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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可泰窑的基本烧造情况
提及泰国陶瓷，自然联想到泰国名窑“宋加洛”。国内普遍将位于泰国中部西萨差那莱古城生产的陶瓷称为“宋加洛”陶瓷。宋加洛陶瓷因不少输出海外，远近闻名，其中以青瓷及釉下彩画陶瓷为典型器。與之毗邻的素可泰窑，亦以釉下褐彩、釉下黑彩器作为窑口生产的典型。然因窑区面积小，器物品类和宋加洛窑近似，较少受到单独关注。实际上，素可泰窑从13世纪初始建，生产至少持续到15世纪末16世纪初，从海捞船上亦发现不少器物出口海外，釉下彩画装饰的器物及装饰发展，与中国及同为东南亚国家的越南、柬埔寨存在交流联系，笔者在此试作专门阐述。
素可泰窑址位于古城素可泰。13世纪初，泰国仍处于高棉国统治之下。为了便利在文化和政治上与华富里和吴哥（Angkor）取得联系，又为高棉国控制地区贸易提供方便，泰国永河（Yom River）边建立素可泰城。随后素可泰地区开始建窑并烧造器物。直到公元1220-1250年间，泰人才摆脱高棉国统治取得独立，建立素可泰王国。到素可泰王国时期，素可泰窑区的大部分窑炉集中于素可泰旧城，即今天泰国西春寺（Wat Si Chum）偏东北方向”（Charles Nelson Spinks：Thai Cover Bowls of the Fourteenth and Fifteenth Centuries，Journal of the Siam Society，1964，Vol.3，No.2）和菩培峦寺（Wat Phra Phailuang）的北面，另有更少一部分窑口位于旧素可泰城墙的北面”（John Guy，Ceramic traditions of South-East Asia，Singapore：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9，P32）。素可泰窑区主要生产釉下褐彩、釉下黑彩器物、单色白釉陶瓷，以及无釉炻器和陶器等几种陶瓷产品。
釉下彩画既是素可泰窑最为典型的装饰手法，也为素可泰窑仅有的装饰方式。在素可泰窑中，未见有泰国其他窑口普遍使用的刻划花装饰。素可泰窑釉下彩画器物的主要造型为圈足碗、碟、梨形瓶。偶尔可见罐、高足碗、带盖碗、喇叭口瓶、葫芦状瓶、唾壶等造型。釉下彩画相比于宋加洛窑用笔粗犷，更加随性和自由。
窑口最开始生产的器物用于满足本地的日用需求。到14世纪中晚期，素可泰窑的产品开始外销。这样的转变可能跟14世纪中期新建立起来的大城府（Ayudhya）王国有关（John Guy，Oriental trade ceramics in South-East Asia，ninth to sixteenth centuries， Singapore-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6，P59）。大城府王国位于泰国湄南河下游，紧靠出海口，对外贸易十分发达。1438年，在经历素可泰政权多次反抗后，大城府王国最终灭掉素可泰政权，将其并入大城府王国之中（Charnvit.K，The rise of Ayudhya：a history of Siam in the fourteenth and fifteenth centuries，Kuala Lumpur，Oxford University，1976，Chapter VII）。大城府的自然地理位置优越，所处区域沟通了湄南河上游流域到泰国湾的所有河运。而素可泰窑位于永河沿岸，永河与湄南河相连。这些河流为素可泰窑产品的外销提供便利。