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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国际上对气候因素引致人口迁移的直接关联性和重要程度一直存在争议。2010年我国西南地区遭受的特大干旱给探索极端气候事件和气候变化移民之间的复杂关系提供了研究背景。在此特大干旱影响下，当地农村居民是否、以及怎样采用迁移的方式来应对？本文以2010年8-9月在受灾严重的云南省昆明市寻甸县所进行的田野调查为基础，揭示了特大干旱背景下当地农村人口的迁移行为及特征。调研结果表明在所调查的村组并未因此极端气候事件而引起大规模的气候变化移民活动，无论是暂时的还是永久的。为了解释灾后当地农村人口的迁移选择，本文引入“气候变化—人口迁移响应”的基本理论框架模型，考虑公共和私人两个层面的作用，对当地政府、村集体和农户自身的灾后适应行为进行深入分析和效果评价。结果表明在公共层面的各类帮扶和救助下，农户自身亦采取了多样化的适应措施，两个层面适应行为的共同作用缓解了特大干旱给农户生计带来的压力，使得农户家庭成员的迁移并不成为必须的选择。
关键词 极端气候事件；适应；气候变化移民；农村人口迁移
中图分类号 X24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1002-2104（2011）08-0029-06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1.08.005
气候变化移民是国际新兴研究领域，虽然气候变化会影响人口迁移这个论断已经得到了多数人认可，但国际上对气候因素引致人口迁移的直接关联性和重要程度一直存在争议。目前的研究较多地表现为定性说明，相关的实证比较琐碎和零散，也因此国际学者呼吁需要更多的、大量的实证研究来支持或反对相关的论断［1］。2009年9月至2010年6月间，我国西南地区的云南、贵州、广西、重庆、四川等省(区、市)遭遇大范围持续干旱，部分地区降水比往年偏少七至九成，主要河流来水之少创历史之最。秋、冬、春连旱使云南、贵州等省部分地区遭遇百年一遇的特大干旱，干旱范围和强度均突破历史极值［2］。这场特大干旱对西南地区农村居民的生活和农业生产都产生了极大的负面影响。但它也恰恰为我国进行环境、气候变化移民方面的研究提供了极好的背景，让我们有机会观察到当地农村居民是否以及怎样用迁移的方式来应对极端气候事件，有助于更进一步地探索极端气候事件和气候变化移民之间的复杂关系。
1 气候变化移民概念和相关文献
气候变化移民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公认的概念，但一般将气候变化移民看成是环境移民的一种。根据国际移民组织(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Migration IOM)给出的环境移民的定义［3］进行引申：主要因为渐进的气候变化或突然的极端气候事件而在生活条件和生存方面受到负面影响的人群，他们被迫或自愿选择暂时性或永久性地离开他们的家园，这些迁移人口都可以认为是气候变化移民。
国际移民组织（IOM）认为渐进性的环境变化表现在其早期和中期阶段时常常导致暂时性的迁移。但当渐进性的环境恶化到了后期阶段问题变得严重时，永久性的迁移往往不可避免。如巴西东北部的Sertao地区多次受到干旱威胁，对当地的农民和中小生产者影响颇大，难以生存的环境导致他们必须迁移［3］。而根据另外的研究，一般认为如果农户家庭因为受灾而导致农作物产量减少或绝收，农户收入减少、难以维持家庭生活，在环境状况短期无法改观的情况下农户不得不搬迁到别地重新耕种，或家庭成员需要外出寻找工作机会，以增加收入来源，弥补家庭所受损失。实证研究表明湄公河的农民在洪灾易发季节里，习惯于向城市地区进行劳动力迁移以获得传统农业以外的收入来维持生计［4］。而在西非萨赫勒的旱季，农户采取了多样化的迁移策略，比如年轻人在旱季离开家到城市寻找工作的季节性迁移，将小孩送去非干旱影响区亲戚家的短暂性迁移，从农村到农村（搬到其他村庄）的迁移，以及从西非前往欧洲的永久性迁移［5］。无论是短期迁移还是长期迁移，作为一种适应性策略，迁移的目标在于减少家庭面对环境稀缺性下的脆弱性。
2 灾后农村人口迁移行为及特征
基于文献及相关受灾新闻报道，初步预期在特大干旱情况下西南农村受灾地区可能会出现明显的短期迁移现象，即较多农村人口外出务工以减轻受灾损失。课题组选择了在昆明市乃至整个滇东地区旱情较严重的寻甸县作为调研地点，于2010年8-9月间在该县进行了访谈及资料收集，并在受灾严重的2个乡镇的5个村进行了问卷调查，采用随机抽样的方式，总共获得有效问卷200份。
余庆年等：气候变化移民：极端气候事件与适应
调查结果显示在所有200户农户中，没有一户永久外迁；而在灾后短期迁移的人口，即新增外出务工人员仅有29人，仅占原务农人数的7.4%。这29人的人口特征如表1所示：
在新外出务工的29人中，户主11人，均为男性；户主配偶随户主一起外出的只有4人，大多数女性配偶仍留在农村家中。子女外出的共11人，男少（4人）女多（7人），配偶陪同外出的也较少，但这里可能因为部分年轻子女是未婚的。从年龄段的分布可以看出，外出务工的户主多在31-45岁的年龄段，而子女外出务工的多在16-30岁之间。总的来看，户主及配偶的外出务工比例和子女及子女配偶的外出务工比例各占50%，而灾前两者比例分别为21.1%和76.5%，这似乎说明灾后户主及配偶承担更多家庭责任，需要外出打工。
但总的来说，这个调查结果和基于文献所做出的特大干旱会造成大量农村人口短期迁移（外出打工）的初步预期并不符合。作为适应措施之一的人口迁移并没有在特大干旱后发挥重要的作用。那么，在这几个受灾严重的乡镇和村组，是什么原因没有造成大规模的人口迁移？
