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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里森·索尔兹伯里《军事与泥巴》：如果说长征有什么圣徒的话，那么，这个圣徒便是她
中国妇女运动先躯蔡畅是党内外知名的红色大姐，她的家庭也是公认的革命家庭，哥哥蔡和森、嫂子向警予都是中共早期著名的领袖人物。蔡畅长达70年的革命生涯中，对党、对革命的绝对忠诚与对亲人的深沉爱恋交相辉映，凸显出她热烈纯真的个性特点。随手掬一捧历史长河之水，透过水之清澈，我们仿佛触摸到这位“巾帼领袖”忠贞不渝的情感世界。
从“毛妹子”到“革命圣徒”
蔡畅是清代著名将领曾国藩的后裔，光绪二十六年四月十六日（1900年5月14日）出生于湖南双峰县荷叶光甲堂，乳名毛妹子，排行第六。在故乡群山环绕的紫云峰下，毛妹子随兄姊割草放牛，栽花种豆，捉蝴蝶，采野果，度过了欢乐的童年。
母亲葛健豪有着刚强的个性和坚定的政见，蔡畅兄妹成为共产党人，受母亲的影响极大。1913年，接受革命思想影响的母亲变卖自己的衣服和金银首饰等妆奁，带着儿子蔡和森、女儿蔡畅及蔡畅的姐姐一起进学校求学。和母亲一起在学校读书的日子，是蔡畅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中的一段。她非常珍惜母亲为她争得的学习机会，读书异常刻苦，每天直至深夜还抱读不倦。因而，她成绩十分优秀，一连跳了好几级，只用了两年时间就读完了别人四五年才能学到的功课。
葛健豪在高级小学毕业后，回到家乡办了一所学校并自任校长。为了节约开支，蔡畅转到母亲办的学校读书，兼教音乐、体育课。十三四岁的蔡畅上音乐课时，要站在板凳上讲，后排的学生才能看到她。蔡畅的女儿李特特说：“外婆是一位很了不起的女人，出身清朝官吏家庭，知书达理，既有大家闺秀的风范，又具阳刚豪爽之气。她深受现代民主革命鉴湖女侠秋瑾的影响，渴望男女平权，妇女解放。我的外公一生无所作为，靠分得的一份祖产维持生计，由于不善经营，家业逐渐衰落。外婆对外公非常失望，又不甘心于自己的命运，一心要将儿女培养成材。”
正当蔡畅潜心读书之际，父亲蔡蓉峰从上海回到家乡，他素来认为女孩子应擅守“娘家做女，莫出闺门”的古训，因而对蔡畅上学读书很看不惯。这年夏天，他到一地主家去了几次，就擅自接受人家500元光洋的聘礼，将蔡畅许配给这家做小媳妇。一心想求学上进的蔡畅，得知这一消息，犹如五雷轰顶，惊呆了。
葛健豪对丈夫为了几个钱就把女儿往火坑里推的行为极为愤慨，更何况蔡畅又是这样一个好学上进的孩子。她面对丈夫的疯狂举动，表面不动声色，暗地里下决心让女儿逃走。在母亲的支持下，蔡畅逃婚长沙，考入周南女校音乐体育专修科，改名蔡畅。1916年春，毕业后留校任体育教员。
1918年4月17日，由蔡和森、毛泽东、萧子升等发起的“新民学会”在蔡家“沩痴寄庐”举行了成立大会。蔡畅对新民学会十分仰慕，旁听了成立大会的全部议程，虽然她还不是新民学会会员，但她少女的心中已经播下了革命的火种。毛泽东主编的《湘江评论》，旗帜鲜明地宣扬反封建、反军阀、男女平等、妇女解放等新思想，对蔡畅的人生影响很大。在毛泽东、蔡和森等人的启发帮助、耳提面命下，蔡畅懂得了许多道理，决定和他们走同样的道路。
1919年，蔡和森组织留法勤工俭学，母亲葛健豪通过姻亲关系，向曾国藩的女婿家借到600块银元，准备全家一同飘洋过海。次年1月30日，蔡和森、蔡畅兄妹及母亲葛健豪、好朋友向警予成为华法教育会组织的第十二批留法勤工俭学学生，来到法国马赛。
