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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望已经醉了，而且醉得一塌糊涂，连去厕所撒个尿都弄得裤子湿了一大片。
我说：“莫喝了，再喝下去，就真的只能睡在大路上了。”
杨望看着我，说：“喝，怕个卵，当初才来这里读大学的时候我们又不是没睡过大路。”
我不再说话，眼前尽是十年前的那个夜晚。那年，我和杨望同时考上大学，我们各自拖着一条蛇皮子口袋，揣着家里东拼西凑弄来的几千块钱，来到这个陌生得让我们生畏的城市。晚间，我们不敢去住旅店，便找了条相对偏僻的道路，蜷缩着睡了一晚，待到天明才去学校报名。
想到这里，我端起酒杯一饮而尽，说：“你还提这些做啥子嘛，你现在过得不是好好的吗？”
杨望说：“好什么啊？一天活得跟个孙子一样。”
我说：“不是吧！你好歹也是一大学教师，而且今年才提拔成团总支书记，前途无量啊。”
杨望说：“锤子个前途，完全是干苦力的，还得夹起脑壳做事，我就羡慕你这样，干得不安逸，屁股一拍就走路，自由自在。”
我哭笑不得，杨望哪里明白我的苦衷，我也是被逼无奈才辞的职，去年被弄到一个偏僻的鸟不拉屎的地方去，说是几个月，结果一年过去了，提都不提回来的事，媳妇儿天天在家闹着离婚，我无奈之下只得辞职，到现在生活都成问题，还自由呢？我倒巴不得哪个把我管到起。
这些，我是不会跟杨望说的，当然，说了他也不信。
杨望接着说：“唉！这一辈子真他妈没得意思，说没就没了，有好大个意思嘛。”
我说：“话也不能这么说，这个世界上还是有很多事，值得我们去做呢。”
杨望没答我话，过了一会儿，他突然看着我，两眼血红，说：“我去年一年就参加了四个葬礼。唉，生命啊！”
我说：“有什么嘛，不就是死了四个人吗？常事啊。”
杨望抬眼看着我，说：“其中有两个你认识。”
听杨望这么说，我差点没噎住，即刻在脑子里把我稍微熟悉点的都过了一遍，但还是没想起是谁，便问了句：“哪个？”
杨望说：“你还记得彭几道吗？”
我觉得这个名字很熟悉，但想了半天还是没想起来是谁，问道：“哪个彭几道？”
杨望说：“就是当年读高中时，看起来很衰的那个，八年抗战，想起没？”
衰？八年抗战？
当这两个词出现在我面前时，彭几道的形象也清晰的出现在了我面前。
彭几道长得是够“衰”的，虽然他的名字容易让我想起著名词人晏几道，但他却一点儿没有晏几道的潇洒，有的却是无穷无尽的“衰”。彭几道很瘦，瘦得只剩一副骨头架架，一件破衣服披在身上，风一吹就鼓荡起来，像极了稻田里用来驱赶鸟雀的架子。不知道什么原因，彭几道看上去似乎总是愁眉苦脸的，不见一点笑容，几缕头发紧贴在前额，显得苍老不堪。
至于八年抗战，这个特征就更明显了，可谓是彭几道的专属名词。我们那会儿，大学还没扩招，考个大学对我们来说非常困难，尤其是在我们那种偏远山区，更是难上加难，一年难得出几个大学生。但我们那里的孩子除了靠读大学来改变自己的命运，似乎也没有更好的出路，所以我们就玩了命的读书，想以此来飞黄腾达。现在想想当时的我们真是天真得可笑，读了大学又能怎么样呢？
彭几道就和大学干上了，而且这一干就干了八年，被我们戏称为“八年抗战”。彭几道比我和杨望高几个年级，我们在读初中时，他就已经在读高中了，可是不知道为什么，他总是在年复一年的高考中落榜，等到我们读高三的时候，他还在读高三，最后和我们一起参加了那年的高考。
我记得高考完了的时候，我还和彭几道一起在宾馆的楼顶上吹过风。那时，彭几道站在楼顶的边缘，双眼迷茫的看着远方，我真担心他会想不开从那里跳下去。
或许是他的真诚感动了上天，在那年的高考中，彭几道勉勉强强考上了位于万州的重庆三峡学院。那一年，也是我最后一次看见彭几道，此后便音信全无。
我不知道杨望在此时提起彭几道干嘛，便说：“我知道彭几道，怎么了？”
杨望看都不看我一眼，说：“他死了！”
我冷不丁的吓了一跳，说：“彭几道死了？不会吧！怎么死的？”
杨望说：“上吊死的。”
我没有说话，就那样眼巴巴的看着杨望。
杨望说：“彭几道大学毕业以后，回到了家乡一所中学教书，经同事介绍认识了当地一个没啥文化但颇有几分姿色的女人，不到一年的时间，彭几道就和这个女人结婚了。我见过这个女人，长得确实不错。”
我说：“彭几道的死和这个女人有关吗？”
杨望说：“岂止有关啊？太有关了！彭几道结婚不到两年，便发现这个女人和外面一个男人有了不正当关系。你知道彭几道撒，就他那衰样，知道了也就知道了，也不敢去责问他媳妇儿，竟然假装不知道，就那样忍了。唉！”
杨望猛的喝下去一口酒，恶狠狠的说：“要是我遇到这样的事，我不把那个狗日的杂种一刀给剁了。”
我说：“唉！”
杨望说：“后来这个女人见彭几道不闻不问，竟然变本加厉越来越猖狂，向彭几道提出离婚。彭几道不答应，跪在地上求这个女人不要离开他，但这个女人还是无动于衷。半夜三更的时候，彭几道想来想去怎么也想不开，就起来吊死在了自家房梁上。”
