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７岁的任弼时和刘少奇、罗亦农，肖劲光等同船赴苏。在俄罗斯档案馆里，至今仍保留着任弼时当年填写的调查表
　　
　　１９２１年５月，上海外滩码头一艘苏联邮轮起锚了。船上有一批中国五四时代的新青年，他们是任弼时、肖劲光、任岳、刘少奇、罗亦农、蒋光慈等。这些年轻人将奔赴社会主义国家苏俄寻找救国之路。
　　注目渐渐远离的祖国，遥望水天一色的远方，憧憬着光明的未来，任弼时心潮起伏。
　　还是去年夏天在湖南长沙联立中学读书的时候，一日，任弼时外出，路遇在船山中学读书的同乡任岳，得知长沙正在筹组“俄罗斯研究会”，以发行俄罗斯丛刊、派人赴俄从事实际调查、提倡留俄勤工俭学为会务内容。这个学会由毛泽东、彭璜等人负责。任岳就读的船山学校校长贺民范也是学会一员。任岳说，可以通过他介绍加入俄罗斯研究会，争取去苏俄留学。那天中午，任弼时和同学肖劲光躺在宿舍的床上，怎么也睡不着，商量的结果，两人决定加入俄罗斯研究会。肖劲光后来在回忆这段往事时说：
　　有一天，弼时同志从街上回来，看到我高兴地说：“有办法了，有办法了！”我忙问他有什么办法，他说：“我们到俄国去。”那天中午，天气很热，我们躺在宿舍的床上，辗转反侧，兴奋得睡不着。去不去？还有几个月就要毕业了，文凭还要不要？商量来商量去，两人都横下一条心：去。
　　１９２０年８月，作为长沙俄罗斯研究会派出的第一批学生，任弼时和肖劲光等一行６人从长沙乘小船至岳阳，换乘江轮，顺流而下，到上海外国语学社学习俄文，做赴苏准备。８个月后，他们踏上了赴苏俄的旅程。邮轮在日本长崎加水加煤，稍事休整直奔海参崴。在海参崴，他们与共产国际机关秘密接上了头，换好介绍信，作了职业化装后，改乘火车继续前进。对这段历史，肖劲光后来曾回忆说：
　　我们俩人为一组，分别化装成理发和裁缝学徒工人，一路来到西伯利亚。开始还算顺利，在通过最后红白交界的关卡时，弼时同志不幸被白匪以“鼠疫患者”为由给扣留了。我们心急如焚，但也无能为力，这对只有１７岁的弼时来说是一个很大的考验。但他表现出惊人的沉着、镇静和随机应变的能力，终于摆脱了白匪的盘查，过了关卡，只身一人赶到伯力与我们会合了……从伯力经赤塔去莫斯科，我们乘的是闷罐火车，没有开水，没有暖气，上车前每人领到一个像枕头一样的黑面包，饿了就啃几口，但谁也不敢多吃，因为路上不知要走多少天。……走走停停，停停走走，闷罐车载着我们，直到１９２１年７月９日才爬过７０００多公里的西伯利亚铁路抵达莫斯科。
　　到达时，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正在莫斯科召开。任弼时一行当即被安排在共产国际招待所，会议组织者让他们以东方民族代表身份轮流列席大会。会后，任弼时等人于８月３日进入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简称“东大”)。１０月２１日，正式开学。任弼时和刘少奇、罗亦农、肖劲光、任岳等成为中国班第一批学员。为了以后回国从事革命工作不暴露身份，一进中国班，每个人即获得一个俄文名字，任弼时叫“布林斯基”。也是在此时，他将原名“任培国”，改为后来人们所熟悉的“任弼时”。
　　根据当时中国革命的需要，中国班设有政治经济学、西方革命运动史和历史唯物主义等课程。他们最初的学习很吃力，教师全部用俄语授课。课堂上，要靠翻译一句一句地译，断断续续，很影响听课效果。任弼时不甘于只听翻译“译课”，下决心利用一切机会学俄语。１９２２年３月５日，“东大”下发旅俄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调查表，以了解留俄学生近半年来的学习和对革命的认识情况。现在的俄罗斯档案馆里，仍保留着当年任弼时填写的调查表。笔者挑选几条，我们从中不难看出当时一代青年志士的爱国深情和政治素养。那时，任弼时才１８岁。
　　１．来俄的目的：实际考察劳农俄国，观念明确，回国做革命运动。
　　２．政治经济和俄文学得怎样以及有何心得：政治经济以前是不明白的，现在明白了一个大概，算是有进步，俄文也算有进步。
