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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革命为什么会在法国爆发？托克维尔讲了诸多不可能：就欧洲而言，法国当时并不是封建权力最深重的地区，相反，它却是封建权力压迫最轻的地方；政府已经着手改革，路易十六统治时期作为末代王朝却是迄当时为止社会经济发展最迅速的时期；路易十四时期较之路易十六时期，平民更易为官，政府也没有过去专制；普通法庭的独立性较之欧洲各国更甚；法国早已发生了一场静悄悄的革命：农民完全摆脱了领主的统治，而且已变为土地所有者，他们比以往更加自由；文人可以自由批评政府（包括宗教），享有出版自由等等，但这些恰恰构成了革命爆发的原因。
大革命前夕，国家、社会、人民都处于极度的混乱之中：行政集权与“非正规的、病态的”自由精神并存。以国王为首的中央权力统揽一切，地方自治消失殆尽；另一方面，贵族保留着其自由传统，教士在世俗政权面前保留着独立精神，法官从不向王权屈服，但“这是一种非正规的、时断时续的自由，始终局限在阶级范围之内，始终与特殊和特权的思想连在一起，它几乎既准许人违抗法律，也准许人对抗专横行为，却从不能为所有公民提供最天然、最必需的各种保障。这种自由，尽管范围狭小、形式改变，仍富有生命力”。公民们四分五裂，闭关自守，王权四处扩展，强大有力。
中央集权是法国大革命爆发的首因，托克维尔是这么说的：“看来，今天人们已相当一致地认为，行政上的中央集权制和巴黎的至高无上权力，是四十年来在我们眼前不断更迭的所有政府垮台的重要原因。我无需费力便将使大家看到，旧君主制突然之间猛烈毁灭，很大一部分原因即在于此；它也是孕育所有其他革命的第一场革命的主因之一。”其实，所有的矛头都指向了中央集权制，巴黎的至高无上不过是行政集权的表现，而且以经济学派为代表的理论认可了行政权力无限扩张。
但中央集权制并非法国大革命的成果，“它在革命之前早已有之”。问题并不在于中央集权，而是集权以及体制转换导致的各阶层地位失衡、法治无效、行政混乱、社会分歧与冷漠。
革命前夕权力高度集中。托克维尔观察到：在十八世纪，政府权力已经十分集中，极其强大，惊人地活跃，它不停地赞助、阻止或批准某项事业，它许诺很多，给予也很多。它以各种方式施加影响，不仅主持大政方针，而且干涉家家户户，以及每一个人的私生活。“由一个被置于王国中央的唯一实体管理全国政府；由一个大臣来领导几乎全部国内事务；在各省由一个官员来领导一切大小事务；没有一个附属行政机构，或者说，只有事先获准方可活动的部门；一些特别法庭审理与政府有关案件并庇护所有政府官员。”整个行政设置由御前会议、总督（省长）、总督代理（省长代理）构成。御前会议作用重大，它直接听命于王权，形成一个金字塔结构。中央政府在巴黎其实只有单独一位代理人，同样，在各省，它也只有单独一位代理人（十八世纪还能看到一些大领主带有省长头衔。这是封建王权的旧代表，他常常是世袭的。他们还享有荣誉，但是却没有了权力），他叫作省长（intendent），拥有权力。如同御前会议一样，他也有两项权威：行政权和司法权。他与所有大臣保持一致，他是政府在外省的唯一代理人。在他手下，并由他任命的，是设置在各地县里的、他可任意撤换的行政官员——省长代理（sub-delegate）。
在权力隶属关系上，国王高高在上，他控制了御前会议；御前会议控制了各省省长（即总监），各省省长又控制了各省长代理。“国家的整个行政均由一个统一机构领导，同样，内部事务的几乎全部管理都委托给单独一位官员，即总监。”中央政府依靠其代理人单独负责维持各省治安。
“在欧洲，没有哪一国的普通法庭较之法国的普通法庭更独立于政府；但是也没有一个地方像法国那样经常使用特别法庭。这两方面结合之紧密，出乎人们想象之外。”于是，“一方面，旧制度下的司法权不断超出其权力的自然范围，另一方面，司法权从未全面履行其职权”，即，我们已将司法权逐出行政领域，旧制度将它留在这个领域是非常不妥当的；但是与此同时，正如人们所见，政府不断介入司法的天然领域，而我们听之任之：其实权力的混乱在这两个方面同样危险，甚至后者更危险，因为法庭干预政府只对案件有害，政府干预法庭则使人们堕落，使他们变得兼有革命性和奴性。但司法机构还是不断地受到侵犯。