我说：“何必呢？为了这么个女人，值得吗？”
杨望说：“不光是你想不通，我们大家都想不通啊。最为可气的是，这个女人第二天起来看见彭几道吊死了，眼睛水都没流一滴，收拾起东西，一句话不说就跟着那个野男人跑了，至今下落不明。”
我说：“操！”
杨望说：“同事见彭几道好几天都没来上课，便跑去他家里看，结果看见他还挂在房梁上，尸体都硬了。”
我说：“你去参加彭几道的葬礼了？”
杨望说：“是啊！这是我去年参加的第一个葬礼。其实准确的说，那根本就不叫葬礼，就在他们学校附近随便搭了个棚棚，喊了几个招魂法师在那唱了两夜。来给他送行的人也少得可怜，除了几个同事和学生之外，连他家里的亲戚都没来几个，也或许他压根儿就没得几个亲戚。完了之后，就草草的葬在学校后面的山坡坡上，天天看着他生前工作的地方。” 我很长时间都没有说话，我不晓得说啥子。杨望也没有说话，只一个劲儿的在那喝酒。隔壁桌几个学生模样的人正喝得高兴，吵得整个场子乌烟瘴气。
喝了一阵，杨望突然冷冰冰的冒出一句：“唐竹也死了！”
我正把一口茶含在嘴里准备吞下去，被杨望这么一说，便猛的喷了出来，弄得满地都是。
我说：“你莫开玩笑。”
杨望说：“你看我像开玩笑的吗？”
我自己都感觉到我的声音有点颤抖，我明显还没有接受这个事实。我说：“咋个回事？”
杨望说：“跳楼。自己从几十层楼上跳下来，摔得脑浆迸裂。”
我说：“不可能吧！你怎么知道？你看见了？”
杨望说：“听北京的同学说的。虽然没有看见，但我去参加他的葬礼了。”
我顿时觉得胸口一阵一阵的痛，捂着嘴巴咳咳咳的干咳了几声。
我和唐竹可是初中高中都是同学，以前还住在一个寝室，可以说是熟悉的不能再熟悉了。唐竹家住在一个山沟沟里，穷得叮当响，记得以前大冬天的，他也总是穿着一双破解放鞋，冻得整个脚都是乌青乌青的。唐竹家里还有一个傻子弟弟，可以说他是他们全家唯一的希望了。唐竹这小子也没有辜负家里的希望，读书一直很厉害，总是在年级名列前茅，让当年的我不管怎么努力都不能望其项背。
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可能是青春期正常的萌动吧，唐竹在高三即将毕业的时候，竟然无可救药的爱上了我们班一个女生，还傻痴痴的去找人家表白。这个女生不仅长得漂亮，而且家里是做生意的，在我们当时来说绝对是属于富裕一类的。她声色俱厉的拒绝了唐竹，还把唐竹告到了班主任那里。自此以后，唐竹竟然一蹶不振，在那年的高考中意外落榜了。
值得庆幸的是，唐竹痛定思痛，在复读一年以后，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东北大学法律系，还一鼓作气，来了个本硕连读。毕业以后在北京一家律师事务所当律师，算是山窝窝里飞出了一只金凤凰。
我怎么都想不通，唐竹怎么会跳楼呢？按道理说，毕业两年就在北京站稳脚跟，他的前途也算一片光明，更何况家里都指望着他呢，他这一跳，自己是解脱了，可家里年迈的双亲该怎么办啊？
我问杨望：“唐竹好好的怎么会跳楼呢？”
杨望说：“我晓得个锤子。”
过了一会儿，杨望好像突然想起了什么，说：“只不过我听说唐竹在跳楼之前好像正在追查一件什么案子，然后就莫名其妙的跳楼了。”
我说：“不会吧，那会不会是谋杀呢？报案没有？”
杨望说：“据说是报了，但查来查去好像也没查出个所以然来。”
我说：“喃个搞起的啊！难道家里就不去讨个说法？”
杨望说：“唉！家里都是些一辈子只晓得和土地打交道的农民，连门都很少出，他们知道啥子嘛。”
我说：“你去参加唐竹的葬礼怎么不叫我？”
杨望说：“我以为你晓得，再说你去年不是被弄到乡下去了吗，我怎么叫你？”
我喝了口酒，说：“这都是一些什么破事啊。”
杨望说：“你没去也好，去了真的遭不住，看起那个造孽啊！那个破落的山村，那几天阴沉沉的总是不见阳光。唐竹的棺材就停在他家院坝，不晓得怎么回事，连棺材盖都没盖，尸体就那样裸露着。他爹妈跪在院子里那个哭啊，哭得声嘶力竭，根根白发上粘满了草屑。”
我实在无法忍受这种压抑，一个人来到外面，眼前是大片大片的灯火辉煌，整个城市正充满着勃勃生机。不远处就是我在这个城市的家，但这十年来，我却找不到一丁点儿的归属感。
杨望还在喝，喝得满脸通红，问：“做啥子去了？”
我说：“出去透了哈气。”
杨望把酒杯倒满，端到我跟前，说：“兄弟俩难得一起，来，喝起。”
我说：“你不是说去年参加了四次葬礼吗？还有两次呢？”
杨望说：“你莫着急嘛。”
我也不知道我怎么会问出这样的话来，也许是我在害怕，害怕杨望一不小心又说出两个我熟悉的名字来。
杨望说：“第三个葬礼是我一个学生家长的。”
听杨望这么说，我竟长长的出了一口气。
杨望说：“这孩子才大一，他妈就死了，得癌症死的。”
我说：“这年头得癌症的确实不少，而且越来越年轻，现在污染这么严重，连呼吸个新鲜空气都成了奢望，也属正常。我们单位前年才分来一个大学的毕业生，一个二十一岁的女孩子，去年在上课的时候讲着讲着就晕倒了，送去医院一检查，癌症晚期，估计很难活过今年了。还有……”