　　３．对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及旅俄青年共产党的意见：对于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我觉成分太复杂，办事欠人才，共产党应有?眼负?演责任整顿才对。对于旅俄青年共产党，也是要养成个人能信主义。
　　４．对中国农民问题的意见：中国农民，无产业者少，这是很难宣传的地方。要到乡村组织一种农会，向农会去宣传，以这种农会做宣传的动机，用经济眼光去解释他们将来的危险地位，使他感觉到将来的危险，或者也可使他为自己的地位，加入无产阶级斗争。
　　５．现在想做什么，什么目的：现在是想求点革命的工具，使自己的观念明白，将来也要做点革命工作。
　　６．打算什么时候回国，回国后，干什么事情：回国问题，只是工作之缓急，不过自己的工具，还觉不足供用。若是回国，没有相当可以运动的机会的工作，少也要到工厂做点工人运动的工作。若是有机会，我很愿意多求点应用的工具。
　　那时的任弼时虽然青春年少，但我们从上述字里行间能体会到他很强的独立思考能力和追求进步的强烈信念。一年以后，原来担任西方革命运动史课堂翻译的瞿秋白奉调回国。由于任弼时出色的俄文水平，他接替了瞿秋白的课堂翻译工作，一直到１９２４年结束在“东大”的学习生活。
　　旅俄学生初到“东大”时，物质生活条件极差，标准很低。学生们享受供给制，吃饭、穿衣、住房子都是学校供给。剪发、沐浴、洗衣也是学校负责。每月有１元５角新卢布的零用钱，吸烟的人可以领到一些烟草。和任弼时一起学习的肖劲光曾回忆道：
　　食品供应，“东大”的学生们享受着红军的待遇：每日两块巴掌大的黑面包和几个土豆。午饭，有时每人有一勺汤，是海草和土豆煮的，偶尔放一点咸鱼。他们穿的衣服，都是欧洲工人捐献的。任弼时个子没有欧洲人那么高大，也分得一双很重的大皮靴、一件黄色麻布上衣、一件军大衣、一条皮带、一顶尖尖的上面缀着红五星的帽子。晚间，房间里烧一些木柴烤火。睡觉时大家都是一个挨一个，挤在一起取暖。没有被子，只盖一件军大衣和一条毯子。
　　１９２２年冬，陈独秀到莫斯科出席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时，共产国际特意慰劳了一次中国班的学员们，发给每人半磅米、一磅土豆、半磅咸猪肉，这在当时都是稀有的珍品。任弼时和好朋友肖劲光、任岳、周昭秋等几个老乡凑在一起，找到一个盛开水的罐子，在四楼的教室里，把所发的全部吃食都放在一起煮，美美地大吃了一顿！这种匮乏的物质生活状况，直到１９２４年随着全苏经济的好转才逐渐得到改善。
　　在中国班，无产阶级政党严格的组织训练与系统的政治理论学习是同时进行的。１９２２年１２月，任弼时转为中共正式党员。后来，分散在法国、德国等欧洲各国的青年共产党人请求转到“东大”学习，得到陈独秀的同意，由赵世炎率领第一批１２人于１９２３年４月来到莫斯科。旅欧同志的到来，壮大了旅莫支部的队伍，党员从１３人增至２３人，占当时中共党员总数的５％，团员达３５人。按中共党章的规定，成立了支部委员会，有系统、有组织的训练自此开始。
　　在“东大”的三年，任弼时有机会参加过几次大型的国际会议，开阔了眼界。１９２１年１１月１２日，帝国主义为重新划分远东及太平洋势力范围召开华盛顿九国会议。为对抗此次会议的召开，１９２２年１月２１日，共产国际执委会发起的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开幕。中国派去了包括共产党、国民党及其他进步团体的广泛的社会代表，中共代表张国焘为团长。任弼时和刘少奇、肖劲光、卜世奇等数名“东大”学生也作为代表出席了大会。
　　当时，年轻的苏维埃共和国物质生活尚处在极度匮乏中，尽管东道主尽了最大努力，代表们仍不免感到饥饿。任弼时等节省下自己少得可怜的口粮，到代表团的住地去慰问他们。这让代表们在几十年后提起来还十分感动。张国焘在回忆“东大”的中国学生时写道：
　　还有一件事令我感到异常亲切，留下了永久不忘的印象：当时东方大学的８位青年中国朋友，用长时间省俭下来的马铃薯，款待我和其他几位中国代表。这一小盘马铃薯非任何贵重物质所能换到，是同胞同志的深情与友爱的象征。