留学生活是艰苦的，由于发放的生活费非常有限，蔡畅一家人经常以马铃薯、空心粉、黑面包、大白菜果腹度日。但蔡畅精神上是充实的。课余工余，留学生们相聚美丽的蒙达尼公园，怀着忧国忧民的思想，分析国内外时势，争论救国救民之策。蔡畅开始不大发言，常静静地在一旁倾听，细细体味人们阐述的道理。后来，在泼辣大胆的向警予的影响下，也变得慷慨陈言、直抒胸臆。
1920年，赵世炎、周恩来、邓小平、陈毅、聂荣臻等一大批热血青年带着追寻真理、振兴中华的远大理想也来到了法国。不久，蔡畅由赵世炎、刘伯坚介绍，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次年转为中共党员。为了方便党的工作，蔡畅从里昂转到巴黎，白天做工谋生养家，晚上做党的宣传工作。
在法国，葛健豪做刺绣并从头学习法文，最后也能读法文报纸。1938年，周恩来到长沙时，在繁忙的统战工作之余，专门把蔡母接来，年过七旬的葛健豪却说不愿加重党的负担，还是回乡下直至1943年病逝。
在艰苦卓绝的长征期间，蔡畅一直把她母亲的一张旧照片带在身边。为了鼓舞大家战胜漫漫征途，蔡畅和几位留过学的党员整天谈论他们的经历，谈论在国外的学习情况、吃过的好东西以及去过的地方。他们每天谈呀，笑呀还开玩笑，有时还唱《马赛曲》。这样在漫长的二万五千里崎岖道路上进行宣传鼓动，以提高长征战士们的士气。康克清后来把蔡畅讲的故事和笑话称为“精神食粮”。
1935年7月，由毛儿盖过草地时，红军已濒临粮草断绝的困境，蔡畅本来身体就不好，此时更饿得浑身皮包骨头，可她却仍然十分坚定乐观。没有吃的，她就沿途和大家一起摘茴茴菜充饥。
过草地那几天，气候很不好，忽而烈日当空，忽而暴雨如注，一天之中天要变好几次脸，以至大家衣服铺盖经常处于潮湿状态。最困难的是，草地上的路变得愈加难走，又湿又滑，不小心陷到泥淖中就会有生命危險。在这样的境地，蔡畅也丝毫没有考虑自己的安危，而是处处关心着他人。她注意到警卫员曹昌因饥困交逼，常常在行军时打瞌睡，很担心他失足陷入草地，就一路上关心照顾他。一发现他瞌睡，就立即叫醒他。她还每天晚上督促曹昌烫脚、烘衣服，告诉他这样可以消除疲劳。
对于长征路上的困难，蔡畅没有任何怨言，与大家同甘共苦。那时，她身材纤瘦，但意志坚强，给她备了一匹马，但她很少骑，而是让给伤病员骑，她认为他们更需要马。《军事与泥巴》一书的作者哈里森·索尔兹伯里这样写道：“如果说长征有什么圣徒的话，那么，这个圣徒便是她（蔡畅）。” 蔡畅从1915年到长沙求学，就再也没有回过家乡了，把童年的欢乐，少年的苦涩都留在了故乡。可她并没有忘记生养她的荷叶这块神奇的土地，就连湘乡中里立县双峰都是根据她的建议确定的。家乡人民也永远怀念她，在荷叶光甲堂设了“蔡畅事迹陈列馆”，并在烈士陵园塑蔡畅雕像。
“大姐”与同乡牵手异域
李富春、蔡畅都是湖南人，他们同年同月生，蔡畅比李富春大一个多礼拜。认识之初，李富春便亲切地叫蔡畅“大姐”，因此，周恩来、邓小平、陈毅等领导人都和李富春一样，称呼蔡畅为“大姐”，连身边的工作人员、同事也这样称谓——“大姐”成了蔡畅的代名字。共同的革命志向使他们携手并肩踏上了半个多世纪的风雨人生路，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新中国的建设呕心沥血，付出了全部心血，他们浪漫的爱情旅途、平凡的生活细节感人至深。
一次留法学生聚会中，年轻的李富春邂逅了手捧着传单的蔡畅，蔡畅那青春焕发的神采吸引了他。他追了上去，送她回家，一路谈学习，谈生活，谈革命，还谈到了新民学会，十分投机……蔡畅的母亲葛建豪非常喜欢这个质朴活泼的湖南小伙子，热情地招待他吃家乡的辣子拌面。
