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人”与晚清的“大变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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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清大变局
  晚清时期开明的官吏、先觉醒的知识人士,直觉地感悟到了当时社会与文化发生的不寻常的变化,他们称之为历史的大变局。下面试举几例,看晚清的政治敏锐人士是怎样看待当时的历史大变局的。
  李鸿章(直隶总督、北洋大臣)说:“合地球东西南溯九万里之遥,胥聚于中国,此三千余年一大变局也。”又说:“今则东南海疆万余里,各国通商传教,往来自如,麇集京师及各省腹地,阳托和好之名,阴怀吞噬之计,一国生事,诸国构煽,实为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
  徐继畲(读she、福建巡抚)说:“南洋诸岛国……明以前皆弱小番部,朝贡时通。今则胥变为欧罗巴诸国埔头,此古今一大变局。”
  王韬(著《瞍园尺牍》、学人)说:“居今日而论中州大势,固四千年来未有之创局也。”又说:“合地球东西南朔九万里之遥,胥聚于我一中国之中,此古今之创事、天地之变局,所谓不世出之机也。”
  丁日昌(苏州布政使)说:“西人之入中国,实开千古未创之局。”
  曾纪泽(曾国藩之子、出使英法大使)则说:“泰西之轮楫,旁午于中华,五千年来未有之创局也。”
  郭嵩焘(广东巡抚、出使英法大使)也说:“西洋之人中国,诚为天地一大变。”
  郑观应(著名实业家):“今泰西数十邦叩阕互市,与我中国立约通商,入居内地,此乃中国一大变局,三千余年来未之有也。”
  他们在这种千古未有的大变局面前,感到惊愕,不知所从,束手无策。而出现这种大变局的最主要的标志,是“西人”大规模地进入了中国。
  “西人”进入中国,本不白晚清始。汉代即有佛教的传入,可以叫“西天”(周有光先生最早如是说)。明代有天主教入华,那是“西教”。晚清西人大规模涌入华夏,可以称为“西潮”。但汉的“西天”和明朝的“西教”,与晚清的“西潮”均不相同。佛教进入中国(西汉末年、东汉初年),是静悄悄地进入的(通过西域传人),起初是作为黄老方术的一种,后来虽引起过争论(沙门不拜王者论),甚至出了好几个主张灭佛的皇帝,但都阻挡不住佛教在中国的传播。主张灭佛的皇帝远没有信佛、佞佛的皇帝多。佛教经历了漫长的中国化的过程,终于出现了最适应中国人心性的禅宗。佛教传入中国的过程,是中华文化吸纳、消融外来文化的显例,体现了华夏文明的伟大处。它的特点,是充实主体,融化客体,思想再生,铸造新文明。
  明代的天主教入华,一般以明万历十年(公历1582年)意大利人利玛窦来华为标志。西方的传教士带来了天文、历法、数学、火炮制造等西方的科技,也把中国的文化反馈回欧洲,对中西文化交流起到了早期的带领作用,但在宗教传播方面,始终表现为与中国文化的冲突。利玛窦曾经尝试着让天主教适应中国文化的特征,他的努力获得相当成功,后来由于罗马教廷的干预,引发了“礼仪之争”(祭祖拜天),两种文化的冲撞占据了主要位置。但这次“西人”的进入中国,增加了双方的初步了解,就中国一方而言,自己文化的主体位置丝毫未发生动摇。
  所以如此,由于汉、唐、明直至清中叶,中国的国力是强盛的,“西人”带来的是文化,不过是“以文会友”,所以宾主分明,客人就是客人,无论如何成不了主人。
  晚清不同了。道光、咸丰以后,中国的国力日趋衰弱,社会问题严重,统治集团腐败。在这种弱势的情况下,“西人”来了,不再是“身怀绝技”的传教士只身远游,而是开着军舰、手持枪炮的大队人马前来叫阵。主人的态度也不是开门纳客,紧闭的大门是被人家用”船坚利”打开的。于是,有了1840年的鸦片战争和1842年的《南京条约》(中国近代史上的第一个不平等条约),有了1860年的第二次鸦片战争和《北京条约》(一个更加丧权辱国的条约)。英法联军于1860年9月9日火烧了圆明园,那是当时东方的第一名园。
  此时之“西人”已经反客为主,中国文化的主体位置、国家的主权地位,遭到根本动摇。
