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女性所呈现的今日面貌，经历了长期的塑造过程。传统观念的长远影响且不说，清末民初兴起的女权运动就牵动着百年后的一笑一颦。从1900年出现汉语的“女权”算起，现代意义的中国女权运动起步虽晚但成就不菲。今天的中国妇女能有七成的就业率，工作机会占到全社会比重的45%，都是女权进步的有力证据。在政治权利方面，以选举权（投票权）为标志，事实则更加明确。独立一百多年后的1920年，美国妇女方获得投票权，又过了八年英国女性才取得这项权利。而1923年，广东省临时议会就规定男女拥有平等的选举权。1947年颁布的中华民国宪法更是明确规定，在选举与被选举的问题上“无分男女”。可见，起码从时间的维度看，中国的女权运动进展神速。
　　然而这般令人称奇的进展也说明，在没有深厚思想储备与长期实践积累的情况下，中国的女权运动步履仓猝。那么，女权在中国的勃兴有什么特别的动因？具体的历史条件中培育出来的中国女权思想有何特色？这些都值得好好地探究。
　　从字面上讲，主张“女权”就是女性要求享有男性所拥有的权利，此处似乎别无歧义。然而清末民初主张女权的多是男性，少有女性，却是不争的事实。假如我们视那段历史为运动的起点，就意味着中国的“女权”一开始就与西方存在重要的差异。因为这种既非自发，亦非自觉的运动实际上由男性主导，女性在其中居于从属和次要的地位。
　　既是男性主导，女权就由不得女性来定义。当年梁启超说，中国“女子二万万，全属分利，而无一生利者”，分明就是对女性状况的刻意扭曲。须知那时候（1897年）的她们一直承担着织布缫丝、养儿育女等等“生利”的工作。彼时整个知识阶层都在浓墨刻画女性的病态形象，批判男人对女人的“阶级压迫”，宣称“故欲破社会固有之阶级，必自破男女阶级始”，而少有人提及，在传统社会当中，男女皆是等级制度的奴隶。
　　为什么要如此营造女性的形象？出自救亡图存的思维逻辑：人种弱，则国弱；人种强，则国强。这当中，女性作为人母，更是关键所在。所以，描绘女性的畸形羸弱，是用来象征国家的衰落。反之，要让国家强盛，必先从“强化女性”着手。为达目的，赋予女性与男性同等的权利，当然是必要的手段，但重点在于塑造女性全新的社会性格：刚毅、勇敢、忠诚、从容，像秋瑾那样，与男人一起负责任尽义务，为国家抛洒热血矢志不渝。
　　个人权利与国家命运之间的矛盾就这样决定了中国女权运动的底色。倒是内外环境相对和平的民国前期，新式婚姻、自由恋爱、母性主义等词汇的层出不穷，标志着女权运动有望摆脱国家意志的桎梏。但多舛的历史再度使之偏离个人权利的诉求，辗转沦为政治的工具。从1939年周恩来评价：“秋瑾是个新女性”，到1964年毛泽东说：“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短短二十余年，“女权”这个词彻底丧失了丰富性，只留下手持驳壳枪的女游击队长以及同工同酬的女拖拉机手，作为女性的钦定形象。
　　本期杂志中介绍的七位女性，恰好处于女权思想的短暂活跃期。从她们的故事里，我们可以审视女权意识觉醒的历程，也提醒今日中国女性的未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