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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画的发展和创新中，如何在借鉴西方艺术精华的基础上保持传统，并以自己独特的民族风格来展现东方之美，一批国画大师做出了不懈的努力。在20世纪中国文化面临巨大转变之际，潘天寿着力强化民族绘画特点，身体力行，把一生的心血奉献给中国画的复兴与重建之中。
潘天寿（1897—1971），现代画家、教育家。浙江宁海人。早年名天授，字大颐，自署阿寿、雷婆头峰寿者、心阿兰若主持、寿者等。
潘天寿出身贫苦，幼年丧父。自小开始，他就在农村学做农活，下田耕种，车水砍柴都很精通。18岁那年，潘天寿考入浙江第一师范，并得经子渊、李叔同指导，从此开始了他的艺术生涯。后来，潘天寿到上海供职于刘海粟任院长的美专。在上海，潘天寿结识了吴昌硕、王一亭、黄宾虹等著名画家。吴昌硕非常赏识潘天寿，对其厚爱有加，格外关照，潘天寿也有机会观赏吴氏画作，耳濡目染，画艺大进。对潘天寿在艺术上的进步，吴昌硕大加赞赏，说：“阿寿学我最像，跳开去又离开我最远，大器也。”
潘天寿还精心研究中国绘画史，于1925年写成了《中国绘画史》一书，成为中国绘画史方面的经典之作。在研究历史的同时，潘天寿更加注重对中国绘画传统的汲取。1932年，他与诸闻韵、吴茀之、张振铎、张书旂等组织“白社”国画研究会，主张以“扬州八怪”的革新精神从事中国画创作。“白社”时期，潘天寿仍出入于石涛、八大等人的风格之间，不过在笔墨构图中已显露出不同以往的气象。新中国成立之后，潘天寿曾担任中国文联委员、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浙江美术学院院长职，在继续从事绘画创作的同时，为培养绘画艺术人才做了大量的工作。
潘天寿的绘画创作，经过十年杭州授课和八年抗战磨砺，到了20世纪40年代后期，已自成一家，呈现了独处的个性。潘天寿一生的力作，多创作于20世纪60年代初期，这也是他创作的巅峰时期。“天惊地怪见落笔”，这是吴昌硕对潘天寿绘画天资气魄的惊叹而发。潘天寿素以笔力霸悍、构图精绝驰誉，精于写意和山水，尤擅画鹰、八哥等，指墨画别具一格，成就突出。
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学习者和传承者，潘天寿的作品也让人感受到中国画的魅力，画面效果多纵横睥睨，体现了中国传统绘画中强骨静气、至大至刚的阳刚之美。潘天寿绘画作品以大笔粗线为主，是“大写意”，他的风格和创造性可用他自己的印语来概括：“强其骨”、“一味霸悍”。“强其骨”就是以力胜。骨力、骨气是中国书画阳刚美的审美标准。纵观潘天寿的作品，其用笔既果断而强悍，又静练而有控制，具有雄健、刚直、凝练、老辣、生涩的特点。潘天寿深入体会和吸收了古人的笔墨精华，并溶入了强烈个性，强调“用墨难于枯、焦、润、湿之变，须枯焦而能华滋，润湿而不漫漶，即得用墨之要诀。”在气势和力量方面创造性地发展了笔墨传统。
潘天寿作画擅用大笔粗线，笔线有时宽达两寸，并且落笔很重，气雄力坚，但雄健不是蛮横粗野，其中区别，就在于运笔过程中对提、按、使、转等等变化的把握与控制，尤其是他山水画中的用笔，除了鲜明强烈以外，给人的另一个突出感觉，是果断。潘天寿用笔以方直为主，转折处往往成方形转角，弧线较少，呈现阳刚之美。在画面上可以看出，潘天寿在作画时毫不犹豫，下笔速度很快，以中锋为主，提按顿挫，富于弹性，老辣苍劲，一气呵成，黄宾虹称之为：“扬之高华，按之沉实”。
