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本书或一个教育作者最伟大的价值，在于能够给出重要的关键词。所谓重要，是就教育的发展、个人的成长、学校文化的形成而言的。
　　一个教师的成长，本身会成为一个学校的教育资源。一个伟大的教师，应该成为教育的一道风景。这样，一个人的成长便会产生真正的社会价值。
　　正因为这样，一个人孜孜以求成功，是无可厚非的；但如果仅仅囿于个人的所谓成功，而不能将这种成功与教育发展的价值联系起来，这样的成长便只是一种随年月推移而出现的庸俗的成熟而已。
　　《我抓住了两个世界》从最基本的层面上讲，只不过是想展示一个人的成长史，展示一个普通教师的可能。朱永新先生曾说及我的不可复制，他认真地说，不能要求所有的语文教师都成为作家。然而，在我的视野内，这样的老师还是存在的，他们是真正的语文教师，也是真正的作家与学者。比如，浙江的边建松和徐社东、江苏的余一鸣和白坤峰……
　　边建松是诗人、诗论家，徐社东、余一鸣是小说家，白坤峰是红学专家。
　　他们都是拥有两个世界的人。
　　我之所以强调一个老师可以拥有两个世界，其意图之一，就是希望我们的教育学者在谈论教育时，不要总拿民国时期的叶圣陶、朱自清、吕叔湘们说事。应该说，我们有着与他们相比不一样的伟大，他们是离开中小学讲台后成长起来的，而我们一直坚守在中小学的讲台前，我们在这样的讲台上成长为作家或学者。这是我们所处的新时代的价值与意义所在。
　　这是我们新时代教师的可能。也许，我们获得的教育以及外文功底，与民国时期的大师们无法相比，然而，我们一直在读书、在思考、在写作，我们拿出了我们的东西，是这些东西，让我们在他们面前一样地毫无愧色，一样地可以自信、从容。
　　我在中学讲授语文课，业余则从事文学创作与研究，这两个世界的相互打通，使我获得了很多可能。仅从理论建设方面讲，我在语文学科教学方面，建立了自己的“姜广平大语文”课程体系。在文学方面，十多年来，除了小说创作的成绩，我的文学批评可谓小成，而且，通过十多年的文学批评努力，我已经形成了我的“文学有机本体论”理论，这方面的论文已经发表多篇，论著也将全面推出。
　　这就是我想要昭示的一种可能，一种普通教师成长的可能。
　　最近几年，我在讲学时非常乐意与听众分享从科学走向人文的三种模式：
　　“苏格拉底模式”：科学研究的客观条件尚不具备，智力条件也不那么充足，尽管做出了主观努力却得不出令人满意的结果，并且也意识到沿着这条道路走下去很可能一事无成；而人文世界的探究却不受这种条件的限制，它为一心想要探索世界而自知不能解开自然之谜的人开辟了一个全新的天地，也为富有创造力而无法在科学领域里施展的人提供了舞台，这是一种“理性选择”。
　　“帕斯卡尔模式”：人生的特殊经历可以使在科学研究上极有天赋的人放弃或基本上放弃先前所热衷的事业，转而沉浸于在他看来是更有意义和价值的人文探究。这是一种在信念变换的驱使下所做的自主选择。
　　“爱因斯坦模式”：对科学的探索使学者的眼光转向形而上的疆域，转向人文关怀的终极问题；而对科学局限性和科学家责任感的双重把握，使科学家有可能走向对科学的人类性效应的深切关注。在这种情况下，科学家将继续追求更新的科学成就，同时致力于发掘其人文意义，实现其积极的人类性价值。这样，科学事业和人文事业成为可以统一的事业。
　　之所以不断提起这三种模式，是想启发更多的教师建立起自己的学术自信，同时也想表明，在中小学，如果我们不具有庞大的图书馆资源，也不具备高品质的实验室与科研条件，但是，我们同样可以走出我们的学者之路，成为基础教育领域里可以与高等教育领域的学者专家们比肩的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