杨望打断我的话说：“你知道我赶到那学生家的时候是什么状况吗？那天下着好大好大的雨，路上到处都是稀泥，我深一脚浅一脚的走得东倒西歪，还没等我走到他家门前，我那学生就哭喊着跑了出来，扑通一声便跪在了我面前，哭得差点晕了过去。我当时那个疼啊！唉！”
我说：“这也是没得办法的事。”
杨望说：“他妈是死在外面工地上的，疼死的。我那学生家里穷，读不起书，他妈便出门打工帮他挣学费，在他高三那年就已经查出患了癌症，但他妈怕影响他高考，硬是撑着没给他说，强忍着病痛继续打工挣钱供他读书，直至他考上大学。熬了有大半年吧，去年终于熬不住了，就死在了工地上。”
我说：“他爸呢？”
杨望说：“他爸早在几年前就离开了那个家，至今下落不明。”
我说：“那像这种情况，你们学校是不是应该给点照顾呢？”
杨望说：“会的，他的材料我已经报上去了，估计会有一定的照顾，但主要还得靠他自己。”
我说：“其实只要他自己肯努力，也不是什么难事，你想想我们当年读大学的时候是怎么过来的，比他也好不到哪去。”
我感觉有点醉了，便起身打算去卫生间洗把冷水脸。透过窗户，我看见一对一对的大学生情侣正搂抱着走向角落里的日租房。 等我从卫生间回来，看见杨望的位置空着，我吓了一跳，想他都醉成这样了，别出什么事吧。事实证明，我的想法是多余的，几分钟后，我看见杨望从门口摇摇晃晃的走了过来。
我说：“你走哪去了？”
杨望嘿嘿的笑着：“吐出来果然舒服多了。”
我说：“没得事吧？”
杨望说：“没得事，没得事。”
我说：“第四个葬礼了呵！”
杨望说：“第四个葬礼了。”
我一直在等杨望给我讲他去的最后一个葬礼，但等了半天他都没得个动静，木杵杵的，傻了一般。
我说：“喂，你在干嘛？”
杨望没理我。
我用脚刨了他一下，说：“喂，你在干嘛？”
杨望看了我一眼，依然木木的，眼神有点迷离。
我说：“喃个了。”
杨望突然端起酒杯一饮而尽，喝完还是没有说话。我拿出一支烟递给杨望，我看见他点烟的时候，身体竟然在微微颤动。
几分钟以后，杨望开口说话了。
杨望说：“第四个葬礼……是一个小女孩儿的葬礼……才不到十四岁。”
我明显感觉到杨望的话里带着极大的伤痛，于是不再问下去。
杨望说：“你知道我们那儿噻？”
我当然知道杨望他们那儿，那儿我印象太深刻了，一个花了我整整一天时间才找到的地方，我怎么会不知道呢。那会儿我才高中毕业，觉得三个月的暑假很无聊，便想去找杨望耍，于是叫上了另外一个同学罗云东。我和罗云东早上天还没亮便出发，一路翻山越岭，走得筋疲力尽。在黄昏的时候，才在路人的指引下来到一个高得离谱的山坡坡上。当我们到达山顶的时候，我差点崩溃，整个山上荒无人烟，只有在几里开外才零星的散落着几户人家，看样子是一个村庄。我当时就想，杨望家该不会住在那里吧，怎么这么偏僻？杨望家还真住在那里，当我们到达他家的时候，我看见杨望正披着暮色在院坝里挥舞着柴刀砍柴。杨望显然对我们的到来非常意外，竟有点手足无措起来。我站在杨望家院坝，眼前是连绵不断的群山，望不到尽头，顿时觉得自己和整个世界隔绝了。我看了一眼杨望，想到这么一个偏僻的山巅巅上竟然还出来一个大学生，真是不简单。
我看着眼前的杨望，总觉得和那时在山巅巅上看见的杨望完全不一样，但具体哪儿不一样，似乎也说不上来。
我说：“知道啊，怎么会不知道呢，都去过好几回了。你们那儿怎么了？”
杨望说：“我们那儿出了一件奇事。”
听杨望这么说，我顿时来了精神，使劲盯着他。
杨望说：“你还记得我们家背后山梁上那户人家不？”
我努力的回想着杨望说的那户人家。那是一户寂寞的人家，一间破破烂烂的房屋落寞的挂在山梁上，像是被整个村庄遗弃了一般。我还记得，当时杨望曾指着那间夜幕中的房屋说，这里面住着一个哑巴，才十来岁，从小就被爹妈丢弃在了这里。
我说：“你说的是那个哑巴吗？”
杨望说：“你还记得啊？就是那个哑巴。”
我说：“那个哑巴怎么了？”
杨望没回答我，说：“那你还记得我家隔壁那户人家不啊？”
我真想骂杨望几句，说你有事无事总是问我你们那儿那些事干嘛啊？和我有屁的个关系，讲个破事扯这么远干嘛？但我还是没有骂出来，我在想杨望他家隔壁究竟是个什么样子。
我只记得杨望家隔壁是一户看起来很有钱的人家。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在整个村子里，只有那户人家住的是砖房，其余的都是木结构房屋，而且看上去装修得比村里其他房屋也要好上几十倍，在整个村子里显得十分醒目。我记得我曾问过杨望这户人家怎么这么有钱。杨望说这户人家是做生意的，男的很早以前就出门做生意去了，但究竟做什么，村子里的乡亲都不知道，只知道才出去不到几年，就在村子里盖起了这么一幢房屋。那个男的自从出去以后就再也没有回来过，整个房屋里就只住着他那年轻的媳妇儿和当时才几岁的女儿。
我说：“那个砖房。”
杨望说：“嗯，那个砖房？”
我说：“你能不能别东拉西扯的，有事说事。”
