以54岁之龄“出师未捷身先死”。另一方面，历史上也有过很多“狐狸型人格”的人物，他们在时代的风云变幻中善于审时度势，随机应变，却由于缺少对“一件大事”的持之以恒的追求，最终湮灭无闻。
　　加迪斯指出，一个出色的战略家应该既是“狐狸”又是“刺猬”，应该像狐狸一样为自己保留多种选择，同时又像刺猬一样专注于一件大事。他援引小说家菲茨杰拉德的话，第一流智力的标志是“有能力同時持有两种相互对立的观念，并且仍然保持行动力”。
　　事实上，自从所谓的“现代性”（modernity）诞生以来，多种相互对立的观念同时并存就成了人类社会的常态，对于一个善于思索的现代人来说，“同时持有两种相互对立的观念”似乎并不是一件难事，难的是在此条件下“仍然保持行动力”。在加迪斯看来，这需要一种名为“pivoting”的能力。“pivot”是指机械的转轴，“pivoting”的意思是可以不断地在正极和负极之间旋转。
　　领导美国走出“大萧条”和赢得二战的美国总统罗斯福就是具备pivoting能力的代表。他曾经说过：“只要有助于赢得战争，我可以完全前后矛盾（inconsistent）”。当时罗斯福必须调和国内国外的各种派系、各种立场，这些派系和立场之间往往存在严重的冲突和对立，甚至相互充满了仇恨和轻蔑。罗斯福宣称自己的左手并不总是知道自己的右手正在做什么，而这正体现了他的战略天才。
　　加迪斯探究战略之“道”的第二个出发点，来自历史上那些一度取得巨大成功但最终覆亡的统帅们的经验教训。一个典型案例就是被誉为“凯撒之后最伟大的军事天才”的拿破仑。拿破仑的铁蹄在十几年间横扫欧洲，所向无敌，然而他选择在1812年入侵俄国却是一个极其愚蠢的战略，法军一无所获，损失惨重，出征的时候有60万人，归来只剩9万。

一个出色的战略家必须不受自我意识和欲望的干扰，保持清明的心性。

　　在西方历史上，类似的著名案例还有很多，比如西班牙的“无敌舰队”入侵伊丽莎白女王治下的英国，结果全军覆没。这场战争在2007年被好莱坞拍成电影《伊丽莎白之辉煌年代》，一度于全球热映。许多中国人也因此对这场改变了全球历史走向的战争有了颇为直观的了解。加迪斯在书中分析了这场战争，高度评价了伊丽莎白女王的战略能力。不过，他本人最为在意的，却是西方历史上此类战争有详细记载可征的最早案例—古希腊的伯罗奔尼撒战争。
　　原因在于加迪斯的个人经历。1975年，越共攻入西贡，越南战争宣告结束。当时加迪斯正在美国海军学院担任访问教授，这所学院的每一位学者都收到了学校发来的一个包裹，里面是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要求大家精读并讨论。在好几周时间里，学者们各抒己见，激烈交锋，谈的是修昔底德，针对的却是美国在越南战争中的失败。加迪斯说：“修昔底德治愈了我们的越南战争战后创伤综合症”。
　　伯罗奔尼撒战争是发生在雅典和斯巴达之间的一场持续近30年的战争，战火席卷希腊各个城邦，最终以本来实力强于斯巴达的雅典失败而告终。
　　加迪斯感兴趣的是，在战争期间，雅典在和斯巴达紧张对峙的情况下，居然派遣了一支庞大的舰队远征500公里之外、毫无战略价值的西西里岛，结果像拿破仑远征俄国一样是一场大灾难，不仅全军覆没，而且令雅典元气大伤。
　　加迪斯指出，这类愚行的原因都在于未能正确评估目标与资源之间的差距，未能量力而行。背后的深层原因是狂妄取代了审慎，野心蒙住了理性。因此，一个出色的战略家必须不受自我意识和欲望的干扰，保持清明的心性。
　　如果说之前对于“狐狸型人格”和“刺猬型人格”的辨析属于战略之“道”的思维层面，那么，“量力而行”最终指向的是战略之“道”的精神层面。
　　加迪斯在此书中的论述诚然颇具启发性，但是也有不足之处。他对战略之“道”的分析基本上是“主观唯心主义”的，缺少“历史唯物主义”的层面。
　　例如，在加迪斯笔下，林肯是一位了不起的战略大师。正是由于他出色的战略视野和领导能力，美国联邦政府才取得了南北战争的胜利，阻止了国家分裂，废除了奴隶制。然而，1861年，在林肯就职总统和南北战争爆发之初，当时为《纽约论坛报》担任伦敦通讯记者的马克思就预言：“北方将会赢得战争，虽然会相当不容易，因为北方的物质资产（更加雄厚），也因为战争将在南方引发奴隶起义。”马克思的预言无关乎林肯个人的战略能力，他的切入点是社会历史的发展趋势。能否洞察社会历史的发展趋势，是对战略能力的终极考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