中央集权导致巴黎成为法国本身，托克维尔说：“首都之所以对帝国其他部分具有政治优势，既非由于其地理位置，亦非由于其宏伟，更非由于其富庶，而是由于政府的性质。”巴黎的重要地位远比它的城墙扩张得更快，结果“巴黎已经吞噬了外省”，巴黎成为法国，这种现象具有极其危险的后果，因为所有的人都看着巴黎在干什么，“外省民情激动，一触即发，只是尚未采取行动；公民们即便有时集会，也是为了听取巴黎传来的消息”。“与此同时，地方的自由权利到处都在不断消失。独立生活的特征在各地停止出现；不同省份的面貌特征逐渐混淆，旧的公共生活的最后痕迹正在被磨去。可是，国家并未衰弱，相反，处处都在运动；只不过原动力集中于巴黎。”
另一方面，农村被抛弃，所有的人都挤往城市，“农民好像被人从整个国民中淘汰下来，扔在一边”。有钱的贵族首先抛弃了农村；农村里几乎只剩下家道小康、无力脱身的贵族。他们留恋自己的贵族身份，与农民老死不相往来，形成了心灵上的地主制。随着贵族彻底失去政治权利和地方自由的消失，贵族的迁移增多了，人们无须再去引诱他们出走，他们已无心留下：田园生活对他们已变得兴趣索然。而农民也形成了奇怪的逻辑：农村里几乎从未见过超过一代的富裕农民。种田人一旦靠勤勉挣到一点财产，便立即令其子弟抛开犁锄，打发他进城，并给他买下一官半职。
农村向城市集中，城市向巴黎集中，而一切都集中到了国王手里，行政改革并没有根除旧政权下的官僚弊端，反而增加了混乱，这就是大革命前夕的政治。
革命前夕，“政府发起各种公共建设事业，与政府有金钱关系的人数惊人地增长，许多人萌发了发财暴富的欲望”。但是，专制政府的财政管理不善使得宫廷的劣迹变成了千家万户的私人灾难，与政府关系最密切、最维护政府的那批工商业资产阶级也就变成了最激进的改革要求者。国王和政府官员公开讨论社会政治弊端，国王屡屡试图减轻下层民众的负担，如废除农民的劳役制和手工业的行会，再如为消除额外增派而实行军役税公开措施，甚至要废除贵族的免税特权，这些口惠而实不至、半途而废的改革，其结果只是唤起了民众的不满情绪。
大革命前夕，国家、社会、人民都处于极度的混乱之中：行政集权与“非正规的、病态的”自由精神并存。以国王为首的中央权力统揽一切，地方自治消失殆尽；另一方面，贵族保留着其自由传统，教士在世俗政权面前保留着独立精神，法官从不向王权屈服，但“这是一种非正规的、时断时续的自由，始终局限在阶级范围之内，始终与特殊和特权的思想连在一起，它几乎既准许人违抗法律，也准许人对抗专横行为，却从不能为所有公民提供最天然、最必需的各种保障。这种自由，尽管范围狭小、形式改变，仍富有生命力”。公民们四分五裂，闭关自守，王权四处扩展，强大有力。
一、旧制度：中央集权制下的法国
中央集权是法国大革命爆发的首因，托克维尔是这么说的：“看来，今天人们已相当一致地认为，行政上的中央集权制和巴黎的至高无上权力，是四十年来在我们眼前不断更迭的所有政府垮台的重要原因。我无需费力便将使大家看到，旧君主制突然之间猛烈毁灭，很大一部分原因即在于此；它也是孕育所有其他革命的第一场革命的主因之一。”其实，所有的矛头都指向了中央集权制，巴黎的至高无上不过是行政集权的表现，而且以经济学派为代表的理论认可了行政权力无限扩张。
但中央集权制并非法国大革命的成果，“它在革命之前早已有之”。问题并不在于中央集权，而是集权以及体制转换导致的各阶层地位失衡、法治无效、行政混乱、社会分歧与冷漠。