杨望说：“你急个锤子。”
我说：“我能不急吗？”
杨望说：“那个破屋里的哑巴爱上了这个砖房里的寡妇。”
一听这话，我差点两眼放光，想，果然有故事。
哑巴。寡妇。
我被这两个词语的组合弄得有点神采飞扬，竟然不停的催促着杨望。
杨望说：“你相信真爱吗？”
我说：“相信啊，虽然我们这个时代真爱已经不多了，但毕竟还是有。”
杨望说：“我不信，我们村子里的乡亲都不信，当时哑巴才十九岁，而这个寡妇已经三十几岁了，可比哑巴大十好几岁呢，大家都觉得是哑巴肯定是看上了寡妇家的钱。”
我说：“你莫把别人想得那么龌龊。”
杨望说：“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哑巴和寡妇越走越近了，这个时候乡亲们才发现，哑巴长大了，而且长得还眉清目秀的，看起来是那么回事。哑巴有事无事总喜欢往寡妇家里跑，去帮着挑个水搬点东西什么的，而且也从来不管村里的那些闲言闲语。刚开始的时候，乡亲们总是说三道四，到后来，看到哑巴竟一如既往的坚持着，想到这一个哑巴一个寡妇都蛮造孽的，也就不再说什么了，甚至大家都觉得他们两个这样有个照应也好。”
我说：“看嘛，还是有真爱的，你们冤枉别人了吧。”
杨望说：“你先听我说嘛。”
我突然想到了什么，说：“万一那男的回来了呢？”
杨望说：“回来个锤子！要回来早回来了，十年了都不回来，还回来干嘛啊？”
我说：“也是哈，不回来还好些，不然哑巴就遭求了。”
杨望说：“乡亲们也是这么想的，都希望那个男的这辈子都别回来了，让寡妇和哑巴一起过算了，直到去年那个寡妇的女儿失足掉下鹰嘴崖。” 我说：“不会吧，怎么这样呢？”
我知道那个鹰嘴崖，杨望当年曾带我去看过。那是一个常年云雾升腾的悬崖，除非在阳光很好的时候，一般是看不见崖底的。崖底乱石遍布，掉下去肯定是尸骨无存啊。村里的大人都很少去那儿的，那个小女孩儿怎么会跑到那儿去呢？
杨望说：“去年的那几天我刚好放寒假回家，一天傍晚，我听见隔壁那寡妇正在不停的大声喊着她女儿的名字，似乎是在叫她女儿回家吃饭，但叫了半天并没有叫答应。大概过了几个小时，我听见外面乱糟糟的，吵闹不堪，便出门来看。我看见村子里大部分乡亲都聚集在隔壁寡妇家院坝里，有的点着火把，有的拿着电筒，吵个不停。我不明白出了什么事，便跑到院坝角角里去看，原来是寡妇家女儿不见了，乡亲们正在盘算着怎么出去找找。”
我显得有些莫名的紧张，说：“掉鹰嘴崖了？”
杨望说：“乡亲们拿着火把漫山遍野的找啊找，怎么都找不到，一片嘈杂中不知道是谁说了声‘是不是掉鹰嘴崖了哦’说得大家竟齐刷刷的举着火把半天没动。不一会儿，大家便蜂拥着来到了鹰嘴崖底下。”
我觉得我的呼吸都变得急促起来了，问道：“怎么样？”
杨望说：“乡亲们在崖底找了很久，最终还是在一片乱石堆里找到了小女孩儿的尸体，那个血肉模糊啊！”
我好像被什么东西刺了一下，禁不住打了个寒颤。
杨望说：“找到小女孩儿尸体的时候，哑巴竟突然间‘嗷’了一嗓子，便晕倒在了地上。”
我说：“哑巴难道开口说话了？”
杨望说：“不知道啊，我们当时也觉得是件奇事，但我们来不及想那么多，七手八脚的就把小女孩儿的尸体弄了回来。回来以后，乡亲们帮着临时搭了个灵堂，简简单单的弄了个葬礼。葬礼上，寡妇哭得声音都哑了，这都正常，但最为让我不解的是，那个哑巴竟然疯了似的护在小女孩儿尸体的周围，不让乡亲们碰，还挥舞着双手‘嗷嗷嗷’的叫个不停，看得我们目瞪口呆。”
我说：“的确是件奇事哈。”
杨望说：“我回家后越想越不对劲，便打了110报警。”
我吓了一跳：“你报警了？”
杨望说：“警察在当晚便到来了。乡亲们看到警察都很诧异，面面相觑。哑巴依然死死的护着小女孩儿的尸体，不让警察靠近，被强制带离了现场。在哑巴被拖走的时候，他拼了命的拳打脚踢，嘴里‘霍霍’有声。”
我说：“怎么样了？难道不是失足跌落鹰嘴崖？”
杨望说：“是跌落鹰嘴崖，但不是失足。”
我竟出了一身冷汗：“谋杀？”
杨望说：“天亮以后，警察仔细勘察了现场，看不出任何失足的痕迹，也看不出任何他杀的痕迹，很有可能是小女孩儿自己跳的鹰嘴崖。”
我被杨望说得莫名其妙：“自己跳的鹰嘴崖？”
杨望说：“是啊！自己跳的。法医在检查小女孩儿的尸体时，发现小女孩儿已有了身孕。”
我说：“不可能吧！”
杨望说：“我们也不相信，但事实就是事实。更让我们意想不到的是，到了这天下午，哑巴也被警察带走了。”
我急切的问：“不可能是哑巴做的吧？”
很长时间里，杨望并没有回答我，只是傻痴痴的坐在那里，任凭手里的烟一点点的燃着，烟灰越积越长，掉落在地上。
杨望“唉”了一声，说：“从那以后，大家才明白，原来那个哑巴爱的不是寡妇家的钱，也不是那个寡妇，竟然是那个小女孩儿。”
我张大了嘴，好半天都没回过神来。
郭大章，1982年生，土家族，西南大学文学院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中国少数民族作家学会会员，重庆市作协会员，鲁迅文学院第十届少数民族作家班学员。获重庆市少数民族文学奖，巴蜀青年文学奖等。