1920年底，李富春到法国。当时正赶上北洋军阀政府勾结法国当局刁难迫害中国留法勤工俭学学生，所以李富春一直没有得到进学校的机会，他在巴黎一家机车厂当了4年工人，只是利用工余时间自学。起初，李富春还是信仰无政府主义的，到法国认识了蔡和森、向警予、蔡畅等马克思主义者之后，开始研读马克思主义著作，很快就抛弃了无政府主义，站到马克思主义立场上来。
蔡畅和李富春在一系列革命活动中，相互了解和相爱。蔡畅喜欢李富春性格开朗，襟怀坦荡，思维敏捷，办事果断，斗争勇敢而坚决，待人热情而有风趣；李富春爱蔡畅举止文雅，仪表端庄，正直聪慧，性格坚强，有理想，有毅力，能吃苦，善思考。同时，李富春也爱蔡畅革命家庭中的每一个成员。蔡畅的母亲、哥哥、嫂子也很喜欢李富春。当时，李富春除做工外，还在党内和邓小平一起编辑出版中共旅欧支部的刊物《少年》（后改为《赤光》），两个人是非常要好的朋友。李富春和蔡畅谈恋爱，少不了邓小平这位“参谋长”的“策划”。
李富春和蔡畅颇带传统色彩的婚姻生活，以一个浪漫新式的婚礼而宣告开始。葛健豪作主，1923年3月的一天，李富春和蔡畅携手走进巴黎市区一个半地下的咖啡馆，想单独庆祝这个大喜日子。没有想到邓小平提前得到消息，早早地躲在咖啡馆里，当新郎新娘才坐下，邓小平突然笑着出现在他们跟前，一边道喜，一边嚷着要为大哥、大姐证婚。16岁就留法的邓小平天性活泼，操着一日浓重的四川口音，当着二人快言快语说，“怎么样，该请我吃喜酒喽！”
婚后不久，蔡畅怀孕了，性格倔强的她宁愿放弃做母亲的权力，选择“革命家”这一危险且神圣的职业。蔡畅的生活中本来就没有预留孩子的位置，不是她不想要孩子，而是害怕他们的事业会造成孩子的不幸。考虑再三，蔡畅果断地作出了人工流产的决定。她连连找了几家医院，可当时法国的法律是禁止堕胎的，蔡畅闷闷不乐地回到家里。母亲葛健豪却极为高兴，因为她极力反对蔡畅去冒险流产，说是自己放弃做工也要抚养外孙。在母亲和李富春的劝阻下，孩子终于还是生下来了。1924年春，蔡畅在巴黎剖腹生下一个女孩，葛健豪高兴地说：“很像她爸爸呢。‘蔡畅’两个字的法文字母开头都是特，就给她起名‘特特’吧。”蔡畅两口子觉得女儿是在特殊条件下来到人世的，起名“特特”很有纪念意义，于是欣然同意。为表示自己为革命奋斗终生的决心，蔡畅在产床上便做了结扎手术。
1924年底，接受组织安排，蔡畅和李富春忍痛离开还在襁褓中的女儿，到苏联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次年8月，两人回国，投入了国内的革命斗争。
女儿李特特出生后，外婆葛健豪把这个宝贝外孙女领走了，小女孩是随着外婆长大的。在上海时，蔡畅、李富春从事地下工作。严酷的环境，迫使革命者时时警惕，搬家更是三天两头折腾。每次，小特特跟在妈妈身后，穿行于大街小巷。她非常奇怪，为什么老搬家？而且每搬一次家，妈妈都给改一次姓。瞅空儿，她问妈妈：“妈妈，我爸爸叫李富春，我明明姓李，为什么老改姓呢？”蔡畅严肃地对女儿说：“小孩子不要什么都问，叫你姓什么你就姓什么，千万不要记错了。”
海棠花艳情亦浓
2000年5月22日发行的“革命终身伴侣百年诞辰”一套一枚邮票，彩霞做底图，简捷、明快的构图概括了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蔡畅和李富春這对革命伴侣相濡以沫的一生，反映出两位革命者意气风发、冰心玉洁的革命风貌。这枚邮票取材1956年他俩结婚33年的合影照。那时正值春天，晴朗的天，中南海家里院子里的海棠花开得很茂盛。不多时，便是各自的生日，一时兴起，请人在自家院子里照下了这张照片。
