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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岁的人了，心脏上装有3个支架，平均每年最少一次住进医院，去检修那些与心脏一起跳动的“肉身”。
还好，每次他都被死神丢弃，阎王爷手里勾列的名单中，次次都将“李发模”这三个字放回人间。
每一次从手术台或重症室被推出来，或是躺在床上，醒来，床前站满焦急等候的学生和粉丝，然后，他眼尾一翘，咬牙切齿地说：“我又美美地睡了一觉，还没被收走。”
那样子可爱极了。
李发模被人们记住的三个理由：一是他在改革开放的第二年（1979年），以一首长诗《呼声》刊发《诗刊》第2期闻名于世，轰动诗坛内外，被苏联诗人叶甫图申科誉为“中国新诗的一块里程碑”，被国内著名诗人叶延滨等称为“早叫的公鸡”;二是他凭着诗性与勤奋，斩获中国首届新诗奖（鲁迅文学奖前身），与贵州的何世光先生（短篇小说奖）一起，成为贵州改革开放以来最靓的两张文化名片;三是他50年来笔耕不辍，专攻“正能量”之诗，作品汗牛充栋，培养学生无数，桃李芬芳。
作为近20年来一直在他身边当学徒、并得恩师宠爱的晚辈与学生，我似乎已经忘记了他身上的“光环”，有时也检讨自己是否有“不尊”之嫌，又想，可能他更喜欢像我辈心怀尊师之情却又鲜活的氛围，让他开怀大笑，不是坏事。
于是，近10年的近距离深交，他给了我另外的印象，如烙铁在脑间滋过。
先生不畏惧心脏停止跳动，在每一首诗里彰显“培根铸魂”的初心。
如果说“意、境、象、理”是诗歌的四个层次，发模先生的诗则是塔尖，他的诗与人真正做到了“知行合一”，从做人的、做诗的“意”出发，对时代疾苦的呼声，对诗歌文本的境界，再到诗句章节的意象，他为每一首信手拈来的诗做足了“理”的铺垫。
《大学》有言：“大学之道，在明明德。”正是说清楚了培根铸魂，绝不能是“见物不见人”的浅尝辄止，只要用心读，或者坚持读发模先生近20年的诗作《除不尽的余数》《第三只眼睛》等，都会情不自禁地感觉到，他内心深处总是充满对民族和人类的担忧。于是，其诸多作品可以坐实“坚持与时代同步伐”“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以精品奉献人民”“坚持用明德引领风尚”，他坚持培根铸魂的践行之路，尽管筚路蓝缕，但情真意切。
他用最艰辛的脚步，抚摸到“巨变贵州”的脉搏。
先生病重，行动轻手轻脚，热了冷了都不行，更主要是随时要保暖，防一些小病小痛，所以，他能不出门就不出门，免得家人担心牵挂。
贵州省诗人协会成立6年了，不论寒暑，只要是协会的活动，那个准时赶到，并总穿着大头保暖鞋子、上下车都慢吞吞的慈祥老人发模先生从不缺席。开始，他还要讲话鼓劲，可后来，在各种场合讲话少了，他把话筒递给年轻人讲，他说：“大胆讲，只要是正能量的就放开讲。”所以，每次只要他在那里一坐，就是一尊菩萨，永远面带微笑和善意，以他的耳聪目明修订着我的喋喋不休。
发模先生真的就是一有德有善之人。近年来，他承担了由贵州最具文化情怀的李裴先生总策划的“舍不得乡愁离开胸膛”20部长诗的文学指导，20部长诗啊，一年出版啊，70000多行啊……都要在这个重病的老人手里用一把尺子丈量。很多次在评审会上，他慢条细理的语气如跳动的血球，得靠他自己使劲打气才能握紧颤抖的手，指挥手中的笔，在每一本诗稿的封面上写下“需修改”“不过关”“可以”的字样……
我會哭。
更让人感动的是，当接到在我老家投资兴业的江苏诗人梅尔邀请，请他执笔为“十二背后”亲自操刀写一部长诗时，他没说半个“不”字，应声允下，并按期完成了长诗《王之背后》，成不朽之作。
他说：据观察，自己活到120岁时有个坎儿，如果能抬着艰辛的脚步抚摸到“巨变贵州”的脉搏，就算迈不过去也是幸福的。
他用铿锵有力的粗嗓为时代呐喊出最真实的声音。