为了更好地分析西南特大干旱和人口迁移之间的关系，本文引入McLeman 和Smit提出的一个解释气候变化和人口迁移之间关系的基本理论框架模型［6］。该模型考虑了公共和私人的两层作用（见图1）。该模型解释为：当气候变化导致了社区的环境或者社会经济条件发生变化，社区制度是否能够进行必要调整以使社区居民的福利不发生变化？如果社区制度能够应付变化了的环境，那么社区居民不会迁移；如果不能，个体家庭就需要实施自己的应对策略，迁移也是其中的一种可能。下文将结合该理论框架模型，联系实地调查，试图剖析和解释2010特大干旱后并未在所调查村组造成大规模人口迁移的原因。
3 对灾后农村人口迁移表现的解释
3.1 调查县和村组受灾状况
2009年9月中旬寻甸县雨季结束，较常年偏早38天。此后连续7个多月一直处于高温少雨的状态，寻甸县经历了自有气象记录以来最严重的秋、冬、春、初夏连旱。全县库塘蓄水普遍不足。2010年5月中旬全县库塘蓄水量达到最低值，总缺水量为3 183万m3，占总需水量的51.3%。所有14个乡镇农作物不同程度受旱，到2010年4月份农作物受旱程度达到峰值，受旱面积2.40万hm2，其中受灾0.66万hm2（占27.6%）、成灾0.73万hm2（占30.4%）、绝收1.01万hm2（占42.0%）。人畜饮水困难涉及到所有735个自然村。2010年4月全县因旱人畜饮水困难12.68万人、大牲畜11.95万头（只）。农村受旱人口中4.91万人需要依靠拉、送、背、挑水解决饮水困难［7］。
寻甸县域内地势地貌多有变化，调查中分别选取了山区、半山区和坝区的村组。具体5个受调查村组的基本情况和受灾情况如表2所示。村组的自然受灾状况和降雨、地形、水源条件、农业生产方式等均有相关。假设没有社区和农户的抗旱反应，相比较而言，山区的白石岩村组比半山区的鲁撒格村组受灾严重，而后者又比坝区的几个村组严重。
小春多种植小麦、大麦、豌豆；大春多种植烤烟和玉米 村内没有水源点，周边没有坝塘和水库，完全依赖自然降雨；
水窖蓄水供应农业生产和人畜饮水及生活用水 自2009年6月开始无雨，9月开始陆续出现用水困难
鲁撒格 半山区 水田和旱地的面积比约为1∶ 4；小春多种植小麦；大春以种植玉米、烤烟和水稻为主 龙潭（泉点）、周边水库、坝塘和小河流；架设管道引山泉入户供人畜饮用水 2009年12月开始出现饮水困难，2010年3~4月受旱最严重
鸡街 彩己、极乐、耻格 坝区 水田和旱地的面积比在1∶ 1.7左右；小春以种植大麦为主，大春以种植玉米、烤烟和水稻为主 龙潭（泉点）、周边水库、坝塘和河流；部分架设管道引山泉入户，部分户内挖浅井供人畜饮用水；水田有人工灌排系统 2009年8月开始无雨，2010年1月河流断流，出现用水困难；干旱少雨一直持续到2010年7月份
3.2 公共层面受旱适应分析
IPCC将适应能力/适应性(相对于气候变化影响)定义为“某个系统对气候变化(包括气候变异和极端事件)进行自我调节，缓和潜在损失，利用有利机遇，或应付后果的能力。” IPCC将之划分为预先适应、自发适应和有计划的适应三种类型［8］。它是财富、技术、教育、信息、经验技巧、基础设施、资源可获得性、稳定性和管理能力的综合函数［9］。
3.2.1 地方政府的应对
寻甸县政府于2010年1月召开工作会议，意识到干旱的普遍性和蔓延性并开始部署相关抗旱工作。作为抗旱最主要的几个部门，县乡两级防汛抗旱部门要求组织抗旱并实行旱情日报、周报和旬报制度。气象部门要求提供每日降雨、蒸发、气温、土壤墒情等情况，发布干旱监测、预报等气象信息，并分析未来天气形势和发展趋势。农业部门要求报告旱情及作物的受灾情况，保障抗旱救灾所需化肥、种子、农资的调拨供应工作。
应对抗旱需要，县防汛抗旱部门组织抗旱应急工程的建设。这些应急工程主要包括对老旧水利设施的维修、除险、加固等，以减少水源渗漏，增加蓄水能力；并挖掘渠道、铺设水管等加强供水基础设施建设。另外，县防汛抗旱部门紧急购置运水车辆、各类抽水设备和运水桶等并发放到各乡镇。从2010年3月运水车开始普遍给受灾严重的村庄送饮用水。送水产生的水费、汽油费等均由政府负责。县农业部门在旱灾中推广以地膜覆盖、配方施肥为主的抗旱节水节肥技术；引导农民抗旱自救，动员农民水改旱或改扩种其他耐旱粮经作物，如有的农科站免费发放一定数量的玉米种或荞种及地膜，并提供免费机耕；在春耕前采取旱育秧、异地育秧、投亲靠友保育秧等方式保证大春水稻种植，并贮备足够救灾种子、农药、化肥、农膜等以保证灾年农资市场的稳定。
各乡镇政府配合县里各部门，具体组织和实施各类抗旱救灾活动，如运水、挖井、重修水利设施等。中央、省、市、县各级抗旱应急资金在灾中陆续下拨到各乡镇，尤其在4月中旬后拨款力度加大。截止6月20日共投入各级各类抗旱救灾资金3 448.4万元，抗旱救灾物资折合人民币662.2万元，最高日投入20.24万人/次抗旱救灾［7］。
3.2.2 村集体的应对
村集体的适应方式首先与其自然受灾状况紧密相联。自然受灾情况严重，村集体才需要以集体的名义组织抗旱，并向上级政府及其职能部门寻求帮助。同样，也只有受灾面广，地方政府才会重视并根据受灾严重程度的不同，给予不同方式的救助。河口镇白石岩村在2009年9月该村普遍用水出现困难后即主动向镇政府求助，2009年10月镇政府送水车开始给村民送饮用水。同时村集体也考虑如何自救，2010年2月村组织开会决定由村民先行集资购买水泵、柴油机、水管等抽水设施，从附近的牛栏江抽水，以解决村生产生活用水困难问题。然后村组织再向乡镇政府和县政府申请资金补助，并申请电力部门给村里抽水架设电线。最后这些要求都得到了满足，村民事先垫付的资金也由乡镇政府统一支付。
村集体的适应方式还和村干部的社会资本和活动能力相关联。河口镇白石岩村所获得的帮助不仅仅因为它受灾严重，也和其村长受灾后积极与乡镇政府和县相关部门联系反映困难有关。河口镇鲁撒格村因为村长本人的社会关系争取到市里的企业给村小学送矿泉水、县里的消防车每周给村里送一次水。另外还争取到县农业局的抗旱项目，利用项目拨款在该村调整了33.3 hm2土地种植玉米抗旱新品种，使用抗旱新技术，减轻了农民因旱灾遭受的损失。鸡街镇彩己村因为和昆明市某企业有结对关系，在旱灾中该单位直接给该村送来了矿泉水、大米等救灾物资。
3.2.3 烟草公司的作用