两鬓斑白的时候，他们之间的爱情依然焕发着青春的光彩。以往，战火纷飞的日子里，他们没有固定的家，夫妻俩时合时分，各自随工作单位行动。在分别的时候，他们都把一颗心扑在事业上，置个人生死于度外；到会面时，就像重新得到一次爱情，互相爱得更深。李富春很细心，对蔡畅总是非常体贴。他每天晚上工作到很晚才睡觉，早上起来要开会。无论多忙，他总要到房里去看看蔡畅，因为蔡畅那时身体不太好，以致于警卫工作人员都开玩笑说：主任，又来请安了。
同样，蔡畅很关心丈夫的饮食起居。李富春吃饭吃得非常快，几口就扒了，几碟子菜放在桌子上，他只是在他跟前的碟子里挟点菜，远一点他就不伸手了，所以蔡畅经常移动碟子。李富春患有肺气肿、气管炎等病，牙也不好，很受折磨，蔡畅就和厨师一起商量，怎么给李富春调配有营养又适合胃口的饭菜。李富春最爱吃的红烧肉或红烧猪蹄，更是烧得烂熟。吃饭时，她不停地给李富春夹菜，看丈夫吃得那么香，蔡畅总是亲昵地笑丈夫是“老小孩”、“嘴馋”。
吃完晚饭，她就拉丈夫在中南海散步。有时周末中南海的礼堂放电影，她就邀李富春一起去观看。李富春也非常理解蔡畅的一片爱心，两人相伴出门，他总是幽默地说：“走吧，公婆公婆，公不离婆。”
蔡畅夫妇表达感情的方式保持了在法国拥抱接吻的习惯。有时晚饭后她和李富春出来散步，和同样散步的邓小平夫妻遇上了，诙谐的邓小平会来上一句：“大哥大姐行个洋礼怎么样？”蔡畅他们也不做作，大方地拥抱亲吻一下。这时候，大家便一起舒心地笑起来，气氛相当轻松。
1967年，北京动荡不安。李富春被林彪、“四人帮”一伙打成“二月逆流”的“黑干将”，蔡畅也受了牵连。这一对革命夫妻把个人安危置之度外，却终日忧国忧民，寝食不安。两个人都极力使自己表现平静，安慰对方，互相鼓励。他们唯一的支柱就是相伴在一起，共同度过这艰难的历史考验。
1973年，李富春和蔡畅在困境中度过了他们的“金婚”。1975年初，李富春积劳成疾，病危住院。蔡畅探视时，因自己感冒，怕感染丈夫，在特护病房外与李富春交谈。无情的玻璃窗门将有情人分隔在两边，使两人只能隔着玻璃倾诉。他们用纸和笔相互传达国家的希望和夫妻的爱意。
1月9日清早，蔡畅在中南海接到医院电话，请她火速赶到医院，说李富春病情恶化。蔡畅坐着汽车风驰电掣般赶到北京医院，上到病房楼层，邓小平已经在电梯门口等着她，他握着她的手沉重地说：“大姐，节哀！”蔡畅飞快地冲进病房，在病床前猛然刹住脚步，定定地站住，眼泪哗哗地涌出眼窝。突然用力甩开扶住她的秘书，大叫一声：“富春！我来迟了！”泪如泉涌，声悲音切，在场的人无不动容。
蔡畅喜欢听毛泽东诗词，听革命歌曲。在病中，她让身边的工作人员给她朗诵毛泽东的《长征》诗和反映红军精神的《长征组歌》，一遍又一遍，百听不厌，动情之时，潸然泪下。由于病魔的摧残，她的记忆力衰退得厉害，连有的亲人都记不起来了，但《东方红》这首歌，她却一直记得。直到病逝前，她还会用细弱的声音，缓慢而动情地唱道：“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她用这首歌，表达一位老共产党员至死不渝的崇高信念，向党和人民作最后的告别……
1990年9月11日凌晨，深受人民爱戴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蔡畅，在舒缓的《东方红》乐曲声中走完了她90年的人生历程。蔡畅为中国妇女的解放、提高妇女的社会地位、保障妇女的合法权益呕心沥血，蹈厉奋发。她的一生，与中国妇女运动紧密相连，在中国革命史上，永远闪耀着“蔡大姐”的人生辉煌。