写到此事，大脑里蹦出他为时代“站台”的故事，微信里正有一幅幅他的照片刷屏，是他带队前往遵义市汇川区水灾现场调研的情景。
我没在现场，但我见到他脸上的微笑，心里就特别舒坦。
他就是一豁达的笑神。他说，要让那些受灾的百姓也跟着微笑;他说，我们用微笑战胜困难，困难就垂头丧气，反之，困难就更嚣张，更胆大妄为。
先生常对我和郭思思说，对待生活必须微笑，诗歌必须微笑，“苦”是诗人要用舌头去尝的文字，否则写不出“为时代画像、为时代立传、为时代明德”的精品。
记起2018年3月，从北京参加全国“两会”的李裴先生回到贵州，再次策划“相约2020，诗写脱贫攻坚”系列活动，作为贵州诗歌界泰斗的李发模又被请上“文学总指导”的上席，没有一分钱的稿酬、只有奉献，没有一丁点儿的好处、只有担当，没有一丝的阿谀奉承、只有让作品说话，他不知让多少在诗歌路上改变了初心的人汗颜与内疚。
70岁的发模先生与创作队一起，已跑完11个贫困县市区，没有缺席一场。他总是第一个交出作业，总是谦逊地说：“作业交了，请小语修改。”
发模先生的诗友文友多，有朋友打电话询问病情，他总是说：“要死讲不起，活着就好好活！”医生都特佩服他的达观。
还听说，在家时有时晚上心脏难受，他总是合衣躺睡在客厅的长沙发上。问他为何，他说：“如果真的死了，也好让抬尸体的方便，免得转弯抹角。”他常说，要帮助他人活得比自己更好，自己才好。他还说：“70岁了，是老天爷恩赐，多活的每一天都是借用青年人的时空和地盘，要学会多听他们的劝说和呵斥。”他还说，若把70反过来读，是17岁，还不到成年的法定年龄，更需要听话，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远方朋友来拜访聊天品茶时，都对他在中国新诗的地位和贡献点赞，他自己说：“发模就是一个糟老汉，一点儿也不中用。”
我却发现，正是这个“糟老汉”，至今为止，依然最愿意干的事儿有三：一是为红色主题站台;二是为年轻诗人鼓劲;三是为新时代挤奶式的诗写。
当然，有时他也保持着沉默，或继续抽着烟。
还好，每次他都被死神丢弃，阎王爷手里勾列的名单中，次次都将“李发模”这三个字放回人间。
每一次从手术台或重症室被推出来，或是躺在床上，醒来，床前站满焦急等候的学生和粉丝，然后，他眼尾一翘，咬牙切齿地说：“我又美美地睡了一觉，还没被收走。”
那样子可爱极了。
李发模被人们记住的三个理由：一是他在改革开放的第二年（1979年），以一首长诗《呼声》刊发《诗刊》第2期闻名于世，轰动诗坛内外，被苏联诗人叶甫图申科誉为“中国新诗的一块里程碑”，被国内著名诗人叶延滨等称为“早叫的公鸡”;二是他凭着诗性与勤奋，斩获中国首届新诗奖（鲁迅文学奖前身），与贵州的何世光先生（短篇小说奖）一起，成为贵州改革开放以来最靓的两张文化名片;三是他50年来笔耕不辍，专攻“正能量”之诗，作品汗牛充栋，培养学生无数，桃李芬芳。
作为近20年来一直在他身边当学徒、并得恩师宠爱的晚辈与学生，我似乎已经忘记了他身上的“光环”，有时也检讨自己是否有“不尊”之嫌，又想，可能他更喜欢像我辈心怀尊师之情却又鲜活的氛围，让他开怀大笑，不是坏事。
于是，近10年的近距离深交，他给了我另外的印象，如烙铁在脑间滋过。
先生不畏惧心脏停止跳动，在每一首诗里彰显“培根铸魂”的初心。
如果说“意、境、象、理”是诗歌的四个层次，发模先生的诗则是塔尖，他的诗与人真正做到了“知行合一”，从做人的、做诗的“意”出发，对时代疾苦的呼声，对诗歌文本的境界，再到诗句章节的意象，他为每一首信手拈来的诗做足了“理”的铺垫。
《大学》有言：“大学之道，在明明德。”正是说清楚了培根铸魂，绝不能是“见物不见人”的浅尝辄止，只要用心读，或者坚持读发模先生近20年的诗作《除不尽的余数》《第三只眼睛》等，都会情不自禁地感觉到，他内心深处总是充满对民族和人类的担忧。于是，其诸多作品可以坐实“坚持与时代同步伐”“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以精品奉献人民”“坚持用明德引领风尚”，他坚持培根铸魂的践行之路，尽管筚路蓝缕，但情真意切。
