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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课题主要基于地方分权的视角，以环境规制不可直接观测与地方环境决策的策略性博弈为出发点，分别从理论与实证的角度分析是否存在国内地方政府为保持本地的相对优势而采用竞相降低环境标准的方式吸引外商直接投资（FDI）的事实。这为我国如何优化引资结构，提高引资效率，进而提升社会福利水平提供了指导。
【关键词】FDI 环境规制 空间面板模型
一、研究背景
无论对于国家还是地区，环境规制的严格化对于吸收FDI是存在影响的。实证的结果告诉我们，这种环境管制方面对FDI流人量的影响是负面的。当然，环境规制不是影响FDI流量的主要因素，像经济发展水平和经济增长速度这些因素对于吸收跨国公司的直接投资是起决定作用的。环境规制和FDI的负相关关系主要由成本上升的问题引起，严格的环境规制会从可变成本、固定成本和准入壁垒等几个方面影响企业的生产函数，从而这种成本的影响会对企业的投资决策发生作用。
二、理论模型
通过构建一个地方政府的效用函数，描述地方政府与外资企业双方以各自效用最大化为目标的博弈行为，从而揭示环境规制、地方政府竞争与厂商产量决定之间的交互影响。
本文目的是建立一个实证分析框架，以验证上节中的理论命题。由理论模型的分析可知，一个检验 FDI 竞争下地方政府环境规制“逐底效应”的计量模型应同时考察环境规制对FDI 的边际影响以及地方环境决策的策略性博弈特征。首先为检验环境规制强度对FDI流量的作用方向，可构造如下回归方程：
其中， 是地区的FDI流量，代表环境规制强度。包括了除环境规制强度外，其他一些影响FDI流入的重要因素，诸如市场规模、人力资本等因素。
鉴于FDI的空间特效，本文构造了空间面板模型。本文选取2009—2011 年来自国内268个地级市构成的面板数据估计方程。数据取自《中国区域经济年鉴》与《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原年鉴包含了来自国内近300 个地级市的各类经济指标。为控制地区经济规模导致的FDI总量异质性，我们选取一地FDI（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总额，万美元）与GDP（万元）之比作为被解释变量。
FDI作为资本流入的一种特殊形式，为了使解释变量尽可能包含所有对一地FDI 流量有重要影响的因素，除环境污染（Environment Pollution，EP）之外，本文还考虑了以下四个对FDI流量的影响的解释变量：第一，劳动成本（Labor Cost，LC），我们采用城镇平均工资衡量一地的劳动力成本；第二，交通便利程度（Transportation，TP），用城市道路面积与城市占地面积之比衡量一地的交通便利程度；第三，市场规模或集聚程度（Market Size，MS），用人均GDP 来表示市场集聚程度；第四，人力资本（Human capital，HC）用普通高级中学、高等院校在校学生和专任教师总数与城市总人口之比来近似表示一地的人力资本含量。以上所有用货币计量的变量在按每年的分省消费者物价指数进行名义—实际调整后，最终以2009年的物价水平计量。
首先，利用 Moran’s test 来检验变量中是否存在空间相关性，然后通过经典LM检验判断具体空间计量模型的选择，如下表所示：
表1 Moran I 指数
由表1可以做出判断，各地级市确实存在FDI及其相关因素的空间正相关性，从而本文采用空间计量模型是合理的。由表2可以得出结论，本文应该选择构建空间滞后模型（SAR）。进一步，构建空间面板模型如下所示：
表3 空间面板模型回归结果
注：***、**、*分别表示系数显著性水平为1%、5%、10%。
由于Hausman test-statistic值为49.0642，因此可只需考虑时空固定效应。从回归结果看，无论是环境污染（EP）还是周围地区环境污染（W*EP）對当地FDI的影响并不显著，即环境规制对FDI的影响平均而言并不显著。同时，环境规制对FDI的作用系数为正，与理论预期相符。从其他因素看，当地交通便利程度（TP）和相邻地区的劳动成本（W*LC）与人力资本（W*HC）对当地外商直接投资有显著影响。
三、结论
估计结果表明：国内地方政府为吸引FDI而导致的环境政策博弈显著存在，但环境规制对FDI的影响平均而言并不显著。同时，进一步的分析可以得出，地方环境决策的竞争程度会不断增强；环境规制对FDI的作用方向与FDI本身的水平高低密切相关：对于FDI水平较低的城市，环境规制对FDI的作用系数为负。然而，在这些城市，环境规制对FDI是否存在遏止作用又与当地是资源保护型还是经济落后型有关。随着FDI水平的提高，环境规制的“逐底效应”逐步显现，这些城市为吸引FDI而放松环境标准的竞赛逐步升级；这种“逐底效应”在达到最高点后，虽然FDI水平继续提高，环境规制的“逐底效应”却明显弱化，这说明与服务业相关的清洁型FDI 替代污染型FDI流入这些城市的比例在不断提高。
总的来说，环境规制对FDI引进的“逐底效应”只在一定区间上显著存在，而在其他区间并不显著。
参考文献
[1]G. Zodrow and P. Mieszkowski， Pigou， property taxation and the underprovision of local public goods， Journal of Urban Economics 1986（19）：356-370.
[2]Qian，Y. and G. Roland， 1998， “Federalism and the Soft Budget Constraint”，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88， pp.1143-1163.
[3]Tiebout Charles M. A pure theory of local expenditures [J].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56.
