迄今为止，人类的写作方式都是地域主义的，这意味着，地域写作是人类共同的文化基因。狭隘而言，地域写作是一个民族的内部“事件”，即我们可以把地域写作视为一种“风情写作”，风情及其凸显出来的精神取向、气质和偏好是地域写作的主要标识。因此，《诗经》“辞约而旨丰”“事信而不诞”和《楚辞》“瑰诡而惠巧”“耀艳而深华”，在《文心雕龙》的视野中才会被归结为北南之别。但若宏观而论，地域写作就是民族性的表达，亦即地域不是独立意义的存在，而是民族性的一部分。鲁迅《致陈烟桥》称：“现在的文学也一样，有地方色彩的，倒容易成为世界的。”地域性和民族性是一个问题的两个侧面。在民族内部，地域及其书写是无处不在的；在地域之外，民族性则是无时不在的。
　　事实上，我们都认识到了全球化对人的存在造成的分裂，一方面，单个的人实现了“网络化”，似乎“命运共同体”是一个可期的目标和模式，同质化越来越明显；另一方面，单个的人陷入日益加深的孤独，个性、地域、本土无可避免地成为一个人特别是写作者的身份和旗帜。换句话说，当我们想当然地认为全球化会消解一个人的辨识度，抹平人际的鸿沟时，孰料却毫不犹豫地重塑和加固了他，此时，“被现代性”转变为一种自觉的、本土的现代性。这意味着，个人主体性的建构和现代民族国家构建是并向而非背道而驰的，表现在文学上，则是个人/地域主义写作成为一种时尚和潮流。一个不可忽视的事实是，国内任何一个功成名就的作家都带着地域写作的光晕。
　　一旦地域写作脱离全球化获得相对的生命力，便意味着自由来了，“意味着在更广阔的社会中，从直接的经济、政治或宗教的控制下所获得的某种程度的自由”。如果说“‘为艺术而艺术’是审美现代性反抗市侩现代性的一个产儿”，那么，地域写作成为一种价值领域，表明写作者躲避平面化/地球村束缚、工具理性支配、同质化生活（另一种形式的异化）具有了可能。阿多诺指出：“艺术的社会性主要因为它站在社会的对立面。”假如将地域写作看作一种小传统，它的坚守则是对全球化这个大传统的革命，但这种革命不是拒绝、颠覆、推倒，而是发展——将现代性本土化和个人意识化。借用波德莱尔的说法，地域写作是“现代生活的英雄主义”，它反对格式化和庸俗主义，通过坚守传统而非固守狭隘，实现批判性自由。
　　毋庸置疑，传统并不必然意味着保守，某种意义上，在全球化面前，甚至意味着一种主体自由，至少是一种主观自由。这是因为，全球化提供了自由之后奉送了一套更沉重的枷锁。当郭沫若在1924年大声疾呼“什么叫艺术，什么叫文学，什么叫名誉，什么叫事业哟！这些镀金的套狗圈，我是什么都不要了，我不要丢了我的人性做个什么艺术家”时，他似乎是说给我们听的——当物的增长超过人的负荷，形成困境，决裂便是另一种现代性，而此决裂便是回归：回归本土、区域，才能回归个人。
　　大而化之，现当代文学中的地域写作只有两个向度。一、以本土的方式提供国家、政党或集体经验，其前提是文学是阶级的。鲁迅便说：“文学不借人，也无以表示‘性’，一用人，而且还在阶级社会里，即断不能免掉所属的阶级性，无需加以‘束缚’，乃出于必然。”二、以个人的方式提供价值、精神或宗教图谱，其前提是文学是人的。这个意义上，如戈蒂耶所说：“有用的都是丑陋的。”所谓的“丑陋”不是针对本质的人，而是附加的一切人造的“崇高”。这里之所以不说其前提为文学是人学的，是为了避免混淆，因为提出这一概念的高尔基把作家称为“阶级的耳目与喉舌”“阶级的器官”和“阶级的感官”。
　　对比这两个向度，绝非试图做出道德/价值判断。地域写作是一个事实存在，文本中的信息显露无遗：巴尔扎克是法国的，曹雪芹是中国的，托尔斯泰是俄国的，马尔克斯是哥伦比亚的……他们都途经自己的“故乡”，设法对社会、人類乃至个人做出民族性的理解和诠释。他们身上，地域的始终是民族的，亦即其作品始终与“人”、与时代保持着某种紧张关系。但这种紧张并不存在于所有文学中。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文学与时代是同步的、契合的。如赵树理1955年发表的《三里湾》，作为中国第一部表现农业合作化运动的长篇小说，作者曾鲜明地表示，写作这样一部小说是为了配合中国革命“新的历史任务”。