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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12月11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合作局与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主办的“美国的反恐战略与中亚政策”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北京举行。来自美国国防大学、国家政策研究中心、美国信仰与国际事务委员会和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8名外国学者和来自中国国际战略学会、中国国防大学、中国军事科学院、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以及中国社科院国际合作局、欧亚研究所和美国研究所等机构的30多名国内学者与会，就美国的反恐战略、国际反恐趋势与回应对策、美国的中亚政策和中亚形势展望四个专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
与会者首先分析了美国的反恐战略。美国信仰与国际事务委员会主席克里斯·赛珀(Chris Seiple)认为，美国要想在中亚地区反恐，就必须了解当地的宗教、文化及民众的想法，而不能仅仅依靠军事手段。只有依据地缘战略的思维，采取地缘共同体的战略，才能取得反恐的胜利，实施这一战略的关键是通过教育改变人们的思维模式，教育的主要对象应当是保守的穆斯林教徒。中国国际战略学会的林会生研究员认为，美国的反恐已经历了酝酿形成、先发制人式反恐战争和调整三个阶段。在他看来，军事打击是美国反恐的短期战略，长期战略则是扩展民主。美国国家政策研究中心副总裁斯科特·贝茨(Scott Bates)分析了阿富汗的反恐形势，提出了解决目前困境的方法：强化阿富汗中央政府的力量，稳固卡尔扎伊政权；有效使用国际部队，加强对地方的控制。他认为，地区性的解决方案是至关重要的一环，中国又可以在其中扮演关键的角色。中国推进印巴和解，将是中亚反恐的重要步骤，也将进一步拓展中美战略合作的空间。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的高祖贵认为，尽管在反恐方面取得了进展，但美国犯了三大错误：发动伊拉克战争，削弱了国际社会对美国反恐的支持；布什政府将恐怖分子等同于伊斯兰极端分子，导致伊斯兰世界温和派被孤立；错误地将反恐比作冷战。
与会者还就国际反恐趋势发表了看法。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的傅小强认为，当前国际反恐形势不容乐观。他认为，反恐是一个系统工程，必须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多种方法并举，才能有效反恐，以暴还暴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美国国防大学教授戴维·贝尔特(David Belt)认为，目前“全球抵抗运动”的观念正在穆斯林世界蔓延。越来越多的穆斯林教徒认为美国的反恐战争是犹太一基督教针对伊斯兰世界的战争。这种观念的蔓延使穆斯林世界出现了强烈的反美主义。他认为，必须通过多边合作来形成反恐统一阵线，并同穆斯林世界进行沟通和对话，否则反恐就会失败。中国国防大学国际战略研究所杨毅所长主张从一种大的视野出发去分析反恐问题。他指出，各国在反恐时应处理好几个问题：认识到帮助他国反恐就是在帮助自己；必须准确界定恐怖主义；不应为反恐设定期限；应该公正地解决一些长期存在的问题，如巴以问题等。此外，他主张应加大对不发达国家或经济困难国家的援助，防止极端势力抬头。卡内基基金会莫斯科中心的尼古莱·佩特洛夫(Nikolay Petrov)对美国在中亚扩展民主的做法提出了批评。他认为，当前中亚国家不得不在民主和稳定之间做出选择。政治的迅猛变化会带来一些稳定上的问题，革命并不见得总是好事。大国贸然卷入可能会引发爆炸性的问题，这不利于中亚反恐。