我说：“莫喝了，再喝下去，就真的只能睡在大路上了。”
杨望看着我，说：“喝，怕个卵，当初才来这里读大学的时候我们又不是没睡过大路。”
我不再说话，眼前尽是十年前的那个夜晚。那年，我和杨望同时考上大学，我们各自拖着一条蛇皮子口袋，揣着家里东拼西凑弄来的几千块钱，来到这个陌生得让我们生畏的城市。晚间，我们不敢去住旅店，便找了条相对偏僻的道路，蜷缩着睡了一晚，待到天明才去学校报名。
想到这里，我端起酒杯一饮而尽，说：“你还提这些做啥子嘛，你现在过得不是好好的吗？”
杨望说：“好什么啊？一天活得跟个孙子一样。”
我说：“不是吧！你好歹也是一大学教师，而且今年才提拔成团总支书记，前途无量啊。”
杨望说：“锤子个前途，完全是干苦力的，还得夹起脑壳做事，我就羡慕你这样，干得不安逸，屁股一拍就走路，自由自在。”
我哭笑不得，杨望哪里明白我的苦衷，我也是被逼无奈才辞的职，去年被弄到一个偏僻的鸟不拉屎的地方去，说是几个月，结果一年过去了，提都不提回来的事，媳妇儿天天在家闹着离婚，我无奈之下只得辞职，到现在生活都成问题，还自由呢？我倒巴不得哪个把我管到起。
这些，我是不会跟杨望说的，当然，说了他也不信。
杨望接着说：“唉！这一辈子真他妈没得意思，说没就没了，有好大个意思嘛。”
我说：“话也不能这么说，这个世界上还是有很多事，值得我们去做呢。”
杨望没答我话，过了一会儿，他突然看着我，两眼血红，说：“我去年一年就参加了四个葬礼。唉，生命啊！”
我说：“有什么嘛，不就是死了四个人吗？常事啊。”
杨望抬眼看着我，说：“其中有两个你认识。”
听杨望这么说，我差点没噎住，即刻在脑子里把我稍微熟悉点的都过了一遍，但还是没想起是谁，便问了句：“哪个？”
杨望说：“你还记得彭几道吗？”
我觉得这个名字很熟悉，但想了半天还是没想起来是谁，问道：“哪个彭几道？”
杨望说：“就是当年读高中时，看起来很衰的那个，八年抗战，想起没？”
衰？八年抗战？
当这两个词出现在我面前时，彭几道的形象也清晰的出现在了我面前。
彭几道长得是够“衰”的，虽然他的名字容易让我想起著名词人晏几道，但他却一点儿没有晏几道的潇洒，有的却是无穷无尽的“衰”。彭几道很瘦，瘦得只剩一副骨头架架，一件破衣服披在身上，风一吹就鼓荡起来，像极了稻田里用来驱赶鸟雀的架子。不知道什么原因，彭几道看上去似乎总是愁眉苦脸的，不见一点笑容，几缕头发紧贴在前额，显得苍老不堪。
至于八年抗战，这个特征就更明显了，可谓是彭几道的专属名词。我们那会儿，大学还没扩招，考个大学对我们来说非常困难，尤其是在我们那种偏远山区，更是难上加难，一年难得出几个大学生。但我们那里的孩子除了靠读大学来改变自己的命运，似乎也没有更好的出路，所以我们就玩了命的读书，想以此来飞黄腾达。现在想想当时的我们真是天真得可笑，读了大学又能怎么样呢？
彭几道就和大学干上了，而且这一干就干了八年，被我们戏称为“八年抗战”。彭几道比我和杨望高几个年级，我们在读初中时，他就已经在读高中了，可是不知道为什么，他总是在年复一年的高考中落榜，等到我们读高三的时候，他还在读高三，最后和我们一起参加了那年的高考。
我记得高考完了的时候，我还和彭几道一起在宾馆的楼顶上吹过风。那时，彭几道站在楼顶的边缘，双眼迷茫的看着远方，我真担心他会想不开从那里跳下去。
或许是他的真诚感动了上天，在那年的高考中，彭几道勉勉强强考上了位于万州的重庆三峡学院。那一年，也是我最后一次看见彭几道，此后便音信全无。
我不知道杨望在此时提起彭几道干嘛，便说：“我知道彭几道，怎么了？”
杨望看都不看我一眼，说：“他死了！”
我冷不丁的吓了一跳，说：“彭几道死了？不会吧！怎么死的？”
杨望说：“上吊死的。”
我没有说话，就那样眼巴巴的看着杨望。
杨望说：“彭几道大学毕业以后，回到了家乡一所中学教书，经同事介绍认识了当地一个没啥文化但颇有几分姿色的女人，不到一年的时间，彭几道就和这个女人结婚了。我见过这个女人，长得确实不错。”
我说：“彭几道的死和这个女人有关吗？”
杨望说：“岂止有关啊？太有关了！彭几道结婚不到两年，便发现这个女人和外面一个男人有了不正当关系。你知道彭几道撒，就他那衰样，知道了也就知道了，也不敢去责问他媳妇儿，竟然假装不知道，就那样忍了。唉！”
杨望猛的喝下去一口酒，恶狠狠的说：“要是我遇到这样的事，我不把那个狗日的杂种一刀给剁了。”
我说：“唉！”
杨望说：“后来这个女人见彭几道不闻不问，竟然变本加厉越来越猖狂，向彭几道提出离婚。彭几道不答应，跪在地上求这个女人不要离开他，但这个女人还是无动于衷。半夜三更的时候，彭几道想来想去怎么也想不开，就起来吊死在了自家房梁上。”
我说：“何必呢？为了这么个女人，值得吗？”
杨望说：“不光是你想不通，我们大家都想不通啊。最为可气的是，这个女人第二天起来看见彭几道吊死了，眼睛水都没流一滴，收拾起东西，一句话不说就跟着那个野男人跑了，至今下落不明。”