在地方政府和村集体采取的适应措施之外，值得一提的是烟草公司所起的作用。烤烟种植是寻甸县农业的支柱产业，2009年寻甸烤烟总产值达3.29亿元，税收7 240万元，占全县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2.7亿元的26.8%，烤烟也成为一般农户的主要收入来源。因此地方政府对烤烟种植比较重视。从2005年以来，国家启动基本烟田基础设施建设，寻甸县也从中受益，到2010年5月初共建成烟水工程107件，烟草水窖6 560个，这些工程在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10］。应对2010年的特大干旱，乡镇烟站统一育苗；在仍然干旱的4月份烟苗移栽期，烟草公司寻求地方政府及部队的帮助，组织车辆给农民的烟草水窖运水，以保证烤烟需水期的需求。同时扩大和农民的收烟订单，鼓励农民水改旱种植烟叶。烟草公司的适应行为主要是为了保证其灾年也能收购到足够数量的烟草，但对农户应对干旱却产生积极的作用。
3.2.4 社会各界的作用
新闻媒体的宣传舆论工作也给社区抗旱积极帮助。社会各界踊跃捐款捐物。全县党员捐款514万，社会捐赠296.4万。另外还有相当数量的捐赠物资，如矿泉水、大米、化肥、抽水机、水桶、食用油等。有的单位还主动派车为灾区运水，驻滇部队也积极加入地方抗旱工作，如运水、找水、打井、挖渠、铺设水管等［7］。
3.2.5 公共层面适应性评价
应对极端气候事件，公共层面采取多种响应行为，积极适应。到6月中旬全县共完成抗旱应急工程208件，解决或缓解了9.3万人和6.87万只大牲畜的饮水困难［7］。特大干旱并未造成人畜渴死、饿死、或大面积逃荒的极端现象。
但因为资金和人力资源的限制，地方政府及其部门所起的作用是有限的。到4月中旬水利应急工程实际总增加供水量240万m3，是总缺水量3 182万m3的7.5%［11］，而且这些工程的受益者更多是城镇居民而非农户。饮用水的运送更多关注饮水非常困难的山区村庄，且只能满足人畜饮水的最低需要。在农业缺水方面的运水救助只关注对地方财政和农户收入有重要意义的烤烟而忽略其他收益低的传统农作物。实地调查中农民每户获得的救灾款不超过250元，大米不超过35 kg。总的来说，不同村组所获得的政府帮扶程度不同，受灾程度相对轻的村组和农户更多需要自己的适应。
从调查中农户的反映来看，农户直接体验到的政府给予的帮助是运水、送粮食、籽种、地膜和救灾款。运水车给饮水困难的村送水，保证饮水的基本需要；同时给田间地头的烟草水窖送水，保证烤烟的生产。有的村救灾物资仅发给困难农户家庭，而有的村救灾物资普遍发放。这些救助在大旱之年起到了相当重要的稳定民心的作用，让农户相信政府总会有帮扶，而不致使其渴死饿死或被迫需要搬迁他地。但是在其他收益率低的农作物，如小麦、大麦、玉米、水稻等的生产供水方面政府并未给予帮助，尤其是小春作物基本上都是绝收的。农业部门在给一般农户提供抗旱新技术、新品种等方面的作用极其有限。在水改旱、改扩种等微观决策方面更多依赖农户自己做出判断，政府提供的少量籽种地膜等鼓励措施作用也有限。
3.3 农户层面受灾适应分析
3.3.1 生活自适应
对于人畜饮水面临的困难，除了政府送水，农户自身也采取了多种适应措施。河口镇白石岩村在政府组织送水之前短期地从外来运水商贩手上买水，有的农户到3 km外的牛栏江背水，赶牲畜去牛栏江喝水，把衣服带去牛栏江洗涤；鲁撒格村的农户则赶牲畜到山上的积水潭饮水、驮水。在灾中农户也改变原先用水方式，节约水的使用并重复多次使用，将洗菜、洗脸的水再用来喂牲畜。邻里间的帮扶也是重要的部分，鸡街镇的彩己村没水的农户可以到有井的农户家挑水；缺水的自然村可以到附近有水的自然村挑水，邻里间和村落间并不存在水的买卖关系。
归纳起来，在人畜饮水方面农户自发采用的适应措施有：买水、借水、减少用水、节约用水、背驮水、寻找新水源等。这些措施有效地缓解了灾中人畜饮水紧张的问题。农户在灾中虽然感觉到用水紧张，但也没有达到无法忍受的极限。
3.3.2 农业生产自适应
烤烟的生产灌溉用水由烟草公司提供帮扶，其他农作物的生产灌溉则取决于农户自身的决策。小麦、大麦、玉米等都是旱作物，并不特别需要人工浇水。但在本次特大旱灾中，旱地土壤缺墒情况严重，有些农户将水运往玉米地泼浇，但更多的农户（22.9%）选择了听天由命，可能的原因是水缺乏或者运水、泼水劳动力成本大而玉米收益小。但鸡街镇农户在水稻种植上采取了积极行动，喜兆自然村大多数农户都买了抽水机，在干涸的河床里挖深洞再抽水浇灌。抽水机和燃油花费均为各户自己承担，贫困农户靠赊账购买抽水机。
因为迟迟没有降雨，不少农户（23.9%）采取了推迟种植节令的方式，按照正常年景的传统，农户会等到降雨才开始播玉米种，而本次特大旱灾中到了播种季节仍未降雨，白石岩村的农户等了半个月，实在不下雨也只能播种。鸡街镇有的农户一直等到下雨才栽种了水稻，比种植节令晚了近一个月。
23.0%的受访农户采取了水改旱的方式。但出于对降雨的预期的不同，农户做出的关于种植的理性判断不同。鲁撒格村的水稻种植时间早于玉米和烤烟的种植时间，农户看到水稻因无水难以栽种会改种玉米和烤烟。鸡街镇的水稻种植时间一般比玉米和烤烟晚一个月，一些农户预计到了水稻的种植节令可能还是会没水，提早将水田改作了旱用。另一些农户并不提前水改旱，而是等到水稻的种植节令看实际情况再做决定，如果仍然缺水则改种玉米或烤烟。
农户自己采取的适应方式很大程度上是基于现实缺水情况、自己对降雨的预期以及考虑成本的尽量减少受灾损失而采取的响应措施。在所调查的村组，最主要的适应方式是抽水、推迟种植节令和水改旱。主动采用农作物抗旱新品种和新技术的农户少，总体看起来仍然是应对型的而非预防型的。
3.3.3 外界帮扶背景下的农户适应性评价
在政府、村集体、烟草公司、社会各界的帮扶背景下，农户自身亦采取了多样化的适应措施。公共层面和农户层面的共同适应缓解了特大干旱给农户生计所带来的压力。
在人畜饮水和生活用水方面，尽管水源紧张，取水需要花费更多的时间和人力，但受调查村组均能保证最基本的人畜用水需求，没有人畜渴死或因水质问题产生疾病，极少出现因缺水而被迫卖掉牲畜的现象。公共层面的帮扶起到了稳定民心的作用。另外，农户自己也判断雨季总会到来，不会一直干旱。