　　１９２４年１月２２日，列宁逝世的噩耗传到“东大”，任弼时满怀痛悼之情率先描摹了一幅领袖肖像，摆放在自修室供大家吊唁。由于他的俄语讲得好，又曾担任中国班支部的执行委员，与“东大”支部的人比较熟悉，得到一个和“东大”支部一起参加遗体告别仪式的机会，不用排队。于是，任弼时叫上萧三一起加入到“东大”的行列中。当他俩随队沉重地步出瞻仰大厅后，在走廊里又被指派代表东方民族参加“荣誉守灵”。这是葬仪中一项特殊荣誉性任务。每批４人，每次５分钟。４人分立距列宁遗体周围约六七米远的四角。任弼时站在列宁右肩方向，萧三站在列宁左脚方向，垂头默立。６０多年后，萧三回忆起当年的情景仍不无激动：
　　在短短的５分钟里，感想千千万万。我低着头，眼睛望着安详静睡的列宁，５分钟内没有眨一下眼。
　　１９２４年，中国的国内形势也发生了巨大变化。第一次国共合作形成后，国内急需大批干部，旅莫支部即陆续派人回国。同年７月２３日，任弼时“东大”毕业。回国前，任弼时的堂哥任作民前来为他饯行。任作民在回忆时说：
　　临行前夕，我和他来到列宁墓前。我问他：“你已经决定把一生献给革命事业了么？”“决定了。”他简短而明确的回答。那时他２０岁。
　　不久，任弼时和陈延年、郑超麟等启程返国，于８月抵达上海，开始投身于如火如荼的中国革命。
　　
　　第二次赴莫：作为中国青年团中央总书记出席少共国际执委扩大会议
　　
　　任弼时回国后的第一项工作，是按照党的安排到上海大学讲授俄语，同时参加青年团中央的工作。他担任青年团江浙皖区委委员及团中央宣传委员会下设编辑部的编辑员，和张伯简、邓中夏等负责编辑《中国青年》和供给《团刊》、《平民之友》稿件。这期间，任弼时用“辟世”、“辟时”、“弼实”、“辟古”等笔名在《中国青年》等刊物上发表了多篇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章，给当时的青年们留下很深的印象。
　　１９２５年１月２６日，经过精心筹备的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举行。任弼时代表旅莫地方组织出席大会，并当选为五人主席团成员之一。会上，他与张太雷、恽代英、贺昌、夏曦等９人当选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第三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在三届一次全体会议上，又与张太雷、恽代英、贺昌等５人组成中央局，分工任组织部主任。是年５月，任弼时开始代理团中央总书记。７月２１日，共青团中央局会议决定任弼时任团中央总书记兼组织部主任。
　　在举世瞩目的五卅运动中，任弼时组织团中央一班人马，密切配合党中央指导青年运动，大力发展青年团组织，同时向党组织输送了大批优秀团员，壮大了党的队伍。据１９２５年９月统计，全国团员人数已由团三大时的２４００多人发展到９０００多人，增加了近３倍。
　　任弼时刚从国外回来，就赶上场面如此恢宏的群众斗争，斗争的曲折与复杂磨炼着年仅２１岁的青年团中央总书记，促使他在政治上和革命实践工作能力上一步步走向成熟。他在给仍在留学的罗亦农、王一飞的信中，告诫自己也提醒大家说：
　　此次回国同志……从工作中可以看出，多是缺少实际经验，尤其是对于很普通党团及工会组织工作，因我们在莫时没有注意实际研究，以致不够应用，甚至较国内实际工作者尤为幼稚。……所以我很希望你们能多将党团、工会等组织教育等经验以后能多注意，因为你们恐怕也快要回国了。
　　１９２６年下半年，任弼时赴广东检查团的工作，处理学生团体的分裂事件。正在此时，青年共产国际第六次扩大执委会定于１１月１２日在莫斯科召开。为出席该会，任弼时乘苏联邮轮“列宁号”离开广州。在上海稍作停留后，与新婚不久的妻子陈琮英一同赴莫。１９８３年２月，当年曾和任弼时乘坐一条船去苏联的广州政协副主席饶卫华回忆道：