责任编辑 曹宏琰
中国妇女运动先躯蔡畅是党内外知名的红色大姐，她的家庭也是公认的革命家庭，哥哥蔡和森、嫂子向警予都是中共早期著名的领袖人物。蔡畅长达70年的革命生涯中，对党、对革命的绝对忠诚与对亲人的深沉爱恋交相辉映，凸显出她热烈纯真的个性特点。随手掬一捧历史长河之水，透过水之清澈，我们仿佛触摸到这位“巾帼领袖”忠贞不渝的情感世界。
从“毛妹子”到“革命圣徒”
蔡畅是清代著名将领曾国藩的后裔，光绪二十六年四月十六日（1900年5月14日）出生于湖南双峰县荷叶光甲堂，乳名毛妹子，排行第六。在故乡群山环绕的紫云峰下，毛妹子随兄姊割草放牛，栽花种豆，捉蝴蝶，采野果，度过了欢乐的童年。
母亲葛健豪有着刚强的个性和坚定的政见，蔡畅兄妹成为共产党人，受母亲的影响极大。1913年，接受革命思想影响的母亲变卖自己的衣服和金银首饰等妆奁，带着儿子蔡和森、女儿蔡畅及蔡畅的姐姐一起进学校求学。和母亲一起在学校读书的日子，是蔡畅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中的一段。她非常珍惜母亲为她争得的学习机会，读书异常刻苦，每天直至深夜还抱读不倦。因而，她成绩十分优秀，一连跳了好几级，只用了两年时间就读完了别人四五年才能学到的功课。
葛健豪在高级小学毕业后，回到家乡办了一所学校并自任校长。为了节约开支，蔡畅转到母亲办的学校读书，兼教音乐、体育课。十三四岁的蔡畅上音乐课时，要站在板凳上讲，后排的学生才能看到她。蔡畅的女儿李特特说：“外婆是一位很了不起的女人，出身清朝官吏家庭，知书达理，既有大家闺秀的风范，又具阳刚豪爽之气。她深受现代民主革命鉴湖女侠秋瑾的影响，渴望男女平权，妇女解放。我的外公一生无所作为，靠分得的一份祖产维持生计，由于不善经营，家业逐渐衰落。外婆对外公非常失望，又不甘心于自己的命运，一心要将儿女培养成材。”
正当蔡畅潜心读书之际，父亲蔡蓉峰从上海回到家乡，他素来认为女孩子应擅守“娘家做女，莫出闺门”的古训，因而对蔡畅上学读书很看不惯。这年夏天，他到一地主家去了几次，就擅自接受人家500元光洋的聘礼，将蔡畅许配给这家做小媳妇。一心想求学上进的蔡畅，得知这一消息，犹如五雷轰顶，惊呆了。
葛健豪对丈夫为了几个钱就把女儿往火坑里推的行为极为愤慨，更何况蔡畅又是这样一个好学上进的孩子。她面对丈夫的疯狂举动，表面不动声色，暗地里下决心让女儿逃走。在母亲的支持下，蔡畅逃婚长沙，考入周南女校音乐体育专修科，改名蔡畅。1916年春，毕业后留校任体育教员。
1918年4月17日，由蔡和森、毛泽东、萧子升等发起的“新民学会”在蔡家“沩痴寄庐”举行了成立大会。蔡畅对新民学会十分仰慕，旁听了成立大会的全部议程，虽然她还不是新民学会会员，但她少女的心中已经播下了革命的火种。毛泽东主编的《湘江评论》，旗帜鲜明地宣扬反封建、反军阀、男女平等、妇女解放等新思想，对蔡畅的人生影响很大。在毛泽东、蔡和森等人的启发帮助、耳提面命下，蔡畅懂得了许多道理，决定和他们走同样的道路。
1919年，蔡和森组织留法勤工俭学，母亲葛健豪通过姻亲关系，向曾国藩的女婿家借到600块银元，准备全家一同飘洋过海。次年1月30日，蔡和森、蔡畅兄妹及母亲葛健豪、好朋友向警予成为华法教育会组织的第十二批留法勤工俭学学生，来到法国马赛。
留学生活是艰苦的，由于发放的生活费非常有限，蔡畅一家人经常以马铃薯、空心粉、黑面包、大白菜果腹度日。但蔡畅精神上是充实的。课余工余，留学生们相聚美丽的蒙达尼公园，怀着忧国忧民的思想，分析国内外时势，争论救国救民之策。蔡畅开始不大发言，常静静地在一旁倾听，细细体味人们阐述的道理。后来，在泼辣大胆的向警予的影响下，也变得慷慨陈言、直抒胸臆。