在家庭生计方面，特大干旱并未对农户造成致命的影响。当地家庭收入主要来源于农业收入（小春和大春作物）和外出打工收入。假设正常年景户均家庭总收入为100.0，各项收入所占比例见表3。根据寻甸县农业局的受灾统计资料［12］、村组农业统计报表和农户对各类农作物受灾减产的预期，务工收入认为基本不变，测算2010年户均总收入。从表3可以看出2010年各村组户均总收入仍能维持到正常年景的64%以上，特别是河口镇受到外界扶持较多的2个村组所受损失更小。从生计平均受损程度来看，农户没有绝对必要进行永久迁移。但对于个体农户是否做出短期迁移的决定，则由农户根据自己的家庭特征如具体受灾程度、劳动力富余情况、心理预期等进行判断。
4 结 论
2010年西南特大旱灾为探索气候变化、极端气候事件和人口迁移之间的关系提供了极好的研究背景。但和根据文献所做初步预期不同的是，在严重受旱地区所调查的5个村组并未出现大规模的人口迁移活动，无论是永久迁移还是短期迁移。深入的实地调查表明在公共层面和私人层面的共同作用下，特大干旱并未对农户的生计造成致命的影响，甚至旱情越严重的村组因为得到的帮扶越多反而受到的损失较小，而其他村组也至少能保持64%以上的收入。这从一般层面上解释了特大干旱情况下农户迁移活动并不显著的原因。但是个体农户为什么做出迁移或者不迁移的决定，值得我们结合调查数据做进一步的分析。
(编辑：于 杰)
参考文献（Refere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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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imate Change Migration：Extreme Climate Events and Adaptation Survey on Rural
Migration in Southwest China in the 2010 Severe Drought
YU Qingnian1,2 SHI Guoqing1 CHEN Shaojun1
(1.National Research Center for Resettlement, Hohai University, Nanjing Jiangsu 210098, China;
2.Instifule of Land Resource Management, Hohai University, Nanjing Jiansu 210098, China)
Abstract Academic debates exist over the direct causation between climate change and migration and the importance of climate change imposed on migration. The 2010 severe drought that occurred in the southwest region of China provided the research background for studying the complex relationship between extreme climate events and climate change migration. Did the local rural residents take migration as an adaption way to respond to this extreme climate event and how? Based on the survey of rural migration in the five villages in the seriously droughtaffected Xundian County of Kunming Municipality, Yunnan Province this article described the rural migration activity and its characteristics. The survey showed that the severe drought did not cause largescale rural migration as anticipated. Whether temporarily or perman ently referring to the conceptual model of migration in response to climate change, this article looked at the role of public and private adaption to migration. Reviewing and evaluating the adaption activities of local governments, village collectives, and rural households, this article found the reasons for no anticipated largescale migration. Beside the help from the public level, farmer households individually conducted various adaption ways. The integrated role relieved the pressure of the severe drought on the livelihood of farmer households and thus migration did not become a compulsory choice.
