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乡村社会治理创新的实践场域中,村民理事会建设已成为以村民小组或自然村为基本单元的村民自治试点的核心内容.由于不同试点单位对于村民理事会的功能定位和运作方式不一,在实践过程中表现出明显的差异化形态.其中,广东省英德市和湖南省浏阳市的村民自治试点为我们提供了值得分析和比较的案例.两地试点的共性之处在于,将村民理事会作为自治单元下沉的组织化工具,借此发挥村组治理在激活村民自治活力方面的效能与优势.两地试点的个性之处在于,村民理事会组织数量的不同设定与组织身份的不同确认,成为影响村民自治成效的关键因素.围绕村民理事会与村民委员会的关系,“英德试点”的实践误区表现在:一是将村民自治的实现简单化为村民委员会的组建;二是片面强调村民委员会的自治性而忽视其行政性;三是将村民理事会视为村民委员会的替代者而非协助者.反观“浏阳试点”,在保持既有村民委员会设置格局的前提下,充分发挥了村民理事会在村民自治中的协助功能.从替代走向协助,反映出村民理事会的组织身份和组织功能在村民自治试点的不断探索中逐渐清晰起来.村民理事会建设的目的不是消解村民委员会的自治性,而是通过再造自治单元的方式,实现乡村社会内部自治组织的多元化、各组织之间的协同化以及村民自治的高效运作,这是在总结此项基层治理改革与探索经验基础上的理性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