“强其骨”的另一特色是造型和构图上的雄阔险峻，多方正大折落。潘天寿画山，极少叠嶂重恋或平远杳杳，而是常常运用一边、一角、一树、一石等裁截式构图和特定式形象，截取近景，结构一隅，以出奇制胜的视角，强调对比差。潘天寿画雨后山水，一再题款：“雨后千山铁铸成”，这是终生追求的意境，即立足于稳、静及恒久，着意于铸型，不画千岩万壑，不画高山大岭，而以倚松傍花的小景为对象，但画面效果却神奇壮美，雄伟静穆。
在浙江美院教学之际，潘天寿认为，山水、花鸟画在题材内容上寻找突破口，从古人那里学技法还不够，要直接面向生活，直接从自然中写生。他和同事们去了浙东名胜雁荡山，那奇特的山势激发了他的创作欲。回杭后，他一气呵成，创作了《灵岩涧一角》、《梅雨初晴》、《小龙湫一角》等作品。潘天寿用山水花卉结合的方式创作的《灵岩涧一角》，既不同于鸟瞰式的远景山水，又不同于传统的折枝花卉，让人耳目一新。这幅画成为他艺术道路上的里程碑，使他的艺术又跃上新的高峰。
潘天寿是一位多才多艺的大师，对书法功夫很深，经常临读碑帖，兼长各体。同时，他的指画也别具一格，成就极为突出。这类作品，数量大，气魄大，如指墨花卉《晴霞》、《朱荷》、《新放》等，画的均为“映日荷花”，以泼墨指染，以掌抹作荷叶，以指尖勾线，生动之气韵，非笔力所能达。潘天寿作画时，每画一笔，都要精心推敲，一丝不苟。他在“有常必有变”的思想指导下，取诸家之长，成自家之体，他的画材为平凡题材，但经他入手的画，却能产出不平凡的艺术能力感染。
潘天寿以一生的心血去关注国运，体恤民生，锲而不舍地探求中国画的复兴道路，并对中国画全盘西化的“投降主义”保持着非常清醒的警觉性。他主张从中国画的内部去发现问题，而不应从外在因素来寻找妄自菲薄的借口。潘天寿认为中国画西化的道路是危险的，最后的结局是取消了中国画的民族性，取消了文化个性，以至于“自觉”地消解了自身的传统，注销了中国画的“户籍”。
潘天寿是一位传统的文人，更是一位国学修养极高的艺术家。他骨子里天生就有对中国的传统的诗文书画的喜好，血液里流淌着传统文人的精神因子。因此，在社会剧变，思想激荡的时代，他只坚守他所认同的传统书画的精神领地。潘天寿是中国画传统的守望者，他那沉雄博大的创作风格，奇崛伟岸的国画作品，无可争辩地在中国绘画史上占据重要地位。他丰富的著述，诸如“高峰意识”、“不能做‘笨子孙’，也不能做‘洋奴隶’”、“中西绘画要拉开距离”、“中国画要以特长取胜”、民族艺术“要扬长避短”等等深深地影响着20世纪以后的中国画走向。
潘天寿曾说过：“我这一辈子是个教书匠，画画只是副业。”可见他对自己的定位和对美术教育事业的看重。1928年，潘天寿被聘为国立艺术院（中国美术学院前身）的中国画主任教授，自此一生都未曾离开这所学院，把人生中的半个世纪都奉献给了中国现代美术教育事业。作为20世纪中国画的教育大师，潘天寿毕生致力于中国画独立教学体系的建构和完善。他提出中国画分科教学，首创书法篆刻专业，设置传统诗词等课程，他的教学思想和主张，深刻影响到中国画现代教育的发展进程。
潘天寿一生奋力笔耕于艺术创作与理论研究领域，但存世作品数量不过千余幅，传世代表作如《露气》、《雨后千山铁铸成》、《记写雁荡山花》等藏于中国美术馆。潘天寿进入拍场的作品量很少，但很受收藏者追捧。据统计，潘天寿百万元以上书画拍品数量，占到其书画拍品总量近五分之一以上。潘天寿绘画赋色斑斓、气势淋漓的特点，在拍场颇能吸引买家及观者的眼球。《鹰石山花之图》大约创作于1960年，是潘天寿晚年艺术鼎盛期的杰作：一块占画面4/5面积的巨石是典型的“潘公石”，纯用简括刚劲的书法笔线勾勒，而不作传统的皴擦之法，老辣有力，笔笔交代得清清爽爽，烂漫的山花和有节奏的苔点极有章法。这幅作品在2005年中国嘉德的春季拍卖会上，以1171.5万元人民币成交，创下了潘天寿作品的最高纪录。