1920年，赵世炎、周恩来、邓小平、陈毅、聂荣臻等一大批热血青年带着追寻真理、振兴中华的远大理想也来到了法国。不久，蔡畅由赵世炎、刘伯坚介绍，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次年转为中共党员。为了方便党的工作，蔡畅从里昂转到巴黎，白天做工谋生养家，晚上做党的宣传工作。
在法国，葛健豪做刺绣并从头学习法文，最后也能读法文报纸。1938年，周恩来到长沙时，在繁忙的统战工作之余，专门把蔡母接来，年过七旬的葛健豪却说不愿加重党的负担，还是回乡下直至1943年病逝。
在艰苦卓绝的长征期间，蔡畅一直把她母亲的一张旧照片带在身边。为了鼓舞大家战胜漫漫征途，蔡畅和几位留过学的党员整天谈论他们的经历，谈论在国外的学习情况、吃过的好东西以及去过的地方。他们每天谈呀，笑呀还开玩笑，有时还唱《马赛曲》。这样在漫长的二万五千里崎岖道路上进行宣传鼓动，以提高长征战士们的士气。康克清后来把蔡畅讲的故事和笑话称为“精神食粮”。
1935年7月，由毛儿盖过草地时，红军已濒临粮草断绝的困境，蔡畅本来身体就不好，此时更饿得浑身皮包骨头，可她却仍然十分坚定乐观。没有吃的，她就沿途和大家一起摘茴茴菜充饥。
过草地那几天，气候很不好，忽而烈日当空，忽而暴雨如注，一天之中天要变好几次脸，以至大家衣服铺盖经常处于潮湿状态。最困难的是，草地上的路变得愈加难走，又湿又滑，不小心陷到泥淖中就会有生命危險。在这样的境地，蔡畅也丝毫没有考虑自己的安危，而是处处关心着他人。她注意到警卫员曹昌因饥困交逼，常常在行军时打瞌睡，很担心他失足陷入草地，就一路上关心照顾他。一发现他瞌睡，就立即叫醒他。她还每天晚上督促曹昌烫脚、烘衣服，告诉他这样可以消除疲劳。
对于长征路上的困难，蔡畅没有任何怨言，与大家同甘共苦。那时，她身材纤瘦，但意志坚强，给她备了一匹马，但她很少骑，而是让给伤病员骑，她认为他们更需要马。《军事与泥巴》一书的作者哈里森·索尔兹伯里这样写道：“如果说长征有什么圣徒的话，那么，这个圣徒便是她（蔡畅）。” 蔡畅从1915年到长沙求学，就再也没有回过家乡了，把童年的欢乐，少年的苦涩都留在了故乡。可她并没有忘记生养她的荷叶这块神奇的土地，就连湘乡中里立县双峰都是根据她的建议确定的。家乡人民也永远怀念她，在荷叶光甲堂设了“蔡畅事迹陈列馆”，并在烈士陵园塑蔡畅雕像。
“大姐”与同乡牵手异域
李富春、蔡畅都是湖南人，他们同年同月生，蔡畅比李富春大一个多礼拜。认识之初，李富春便亲切地叫蔡畅“大姐”，因此，周恩来、邓小平、陈毅等领导人都和李富春一样，称呼蔡畅为“大姐”，连身边的工作人员、同事也这样称谓——“大姐”成了蔡畅的代名字。共同的革命志向使他们携手并肩踏上了半个多世纪的风雨人生路，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新中国的建设呕心沥血，付出了全部心血，他们浪漫的爱情旅途、平凡的生活细节感人至深。
一次留法学生聚会中，年轻的李富春邂逅了手捧着传单的蔡畅，蔡畅那青春焕发的神采吸引了他。他追了上去，送她回家，一路谈学习，谈生活，谈革命，还谈到了新民学会，十分投机……蔡畅的母亲葛建豪非常喜欢这个质朴活泼的湖南小伙子，热情地招待他吃家乡的辣子拌面。
1920年底，李富春到法国。当时正赶上北洋军阀政府勾结法国当局刁难迫害中国留法勤工俭学学生，所以李富春一直没有得到进学校的机会，他在巴黎一家机车厂当了4年工人，只是利用工余时间自学。起初，李富春还是信仰无政府主义的，到法国认识了蔡和森、向警予、蔡畅等马克思主义者之后，开始研读马克思主义著作，很快就抛弃了无政府主义，站到马克思主义立场上来。