　　弼时同志来广东处理问题时，我因为参加过一些团区委会，见过他。后来，我们乘同一艘船从广州到上海。乘坐的是苏联船“列宁号”。上海第一次武装起义时到上海。当时，我不知道弼时同志、陈琮英住在哪里。陈琮英没有到广东来，她是和杨尚昆等人从上海一路去的。１９２６年１１月离开上海。１１月７日是苏联国庆，在船上召开纪念会。１９２６年１２月左右到莫斯科。到莫斯科时，陈琮英与我同班，才知道他们是同我们同时去的。
　　由于中国的大革命运动，特别是轰轰烈烈的五卅运动，使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共青团的国际地位大大提高。中国青年革命者反帝反封建的英勇斗争精神令各国代表赞赏。因而，共青团中央总书记任弼时在会上受到各国兄弟组织代表的热烈欢迎。会议结束后，莫斯科市和列宁格勒市的团组织特地邀请任弼时参加他们的大会。任弼时的第二次旅莫时间比预计的延长了。
　　１９２７年４月初，任弼时、陈琮英夫妇返回祖国。他们没有料到的是，迎接他们是４月１２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的反革命政变以及１５日国民党右派在广州进行的大屠杀。这使上海的共青团员由８０００人骤减到３０００人，童子团由４０００人减到１０００人左右。广州团组织被摧残，团员由６０００多人骤减到３０００多人，而童子团则大部分无形瓦解。严酷的现实，使刚刚抵达上海的任弼时对当时的革命形势、对党内右倾错误的认识越来越清晰了。
　　
　　第三次赴莫，作为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负责人，任弼时为宣传中国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立下不朽的功勋
　　
　　１９３７年全国抗战爆发后，国共合作再度形成。这年８月，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任弼时任八路军政治部主任，和八路军总指挥朱德、副总指挥彭德怀率八路军开赴山西前线，开展对日作战。但是，国共两党二度合作的具体情况和合作后出现的新问题，共产国际却不甚了解。更重要的是，中共党内在统一战线问题上出现了原则分歧。要想把全党思想统一到正确方针上来，必须派人到共产国际说明与宣传，以争取共产国际对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全面抗战路线和持久抗战的军事战略方针的理解与支持。１９３８年２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派任弼时前往共产国际。
　　１９３８年３月５日，任弼时从山西前线回到延安仅２０天，便携陈琮英离开延安，取道西安、兰州辗转新疆迪化(今乌鲁木齐市)，再乘苏联飞机飞抵莫斯科。４月１４日，任弼时出席共产国际执委会，向主席团递交了一份１．５万字的书面报告大纲，题为《中国抗日战争的形势与中国共产党的工作和任务》。５月１７日，在共产国际主席团会议上，任弼时就书面报告又从以下４个方面作了口头说明与补充：一、关于中国的抗日战争；二、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状况；三、八路军在抗战中的状况；四、关于抗战中的中国共产党。
　　经过任弼时实事求是，很有说服力的报告和说明，共产国际对中国抗战中许多问题的认识转变了。７月，王稼祥返国前，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季米特洛夫特意会见了王稼祥和任弼时，明确指出应该支持毛泽东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９月初，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会议再次表示，“完全同意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路线”。同时，发出国际援华号召，从政治上、道义上、物质上援助中国抗战。此后不久，直至今日仍为人们所熟知的加拿大的白求恩、美国的马海德、奥地利的罗生特、印度的柯棣华等国际主义战士，相继来华支援中国抗战。