我说：“操！”
杨望说：“同事见彭几道好几天都没来上课，便跑去他家里看，结果看见他还挂在房梁上，尸体都硬了。”
我说：“你去参加彭几道的葬礼了？”
杨望说：“是啊！这是我去年参加的第一个葬礼。其实准确的说，那根本就不叫葬礼，就在他们学校附近随便搭了个棚棚，喊了几个招魂法师在那唱了两夜。来给他送行的人也少得可怜，除了几个同事和学生之外，连他家里的亲戚都没来几个，也或许他压根儿就没得几个亲戚。完了之后，就草草的葬在学校后面的山坡坡上，天天看着他生前工作的地方。” 我很长时间都没有说话，我不晓得说啥子。杨望也没有说话，只一个劲儿的在那喝酒。隔壁桌几个学生模样的人正喝得高兴，吵得整个场子乌烟瘴气。
喝了一阵，杨望突然冷冰冰的冒出一句：“唐竹也死了！”
我正把一口茶含在嘴里准备吞下去，被杨望这么一说，便猛的喷了出来，弄得满地都是。
我说：“你莫开玩笑。”
杨望说：“你看我像开玩笑的吗？”
我自己都感觉到我的声音有点颤抖，我明显还没有接受这个事实。我说：“咋个回事？”
杨望说：“跳楼。自己从几十层楼上跳下来，摔得脑浆迸裂。”
我说：“不可能吧！你怎么知道？你看见了？”
杨望说：“听北京的同学说的。虽然没有看见，但我去参加他的葬礼了。”
我顿时觉得胸口一阵一阵的痛，捂着嘴巴咳咳咳的干咳了几声。
我和唐竹可是初中高中都是同学，以前还住在一个寝室，可以说是熟悉的不能再熟悉了。唐竹家住在一个山沟沟里，穷得叮当响，记得以前大冬天的，他也总是穿着一双破解放鞋，冻得整个脚都是乌青乌青的。唐竹家里还有一个傻子弟弟，可以说他是他们全家唯一的希望了。唐竹这小子也没有辜负家里的希望，读书一直很厉害，总是在年级名列前茅，让当年的我不管怎么努力都不能望其项背。
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可能是青春期正常的萌动吧，唐竹在高三即将毕业的时候，竟然无可救药的爱上了我们班一个女生，还傻痴痴的去找人家表白。这个女生不仅长得漂亮，而且家里是做生意的，在我们当时来说绝对是属于富裕一类的。她声色俱厉的拒绝了唐竹，还把唐竹告到了班主任那里。自此以后，唐竹竟然一蹶不振，在那年的高考中意外落榜了。
值得庆幸的是，唐竹痛定思痛，在复读一年以后，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东北大学法律系，还一鼓作气，来了个本硕连读。毕业以后在北京一家律师事务所当律师，算是山窝窝里飞出了一只金凤凰。
我怎么都想不通，唐竹怎么会跳楼呢？按道理说，毕业两年就在北京站稳脚跟，他的前途也算一片光明，更何况家里都指望着他呢，他这一跳，自己是解脱了，可家里年迈的双亲该怎么办啊？
我问杨望：“唐竹好好的怎么会跳楼呢？”
杨望说：“我晓得个锤子。”
过了一会儿，杨望好像突然想起了什么，说：“只不过我听说唐竹在跳楼之前好像正在追查一件什么案子，然后就莫名其妙的跳楼了。”
我说：“不会吧，那会不会是谋杀呢？报案没有？”
杨望说：“据说是报了，但查来查去好像也没查出个所以然来。”
我说：“喃个搞起的啊！难道家里就不去讨个说法？”
杨望说：“唉！家里都是些一辈子只晓得和土地打交道的农民，连门都很少出，他们知道啥子嘛。”
我说：“你去参加唐竹的葬礼怎么不叫我？”
杨望说：“我以为你晓得，再说你去年不是被弄到乡下去了吗，我怎么叫你？”
我喝了口酒，说：“这都是一些什么破事啊。”
杨望说：“你没去也好，去了真的遭不住，看起那个造孽啊！那个破落的山村，那几天阴沉沉的总是不见阳光。唐竹的棺材就停在他家院坝，不晓得怎么回事，连棺材盖都没盖，尸体就那样裸露着。他爹妈跪在院子里那个哭啊，哭得声嘶力竭，根根白发上粘满了草屑。”
我实在无法忍受这种压抑，一个人来到外面，眼前是大片大片的灯火辉煌，整个城市正充满着勃勃生机。不远处就是我在这个城市的家，但这十年来，我却找不到一丁点儿的归属感。
杨望还在喝，喝得满脸通红，问：“做啥子去了？”
我说：“出去透了哈气。”
杨望把酒杯倒满，端到我跟前，说：“兄弟俩难得一起，来，喝起。”
我说：“你不是说去年参加了四次葬礼吗？还有两次呢？”
杨望说：“你莫着急嘛。”
我也不知道我怎么会问出这样的话来，也许是我在害怕，害怕杨望一不小心又说出两个我熟悉的名字来。
杨望说：“第三个葬礼是我一个学生家长的。”
听杨望这么说，我竟长长的出了一口气。
杨望说：“这孩子才大一，他妈就死了，得癌症死的。”
我说：“这年头得癌症的确实不少，而且越来越年轻，现在污染这么严重，连呼吸个新鲜空气都成了奢望，也属正常。我们单位前年才分来一个大学的毕业生，一个二十一岁的女孩子，去年在上课的时候讲着讲着就晕倒了，送去医院一检查，癌症晚期，估计很难活过今年了。还有……”