河流的一支连接泰国湾的出海港口，另一支则流向“马达班”（Mardaban），马达班为泰缅边境Kra半岛西岸的一个贸易港口，这里也曾经是暹罗的领地（Albert Jacquemart， History of the Ceramic Art， London， 1873， p151-152），海湾港口及孟加拉湾（Michael Vickery，Central Thailand and its neighbours，Adelaide，TCAP report，1987，p62;R.J.Richards，Dick，Chinese ceramics in Thailand and the influence of China on Thai ceramics during the 13th and-16th centuries，in UNESCO，Maritime Route of Silk Roads，Nara Symposium，91 report，Nara，1991，p151）。当时的大城府城外聚集了各国前来贸易的船只和商队，还有大量的商人长期驻扎在此，其中也有大量中国人。这些商人建立起了大城府与整个东南亚地区的商业网络联系【（澳）安东尼·瑞德：《东南亚的贸易时代：1450-1680年（第二卷：扩张与危机）》，吴小安、孙来臣等译，商务印书馆，2010年，第43页】发达的对外贸易为泰国素可泰陶瓷进入外销市场提供了有利保障。同时，此时期泰国陶瓷的外销，也主要得益于中国14世纪后期对陶瓷的出口限制，即明朝海禁政策的施行。到16世纪初，从打捞的外销沉船宣德沉船（1520-1530）、兴泰（Singtai）沉船（1510-1580）上仍可见素可泰釉下彩绘图案的陶瓷（32.Roxanna M. Brown，The Ming gap and shipwreck：ceramics in Southeast Asia，University of California，2004，p209，211）。尽管数量已不多，但由此可知素可泰窑口仍在生产，时间至少持续到了15世纪末16世纪初。对于窑口停止烧造具体时间仍有待考证。
素可泰釉下彩画与磁州窑 白地黑花器物比较
素可泰陶瓷这种釉下褐彩及釉下黑彩装饰，尤其是先于胎体表面施加化妆土的装饰技法，被诸多学者用以与磁州窑器物进行比较。与磁州窑“大青土”含有较高的铁和钛，白度不高一样，素可泰陶瓷胎土含有较多的铁质，胎质粗糙含砂，呈灰褐色，陶工上釉前于胎体表面涂上一层化妆土。不过，素可泰陶瓷的化妆土涂抹较随意，常可明显看出其厚薄不均。在器物外壁底部，还可见没涂化妆土便覆盖釉层的部位。
在绘画装饰上，二者的笔法则都简洁流畅，一挥而就，较多采用花草、鱼藻纹作为装饰，不过，考虑到二者在地理位置上的差异，鱼藻纹中鱼的具体形象存在差别。磁州窑对于鱼形刻画更为具体，鱼的种类也与素可泰陶瓷不同。素可泰陶瓷的釉下彩画鱼型，与13-14世纪东南亚高棉国生产的鱼形陶瓷器看来更为相近。
除了盘、碗、碟等常见器型，于素可泰窑可见与玉壶春瓶造型相仿的梨形瓶。
不过，细比较起来，磁州窑发展成熟的玉壶春瓶撇口，瓶颈修长，瓶子重心相对更为低稳。而素可泰窑的梨形瓶，瓶开口呈较为明显的喇叭口状，瓶颈较短，整体造型低矮。
瓶身装饰上，素可泰梨形瓶将装饰图案集中绘于瓶身中部两条水平线所夹成的一块宽阔区域。在大多数情况下，这块绘制区域还通过几条短直线再分为三到四个部分。而细观磁州窑白地黑花玉壶春瓶的装饰，可以发现，对修长的瓶颈加以装饰，多只留白近瓶口位置，有时还将瓶身满饰，并不见这种短直线划分装饰区域的方式。
尽管发现的数量不多，但素可泰窑中也可见葫芦瓶造型器。如下图所见的这件素可泰葫芦瓶，瓶颈处已经损坏，葫芦瓶的残缺处已被修整光滑（Roxanna M. Brown， Legend and reality：early ceramics from South-East Asia， Kōln：Museum für Ostasiatische，1977，p235），但仍保留着葫芦瓶原来的造型特征。此葫芦瓶上下两部分之间的分隔，有一条带雕刻的凸缘，下大上小的造型和下图元代磁州窑的葫芦瓶造型相近。不过，相比之下，磁州窑的葫芦瓶整体造型更为圆润，葫芦瓶的上下两个部分比例匀称，线条过渡自然，曲线的弧度较大，至瓶颈部分渐趋收拢，瓶口处圆滑，小圈足更贴合瓶身，呈现出秀美的形态特征，制作工艺更为成熟。
素可泰窑与广东陶瓷于釉下彩画装饰的交流