　　王稼祥回国后，先向中共中央政治局传达了共产国际和季米特洛夫的指示，继而又向中共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的代表们传达了共产国际的指示精神。王稼祥后来回忆时写道：
　　我的报告是根据弼时在国际的报告、在国际的讨论为主要内容。……在季米特洛夫与我们谈话中有下列要点：今天的环境中，中共主要负责人很难在一起，因而更容易发生问题；在领导机关中要在以毛泽东为首的领导下解决，领导机关中要有亲密团结的空气。……统一战线的胜利是靠党的一致与领导者间的团结。这是季米特洛夫临别时的赠言。
　　事过７年之后，毛泽东在中共七大开幕式上曾这样评价六届六中全会：
　　大家学习党史，学习路线，知道中国党历史上有两个重要、关键的会议：一次是１９３５年１月的遵义会议，一次是１９３８年的六中全会。……六中全会是决定中国之命运的。……如果没有共产国际的指示，六中全会还是很难解决问题的。
　　任弼时的第三次莫斯科之行是他四次旅莫中最忙碌的一次。他不但同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季米特洛夫和共产国际执委会秘书长哥特瓦尔德有很多的工作往来，而且同各国共产党的代表建立了广泛的联系；不但在国际讲坛上宣传中共的方针政策和毛泽东思想，亲笔撰文在苏联《真理报》、《共产国际》杂志上向国际无产阶级和苏联人民进行广泛宣传，而且组织人力翻译毛泽东、朱德、周恩来、董必武、林伯渠、吴玉章等人的有关文章，在兄弟党中分发。另外，１９３８年苏联外文出版局翻译出版《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中译本，任弼时和代表团的同志们参加了校译工作。当时参加这次翻译工作的方志纯曾回忆说：
　　《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是任弼时主持翻译并指示我们学习的。当时，任弼时将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中懂俄文的同志组织起来，一章一章地翻译《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其中第四章《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任弼时亲自翻译的。他们翻译完一章，我们就学习一章。因此我们是《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中译本的最早读者。任弼时的意见是，这样既可以解决我们的学习教材问题，又可以检查译文的质量。后来，任弼时将《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的中译本带回国内。１９４２年，党在延安整风中，将《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列为重点学习文件之一。毛泽东对任弼时的工作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在共产国际工作期间，任弼时发现并负责地解决了被宗派主义干部路线打击的同志的问题。他和周恩来一起，使沉冤六载的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陈郁得以平反，使被“挂”了三年的原中共绥远省委组织部部长吉合(张期生)和失去工作不被理睬的师哲顺利返国参加抗日战争。
　　陈郁是工人出身的中共六届中央政治局委员。１９３１年６月来到共产国际管辖的苏联国际列宁学院中国部学习，其间还担任过学生部的党支部书记。苏联“清党”、“肃托”结束后，陈郁受到了严重警告处分，并被化名为“彼得”，放逐到伏尔加格勒拖拉机厂做工。整整５年，陈郁被排斥在党组织之外。为此，陈郁写了１２封申诉信。１９３９年初，任弼时和周恩来一起到共产国际监察委员会商议解决陈郁的问题。不久，共产国际做出了取消１９３３年给陈郁的“最严重警告”处分，恢复组织关系，请中共代表团送其回国等决定。陈郁每每想起此事，都禁不住潸然泪下：“如若不是弼时，我恐怕早就死在异国的土地上了。怪不得很多同志都称弼时同志是‘党内的妈妈’，我认为，对于这个光荣的称号，他是当之无愧的。”