蔡畅和李富春在一系列革命活动中，相互了解和相爱。蔡畅喜欢李富春性格开朗，襟怀坦荡，思维敏捷，办事果断，斗争勇敢而坚决，待人热情而有风趣；李富春爱蔡畅举止文雅，仪表端庄，正直聪慧，性格坚强，有理想，有毅力，能吃苦，善思考。同时，李富春也爱蔡畅革命家庭中的每一个成员。蔡畅的母亲、哥哥、嫂子也很喜欢李富春。当时，李富春除做工外，还在党内和邓小平一起编辑出版中共旅欧支部的刊物《少年》（后改为《赤光》），两个人是非常要好的朋友。李富春和蔡畅谈恋爱，少不了邓小平这位“参谋长”的“策划”。
李富春和蔡畅颇带传统色彩的婚姻生活，以一个浪漫新式的婚礼而宣告开始。葛健豪作主，1923年3月的一天，李富春和蔡畅携手走进巴黎市区一个半地下的咖啡馆，想单独庆祝这个大喜日子。没有想到邓小平提前得到消息，早早地躲在咖啡馆里，当新郎新娘才坐下，邓小平突然笑着出现在他们跟前，一边道喜，一边嚷着要为大哥、大姐证婚。16岁就留法的邓小平天性活泼，操着一日浓重的四川口音，当着二人快言快语说，“怎么样，该请我吃喜酒喽！”
婚后不久，蔡畅怀孕了，性格倔强的她宁愿放弃做母亲的权力，选择“革命家”这一危险且神圣的职业。蔡畅的生活中本来就没有预留孩子的位置，不是她不想要孩子，而是害怕他们的事业会造成孩子的不幸。考虑再三，蔡畅果断地作出了人工流产的决定。她连连找了几家医院，可当时法国的法律是禁止堕胎的，蔡畅闷闷不乐地回到家里。母亲葛健豪却极为高兴，因为她极力反对蔡畅去冒险流产，说是自己放弃做工也要抚养外孙。在母亲和李富春的劝阻下，孩子终于还是生下来了。1924年春，蔡畅在巴黎剖腹生下一个女孩，葛健豪高兴地说：“很像她爸爸呢。‘蔡畅’两个字的法文字母开头都是特，就给她起名‘特特’吧。”蔡畅两口子觉得女儿是在特殊条件下来到人世的，起名“特特”很有纪念意义，于是欣然同意。为表示自己为革命奋斗终生的决心，蔡畅在产床上便做了结扎手术。
1924年底，接受组织安排，蔡畅和李富春忍痛离开还在襁褓中的女儿，到苏联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次年8月，两人回国，投入了国内的革命斗争。
女儿李特特出生后，外婆葛健豪把这个宝贝外孙女领走了，小女孩是随着外婆长大的。在上海时，蔡畅、李富春从事地下工作。严酷的环境，迫使革命者时时警惕，搬家更是三天两头折腾。每次，小特特跟在妈妈身后，穿行于大街小巷。她非常奇怪，为什么老搬家？而且每搬一次家，妈妈都给改一次姓。瞅空儿，她问妈妈：“妈妈，我爸爸叫李富春，我明明姓李，为什么老改姓呢？”蔡畅严肃地对女儿说：“小孩子不要什么都问，叫你姓什么你就姓什么，千万不要记错了。”
海棠花艳情亦浓
2000年5月22日发行的“革命终身伴侣百年诞辰”一套一枚邮票，彩霞做底图，简捷、明快的构图概括了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蔡畅和李富春這对革命伴侣相濡以沫的一生，反映出两位革命者意气风发、冰心玉洁的革命风貌。这枚邮票取材1956年他俩结婚33年的合影照。那时正值春天，晴朗的天，中南海家里院子里的海棠花开得很茂盛。不多时，便是各自的生日，一时兴起，请人在自家院子里照下了这张照片。
