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政府利好政策和创业补贴驱动下,理性的农民工创业者作为信息优势的一方,是否谎报或寻租会考虑自身的成本与效益。本文首先分析了农民工创业者和政府执行部门寻租的成本效益,接着构建了农民工创业者之间的博弈模型、农民工创业者与执行部门的双边寻租博弈模型以及加上领导监管部门的三方非合作博弈模型,然后通过农民工创业者的实证调查对研究结论进行了补充,最后提出了规范创业补贴分配秩序方面的政策建议。研究结果表明,当独立的两个农民工创业者进行"一级密封价格拍卖"的博弈时,如果他们都选择寻租,优惠政策和补贴将在双方之间随机地分配,最终单独的任意个农民工创业者寻租的贿金成本是寻租带来价值的一半。在没有第三方监督的情况下,不管农民工创业者以多少的概率选择谎报和寻租,政府执行部门都会接受寻租并发放补贴。当越多的农民工创业者参与寻租的行列中,政府执行部门因为接受寻租而得到更高的收益。为了维持资源的合理分配,领导监管部门进行监督时,农民工创业者和执行部门会以一定的概率选择是否寻租或设租,而加大惩罚力度会减少寻租行为的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