　　１９４０年２月，中共中央决定结束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工作，调任弼时等回国。２５日，任弼时同到莫斯科治疗臂伤的周恩来等离开莫斯科启程返国。
　　
　　第四次莫斯科之行，是专门同疾病作斗争而去的。同１０年未见面的女儿相聚，享受人生最后最为浓重的亲情
　　
　　１９４９年４月１１日，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平隆重召开。４月１２日，任弼时抱病代表中共中央向大会作政治报告，全面阐述了青年团面临的形势与任务，系统总结了青年团的历史经验。报告进行中间，任弼时因病体难支，后半部分由荣高棠代为宣读。大会闭幕后，任弼时再一次病倒，中共中央书记处决定让他休息养病。从此，任弼时搬到玉泉山休养所。５月８日，任弼时出现昏迷症状，经诊断发现，脑部血管已有器质性病变，眼底亦有小出血点。这时的诊断表明：任弼时患有严重的高血压症，脑血管显著硬化，心脏初期机能障碍，肾脏初期硬化，并有轻度糖尿病，且病情在严重发展。
　　开国大典后，毛泽东为此专电斯大林，商量任弼时去苏联治疗一事。１１月下旬，中央决定任弼时去苏联就医。１９４９年１１月末，任弼时前往苏联治病。为了不给刚刚成立的共和国增加负担，任弼时没有让家人陪护，只带秘书朱子奇和医生刘佳武随行。１２月上旬，任弼时抵达莫斯科，住进克里姆林宫医院治疗。
　　１２月１６日，毛泽东抵达莫斯科访问。这期间，毛泽东曾专程到克里姆林宫医院及巴拉维赫疗养院看望任弼时。任弼时也去看望毛泽东。一次，毛泽东留任弼时吃饭。饭桌上，任弼时向毛泽东建议，应该赶快派一批有较高政治觉悟，又有实干苦干精神的青年到苏联来学习，培养建设新中国的各种专家。
　　毛泽东风趣地应道：“今后大规模的建设，没有技术专家是不行的，是得派人来取经。过去唐僧到西天取经，一路上骑的是毛驴，吃的是粗粮、野果，也没有人欢迎接待，还要和妖魔鬼怪们斗法，好艰难啊!现在我们来取经，舒服得很啊!告诉那些来学习的娃娃们，要学习唐僧那种坚韧不拔的精神，还要学习孙大圣那种战胜一切困难的精神，那他们就一定能取到真经。希望寄托在他们身上!”
　　疗养期间，我国驻苏大使王稼祥同夫人朱仲丽曾多次到医院看望任弼时。１９５０年１月２０日周恩来抵达莫斯科参加中苏会谈直至２月１７日回国，在此期间也抽空到医院看望老战友。
　　在苏联疗养期间，任弼时最开心的莫过于和分别１０年的小女儿远芳的重逢了。任远芳是任弼时、陈琮英在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负责人时出生的，取俄文名卡佳。１９４０年３月，任弼时奉调回国。时值国内抗日战争艰苦的相持阶段，考虑到路途的艰难和国内抗战的形势，为了回国后工作便利，任弼时把才刚１岁多的小女儿留在苏联伊万诺沃国际儿童院。任远芳在国际儿童院一住就是１０年。她的童年是和苏联人民一起在艰苦的卫国战争中度过的。父母没有给她留下丝毫印象，认识父亲是她上小学四年级通过书信开始的，时间持续了近１年。
　　任弼时到莫斯科治病，在克里姆林宫医院时，无法接女儿去住。他转到巴拉维赫疗养院后，就可以接女儿来住了。时值１９５０年元旦，在国际儿童院老师的带领下，任远芳来到了疗养院。与父亲的见面令任远芳终生难忘。她回忆时写道：
　　１９５０年初，爸爸来苏联养病，我再次见到了爸爸。自从懂事以后，在很长时间里我不知道自己有父母，更不知道父母是谁，是做什么的。见到父亲时我问他：“你是爸爸陈林同志么?”……我同他在医院住了一个星期以后，深深感觉一种温暖，这是我从来没有领受过的。
　　任弼时十分理解女儿的心情。他没有让远芳立即回国际儿童院，而是留在身边住了８天。也就是这短短的几天，远芳被爸爸的爱深深地打动，投入爸爸的怀抱再也不想离开。这是一种全新的生活，是远芳有生以来所从未经历的全新生活。任弼时用浓浓的父爱给小女儿无微不至的关怀，给小女儿以父母亲情与家庭概念的启蒙。任弼时从教小女儿汉字、汉话入手，引导女儿回归。８天，一晃就过去了。为了女儿的学业，任弼时还是将女儿送回了国际儿童院。