两鬓斑白的时候，他们之间的爱情依然焕发着青春的光彩。以往，战火纷飞的日子里，他们没有固定的家，夫妻俩时合时分，各自随工作单位行动。在分别的时候，他们都把一颗心扑在事业上，置个人生死于度外；到会面时，就像重新得到一次爱情，互相爱得更深。李富春很细心，对蔡畅总是非常体贴。他每天晚上工作到很晚才睡觉，早上起来要开会。无论多忙，他总要到房里去看看蔡畅，因为蔡畅那时身体不太好，以致于警卫工作人员都开玩笑说：主任，又来请安了。
同样，蔡畅很关心丈夫的饮食起居。李富春吃饭吃得非常快，几口就扒了，几碟子菜放在桌子上，他只是在他跟前的碟子里挟点菜，远一点他就不伸手了，所以蔡畅经常移动碟子。李富春患有肺气肿、气管炎等病，牙也不好，很受折磨，蔡畅就和厨师一起商量，怎么给李富春调配有营养又适合胃口的饭菜。李富春最爱吃的红烧肉或红烧猪蹄，更是烧得烂熟。吃饭时，她不停地给李富春夹菜，看丈夫吃得那么香，蔡畅总是亲昵地笑丈夫是“老小孩”、“嘴馋”。
吃完晚饭，她就拉丈夫在中南海散步。有时周末中南海的礼堂放电影，她就邀李富春一起去观看。李富春也非常理解蔡畅的一片爱心，两人相伴出门，他总是幽默地说：“走吧，公婆公婆，公不离婆。”
蔡畅夫妇表达感情的方式保持了在法国拥抱接吻的习惯。有时晚饭后她和李富春出来散步，和同样散步的邓小平夫妻遇上了，诙谐的邓小平会来上一句：“大哥大姐行个洋礼怎么样？”蔡畅他们也不做作，大方地拥抱亲吻一下。这时候，大家便一起舒心地笑起来，气氛相当轻松。
1967年，北京动荡不安。李富春被林彪、“四人帮”一伙打成“二月逆流”的“黑干将”，蔡畅也受了牵连。这一对革命夫妻把个人安危置之度外，却终日忧国忧民，寝食不安。两个人都极力使自己表现平静，安慰对方，互相鼓励。他们唯一的支柱就是相伴在一起，共同度过这艰难的历史考验。
1973年，李富春和蔡畅在困境中度过了他们的“金婚”。1975年初，李富春积劳成疾，病危住院。蔡畅探视时，因自己感冒，怕感染丈夫，在特护病房外与李富春交谈。无情的玻璃窗门将有情人分隔在两边，使两人只能隔着玻璃倾诉。他们用纸和笔相互传达国家的希望和夫妻的爱意。
1月9日清早，蔡畅在中南海接到医院电话，请她火速赶到医院，说李富春病情恶化。蔡畅坐着汽车风驰电掣般赶到北京医院，上到病房楼层，邓小平已经在电梯门口等着她，他握着她的手沉重地说：“大姐，节哀！”蔡畅飞快地冲进病房，在病床前猛然刹住脚步，定定地站住，眼泪哗哗地涌出眼窝。突然用力甩开扶住她的秘书，大叫一声：“富春！我来迟了！”泪如泉涌，声悲音切，在场的人无不动容。
蔡畅喜欢听毛泽东诗词，听革命歌曲。在病中，她让身边的工作人员给她朗诵毛泽东的《长征》诗和反映红军精神的《长征组歌》，一遍又一遍，百听不厌，动情之时，潸然泪下。由于病魔的摧残，她的记忆力衰退得厉害，连有的亲人都记不起来了，但《东方红》这首歌，她却一直记得。直到病逝前，她还会用细弱的声音，缓慢而动情地唱道：“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她用这首歌，表达一位老共产党员至死不渝的崇高信念，向党和人民作最后的告别……
1990年9月11日凌晨，深受人民爱戴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蔡畅，在舒缓的《东方红》乐曲声中走完了她90年的人生历程。蔡畅为中国妇女的解放、提高妇女的社会地位、保障妇女的合法权益呕心沥血，蹈厉奋发。她的一生，与中国妇女运动紧密相连，在中国革命史上，永远闪耀着“蔡大姐”的人生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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