磁州窑是中国北方陶瓷文化艺术的杰出代表。在陶瓷外销上，“磁州窑外销瓷主要销往朝鲜半岛和日本岛，运输航线以北线为主，从渤海湾沿岸港口出海”（马小青：《宋金元时期磁州窑外销瓷浅析》，中国古陶瓷学会编：《外销瓷与颜色釉研究》，故宫出版社，2012年）。而东南沿海瓷业中心仿烧内陆名窑，直接或间接地受到磁州窑釉下黑彩或褐彩技术的影响。考虑到广东在地理位置上和东南亚地区相近，而宋元时期“一些广东出土的雷州窑釉下褐彩瓷，也往往被认为是‘磁州窑’或‘吉州窑’的产品”【刘成基：《宋明时期广东窑业发展与瓷器外销之观察》，郑培凯主编：《十二至十五世纪中国外销瓷与海外贸易国际研讨会论文集》，中华书局（香港）有限公司，2005年12月，第66页】。由此认为泰国素可泰陶瓷的釉下绘画纹样装饰，更直接的交流来自于广东的外销陶瓷。雷州半岛生产的海康窑陶瓷器，其中带盖罐和带盖盒，在图案装饰上，与泰国素可泰窑的釉下彩绘陶瓷有许多相似之处。如下图所见素可泰带盖罐的罐盖、罐腹装饰均用短直线分隔，格内画变形蕉叶纹，此种装饰方法在北方磁州窑系瓷器中并无发现。反之，这同海康窑陶瓷常用直线、弦线、带状连线纹“开光”的做法很相似。并且，在海康窑烧造此种装饰器型以前，于雷州半岛发现宋代廉江窑陶罐，便可见此种装饰相仿的短直线分隔纹样。
不过，在烧造工序上，雷州窑彩画器物并未以化妆土修饰胎体，而是在素胎上以褐、赭彩绘画或书写，上釉一次烧成。这与磁州窑、素可泰窑先施化妆土，然后彩绘、上透明釉烧成的方法不同。
素可泰窑与玉溪窑于釉下彩画纹样上的交流
泰国的素可泰陶瓷，与泰北窑区毗邻的云南玉溪窑陶瓷，在装饰和装烧上亦有相似之处。在素可泰釉下褐彩碗盘的装饰上，采用了一种线性排布成“山”形的纹样装饰，而在玉溪窑中，也发现了类似纹样的青花瓷盘，国内将此纹样看作变形蕉叶纹。
尽管，学术界对玉溪窑的生产源流仍存争议，一些国外学者认为，“中国陶瓷的传播先由长江中下游和华南地区传到东南亚，再由东南亚传到云南”（马文斗著：《玉溪窑》，文汇出版社，2001年1月，第89页）。而多数中国学者则认为，“东南亚瓷器的造型和纹饰近似云南瓷器，正是云南瓷器对东南亚瓷器的影响”（马文斗著：《玉溪窑》，第90页）。但由此可见东南亚陶瓷与云南陶瓷之间的交流。
素可泰窑的碗盘装烧时，器物垒叠采用带支钉的垫饼隔开，当烧造完成后，通常在碗盘表面留下5个支钉痕。而玉溪窑在装烧上，也可见与素可泰窑炉相同的垫饼支钉烧方法。
素可泰窑与安南陶瓷的源流影响
除了与中国的交流影响，泰国素可泰釉下彩画陶瓷在装饰上亦与安南陶瓷存有联系。“安南”即中国对越南北部地区的古称。安南于李朝时期（1009-1225），在越南清化省东山县地区出土墓葬中，发现的青白釉褐彩瓷，属最早生产的彩瓷，年代大约在10-11世纪，此种青白釉褐彩瓷的装饰技法及纹饰受到北宋磁州窑的影响（Gray Basil，Early Chinese Pottery and Porcelain，London： Faber and Faber，1953）。陈朝时期（1225-1440），越南继续生产具有越南地方特色的釉下黑彩，并开始向外输出（王晰博：《古代中国外销瓷与东南亚陶瓷发展关系研究》，博士学位论文，云南：云南大学，2015年，第70页）。泰国与越南两地存在往来接触。安南（越南）陶瓷于泰北、泰国中部西萨查那莱地区均有发现（George Coedès，The Indianized States of Southeast Asia，University of Malaya Press，Singapore，1968，p190-1）。安南陶瓷上的图案装饰，有时可见与素可泰釉下彩画陶瓷装饰相仿。如图所见的两个碗，均用笔刷于碗口绘线，形成碗沿一周装饰，而于碗心内亦可见近似的花草纹样。
长久以來，民间流传中国窑工到泰国建窑的传说。对于泰国素可泰窑的釉下彩画装饰及施化妆土技法，首先想见其与磁州窑白地黑花装饰工艺上的交流。而通过比较分析，发现除磁州窑以外，在地理位置上与泰国更为接近的广东海康窑、云南玉溪窑，亦在装饰纹样上与素可泰窑存有相仿。同时可见越南、柬埔寨的陶瓷艺术发展对素可泰窑釉下彩画纹样的影响。素可泰窑的釉下彩绘陶瓷，呈现出一种多文化影响下又独立发展的面貌。