　　在远芳离开疗养院的第四天，任弼时见还没有女儿的来信，就率先给女儿写信：
　　你走了四天，但还没收到你的信，我估计你能按时到达。唯一不放心的就是火车上比较冷。你走以后，我很寂寞……卡佳，你在伊万诺沃好吗?11号赶到那儿了吗?功课落下了吗?溶下多少?你写信告诉我。卡佳，你别忘了你说过的，每两天给我写一封信。这样不会影响你的学习，我也可以不寂寞。……接到我的信，马上回信。
　　接下来的一段是父女俩书信往返最频繁的日子。除了表达彼此的思念外，主要是讨论远芳是否回国的问题。1950年1月20日，任弼时复信女儿，把女儿当作大人一样，与之平等、严肃、认真地分析利弊，其间充满了民主意识的循循善诱。信中写道：
　　关于回国还是在苏联这个问题，我还想和你商量一下，然后我们再做决定。一、回国当然有有利的一面。第一，你做为中国姑娘可以尽快学会中国话，这对你今后来说是非常必要的；第二，你将更多地了解中国人民的生活和斗争，这也对你非常重要；第三，你将和父亲以及兄弟姐妹们生活在一起，这对你看来也是需要的。但也有不利的一面，那就是因为你不会讲中国话，你回国后第一年只能学中文，然后才能上学(当然也可以在学校里学中文)，你将耽误一年的学习……
　　这就是供你选择的具体情况。我想你最好留在苏联继续学习，完成大学教育，然后带着专业知识回国。这就是你在这里的时候我说的。
　　但是这一意见决不是最后决定，你完全可以自己考虑对你怎样更合适。如果你坚决要回国，并像你在最后一封信中所说的，如果我不带你回国，你将永远哭泣、思念，而且还会影响学习，那我将在莫斯科治疗后，带你一起回国。
　　正是在自己作主的情况下，任远芳决定和爸爸一起回国。她接连给爸爸写了3封信，向爸爸报告学习和生活情况，表示愿意和爸爸回国的决心。1950年1月30日，任弼时唯恐远芳因要回国而心浮气躁影响学习，便复信说：
　　上封信你已经决定和我一起回国。我希望你3月10日从伊万诺沃来莫斯科，也就还有40天……你一定好好学习。我对你1月12日至26日的学习情况很满意，并希望你继续努力学习……我身体还好，血压降到160(过去是240)。我想2月底可能会痊愈。
　　然而，任弼时的身体没有像他自己预计的那样于2月底痊愈。拖到3月底，任弼时致电中共中央：
　　治疗于本月底完毕。前日会诊，认为结果良好，但为巩固已得成绩，速送我去黑海边休息4至6星期后回国。
　　在黑海疗养所期间正值春暖花开，任弼时的健康状况较平稳，心情很愉快。5月9日，任弼时由黑海回到莫斯科。一周后，克里姆林宫医院复查，医生诊断为：一、第2—3期高血压症、糖尿病；二、第1—2期心肌营养不全；三、血管硬化。
　　鉴于任弼时病情有所好转，医生同意其回国。临行前，医生向任弼时提出建议：回国后先休息两星期，9月再到疗养院休养一个月；经常要有医生照顾；工作时间要缩短，每日工作时间总共不得超过3至4小时；星期日必须休息。
　　1950年5月17日晚10时，任弼时父女及刘佳武从莫斯科乘坐列车回国。5月28日抵达北京。朱德亲自到车站迎接。陈琮英也率子女全家出动，迎接任弼时的归来。这是任家第一次全家团聚。任弼时高兴地带领全家拍了一张全家福。这也是最后一张全家的合影。
　　1950年10月1日，任弼时登上天安门城楼参加了国庆1周年庆典。这是他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登上天安门城楼。10月27日，年仅46岁的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任弼时因病逝世。28日，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一同来到景山东街甲2号任弼时的寓所，亲视任弼时的遗体人殓，并将一面中国共产党党旗覆盖在他的身上。由四位领袖一起出席的追悼活动，在新中国的历史上只有这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