潘天寿毕生致力于中国传统绘画的继承和革新，以沉雄阔大、刚健苍古的风格语言，为中国画的现代发展提出了自己的真知灼见，他的贡献，在当今更显突出和伟大。
责任编辑 王海珍
潘天寿（1897—1971），现代画家、教育家。浙江宁海人。早年名天授，字大颐，自署阿寿、雷婆头峰寿者、心阿兰若主持、寿者等。
潘天寿出身贫苦，幼年丧父。自小开始，他就在农村学做农活，下田耕种，车水砍柴都很精通。18岁那年，潘天寿考入浙江第一师范，并得经子渊、李叔同指导，从此开始了他的艺术生涯。后来，潘天寿到上海供职于刘海粟任院长的美专。在上海，潘天寿结识了吴昌硕、王一亭、黄宾虹等著名画家。吴昌硕非常赏识潘天寿，对其厚爱有加，格外关照，潘天寿也有机会观赏吴氏画作，耳濡目染，画艺大进。对潘天寿在艺术上的进步，吴昌硕大加赞赏，说：“阿寿学我最像，跳开去又离开我最远，大器也。”
潘天寿还精心研究中国绘画史，于1925年写成了《中国绘画史》一书，成为中国绘画史方面的经典之作。在研究历史的同时，潘天寿更加注重对中国绘画传统的汲取。1932年，他与诸闻韵、吴茀之、张振铎、张书旂等组织“白社”国画研究会，主张以“扬州八怪”的革新精神从事中国画创作。“白社”时期，潘天寿仍出入于石涛、八大等人的风格之间，不过在笔墨构图中已显露出不同以往的气象。新中国成立之后，潘天寿曾担任中国文联委员、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浙江美术学院院长职，在继续从事绘画创作的同时，为培养绘画艺术人才做了大量的工作。
潘天寿的绘画创作，经过十年杭州授课和八年抗战磨砺，到了20世纪40年代后期，已自成一家，呈现了独处的个性。潘天寿一生的力作，多创作于20世纪60年代初期，这也是他创作的巅峰时期。“天惊地怪见落笔”，这是吴昌硕对潘天寿绘画天资气魄的惊叹而发。潘天寿素以笔力霸悍、构图精绝驰誉，精于写意和山水，尤擅画鹰、八哥等，指墨画别具一格，成就突出。
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学习者和传承者，潘天寿的作品也让人感受到中国画的魅力，画面效果多纵横睥睨，体现了中国传统绘画中强骨静气、至大至刚的阳刚之美。潘天寿绘画作品以大笔粗线为主，是“大写意”，他的风格和创造性可用他自己的印语来概括：“强其骨”、“一味霸悍”。“强其骨”就是以力胜。骨力、骨气是中国书画阳刚美的审美标准。纵观潘天寿的作品，其用笔既果断而强悍，又静练而有控制，具有雄健、刚直、凝练、老辣、生涩的特点。潘天寿深入体会和吸收了古人的笔墨精华，并溶入了强烈个性，强调“用墨难于枯、焦、润、湿之变，须枯焦而能华滋，润湿而不漫漶，即得用墨之要诀。”在气势和力量方面创造性地发展了笔墨传统。
潘天寿作画擅用大笔粗线，笔线有时宽达两寸，并且落笔很重，气雄力坚，但雄健不是蛮横粗野，其中区别，就在于运笔过程中对提、按、使、转等等变化的把握与控制，尤其是他山水画中的用笔，除了鲜明强烈以外，给人的另一个突出感觉，是果断。潘天寿用笔以方直为主，转折处往往成方形转角，弧线较少，呈现阳刚之美。在画面上可以看出，潘天寿在作画时毫不犹豫，下笔速度很快，以中锋为主，提按顿挫，富于弹性，老辣苍劲，一气呵成，黄宾虹称之为：“扬之高华，按之沉实”。
“强其骨”的另一特色是造型和构图上的雄阔险峻，多方正大折落。潘天寿画山，极少叠嶂重恋或平远杳杳，而是常常运用一边、一角、一树、一石等裁截式构图和特定式形象，截取近景，结构一隅，以出奇制胜的视角，强调对比差。潘天寿画雨后山水，一再题款：“雨后千山铁铸成”，这是终生追求的意境，即立足于稳、静及恒久，着意于铸型，不画千岩万壑，不画高山大岭，而以倚松傍花的小景为对象，但画面效果却神奇壮美，雄伟静穆。