他用最艰辛的脚步，抚摸到“巨变贵州”的脉搏。
先生病重，行动轻手轻脚，热了冷了都不行，更主要是随时要保暖，防一些小病小痛，所以，他能不出门就不出门，免得家人担心牵挂。
贵州省诗人协会成立6年了，不论寒暑，只要是协会的活动，那个准时赶到，并总穿着大头保暖鞋子、上下车都慢吞吞的慈祥老人发模先生从不缺席。开始，他还要讲话鼓劲，可后来，在各种场合讲话少了，他把话筒递给年轻人讲，他说：“大胆讲，只要是正能量的就放开讲。”所以，每次只要他在那里一坐，就是一尊菩萨，永远面带微笑和善意，以他的耳聪目明修订着我的喋喋不休。
发模先生真的就是一有德有善之人。近年来，他承担了由贵州最具文化情怀的李裴先生总策划的“舍不得乡愁离开胸膛”20部长诗的文学指导，20部长诗啊，一年出版啊，70000多行啊……都要在这个重病的老人手里用一把尺子丈量。很多次在评审会上，他慢条细理的语气如跳动的血球，得靠他自己使劲打气才能握紧颤抖的手，指挥手中的笔，在每一本诗稿的封面上写下“需修改”“不过关”“可以”的字样……
我會哭。
更让人感动的是，当接到在我老家投资兴业的江苏诗人梅尔邀请，请他执笔为“十二背后”亲自操刀写一部长诗时，他没说半个“不”字，应声允下，并按期完成了长诗《王之背后》，成不朽之作。
他说：据观察，自己活到120岁时有个坎儿，如果能抬着艰辛的脚步抚摸到“巨变贵州”的脉搏，就算迈不过去也是幸福的。
他用铿锵有力的粗嗓为时代呐喊出最真实的声音。
写到此事，大脑里蹦出他为时代“站台”的故事，微信里正有一幅幅他的照片刷屏，是他带队前往遵义市汇川区水灾现场调研的情景。
我没在现场，但我见到他脸上的微笑，心里就特别舒坦。
他就是一豁达的笑神。他说，要让那些受灾的百姓也跟着微笑;他说，我们用微笑战胜困难，困难就垂头丧气，反之，困难就更嚣张，更胆大妄为。
先生常对我和郭思思说，对待生活必须微笑，诗歌必须微笑，“苦”是诗人要用舌头去尝的文字，否则写不出“为时代画像、为时代立传、为时代明德”的精品。
记起2018年3月，从北京参加全国“两会”的李裴先生回到贵州，再次策划“相约2020，诗写脱贫攻坚”系列活动，作为贵州诗歌界泰斗的李发模又被请上“文学总指导”的上席，没有一分钱的稿酬、只有奉献，没有一丁点儿的好处、只有担当，没有一丝的阿谀奉承、只有让作品说话，他不知让多少在诗歌路上改变了初心的人汗颜与内疚。
70岁的发模先生与创作队一起，已跑完11个贫困县市区，没有缺席一场。他总是第一个交出作业，总是谦逊地说：“作业交了，请小语修改。”
发模先生的诗友文友多，有朋友打电话询问病情，他总是说：“要死讲不起，活着就好好活！”医生都特佩服他的达观。
还听说，在家时有时晚上心脏难受，他总是合衣躺睡在客厅的长沙发上。问他为何，他说：“如果真的死了，也好让抬尸体的方便，免得转弯抹角。”他常说，要帮助他人活得比自己更好，自己才好。他还说：“70岁了，是老天爷恩赐，多活的每一天都是借用青年人的时空和地盘，要学会多听他们的劝说和呵斥。”他还说，若把70反过来读，是17岁，还不到成年的法定年龄，更需要听话，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远方朋友来拜访聊天品茶时，都对他在中国新诗的地位和贡献点赞，他自己说：“发模就是一个糟老汉，一点儿也不中用。”
我却发现，正是这个“糟老汉”，至今为止，依然最愿意干的事儿有三：一是为红色主题站台;二是为年轻诗人鼓劲;三是为新时代挤奶式的诗写。
当然，有时他也保持着沉默，或继续抽着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