革命前夕权力高度集中。托克维尔观察到：在十八世纪，政府权力已经十分集中，极其强大，惊人地活跃，它不停地赞助、阻止或批准某项事业，它许诺很多，给予也很多。它以各种方式施加影响，不仅主持大政方针，而且干涉家家户户，以及每一个人的私生活。“由一个被置于王国中央的唯一实体管理全国政府；由一个大臣来领导几乎全部国内事务；在各省由一个官员来领导一切大小事务；没有一个附属行政机构，或者说，只有事先获准方可活动的部门；一些特别法庭审理与政府有关案件并庇护所有政府官员。”整个行政设置由御前会议、总督（省长）、总督代理（省长代理）构成。御前会议作用重大，它直接听命于王权，形成一个金字塔结构。中央政府在巴黎其实只有单独一位代理人，同样，在各省，它也只有单独一位代理人（十八世纪还能看到一些大领主带有省长头衔。这是封建王权的旧代表，他常常是世袭的。他们还享有荣誉，但是却没有了权力），他叫作省长（intendent），拥有权力。如同御前会议一样，他也有两项权威：行政权和司法权。他与所有大臣保持一致，他是政府在外省的唯一代理人。在他手下，并由他任命的，是设置在各地县里的、他可任意撤换的行政官员——省长代理（sub-delegate）。
在权力隶属关系上，国王高高在上，他控制了御前会议；御前会议控制了各省省长（即总监），各省省长又控制了各省长代理。“国家的整个行政均由一个统一机构领导，同样，内部事务的几乎全部管理都委托给单独一位官员，即总监。”中央政府依靠其代理人单独负责维持各省治安。
“在欧洲，没有哪一国的普通法庭较之法国的普通法庭更独立于政府；但是也没有一个地方像法国那样经常使用特别法庭。这两方面结合之紧密，出乎人们想象之外。”于是，“一方面，旧制度下的司法权不断超出其权力的自然范围，另一方面，司法权从未全面履行其职权”，即，我们已将司法权逐出行政领域，旧制度将它留在这个领域是非常不妥当的；但是与此同时，正如人们所见，政府不断介入司法的天然领域，而我们听之任之：其实权力的混乱在这两个方面同样危险，甚至后者更危险，因为法庭干预政府只对案件有害，政府干预法庭则使人们堕落，使他们变得兼有革命性和奴性。但司法机构还是不断地受到侵犯。
中央集权导致巴黎成为法国本身，托克维尔说：“首都之所以对帝国其他部分具有政治优势，既非由于其地理位置，亦非由于其宏伟，更非由于其富庶，而是由于政府的性质。”巴黎的重要地位远比它的城墙扩张得更快，结果“巴黎已经吞噬了外省”，巴黎成为法国，这种现象具有极其危险的后果，因为所有的人都看着巴黎在干什么，“外省民情激动，一触即发，只是尚未采取行动；公民们即便有时集会，也是为了听取巴黎传来的消息”。“与此同时，地方的自由权利到处都在不断消失。独立生活的特征在各地停止出现；不同省份的面貌特征逐渐混淆，旧的公共生活的最后痕迹正在被磨去。可是，国家并未衰弱，相反，处处都在运动；只不过原动力集中于巴黎。”
另一方面，农村被抛弃，所有的人都挤往城市，“农民好像被人从整个国民中淘汰下来，扔在一边”。有钱的贵族首先抛弃了农村；农村里几乎只剩下家道小康、无力脱身的贵族。他们留恋自己的贵族身份，与农民老死不相往来，形成了心灵上的地主制。随着贵族彻底失去政治权利和地方自由的消失，贵族的迁移增多了，人们无须再去引诱他们出走，他们已无心留下：田园生活对他们已变得兴趣索然。而农民也形成了奇怪的逻辑：农村里几乎从未见过超过一代的富裕农民。种田人一旦靠勤勉挣到一点财产，便立即令其子弟抛开犁锄，打发他进城，并给他买下一官半职。
农村向城市集中，城市向巴黎集中，而一切都集中到了国王手里，行政改革并没有根除旧政权下的官僚弊端，反而增加了混乱，这就是大革命前夕的政治。
革命前夕，“政府发起各种公共建设事业，与政府有金钱关系的人数惊人地增长，许多人萌发了发财暴富的欲望”。但是，专制政府的财政管理不善使得宫廷的劣迹变成了千家万户的私人灾难，与政府关系最密切、最维护政府的那批工商业资产阶级也就变成了最激进的改革要求者。国王和政府官员公开讨论社会政治弊端，国王屡屡试图减轻下层民众的负担，如废除农民的劳役制和手工业的行会，再如为消除额外增派而实行军役税公开措施，甚至要废除贵族的免税特权，这些口惠而实不至、半途而废的改革，其结果只是唤起了民众的不满情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