在浙江美院教学之际，潘天寿认为，山水、花鸟画在题材内容上寻找突破口，从古人那里学技法还不够，要直接面向生活，直接从自然中写生。他和同事们去了浙东名胜雁荡山，那奇特的山势激发了他的创作欲。回杭后，他一气呵成，创作了《灵岩涧一角》、《梅雨初晴》、《小龙湫一角》等作品。潘天寿用山水花卉结合的方式创作的《灵岩涧一角》，既不同于鸟瞰式的远景山水，又不同于传统的折枝花卉，让人耳目一新。这幅画成为他艺术道路上的里程碑，使他的艺术又跃上新的高峰。
潘天寿是一位多才多艺的大师，对书法功夫很深，经常临读碑帖，兼长各体。同时，他的指画也别具一格，成就极为突出。这类作品，数量大，气魄大，如指墨花卉《晴霞》、《朱荷》、《新放》等，画的均为“映日荷花”，以泼墨指染，以掌抹作荷叶，以指尖勾线，生动之气韵，非笔力所能达。潘天寿作画时，每画一笔，都要精心推敲，一丝不苟。他在“有常必有变”的思想指导下，取诸家之长，成自家之体，他的画材为平凡题材，但经他入手的画，却能产出不平凡的艺术能力感染。
潘天寿以一生的心血去关注国运，体恤民生，锲而不舍地探求中国画的复兴道路，并对中国画全盘西化的“投降主义”保持着非常清醒的警觉性。他主张从中国画的内部去发现问题，而不应从外在因素来寻找妄自菲薄的借口。潘天寿认为中国画西化的道路是危险的，最后的结局是取消了中国画的民族性，取消了文化个性，以至于“自觉”地消解了自身的传统，注销了中国画的“户籍”。
潘天寿是一位传统的文人，更是一位国学修养极高的艺术家。他骨子里天生就有对中国的传统的诗文书画的喜好，血液里流淌着传统文人的精神因子。因此，在社会剧变，思想激荡的时代，他只坚守他所认同的传统书画的精神领地。潘天寿是中国画传统的守望者，他那沉雄博大的创作风格，奇崛伟岸的国画作品，无可争辩地在中国绘画史上占据重要地位。他丰富的著述，诸如“高峰意识”、“不能做‘笨子孙’，也不能做‘洋奴隶’”、“中西绘画要拉开距离”、“中国画要以特长取胜”、民族艺术“要扬长避短”等等深深地影响着20世纪以后的中国画走向。
潘天寿曾说过：“我这一辈子是个教书匠，画画只是副业。”可见他对自己的定位和对美术教育事业的看重。1928年，潘天寿被聘为国立艺术院（中国美术学院前身）的中国画主任教授，自此一生都未曾离开这所学院，把人生中的半个世纪都奉献给了中国现代美术教育事业。作为20世纪中国画的教育大师，潘天寿毕生致力于中国画独立教学体系的建构和完善。他提出中国画分科教学，首创书法篆刻专业，设置传统诗词等课程，他的教学思想和主张，深刻影响到中国画现代教育的发展进程。
潘天寿一生奋力笔耕于艺术创作与理论研究领域，但存世作品数量不过千余幅，传世代表作如《露气》、《雨后千山铁铸成》、《记写雁荡山花》等藏于中国美术馆。潘天寿进入拍场的作品量很少，但很受收藏者追捧。据统计，潘天寿百万元以上书画拍品数量，占到其书画拍品总量近五分之一以上。潘天寿绘画赋色斑斓、气势淋漓的特点，在拍场颇能吸引买家及观者的眼球。《鹰石山花之图》大约创作于1960年，是潘天寿晚年艺术鼎盛期的杰作：一块占画面4/5面积的巨石是典型的“潘公石”，纯用简括刚劲的书法笔线勾勒，而不作传统的皴擦之法，老辣有力，笔笔交代得清清爽爽，烂漫的山花和有节奏的苔点极有章法。这幅作品在2005年中国嘉德的春季拍卖会上，以1171.5万元人民币成交，创下了潘天寿作品的最高纪录。
潘天寿毕生致力于中国传统绘画的继承和革新，以沉雄阔大、刚健苍古的风格语言，为中国画的现代发展提出了自己的真知灼见，他的贡献，在当今更显突出和伟大。
责任编辑 王海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