Key words extreme climate events; adaptation; climate change migration/migrants; rural migration
关键词 极端气候事件；适应；气候变化移民；农村人口迁移
中图分类号 X24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1002-2104（2011）08-0029-06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1.08.005
气候变化移民是国际新兴研究领域，虽然气候变化会影响人口迁移这个论断已经得到了多数人认可，但国际上对气候因素引致人口迁移的直接关联性和重要程度一直存在争议。目前的研究较多地表现为定性说明，相关的实证比较琐碎和零散，也因此国际学者呼吁需要更多的、大量的实证研究来支持或反对相关的论断［1］。2009年9月至2010年6月间，我国西南地区的云南、贵州、广西、重庆、四川等省(区、市)遭遇大范围持续干旱，部分地区降水比往年偏少七至九成，主要河流来水之少创历史之最。秋、冬、春连旱使云南、贵州等省部分地区遭遇百年一遇的特大干旱，干旱范围和强度均突破历史极值［2］。这场特大干旱对西南地区农村居民的生活和农业生产都产生了极大的负面影响。但它也恰恰为我国进行环境、气候变化移民方面的研究提供了极好的背景，让我们有机会观察到当地农村居民是否以及怎样用迁移的方式来应对极端气候事件，有助于更进一步地探索极端气候事件和气候变化移民之间的复杂关系。
1 气候变化移民概念和相关文献
气候变化移民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公认的概念，但一般将气候变化移民看成是环境移民的一种。根据国际移民组织(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Migration IOM)给出的环境移民的定义［3］进行引申：主要因为渐进的气候变化或突然的极端气候事件而在生活条件和生存方面受到负面影响的人群，他们被迫或自愿选择暂时性或永久性地离开他们的家园，这些迁移人口都可以认为是气候变化移民。
国际移民组织（IOM）认为渐进性的环境变化表现在其早期和中期阶段时常常导致暂时性的迁移。但当渐进性的环境恶化到了后期阶段问题变得严重时，永久性的迁移往往不可避免。如巴西东北部的Sertao地区多次受到干旱威胁，对当地的农民和中小生产者影响颇大，难以生存的环境导致他们必须迁移［3］。而根据另外的研究，一般认为如果农户家庭因为受灾而导致农作物产量减少或绝收，农户收入减少、难以维持家庭生活，在环境状况短期无法改观的情况下农户不得不搬迁到别地重新耕种，或家庭成员需要外出寻找工作机会，以增加收入来源，弥补家庭所受损失。实证研究表明湄公河的农民在洪灾易发季节里，习惯于向城市地区进行劳动力迁移以获得传统农业以外的收入来维持生计［4］。而在西非萨赫勒的旱季，农户采取了多样化的迁移策略，比如年轻人在旱季离开家到城市寻找工作的季节性迁移，将小孩送去非干旱影响区亲戚家的短暂性迁移，从农村到农村（搬到其他村庄）的迁移，以及从西非前往欧洲的永久性迁移［5］。无论是短期迁移还是长期迁移，作为一种适应性策略，迁移的目标在于减少家庭面对环境稀缺性下的脆弱性。
2 灾后农村人口迁移行为及特征
基于文献及相关受灾新闻报道，初步预期在特大干旱情况下西南农村受灾地区可能会出现明显的短期迁移现象，即较多农村人口外出务工以减轻受灾损失。课题组选择了在昆明市乃至整个滇东地区旱情较严重的寻甸县作为调研地点，于2010年8-9月间在该县进行了访谈及资料收集，并在受灾严重的2个乡镇的5个村进行了问卷调查，采用随机抽样的方式，总共获得有效问卷200份。
余庆年等：气候变化移民：极端气候事件与适应
调查结果显示在所有200户农户中，没有一户永久外迁；而在灾后短期迁移的人口，即新增外出务工人员仅有29人，仅占原务农人数的7.4%。这29人的人口特征如表1所示：
在新外出务工的29人中，户主11人，均为男性；户主配偶随户主一起外出的只有4人，大多数女性配偶仍留在农村家中。子女外出的共11人，男少（4人）女多（7人），配偶陪同外出的也较少，但这里可能因为部分年轻子女是未婚的。从年龄段的分布可以看出，外出务工的户主多在31-45岁的年龄段，而子女外出务工的多在16-30岁之间。总的来看，户主及配偶的外出务工比例和子女及子女配偶的外出务工比例各占50%，而灾前两者比例分别为21.1%和76.5%，这似乎说明灾后户主及配偶承担更多家庭责任，需要外出打工。
但总的来说，这个调查结果和基于文献所做出的特大干旱会造成大量农村人口短期迁移（外出打工）的初步预期并不符合。作为适应措施之一的人口迁移并没有在特大干旱后发挥重要的作用。那么，在这几个受灾严重的乡镇和村组，是什么原因没有造成大规模的人口迁移？
为了更好地分析西南特大干旱和人口迁移之间的关系，本文引入McLeman 和Smit提出的一个解释气候变化和人口迁移之间关系的基本理论框架模型［6］。该模型考虑了公共和私人的两层作用（见图1）。该模型解释为：当气候变化导致了社区的环境或者社会经济条件发生变化，社区制度是否能够进行必要调整以使社区居民的福利不发生变化？如果社区制度能够应付变化了的环境，那么社区居民不会迁移；如果不能，个体家庭就需要实施自己的应对策略，迁移也是其中的一种可能。下文将结合该理论框架模型，联系实地调查，试图剖析和解释2010特大干旱后并未在所调查村组造成大规模人口迁移的原因。
3 对灾后农村人口迁移表现的解释
3.1 调查县和村组受灾状况