关于美国的中亚政策，与会者普遍认为，美国过去不太重视中亚地区，但在九一一事件后中亚地区的重要性凸现。中国军事科学院的赵小卓副研究员认为，美国在中亚地区的利益主要集中在安全、能源和民主拓展三方面。不过，美国要寻求这三个目标，将面临多方面的挑战：“颜色革命”并不适合这些国家；美国没有理由在中亚地区长期驻军；由于中亚地区的复杂形势而难以制定出一个大中亚战略；没有一个将中亚整合进世界的战略框架。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安德鲁·库钦斯(Andrew Kuchins)着重分析了美俄在中亚的矛盾。由于“颜色革命”的发生，美俄在中亚地区的矛盾和摩擦甚至已使两国关系陷入了历史最低点。美国尚未稳定阿富汗局势，就将主要精力转向伊拉克，从而丧失了中亚反恐的大好良机。中国社科院欧亚研究所孙壮志研究员从安全、经济和政治三个层面探讨了美国对中亚的政策。他认为，当前美国的中亚战略存在四大缺陷：政治、经济和安全政策相互脱节；在选择重点领域上有缺陷，更多考虑的是哪些对美国更重要，而没有考虑中亚国家的需要；过多依赖北约，忽视了与地区内国家和机构的合作；没有充分考虑中亚国家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传统。美国在中亚地区的举动可能会加剧本地大国间的地缘政治竞争，大国之间的争夺将会趋于激烈。因此，未来除了考虑中亚国家自身之外，美国还应考虑与中亚国家关系密切的国家，与这些国家加强协调与合作是必要的。
与会学者最后还对中亚形势进行了展望。中国社科院欧亚研究所副所长董晓阳指出，在九一一恐怖袭击之后，中亚国家在对外战略上做出重大调整，支持或默许美国以反恐的借口驻军中亚，并在美俄之间推行“战略平衡外交”，结果造成俄罗斯在中亚地区战略空间收缩。然而，“颜色革命”爆发后，中亚国家更担心西方国家的战略意图，因此再一次做出战略调整，要求美国和北约为其从中亚地区撤军设定时间表。他表示，基于中亚国家的现状，维持中亚地区的稳定与发展是防范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维护地区安全的首要任务。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马莎·奥尔科特(Martha Oleott)认为，美中俄三大国对中亚局势的发展只会产生很小的影响。布什政府在第二届任期内对中亚地区的目标包含四个层面：(1)中亚国家的长期发展；(2)能源安全；(3)推动中亚国家的独立性，摆脱俄罗斯的影响；(4)阿富汗的重建。不过，布什政府实现这些目标的手段十分有限。中国国际战略学会成宁副研究员认为，三种力量将会影响未来中亚的稳定：恐怖组织、地区内分裂主义势力和大国的介入。未来中亚国家将会着力于维持政治稳定、推动经济发展和务实外交。卡内基基金会莫斯科中心亚历克谢·马拉申科(Alexei Malashenko)研究员则对中亚地区的伊斯兰极端主义进行了分析。在他看来，中亚反恐的难点之一就是很难准确估计伊斯兰极端主义分子的人数，也很难确认谁是伊斯兰极端主义分子。不过，伊斯兰政治力量在该地区的发展将值得密切关注。
研讨会获得圆满的成功。尽管与会学者对美国的反恐战略、中亚的反恐形势和美国在中亚地区的战略意图等问题看法不一，但也取得了一些共识，诸如进一步强化地区内国际反恐合作、推动地区内落后国家的经济发展、加强不同文明间对话和沟通的必要性等。
与会者首先分析了美国的反恐战略。美国信仰与国际事务委员会主席克里斯·赛珀(Chris Seiple)认为，美国要想在中亚地区反恐，就必须了解当地的宗教、文化及民众的想法，而不能仅仅依靠军事手段。只有依据地缘战略的思维，采取地缘共同体的战略，才能取得反恐的胜利，实施这一战略的关键是通过教育改变人们的思维模式，教育的主要对象应当是保守的穆斯林教徒。中国国际战略学会的林会生研究员认为，美国的反恐已经历了酝酿形成、先发制人式反恐战争和调整三个阶段。在他看来，军事打击是美国反恐的短期战略，长期战略则是扩展民主。美国国家政策研究中心副总裁斯科特·贝茨(Scott Bates)分析了阿富汗的反恐形势，提出了解决目前困境的方法：强化阿富汗中央政府的力量，稳固卡尔扎伊政权；有效使用国际部队，加强对地方的控制。他认为，地区性的解决方案是至关重要的一环，中国又可以在其中扮演关键的角色。中国推进印巴和解，将是中亚反恐的重要步骤，也将进一步拓展中美战略合作的空间。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的高祖贵认为，尽管在反恐方面取得了进展，但美国犯了三大错误：发动伊拉克战争，削弱了国际社会对美国反恐的支持；布什政府将恐怖分子等同于伊斯兰极端分子，导致伊斯兰世界温和派被孤立；错误地将反恐比作冷战。