[4] Kenyon， D. A. ， Hoxby，C. M； and Reschovsky，A. 1997. “Theories of interjurisdictional competition” New England Economic Review： Mar/Apr.73-80.
（编辑：陈岑）
【关键词】FDI 环境规制 空间面板模型
一、研究背景
无论对于国家还是地区，环境规制的严格化对于吸收FDI是存在影响的。实证的结果告诉我们，这种环境管制方面对FDI流人量的影响是负面的。当然，环境规制不是影响FDI流量的主要因素，像经济发展水平和经济增长速度这些因素对于吸收跨国公司的直接投资是起决定作用的。环境规制和FDI的负相关关系主要由成本上升的问题引起，严格的环境规制会从可变成本、固定成本和准入壁垒等几个方面影响企业的生产函数，从而这种成本的影响会对企业的投资决策发生作用。
二、理论模型
通过构建一个地方政府的效用函数，描述地方政府与外资企业双方以各自效用最大化为目标的博弈行为，从而揭示环境规制、地方政府竞争与厂商产量决定之间的交互影响。
本文目的是建立一个实证分析框架，以验证上节中的理论命题。由理论模型的分析可知，一个检验 FDI 竞争下地方政府环境规制“逐底效应”的计量模型应同时考察环境规制对FDI 的边际影响以及地方环境决策的策略性博弈特征。首先为检验环境规制强度对FDI流量的作用方向，可构造如下回归方程：
其中， 是地区的FDI流量，代表环境规制强度。包括了除环境规制强度外，其他一些影响FDI流入的重要因素，诸如市场规模、人力资本等因素。
鉴于FDI的空间特效，本文构造了空间面板模型。本文选取2009—2011 年来自国内268个地级市构成的面板数据估计方程。数据取自《中国区域经济年鉴》与《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原年鉴包含了来自国内近300 个地级市的各类经济指标。为控制地区经济规模导致的FDI总量异质性，我们选取一地FDI（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总额，万美元）与GDP（万元）之比作为被解释变量。
FDI作为资本流入的一种特殊形式，为了使解释变量尽可能包含所有对一地FDI 流量有重要影响的因素，除环境污染（Environment Pollution，EP）之外，本文还考虑了以下四个对FDI流量的影响的解释变量：第一，劳动成本（Labor Cost，LC），我们采用城镇平均工资衡量一地的劳动力成本；第二，交通便利程度（Transportation，TP），用城市道路面积与城市占地面积之比衡量一地的交通便利程度；第三，市场规模或集聚程度（Market Size，MS），用人均GDP 来表示市场集聚程度；第四，人力资本（Human capital，HC）用普通高级中学、高等院校在校学生和专任教师总数与城市总人口之比来近似表示一地的人力资本含量。以上所有用货币计量的变量在按每年的分省消费者物价指数进行名义—实际调整后，最终以2009年的物价水平计量。
首先，利用 Moran’s test 来检验变量中是否存在空间相关性，然后通过经典LM检验判断具体空间计量模型的选择，如下表所示：
表1 Moran I 指数
由表1可以做出判断，各地级市确实存在FDI及其相关因素的空间正相关性，从而本文采用空间计量模型是合理的。由表2可以得出结论，本文应该选择构建空间滞后模型（SAR）。进一步，构建空间面板模型如下所示：
表3 空间面板模型回归结果
注：***、**、*分别表示系数显著性水平为1%、5%、10%。
由于Hausman test-statistic值为49.0642，因此可只需考虑时空固定效应。从回归结果看，无论是环境污染（EP）还是周围地区环境污染（W*EP）對当地FDI的影响并不显著，即环境规制对FDI的影响平均而言并不显著。同时，环境规制对FDI的作用系数为正，与理论预期相符。从其他因素看，当地交通便利程度（TP）和相邻地区的劳动成本（W*LC）与人力资本（W*HC）对当地外商直接投资有显著影响。
三、结论
估计结果表明：国内地方政府为吸引FDI而导致的环境政策博弈显著存在，但环境规制对FDI的影响平均而言并不显著。同时，进一步的分析可以得出，地方环境决策的竞争程度会不断增强；环境规制对FDI的作用方向与FDI本身的水平高低密切相关：对于FDI水平较低的城市，环境规制对FDI的作用系数为负。然而，在这些城市，环境规制对FDI是否存在遏止作用又与当地是资源保护型还是经济落后型有关。随着FDI水平的提高，环境规制的“逐底效应”逐步显现，这些城市为吸引FDI而放松环境标准的竞赛逐步升级；这种“逐底效应”在达到最高点后，虽然FDI水平继续提高，环境规制的“逐底效应”却明显弱化，这说明与服务业相关的清洁型FDI 替代污染型FDI流入这些城市的比例在不断提高。
总的来说，环境规制对FDI引进的“逐底效应”只在一定区间上显著存在，而在其他区间并不显著。
参考文献
[1]G. Zodrow and P. Mieszkowski， Pigou， property taxation and the underprovision of local public goods， Journal of Urban Economics 1986（19）：356-370.
[2]Qian，Y. and G. Roland， 1998， “Federalism and the Soft Budget Constraint”，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88， pp.1143-1163.
[3]Tiebout Charles M. A pure theory of local expenditures [J].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56.
[4] Kenyon， D. A. ， Hoxby，C. M； and Reschovsky，A. 1997. “Theories of interjurisdictional competition” New England Economic Review： Mar/Apr.73-80.
（编辑：陈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