  晚清时期先觉醒的知识分子、开明的官吏,也想出了一些对付洋人的办法,当时最流行的话语是“夷务”,如何处理“夷务”成为关乎国家根本利益的大问题。想出的办法包括“以民制夷”、“以商制夷”、“以夷制夷”、“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等等,但都没有多少效果。朝野上下形成的一致看法,是自己落后了,应该自强。所以晚清有长时间的“自强运动”。看到洋人技术先进、武器精良,意识到自己要有近代工业,要有洋枪洋,于是开始了“洋务运动”。“夷务”后来变成了“洋务”。李鸿章、沈葆桢、左宗棠、张之洞等晚清大吏,是早期“洋务运动”的积极倡导者。特别是李鸿章,他是清季办洋务的最主要的代表人物。但1894年的中日甲午战争,李鸿章倾毕生心血建立的北洋舰队全军覆没,中国的面子丢大了,全国上下一片沸腾。
  甲午战争的教训
  中日甲午战争的悲剧,不单是败在一个“蕞尔小国”的手下,因为日本经过明治维新,小国已经开始变强。它的深层悲剧在于,是不该战而与之战而且战败。
  翻检一下中日甲午战史,可以看到:战前、战中、战后,中方的应对策略,处处中日本人的圈套。日本制造各种借口,想一举消灭北洋水师。李鸿章知道北洋水师不是日本的对手,本来想避免战争,但由于翁同和为首的清流主战派侠光绪皇帝给李鸿章施压,李的具体布防措施也一再发生错误,还是不由自主地走上应战不敌的道路。
  甲午战争的前三年、1891年,李鸿章的在奏折里说:北洋有新旧大小船舰共25艘,其中大船只有镇远号、定远号等6艘,还要增加多只船舰,才能构成战斗系列。朝廷没有理会李鸿章的请求。甲午战争当年(1894年),李鸿章又上奏折,要求添换新式快炮21尊,如果办不到,镇远、定远两舰的快炮12尊,无论如何应该购买,但仍未获准。实际上自光绪十四年(1888年)开始,北洋水师就没有添加任何装备(史书上说“未增一械”或“未增一船”),原因是购买军械的银子被慈禧太后移做修颐和园之用了。
  甲午战争八月打起,七月李鸿章上奏折再次陈述:中国的六艘大船,只有镇远号、定远号是铁甲船,可用,但时速仅1 5海里,而日本可用快船有21艘,9艘是新船,时速20至23海里。双方海上力量对比悬殊。李鸿章因此明确表示:“海上交锋,恐非胜算。”
  已往研究晚清史事的人,大都把甲午战败的责任,全部算在李鸿章一人的名下,李不得不蒙受“卖国”的蔑称。但我的看法,甲午战争的失败,李鸿章固然有其不可推卸的责任,翁同、张謇、文廷式等清流主战派,也有误国之责。
  值得注意的是,史学家陈寅恪的祖父陈宝箴和父亲陈三立,他们对李鸿章的罪责另有看法。陈氏父子在马关条约签定后立即致电张之洞,呼吁联合全国的督抚,请将李鸿章斩首。而处治李鸿章的理由,则是作为勋旧大臣的李,没有尽自己的责任,以自己的生死去就坚决阻止战争。陈宝箴说:
  勋旧大臣如李公,首当其难,极知不堪战,当投阕沥血自陈,争以死生去就,如是,十可七八回圣听,今猥塞责,望谤议,举中国之大,宗社之重,悬孤注,戏付一掷,大臣均休戚,所自处宁有是耶?
  后来黄秋岳在回忆这段往事时写道,
  盖义宁父子,对合肥之责难,不在于不当和而和,而在于不当战而战,以合肥之地位,于国力军力知之綦审,明烛其不堪一战,而上迫于毒后仇外之淫威,下于书生贪功之高调,忍以国家为孤注,用塞群昏之口,不能以死生争,义宁之责,虽今起合肥于九泉,亦无以自解也。
  所以,一百年前的中日甲午战争的悲剧在于:不是不当和而和,而是不当战而战。
  甲午战争是1894年打起来的,第二年鉴定马关条约。其直接结果是北洋舰队的覆没——这固然令人哀痛;比这更令人哀痛的是割让台湾,把我们的第一宝岛送给了日本人。1905年日人占领台湾,直到1945年归还中国,日本占领台湾整整50年。
  遥望历史
  这里,我想提出一个问题——在我国由传统走向现代的历史上,曾经有过三次现代化的努力:一次是晚清政府迫于列强的侵扰所做的初步现代化尝试,以洋务运动为标志,但由于1894至的甲午战争,被日本强行打断了:第二次是民国政府的现代化努力,由于1937年日本军国主义的全面侵华战争,再一次被打断;我们现在正在进行中的现代化进程,是中国近现代历史上的第三次现代化努力,已经取得了令世界瞩目的成果,但我们的现代化进程还没有完成。我们这次的现代化进程,还会被打断吗?
  (编辑 徐雅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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