与会者还就国际反恐趋势发表了看法。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的傅小强认为，当前国际反恐形势不容乐观。他认为，反恐是一个系统工程，必须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多种方法并举，才能有效反恐，以暴还暴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美国国防大学教授戴维·贝尔特(David Belt)认为，目前“全球抵抗运动”的观念正在穆斯林世界蔓延。越来越多的穆斯林教徒认为美国的反恐战争是犹太一基督教针对伊斯兰世界的战争。这种观念的蔓延使穆斯林世界出现了强烈的反美主义。他认为，必须通过多边合作来形成反恐统一阵线，并同穆斯林世界进行沟通和对话，否则反恐就会失败。中国国防大学国际战略研究所杨毅所长主张从一种大的视野出发去分析反恐问题。他指出，各国在反恐时应处理好几个问题：认识到帮助他国反恐就是在帮助自己；必须准确界定恐怖主义；不应为反恐设定期限；应该公正地解决一些长期存在的问题，如巴以问题等。此外，他主张应加大对不发达国家或经济困难国家的援助，防止极端势力抬头。卡内基基金会莫斯科中心的尼古莱·佩特洛夫(Nikolay Petrov)对美国在中亚扩展民主的做法提出了批评。他认为，当前中亚国家不得不在民主和稳定之间做出选择。政治的迅猛变化会带来一些稳定上的问题，革命并不见得总是好事。大国贸然卷入可能会引发爆炸性的问题，这不利于中亚反恐。
关于美国的中亚政策，与会者普遍认为，美国过去不太重视中亚地区，但在九一一事件后中亚地区的重要性凸现。中国军事科学院的赵小卓副研究员认为，美国在中亚地区的利益主要集中在安全、能源和民主拓展三方面。不过，美国要寻求这三个目标，将面临多方面的挑战：“颜色革命”并不适合这些国家；美国没有理由在中亚地区长期驻军；由于中亚地区的复杂形势而难以制定出一个大中亚战略；没有一个将中亚整合进世界的战略框架。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安德鲁·库钦斯(Andrew Kuchins)着重分析了美俄在中亚的矛盾。由于“颜色革命”的发生，美俄在中亚地区的矛盾和摩擦甚至已使两国关系陷入了历史最低点。美国尚未稳定阿富汗局势，就将主要精力转向伊拉克，从而丧失了中亚反恐的大好良机。中国社科院欧亚研究所孙壮志研究员从安全、经济和政治三个层面探讨了美国对中亚的政策。他认为，当前美国的中亚战略存在四大缺陷：政治、经济和安全政策相互脱节；在选择重点领域上有缺陷，更多考虑的是哪些对美国更重要，而没有考虑中亚国家的需要；过多依赖北约，忽视了与地区内国家和机构的合作；没有充分考虑中亚国家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传统。美国在中亚地区的举动可能会加剧本地大国间的地缘政治竞争，大国之间的争夺将会趋于激烈。因此，未来除了考虑中亚国家自身之外，美国还应考虑与中亚国家关系密切的国家，与这些国家加强协调与合作是必要的。
与会学者最后还对中亚形势进行了展望。中国社科院欧亚研究所副所长董晓阳指出，在九一一恐怖袭击之后，中亚国家在对外战略上做出重大调整，支持或默许美国以反恐的借口驻军中亚，并在美俄之间推行“战略平衡外交”，结果造成俄罗斯在中亚地区战略空间收缩。然而，“颜色革命”爆发后，中亚国家更担心西方国家的战略意图，因此再一次做出战略调整，要求美国和北约为其从中亚地区撤军设定时间表。他表示，基于中亚国家的现状，维持中亚地区的稳定与发展是防范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维护地区安全的首要任务。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马莎·奥尔科特(Martha Oleott)认为，美中俄三大国对中亚局势的发展只会产生很小的影响。布什政府在第二届任期内对中亚地区的目标包含四个层面：(1)中亚国家的长期发展；(2)能源安全；(3)推动中亚国家的独立性，摆脱俄罗斯的影响；(4)阿富汗的重建。不过，布什政府实现这些目标的手段十分有限。中国国际战略学会成宁副研究员认为，三种力量将会影响未来中亚的稳定：恐怖组织、地区内分裂主义势力和大国的介入。未来中亚国家将会着力于维持政治稳定、推动经济发展和务实外交。卡内基基金会莫斯科中心亚历克谢·马拉申科(Alexei Malashenko)研究员则对中亚地区的伊斯兰极端主义进行了分析。在他看来，中亚反恐的难点之一就是很难准确估计伊斯兰极端主义分子的人数，也很难确认谁是伊斯兰极端主义分子。不过，伊斯兰政治力量在该地区的发展将值得密切关注。
研讨会获得圆满的成功。尽管与会学者对美国的反恐战略、中亚的反恐形势和美国在中亚地区的战略意图等问题看法不一，但也取得了一些共识，诸如进一步强化地区内国际反恐合作、推动地区内落后国家的经济发展、加强不同文明间对话和沟通的必要性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