提及泰国陶瓷，自然联想到泰国名窑“宋加洛”。国内普遍将位于泰国中部西萨差那莱古城生产的陶瓷称为“宋加洛”陶瓷。宋加洛陶瓷因不少输出海外，远近闻名，其中以青瓷及釉下彩画陶瓷为典型器。與之毗邻的素可泰窑，亦以釉下褐彩、釉下黑彩器作为窑口生产的典型。然因窑区面积小，器物品类和宋加洛窑近似，较少受到单独关注。实际上，素可泰窑从13世纪初始建，生产至少持续到15世纪末16世纪初，从海捞船上亦发现不少器物出口海外，釉下彩画装饰的器物及装饰发展，与中国及同为东南亚国家的越南、柬埔寨存在交流联系，笔者在此试作专门阐述。
素可泰窑址位于古城素可泰。13世纪初，泰国仍处于高棉国统治之下。为了便利在文化和政治上与华富里和吴哥（Angkor）取得联系，又为高棉国控制地区贸易提供方便，泰国永河（Yom River）边建立素可泰城。随后素可泰地区开始建窑并烧造器物。直到公元1220-1250年间，泰人才摆脱高棉国统治取得独立，建立素可泰王国。到素可泰王国时期，素可泰窑区的大部分窑炉集中于素可泰旧城，即今天泰国西春寺（Wat Si Chum）偏东北方向”（Charles Nelson Spinks：Thai Cover Bowls of the Fourteenth and Fifteenth Centuries，Journal of the Siam Society，1964，Vol.3，No.2）和菩培峦寺（Wat Phra Phailuang）的北面，另有更少一部分窑口位于旧素可泰城墙的北面”（John Guy，Ceramic traditions of South-East Asia，Singapore：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9，P32）。素可泰窑区主要生产釉下褐彩、釉下黑彩器物、单色白釉陶瓷，以及无釉炻器和陶器等几种陶瓷产品。
釉下彩画既是素可泰窑最为典型的装饰手法，也为素可泰窑仅有的装饰方式。在素可泰窑中，未见有泰国其他窑口普遍使用的刻划花装饰。素可泰窑釉下彩画器物的主要造型为圈足碗、碟、梨形瓶。偶尔可见罐、高足碗、带盖碗、喇叭口瓶、葫芦状瓶、唾壶等造型。釉下彩画相比于宋加洛窑用笔粗犷，更加随性和自由。
窑口最开始生产的器物用于满足本地的日用需求。到14世纪中晚期，素可泰窑的产品开始外销。这样的转变可能跟14世纪中期新建立起来的大城府（Ayudhya）王国有关（John Guy，Oriental trade ceramics in South-East Asia，ninth to sixteenth centuries， Singapore-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6，P59）。大城府王国位于泰国湄南河下游，紧靠出海口，对外贸易十分发达。1438年，在经历素可泰政权多次反抗后，大城府王国最终灭掉素可泰政权，将其并入大城府王国之中（Charnvit.K，The rise of Ayudhya：a history of Siam in the fourteenth and fifteenth centuries，Kuala Lumpur，Oxford University，1976，Chapter VII）。大城府的自然地理位置优越，所处区域沟通了湄南河上游流域到泰国湾的所有河运。而素可泰窑位于永河沿岸，永河与湄南河相连。这些河流为素可泰窑产品的外销提供便利。河流的一支连接泰国湾的出海港口，另一支则流向“马达班”（Mardaban），马达班为泰缅边境Kra半岛西岸的一个贸易港口，这里也曾经是暹罗的领地（Albert Jacquemart， History of the Ceramic Art， London， 1873， p151-152），海湾港口及孟加拉湾（Michael Vickery，Central Thailand and its neighbours，Adelaide，TCAP report，1987，p62;R.J.Richards，Dick，Chinese ceramics in Thailand and the influence of China on Thai ceramics during the 13th and-16th centuries，in UNESCO，Maritime Route of Silk Roads，Nara Symposium，91 report，Nara，1991，p151）。