杨望打断我的话说：“你知道我赶到那学生家的时候是什么状况吗？那天下着好大好大的雨，路上到处都是稀泥，我深一脚浅一脚的走得东倒西歪，还没等我走到他家门前，我那学生就哭喊着跑了出来，扑通一声便跪在了我面前，哭得差点晕了过去。我当时那个疼啊！唉！”
我说：“这也是没得办法的事。”
杨望说：“他妈是死在外面工地上的，疼死的。我那学生家里穷，读不起书，他妈便出门打工帮他挣学费，在他高三那年就已经查出患了癌症，但他妈怕影响他高考，硬是撑着没给他说，强忍着病痛继续打工挣钱供他读书，直至他考上大学。熬了有大半年吧，去年终于熬不住了，就死在了工地上。”
我说：“他爸呢？”
杨望说：“他爸早在几年前就离开了那个家，至今下落不明。”
我说：“那像这种情况，你们学校是不是应该给点照顾呢？”
杨望说：“会的，他的材料我已经报上去了，估计会有一定的照顾，但主要还得靠他自己。”
我说：“其实只要他自己肯努力，也不是什么难事，你想想我们当年读大学的时候是怎么过来的，比他也好不到哪去。”
我感觉有点醉了，便起身打算去卫生间洗把冷水脸。透过窗户，我看见一对一对的大学生情侣正搂抱着走向角落里的日租房。 等我从卫生间回来，看见杨望的位置空着，我吓了一跳，想他都醉成这样了，别出什么事吧。事实证明，我的想法是多余的，几分钟后，我看见杨望从门口摇摇晃晃的走了过来。
我说：“你走哪去了？”
杨望嘿嘿的笑着：“吐出来果然舒服多了。”
我说：“没得事吧？”
杨望说：“没得事，没得事。”
我说：“第四个葬礼了呵！”
杨望说：“第四个葬礼了。”
我一直在等杨望给我讲他去的最后一个葬礼，但等了半天他都没得个动静，木杵杵的，傻了一般。
我说：“喂，你在干嘛？”
杨望没理我。
我用脚刨了他一下，说：“喂，你在干嘛？”
杨望看了我一眼，依然木木的，眼神有点迷离。
我说：“喃个了。”
杨望突然端起酒杯一饮而尽，喝完还是没有说话。我拿出一支烟递给杨望，我看见他点烟的时候，身体竟然在微微颤动。
几分钟以后，杨望开口说话了。
杨望说：“第四个葬礼……是一个小女孩儿的葬礼……才不到十四岁。”
我明显感觉到杨望的话里带着极大的伤痛，于是不再问下去。
杨望说：“你知道我们那儿噻？”
我当然知道杨望他们那儿，那儿我印象太深刻了，一个花了我整整一天时间才找到的地方，我怎么会不知道呢。那会儿我才高中毕业，觉得三个月的暑假很无聊，便想去找杨望耍，于是叫上了另外一个同学罗云东。我和罗云东早上天还没亮便出发，一路翻山越岭，走得筋疲力尽。在黄昏的时候，才在路人的指引下来到一个高得离谱的山坡坡上。当我们到达山顶的时候，我差点崩溃，整个山上荒无人烟，只有在几里开外才零星的散落着几户人家，看样子是一个村庄。我当时就想，杨望家该不会住在那里吧，怎么这么偏僻？杨望家还真住在那里，当我们到达他家的时候，我看见杨望正披着暮色在院坝里挥舞着柴刀砍柴。杨望显然对我们的到来非常意外，竟有点手足无措起来。我站在杨望家院坝，眼前是连绵不断的群山，望不到尽头，顿时觉得自己和整个世界隔绝了。我看了一眼杨望，想到这么一个偏僻的山巅巅上竟然还出来一个大学生，真是不简单。
我看着眼前的杨望，总觉得和那时在山巅巅上看见的杨望完全不一样，但具体哪儿不一样，似乎也说不上来。
我说：“知道啊，怎么会不知道呢，都去过好几回了。你们那儿怎么了？”
杨望说：“我们那儿出了一件奇事。”
听杨望这么说，我顿时来了精神，使劲盯着他。
杨望说：“你还记得我们家背后山梁上那户人家不？”
我努力的回想着杨望说的那户人家。那是一户寂寞的人家，一间破破烂烂的房屋落寞的挂在山梁上，像是被整个村庄遗弃了一般。我还记得，当时杨望曾指着那间夜幕中的房屋说，这里面住着一个哑巴，才十来岁，从小就被爹妈丢弃在了这里。
我说：“你说的是那个哑巴吗？”
杨望说：“你还记得啊？就是那个哑巴。”
我说：“那个哑巴怎么了？”
杨望没回答我，说：“那你还记得我家隔壁那户人家不啊？”
我真想骂杨望几句，说你有事无事总是问我你们那儿那些事干嘛啊？和我有屁的个关系，讲个破事扯这么远干嘛？但我还是没有骂出来，我在想杨望他家隔壁究竟是个什么样子。
我只记得杨望家隔壁是一户看起来很有钱的人家。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在整个村子里，只有那户人家住的是砖房，其余的都是木结构房屋，而且看上去装修得比村里其他房屋也要好上几十倍，在整个村子里显得十分醒目。我记得我曾问过杨望这户人家怎么这么有钱。杨望说这户人家是做生意的，男的很早以前就出门做生意去了，但究竟做什么，村子里的乡亲都不知道，只知道才出去不到几年，就在村子里盖起了这么一幢房屋。那个男的自从出去以后就再也没有回来过，整个房屋里就只住着他那年轻的媳妇儿和当时才几岁的女儿。
我说：“那个砖房。”
杨望说：“嗯，那个砖房？”
我说：“你能不能别东拉西扯的，有事说事。”
杨望说：“你急个锤子。”
我说：“我能不急吗？”
杨望说：“那个破屋里的哑巴爱上了这个砖房里的寡妇。”
一听这话，我差点两眼放光，想，果然有故事。
哑巴。寡妇。