2009年9月中旬寻甸县雨季结束，较常年偏早38天。此后连续7个多月一直处于高温少雨的状态，寻甸县经历了自有气象记录以来最严重的秋、冬、春、初夏连旱。全县库塘蓄水普遍不足。2010年5月中旬全县库塘蓄水量达到最低值，总缺水量为3 183万m3，占总需水量的51.3%。所有14个乡镇农作物不同程度受旱，到2010年4月份农作物受旱程度达到峰值，受旱面积2.40万hm2，其中受灾0.66万hm2（占27.6%）、成灾0.73万hm2（占30.4%）、绝收1.01万hm2（占42.0%）。人畜饮水困难涉及到所有735个自然村。2010年4月全县因旱人畜饮水困难12.68万人、大牲畜11.95万头（只）。农村受旱人口中4.91万人需要依靠拉、送、背、挑水解决饮水困难［7］。
寻甸县域内地势地貌多有变化，调查中分别选取了山区、半山区和坝区的村组。具体5个受调查村组的基本情况和受灾情况如表2所示。村组的自然受灾状况和降雨、地形、水源条件、农业生产方式等均有相关。假设没有社区和农户的抗旱反应，相比较而言，山区的白石岩村组比半山区的鲁撒格村组受灾严重，而后者又比坝区的几个村组严重。
小春多种植小麦、大麦、豌豆；大春多种植烤烟和玉米 村内没有水源点，周边没有坝塘和水库，完全依赖自然降雨；
水窖蓄水供应农业生产和人畜饮水及生活用水 自2009年6月开始无雨，9月开始陆续出现用水困难
鲁撒格 半山区 水田和旱地的面积比约为1∶ 4；小春多种植小麦；大春以种植玉米、烤烟和水稻为主 龙潭（泉点）、周边水库、坝塘和小河流；架设管道引山泉入户供人畜饮用水 2009年12月开始出现饮水困难，2010年3~4月受旱最严重
鸡街 彩己、极乐、耻格 坝区 水田和旱地的面积比在1∶ 1.7左右；小春以种植大麦为主，大春以种植玉米、烤烟和水稻为主 龙潭（泉点）、周边水库、坝塘和河流；部分架设管道引山泉入户，部分户内挖浅井供人畜饮用水；水田有人工灌排系统 2009年8月开始无雨，2010年1月河流断流，出现用水困难；干旱少雨一直持续到2010年7月份
3.2 公共层面受旱适应分析
IPCC将适应能力/适应性(相对于气候变化影响)定义为“某个系统对气候变化(包括气候变异和极端事件)进行自我调节，缓和潜在损失，利用有利机遇，或应付后果的能力。” IPCC将之划分为预先适应、自发适应和有计划的适应三种类型［8］。它是财富、技术、教育、信息、经验技巧、基础设施、资源可获得性、稳定性和管理能力的综合函数［9］。
3.2.1 地方政府的应对
寻甸县政府于2010年1月召开工作会议，意识到干旱的普遍性和蔓延性并开始部署相关抗旱工作。作为抗旱最主要的几个部门，县乡两级防汛抗旱部门要求组织抗旱并实行旱情日报、周报和旬报制度。气象部门要求提供每日降雨、蒸发、气温、土壤墒情等情况，发布干旱监测、预报等气象信息，并分析未来天气形势和发展趋势。农业部门要求报告旱情及作物的受灾情况，保障抗旱救灾所需化肥、种子、农资的调拨供应工作。
应对抗旱需要，县防汛抗旱部门组织抗旱应急工程的建设。这些应急工程主要包括对老旧水利设施的维修、除险、加固等，以减少水源渗漏，增加蓄水能力；并挖掘渠道、铺设水管等加强供水基础设施建设。另外，县防汛抗旱部门紧急购置运水车辆、各类抽水设备和运水桶等并发放到各乡镇。从2010年3月运水车开始普遍给受灾严重的村庄送饮用水。送水产生的水费、汽油费等均由政府负责。县农业部门在旱灾中推广以地膜覆盖、配方施肥为主的抗旱节水节肥技术；引导农民抗旱自救，动员农民水改旱或改扩种其他耐旱粮经作物，如有的农科站免费发放一定数量的玉米种或荞种及地膜，并提供免费机耕；在春耕前采取旱育秧、异地育秧、投亲靠友保育秧等方式保证大春水稻种植，并贮备足够救灾种子、农药、化肥、农膜等以保证灾年农资市场的稳定。
各乡镇政府配合县里各部门，具体组织和实施各类抗旱救灾活动，如运水、挖井、重修水利设施等。中央、省、市、县各级抗旱应急资金在灾中陆续下拨到各乡镇，尤其在4月中旬后拨款力度加大。截止6月20日共投入各级各类抗旱救灾资金3 448.4万元，抗旱救灾物资折合人民币662.2万元，最高日投入20.24万人/次抗旱救灾［7］。
3.2.2 村集体的应对
村集体的适应方式首先与其自然受灾状况紧密相联。自然受灾情况严重，村集体才需要以集体的名义组织抗旱，并向上级政府及其职能部门寻求帮助。同样，也只有受灾面广，地方政府才会重视并根据受灾严重程度的不同，给予不同方式的救助。河口镇白石岩村在2009年9月该村普遍用水出现困难后即主动向镇政府求助，2009年10月镇政府送水车开始给村民送饮用水。同时村集体也考虑如何自救，2010年2月村组织开会决定由村民先行集资购买水泵、柴油机、水管等抽水设施，从附近的牛栏江抽水，以解决村生产生活用水困难问题。然后村组织再向乡镇政府和县政府申请资金补助，并申请电力部门给村里抽水架设电线。最后这些要求都得到了满足，村民事先垫付的资金也由乡镇政府统一支付。
村集体的适应方式还和村干部的社会资本和活动能力相关联。河口镇白石岩村所获得的帮助不仅仅因为它受灾严重，也和其村长受灾后积极与乡镇政府和县相关部门联系反映困难有关。河口镇鲁撒格村因为村长本人的社会关系争取到市里的企业给村小学送矿泉水、县里的消防车每周给村里送一次水。另外还争取到县农业局的抗旱项目，利用项目拨款在该村调整了33.3 hm2土地种植玉米抗旱新品种，使用抗旱新技术，减轻了农民因旱灾遭受的损失。鸡街镇彩己村因为和昆明市某企业有结对关系，在旱灾中该单位直接给该村送来了矿泉水、大米等救灾物资。
3.2.3 烟草公司的作用
在地方政府和村集体采取的适应措施之外，值得一提的是烟草公司所起的作用。烤烟种植是寻甸县农业的支柱产业，2009年寻甸烤烟总产值达3.29亿元，税收7 240万元，占全县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2.7亿元的26.8%，烤烟也成为一般农户的主要收入来源。因此地方政府对烤烟种植比较重视。从2005年以来，国家启动基本烟田基础设施建设，寻甸县也从中受益，到2010年5月初共建成烟水工程107件，烟草水窖6 560个，这些工程在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10］。应对2010年的特大干旱，乡镇烟站统一育苗；在仍然干旱的4月份烟苗移栽期，烟草公司寻求地方政府及部队的帮助，组织车辆给农民的烟草水窖运水，以保证烤烟需水期的需求。同时扩大和农民的收烟订单，鼓励农民水改旱种植烟叶。烟草公司的适应行为主要是为了保证其灾年也能收购到足够数量的烟草，但对农户应对干旱却产生积极的作用。