当时的大城府城外聚集了各国前来贸易的船只和商队，还有大量的商人长期驻扎在此，其中也有大量中国人。这些商人建立起了大城府与整个东南亚地区的商业网络联系【（澳）安东尼·瑞德：《东南亚的贸易时代：1450-1680年（第二卷：扩张与危机）》，吴小安、孙来臣等译，商务印书馆，2010年，第43页】发达的对外贸易为泰国素可泰陶瓷进入外销市场提供了有利保障。同时，此时期泰国陶瓷的外销，也主要得益于中国14世纪后期对陶瓷的出口限制，即明朝海禁政策的施行。到16世纪初，从打捞的外销沉船宣德沉船（1520-1530）、兴泰（Singtai）沉船（1510-1580）上仍可见素可泰釉下彩绘图案的陶瓷（32.Roxanna M. Brown，The Ming gap and shipwreck：ceramics in Southeast Asia，University of California，2004，p209，211）。尽管数量已不多，但由此可知素可泰窑口仍在生产，时间至少持续到了15世纪末16世纪初。对于窑口停止烧造具体时间仍有待考证。
素可泰釉下彩画与磁州窑 白地黑花器物比较
素可泰陶瓷这种釉下褐彩及釉下黑彩装饰，尤其是先于胎体表面施加化妆土的装饰技法，被诸多学者用以与磁州窑器物进行比较。与磁州窑“大青土”含有较高的铁和钛，白度不高一样，素可泰陶瓷胎土含有较多的铁质，胎质粗糙含砂，呈灰褐色，陶工上釉前于胎体表面涂上一层化妆土。不过，素可泰陶瓷的化妆土涂抹较随意，常可明显看出其厚薄不均。在器物外壁底部，还可见没涂化妆土便覆盖釉层的部位。
在绘画装饰上，二者的笔法则都简洁流畅，一挥而就，较多采用花草、鱼藻纹作为装饰，不过，考虑到二者在地理位置上的差异，鱼藻纹中鱼的具体形象存在差别。磁州窑对于鱼形刻画更为具体，鱼的种类也与素可泰陶瓷不同。素可泰陶瓷的釉下彩画鱼型，与13-14世纪东南亚高棉国生产的鱼形陶瓷器看来更为相近。
除了盘、碗、碟等常见器型，于素可泰窑可见与玉壶春瓶造型相仿的梨形瓶。
不过，细比较起来，磁州窑发展成熟的玉壶春瓶撇口，瓶颈修长，瓶子重心相对更为低稳。而素可泰窑的梨形瓶，瓶开口呈较为明显的喇叭口状，瓶颈较短，整体造型低矮。
瓶身装饰上，素可泰梨形瓶将装饰图案集中绘于瓶身中部两条水平线所夹成的一块宽阔区域。在大多数情况下，这块绘制区域还通过几条短直线再分为三到四个部分。而细观磁州窑白地黑花玉壶春瓶的装饰，可以发现，对修长的瓶颈加以装饰，多只留白近瓶口位置，有时还将瓶身满饰，并不见这种短直线划分装饰区域的方式。
尽管发现的数量不多，但素可泰窑中也可见葫芦瓶造型器。如下图所见的这件素可泰葫芦瓶，瓶颈处已经损坏，葫芦瓶的残缺处已被修整光滑（Roxanna M. Brown， Legend and reality：early ceramics from South-East Asia， Kōln：Museum für Ostasiatische，1977，p235），但仍保留着葫芦瓶原来的造型特征。此葫芦瓶上下两部分之间的分隔，有一条带雕刻的凸缘，下大上小的造型和下图元代磁州窑的葫芦瓶造型相近。不过，相比之下，磁州窑的葫芦瓶整体造型更为圆润，葫芦瓶的上下两个部分比例匀称，线条过渡自然，曲线的弧度较大，至瓶颈部分渐趋收拢，瓶口处圆滑，小圈足更贴合瓶身，呈现出秀美的形态特征，制作工艺更为成熟。
素可泰窑与广东陶瓷于釉下彩画装饰的交流