这部小说中，主人公明显缺席，当然，也可以如贺桂梅所说是以村庄作为第一主角，即三里湾的秋收、开渠和扩社三件大事主导了日常人际关系的变动、婚姻家庭单位的重构，特别是进步力量与落后力量的对比。文学意义上，乡村进入文学视野是与新文化运动同步的，其通常被当作愚昧的标志和启蒙的对象，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这种叙述范式发生了“革命性”变化，作为被书写的主题，乡村被视为一个新的共同体——这显然是一种有别于传统乡村和城市的地域，而容纳了国家、文化特别是阶级和社会主义的建构过程。在赵树理的视野中，乡村是边缘的又是中心的，是地域性的又是去地域性的，因为，村庄这个具体的革命对象被纳入现代国家的可能性中，而呈现出一种概括的、抽象的、形而上的追思。作者试图以一种赞成的态度理解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合作化运动，这显然与上层关于合作化运动是小脚老太太的批评相映成趣，毕竟，他亲历了1951年山西合作化的试点。《三里湾》作为一部农村题材的小说，回答的是中国农村往何处去的疑问，并通过文学想象构造了一个符合主流叙事的乡村乌托邦。
　　符合主流叙事，是中国这个世界范围内的“区域”的一种独特的文学经验和表达，而老舍的龙须沟、赵树理的三里湾、周立波的元茂屯、浩然的芳草地等，则是中国经验和精神的红色支脉。这种向度的地域写作，主角不是人，甚至不是地域，而是革命，地域只是提供了一个舞台。这一时期的文学作品中，地域是乡村还是城市并不重要，个人身份已成为阶级身份的衍生和延伸。这种地域写作在新时期以后则让位于对“人”的关注。莫言在描写高密东北乡时，明显坚持这样一种理念：只有把人当“人”来写，超越阶级和政治偏见，才能写出完整的、真正的人的形象。虽然“超越”只是一种设想，仍然无法摆脱宏大叙事所造成的人为遮蔽，但毕竟经过“不断革命”祛魅，“时代”成了“现实”的单位，“不断成长”走进私人空间——于是，我们说地域写作回到了“人”身上。《地衣——李村寻人启事》中，李村完全蜕化为一个符号，这便是说，地域不再是叙事形象，也不承担叙事功能，而成为语言和精神气质，最终将“人”作为一种价值或理性追求，而非器物。即便去掉李村，去掉那条和米格尔街异曲同工的东西大街，其中的故事仍会令我们共鸣。
　　很显然，所有的地域写作都不是具象化的，而是想象的。换个表达则是，写作者立身和反映的地域都是一个开阔的空间，而不是封闭的箱体。比如，可以将《地衣》中的“李村问题”理解为普遍性眷恋，也可以理解为个体式伤痕。不过，李村虽然只是一个符号，但只把其作为一种背景，明显抽空了在经验和思考领域所要面对的终极问题——人的窘迫、分裂和重建，这样，李村及其写作就失去了意义。努斯鲍姆曾说：“小说通过展示某种程度上靠自己获取的生活和人类选择的可能性，让读者认识到，虽然具体环境可能大不相同，但小说讲述的故事在某些方面就是他们自己的故事。”这句话，可为“个人独特经验乃是人类共同经验”作注脚。
　　这便回到了问题的起点，地域写作既然是全球化的一种革命式反叛，它的视角究竟是什么样的？要知道，仅仅抓住地域性，固然可以沉淀下来，防止飘浮和虚空，但如何克服片面性，通过独特性，获得普世性，才是作品保持生命力的秘密所在。凡迪莫曾表示：“现代性是这样一个时代：‘成为现代的’变成一个价值，或者说，变成其他一切价值参考的基本价值。”我们都知道，伴随着全球化，历史也好，信仰也罢，都逐渐失去神性，艺术包括写作成为本雅明口中的“一颗没有氛围的星星”，与之相匹，发展成为一种空洞性常规。此一状况下，地域写作摆脱个人狭隘的“圈子”束缚，放弃这种观念——秩序、可理解性、成功是自由和深刻的背面，从提供“根”和个人乌托邦的地域中提炼全人类的通感，是作家的唯一可能的出路。
　　黑格尔曾说：“我们现时代的一般情况是不利于艺术的。”就写作而言，现时代是一个充满危机的当下时刻，正因为存在危机，反思是必不可缺的，而写作，也从来没有这么深刻和广泛地被人理解、漠视和抛弃过，这一充满悖论的命运也预示着，全球化和地域写作都有相互扭曲和互相拯救的可能。只有认识到一切艺术都是技巧、资源和眼界的结合，地域写作才不会沦入现代性终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