3.2.4 社会各界的作用
新闻媒体的宣传舆论工作也给社区抗旱积极帮助。社会各界踊跃捐款捐物。全县党员捐款514万，社会捐赠296.4万。另外还有相当数量的捐赠物资，如矿泉水、大米、化肥、抽水机、水桶、食用油等。有的单位还主动派车为灾区运水，驻滇部队也积极加入地方抗旱工作，如运水、找水、打井、挖渠、铺设水管等［7］。
3.2.5 公共层面适应性评价
应对极端气候事件，公共层面采取多种响应行为，积极适应。到6月中旬全县共完成抗旱应急工程208件，解决或缓解了9.3万人和6.87万只大牲畜的饮水困难［7］。特大干旱并未造成人畜渴死、饿死、或大面积逃荒的极端现象。
但因为资金和人力资源的限制，地方政府及其部门所起的作用是有限的。到4月中旬水利应急工程实际总增加供水量240万m3，是总缺水量3 182万m3的7.5%［11］，而且这些工程的受益者更多是城镇居民而非农户。饮用水的运送更多关注饮水非常困难的山区村庄，且只能满足人畜饮水的最低需要。在农业缺水方面的运水救助只关注对地方财政和农户收入有重要意义的烤烟而忽略其他收益低的传统农作物。实地调查中农民每户获得的救灾款不超过250元，大米不超过35 kg。总的来说，不同村组所获得的政府帮扶程度不同，受灾程度相对轻的村组和农户更多需要自己的适应。
从调查中农户的反映来看，农户直接体验到的政府给予的帮助是运水、送粮食、籽种、地膜和救灾款。运水车给饮水困难的村送水，保证饮水的基本需要；同时给田间地头的烟草水窖送水，保证烤烟的生产。有的村救灾物资仅发给困难农户家庭，而有的村救灾物资普遍发放。这些救助在大旱之年起到了相当重要的稳定民心的作用，让农户相信政府总会有帮扶，而不致使其渴死饿死或被迫需要搬迁他地。但是在其他收益率低的农作物，如小麦、大麦、玉米、水稻等的生产供水方面政府并未给予帮助，尤其是小春作物基本上都是绝收的。农业部门在给一般农户提供抗旱新技术、新品种等方面的作用极其有限。在水改旱、改扩种等微观决策方面更多依赖农户自己做出判断，政府提供的少量籽种地膜等鼓励措施作用也有限。
3.3 农户层面受灾适应分析
3.3.1 生活自适应
对于人畜饮水面临的困难，除了政府送水，农户自身也采取了多种适应措施。河口镇白石岩村在政府组织送水之前短期地从外来运水商贩手上买水，有的农户到3 km外的牛栏江背水，赶牲畜去牛栏江喝水，把衣服带去牛栏江洗涤；鲁撒格村的农户则赶牲畜到山上的积水潭饮水、驮水。在灾中农户也改变原先用水方式，节约水的使用并重复多次使用，将洗菜、洗脸的水再用来喂牲畜。邻里间的帮扶也是重要的部分，鸡街镇的彩己村没水的农户可以到有井的农户家挑水；缺水的自然村可以到附近有水的自然村挑水，邻里间和村落间并不存在水的买卖关系。
归纳起来，在人畜饮水方面农户自发采用的适应措施有：买水、借水、减少用水、节约用水、背驮水、寻找新水源等。这些措施有效地缓解了灾中人畜饮水紧张的问题。农户在灾中虽然感觉到用水紧张，但也没有达到无法忍受的极限。
3.3.2 农业生产自适应
烤烟的生产灌溉用水由烟草公司提供帮扶，其他农作物的生产灌溉则取决于农户自身的决策。小麦、大麦、玉米等都是旱作物，并不特别需要人工浇水。但在本次特大旱灾中，旱地土壤缺墒情况严重，有些农户将水运往玉米地泼浇，但更多的农户（22.9%）选择了听天由命，可能的原因是水缺乏或者运水、泼水劳动力成本大而玉米收益小。但鸡街镇农户在水稻种植上采取了积极行动，喜兆自然村大多数农户都买了抽水机，在干涸的河床里挖深洞再抽水浇灌。抽水机和燃油花费均为各户自己承担，贫困农户靠赊账购买抽水机。
因为迟迟没有降雨，不少农户（23.9%）采取了推迟种植节令的方式，按照正常年景的传统，农户会等到降雨才开始播玉米种，而本次特大旱灾中到了播种季节仍未降雨，白石岩村的农户等了半个月，实在不下雨也只能播种。鸡街镇有的农户一直等到下雨才栽种了水稻，比种植节令晚了近一个月。
23.0%的受访农户采取了水改旱的方式。但出于对降雨的预期的不同，农户做出的关于种植的理性判断不同。鲁撒格村的水稻种植时间早于玉米和烤烟的种植时间，农户看到水稻因无水难以栽种会改种玉米和烤烟。鸡街镇的水稻种植时间一般比玉米和烤烟晚一个月，一些农户预计到了水稻的种植节令可能还是会没水，提早将水田改作了旱用。另一些农户并不提前水改旱，而是等到水稻的种植节令看实际情况再做决定，如果仍然缺水则改种玉米或烤烟。
农户自己采取的适应方式很大程度上是基于现实缺水情况、自己对降雨的预期以及考虑成本的尽量减少受灾损失而采取的响应措施。在所调查的村组，最主要的适应方式是抽水、推迟种植节令和水改旱。主动采用农作物抗旱新品种和新技术的农户少，总体看起来仍然是应对型的而非预防型的。
3.3.3 外界帮扶背景下的农户适应性评价
在政府、村集体、烟草公司、社会各界的帮扶背景下，农户自身亦采取了多样化的适应措施。公共层面和农户层面的共同适应缓解了特大干旱给农户生计所带来的压力。
在人畜饮水和生活用水方面，尽管水源紧张，取水需要花费更多的时间和人力，但受调查村组均能保证最基本的人畜用水需求，没有人畜渴死或因水质问题产生疾病，极少出现因缺水而被迫卖掉牲畜的现象。公共层面的帮扶起到了稳定民心的作用。另外，农户自己也判断雨季总会到来，不会一直干旱。
在家庭生计方面，特大干旱并未对农户造成致命的影响。当地家庭收入主要来源于农业收入（小春和大春作物）和外出打工收入。假设正常年景户均家庭总收入为100.0，各项收入所占比例见表3。根据寻甸县农业局的受灾统计资料［12］、村组农业统计报表和农户对各类农作物受灾减产的预期，务工收入认为基本不变，测算2010年户均总收入。从表3可以看出2010年各村组户均总收入仍能维持到正常年景的64%以上，特别是河口镇受到外界扶持较多的2个村组所受损失更小。从生计平均受损程度来看，农户没有绝对必要进行永久迁移。但对于个体农户是否做出短期迁移的决定，则由农户根据自己的家庭特征如具体受灾程度、劳动力富余情况、心理预期等进行判断。