磁州窑是中国北方陶瓷文化艺术的杰出代表。在陶瓷外销上，“磁州窑外销瓷主要销往朝鲜半岛和日本岛，运输航线以北线为主，从渤海湾沿岸港口出海”（马小青：《宋金元时期磁州窑外销瓷浅析》，中国古陶瓷学会编：《外销瓷与颜色釉研究》，故宫出版社，2012年）。而东南沿海瓷业中心仿烧内陆名窑，直接或间接地受到磁州窑釉下黑彩或褐彩技术的影响。考虑到广东在地理位置上和东南亚地区相近，而宋元时期“一些广东出土的雷州窑釉下褐彩瓷，也往往被认为是‘磁州窑’或‘吉州窑’的产品”【刘成基：《宋明时期广东窑业发展与瓷器外销之观察》，郑培凯主编：《十二至十五世纪中国外销瓷与海外贸易国际研讨会论文集》，中华书局（香港）有限公司，2005年12月，第66页】。由此认为泰国素可泰陶瓷的釉下绘画纹样装饰，更直接的交流来自于广东的外销陶瓷。雷州半岛生产的海康窑陶瓷器，其中带盖罐和带盖盒，在图案装饰上，与泰国素可泰窑的釉下彩绘陶瓷有许多相似之处。如下图所见素可泰带盖罐的罐盖、罐腹装饰均用短直线分隔，格内画变形蕉叶纹，此种装饰方法在北方磁州窑系瓷器中并无发现。反之，这同海康窑陶瓷常用直线、弦线、带状连线纹“开光”的做法很相似。并且，在海康窑烧造此种装饰器型以前，于雷州半岛发现宋代廉江窑陶罐，便可见此种装饰相仿的短直线分隔纹样。
不过，在烧造工序上，雷州窑彩画器物并未以化妆土修饰胎体，而是在素胎上以褐、赭彩绘画或书写，上釉一次烧成。这与磁州窑、素可泰窑先施化妆土，然后彩绘、上透明釉烧成的方法不同。
素可泰窑与玉溪窑于釉下彩画纹样上的交流
泰国的素可泰陶瓷，与泰北窑区毗邻的云南玉溪窑陶瓷，在装饰和装烧上亦有相似之处。在素可泰釉下褐彩碗盘的装饰上，采用了一种线性排布成“山”形的纹样装饰，而在玉溪窑中，也发现了类似纹样的青花瓷盘，国内将此纹样看作变形蕉叶纹。
尽管，学术界对玉溪窑的生产源流仍存争议，一些国外学者认为，“中国陶瓷的传播先由长江中下游和华南地区传到东南亚，再由东南亚传到云南”（马文斗著：《玉溪窑》，文汇出版社，2001年1月，第89页）。而多数中国学者则认为，“东南亚瓷器的造型和纹饰近似云南瓷器，正是云南瓷器对东南亚瓷器的影响”（马文斗著：《玉溪窑》，第90页）。但由此可见东南亚陶瓷与云南陶瓷之间的交流。
素可泰窑的碗盘装烧时，器物垒叠采用带支钉的垫饼隔开，当烧造完成后，通常在碗盘表面留下5个支钉痕。而玉溪窑在装烧上，也可见与素可泰窑炉相同的垫饼支钉烧方法。
素可泰窑与安南陶瓷的源流影响
除了与中国的交流影响，泰国素可泰釉下彩画陶瓷在装饰上亦与安南陶瓷存有联系。“安南”即中国对越南北部地区的古称。安南于李朝时期（1009-1225），在越南清化省东山县地区出土墓葬中，发现的青白釉褐彩瓷，属最早生产的彩瓷，年代大约在10-11世纪，此种青白釉褐彩瓷的装饰技法及纹饰受到北宋磁州窑的影响（Gray Basil，Early Chinese Pottery and Porcelain，London： Faber and Faber，1953）。陈朝时期（1225-1440），越南继续生产具有越南地方特色的釉下黑彩，并开始向外输出（王晰博：《古代中国外销瓷与东南亚陶瓷发展关系研究》，博士学位论文，云南：云南大学，2015年，第70页）。泰国与越南两地存在往来接触。安南（越南）陶瓷于泰北、泰国中部西萨查那莱地区均有发现（George Coedès，The Indianized States of Southeast Asia，University of Malaya Press，Singapore，1968，p190-1）。安南陶瓷上的图案装饰，有时可见与素可泰釉下彩画陶瓷装饰相仿。如图所见的两个碗，均用笔刷于碗口绘线，形成碗沿一周装饰，而于碗心内亦可见近似的花草纹样。
长久以來，民间流传中国窑工到泰国建窑的传说。对于泰国素可泰窑的釉下彩画装饰及施化妆土技法，首先想见其与磁州窑白地黑花装饰工艺上的交流。而通过比较分析，发现除磁州窑以外，在地理位置上与泰国更为接近的广东海康窑、云南玉溪窑，亦在装饰纹样上与素可泰窑存有相仿。同时可见越南、柬埔寨的陶瓷艺术发展对素可泰窑釉下彩画纹样的影响。素可泰窑的釉下彩绘陶瓷，呈现出一种多文化影响下又独立发展的面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