我被这两个词语的组合弄得有点神采飞扬，竟然不停的催促着杨望。
杨望说：“你相信真爱吗？”
我说：“相信啊，虽然我们这个时代真爱已经不多了，但毕竟还是有。”
杨望说：“我不信，我们村子里的乡亲都不信，当时哑巴才十九岁，而这个寡妇已经三十几岁了，可比哑巴大十好几岁呢，大家都觉得是哑巴肯定是看上了寡妇家的钱。”
我说：“你莫把别人想得那么龌龊。”
杨望说：“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哑巴和寡妇越走越近了，这个时候乡亲们才发现，哑巴长大了，而且长得还眉清目秀的，看起来是那么回事。哑巴有事无事总喜欢往寡妇家里跑，去帮着挑个水搬点东西什么的，而且也从来不管村里的那些闲言闲语。刚开始的时候，乡亲们总是说三道四，到后来，看到哑巴竟一如既往的坚持着，想到这一个哑巴一个寡妇都蛮造孽的，也就不再说什么了，甚至大家都觉得他们两个这样有个照应也好。”
我说：“看嘛，还是有真爱的，你们冤枉别人了吧。”
杨望说：“你先听我说嘛。”
我突然想到了什么，说：“万一那男的回来了呢？”
杨望说：“回来个锤子！要回来早回来了，十年了都不回来，还回来干嘛啊？”
我说：“也是哈，不回来还好些，不然哑巴就遭求了。”
杨望说：“乡亲们也是这么想的，都希望那个男的这辈子都别回来了，让寡妇和哑巴一起过算了，直到去年那个寡妇的女儿失足掉下鹰嘴崖。” 我说：“不会吧，怎么这样呢？”
我知道那个鹰嘴崖，杨望当年曾带我去看过。那是一个常年云雾升腾的悬崖，除非在阳光很好的时候，一般是看不见崖底的。崖底乱石遍布，掉下去肯定是尸骨无存啊。村里的大人都很少去那儿的，那个小女孩儿怎么会跑到那儿去呢？
杨望说：“去年的那几天我刚好放寒假回家，一天傍晚，我听见隔壁那寡妇正在不停的大声喊着她女儿的名字，似乎是在叫她女儿回家吃饭，但叫了半天并没有叫答应。大概过了几个小时，我听见外面乱糟糟的，吵闹不堪，便出门来看。我看见村子里大部分乡亲都聚集在隔壁寡妇家院坝里，有的点着火把，有的拿着电筒，吵个不停。我不明白出了什么事，便跑到院坝角角里去看，原来是寡妇家女儿不见了，乡亲们正在盘算着怎么出去找找。”
我显得有些莫名的紧张，说：“掉鹰嘴崖了？”
杨望说：“乡亲们拿着火把漫山遍野的找啊找，怎么都找不到，一片嘈杂中不知道是谁说了声‘是不是掉鹰嘴崖了哦’说得大家竟齐刷刷的举着火把半天没动。不一会儿，大家便蜂拥着来到了鹰嘴崖底下。”
我觉得我的呼吸都变得急促起来了，问道：“怎么样？”
杨望说：“乡亲们在崖底找了很久，最终还是在一片乱石堆里找到了小女孩儿的尸体，那个血肉模糊啊！”
我好像被什么东西刺了一下，禁不住打了个寒颤。
杨望说：“找到小女孩儿尸体的时候，哑巴竟突然间‘嗷’了一嗓子，便晕倒在了地上。”
我说：“哑巴难道开口说话了？”
杨望说：“不知道啊，我们当时也觉得是件奇事，但我们来不及想那么多，七手八脚的就把小女孩儿的尸体弄了回来。回来以后，乡亲们帮着临时搭了个灵堂，简简单单的弄了个葬礼。葬礼上，寡妇哭得声音都哑了，这都正常，但最为让我不解的是，那个哑巴竟然疯了似的护在小女孩儿尸体的周围，不让乡亲们碰，还挥舞着双手‘嗷嗷嗷’的叫个不停，看得我们目瞪口呆。”
我说：“的确是件奇事哈。”
杨望说：“我回家后越想越不对劲，便打了110报警。”
我吓了一跳：“你报警了？”
杨望说：“警察在当晚便到来了。乡亲们看到警察都很诧异，面面相觑。哑巴依然死死的护着小女孩儿的尸体，不让警察靠近，被强制带离了现场。在哑巴被拖走的时候，他拼了命的拳打脚踢，嘴里‘霍霍’有声。”
我说：“怎么样了？难道不是失足跌落鹰嘴崖？”
杨望说：“是跌落鹰嘴崖，但不是失足。”
我竟出了一身冷汗：“谋杀？”
杨望说：“天亮以后，警察仔细勘察了现场，看不出任何失足的痕迹，也看不出任何他杀的痕迹，很有可能是小女孩儿自己跳的鹰嘴崖。”
我被杨望说得莫名其妙：“自己跳的鹰嘴崖？”
杨望说：“是啊！自己跳的。法医在检查小女孩儿的尸体时，发现小女孩儿已有了身孕。”
我说：“不可能吧！”
杨望说：“我们也不相信，但事实就是事实。更让我们意想不到的是，到了这天下午，哑巴也被警察带走了。”
我急切的问：“不可能是哑巴做的吧？”
很长时间里，杨望并没有回答我，只是傻痴痴的坐在那里，任凭手里的烟一点点的燃着，烟灰越积越长，掉落在地上。
杨望“唉”了一声，说：“从那以后，大家才明白，原来那个哑巴爱的不是寡妇家的钱，也不是那个寡妇，竟然是那个小女孩儿。”
我张大了嘴，好半天都没回过神来。
郭大章，1982年生，土家族，西南大学文学院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中国少数民族作家学会会员，重庆市作协会员，鲁迅文学院第十届少数民族作家班学员。获重庆市少数民族文学奖，巴蜀青年文学奖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