4 结 论
2010年西南特大旱灾为探索气候变化、极端气候事件和人口迁移之间的关系提供了极好的研究背景。但和根据文献所做初步预期不同的是，在严重受旱地区所调查的5个村组并未出现大规模的人口迁移活动，无论是永久迁移还是短期迁移。深入的实地调查表明在公共层面和私人层面的共同作用下，特大干旱并未对农户的生计造成致命的影响，甚至旱情越严重的村组因为得到的帮扶越多反而受到的损失较小，而其他村组也至少能保持64%以上的收入。这从一般层面上解释了特大干旱情况下农户迁移活动并不显著的原因。但是个体农户为什么做出迁移或者不迁移的决定，值得我们结合调查数据做进一步的分析。
(编辑：于 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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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imate Change Migration：Extreme Climate Events and Adaptation Survey on Rural
Migration in Southwest China in the 2010 Severe Drought
YU Qingnian1,2 SHI Guoqing1 CHEN Shaojun1
(1.National Research Center for Resettlement, Hohai University, Nanjing Jiangsu 210098, China;
2.Instifule of Land Resource Management, Hohai University, Nanjing Jiansu 210098, China)
Abstract Academic debates exist over the direct causation between climate change and migration and the importance of climate change imposed on migration. The 2010 severe drought that occurred in the southwest region of China provided the research background for studying the complex relationship between extreme climate events and climate change migration. Did the local rural residents take migration as an adaption way to respond to this extreme climate event and how? Based on the survey of rural migration in the five villages in the seriously droughtaffected Xundian County of Kunming Municipality, Yunnan Province this article described the rural migration activity and its characteristics. The survey showed that the severe drought did not cause largescale rural migration as anticipated. Whether temporarily or perman ently referring to the conceptual model of migration in response to climate change, this article looked at the role of public and private adaption to migration. Reviewing and evaluating the adaption activities of local governments, village collectives, and rural households, this article found the reasons for no anticipated largescale migration. Beside the help from the public level, farmer households individually conducted various adaption ways. The integrated role relieved the pressure of the severe drought on the livelihood of farmer households and thus migration did not become a compulsory choice.
Key words extreme climate events; adaptation; climate change migration/migrants; rural migr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