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年前，当李克强踏入团中央的大门时，那里已经汇集了众多政坛新秀，可谓“星光熠熠”：王兆国为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胡锦涛、刘延东、李源潮、宋德福为书记处书记；常委名单中还有刘玉浦、李学举、张宝顺、陈昊苏、贾春旺……他们年轻，专业水平强，既有蓬勃的活力，又有成熟的眼光，被外界寄予了无限厚望。
　　李克强在团中央的15年，是他从青年向中年过渡的过程，也是经受历练、厚积薄发的过程。
　　在实践中感知经济
　　在激情、务实的团中央大摇篮，李克强从才子转型为政坛新星。在实践中，他深深感知到，决定国家未来的正是青少年和经济。
　　1983年底，李克强被增补为团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分管学校口。不久，应香港方面邀请，他率全国学联代表团访港。那些天，他们住在港大的学生宿舍，睡的床是临时找来的钢丝床，上面只铺一层毯子，条件十分简陋。早餐在学校食堂解决，出行就搭巴士或地铁。在香港学生的陪同下，李克强带着代表团参观了香港所有的大专院校。他们与香港的学生无话不谈、打成一片。当时见过李克强的培侨中学前校长吴康民说：“他不是那么活跃健谈，但相当随和。你讲什么，他都认真听。”2011年，李克强再次访港，吴康民表示：“从电视上看到他的风采，还像当年一样平易近人，没因为官大了架子就大了。”
　　中国的旅游起步较晚，1979年，全国只有中旅、国旅两家大型旅行社。当时，全国青联常委荣鸿仁提议，兴办青年旅游业，成立中国青年旅行社，用企业化的办法办旅游，引入竞争，打破两分天下局面。作为青联工作的负责人，李克强曾耐心指导过该企业的经营，提出很多提升企业管理的建议。创办仅仅10年，青旅成绩显著：没要国家一分钱，创汇6亿元。但这还远远不够，李克强再次对青旅发展提出新目标：不能拘泥于只发展旅游，应以旅游业为龙头，以实业开发、贸易等为枝干，综合、滚动式发展。
　　今天广为人知的“希望工程”已经变成造福贫困地区失学儿童的代名词，而这一工程幕后的总指挥正是李克强。
　　1990年，李克强率考察组冒着凛冽的寒风，踏着冰雪来到安徽省金寨县，为全国第一所“希望小学”选址。仅仅两个月后，金寨县“希望小学”诞生。他在团中央任职期间，是“希望工程”发展最快，也是管理水平全面提高的时期。这期间，几乎所有重要管理制度的出台，都是他亲自督办的。人后努力，人前他却从不邀功。每次“希望工程”活动请他出席，李克强都会事先确定会不会上电视，只在不上电视的情况下，他才会考虑。因为低调，虽然他在团中央崭露头角，人们却只能看到他做的事，看不到对他个人的宣传。
　　1993年，共青团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李克强接掌一把手，成为第一书记。上世纪90年代，苏联解体、东欧剧变，邓小平发表南方谈话，提出加快改革开放，集中精力搞经济建设。汹涌的市场经济大潮让各级团组织不知所措，如何应对新经济环境中的困难？李克强指出，要靠探索和实践。他组织团中央105名工作人员，分7路到全国调研，出发前他强调：不是为了寻找论据，不带条条框框，根据实际来制定战略。当时媒体报道称，在基层1个月的调研中，团中央向调查对象提出的问题“没有任何外包装”。事实上，李克强本人践行的就是这种调研方式。他去山东考察时，总是很随意地走进某间商铺，跟店家聊聊生意经，直接、亲民。
　　调研回来的务虚会上，李克强要求大家放开说，可各抒己见，也可各执一端。会后，李克强果断表示，要增强团的实力，必须干“影响全局的大事”。几个月后，“跨世纪青年文明工程”和“跨世纪青年人才工程”全面展开。如今，这两项工程中的“青年志愿者”早已深入人心。
　　在学习中把脉经济
　　为开阔眼界、提升工作理念，李克强多次组织出国访问活动。在国外的所见所闻深深触动了他：美国等西方国家在联合国发言时，台下坐满了人；而小国穷国代表发言时，听者寥寥。李克强意识到，一个国家强大，它在国际事务中就有发言权，而强大的关键就是经济。
　　如何“经济兴国”？总是先人一步的李克强开始了第二次转型，从法律转向经济。在团中央工作期间，李克强先后攻下了北京大学经济学的硕士、博士两个学位。
　　李克强早年当知青时看到，一到春荒，农民没饭吃只好成群结队去讨饭。李克强深知，要让中国富强，必兴农村、必富农民。1988年，他在经济学家萧灼基的指导下，完成了经济学硕士论文《农村工业化：结构转换中的选择》。文中称：我国工业化基本依靠城市，农民实际没有直接参与工业化的进程。他提出破除二元结构，发展农村工业化，让农民成为市民。
　　这篇文章深得经济学家厉以宁的欣赏。这位家喻户晓的经济学家倡导股份制改革，雅号“厉股份”。1991年，厉以宁把这篇文章和李源潮、孟晓苏的硕士论文整理成书，为书的其他章节作了补充，定名为《走向繁荣的战略选择》。在该书的结束语处，厉以宁冠以“改革是不可阻挡的趋势”标题，并写道：“不管遇到什么困难，都不可能成为制止经济改革事业前进的障碍”，“改革是不可逆转的”，“我们目前面临的困难完全有可能在深化改革过程中逐渐被克服”。该书出版后广受好评，更令人惊叹的是，书中所提出的“在宏观上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微观上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使股份制成为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在结构上改变城乡二元结构，形成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的格局”已被认可，并逐渐成为现实。
　　众所周知，李克强是中国城镇化的主要推动者。这一政策思路的雏形就来自1991年李克强发表的论文《论我国经济的三元结构》。该文章是他在硕士毕业论文的基础上，继续钻研经济结构转型得出的成果，一举拿下中国内地经济学界最高奖项——孙冶方经济科学奖的论文奖。他在这篇论文中提出，中国传统经济中二元结构的特点，决定了我国不能走从传统农业社会直接转变为现代工业社会的发展道路。因而必须经历一个农业部门、农村工业部门与城市工业部门并存的三元结构时期。他指出，应把注意力转向农村，就地实现剩余劳动力的转移，走从农业部门到农村工业部门再到城市工业部门的转移路线，这是中国国民经济结构转换的唯一选择。
　　在北京大学读博期间，一向不慌不忙、气定神闲的李克强也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当时，北大对在职、在校攻读博士学位的学生几乎同样要求，尤其是在公共课方面，考试频频。“我边工作边攻读，又不停地应付考试，以致疲劳过度，曾大病一场。对此，学校的政策是，可以延期，但不能免除考试，而这些考试恰恰是最需费力准备的。我只好在大病初愈后，再和许多比我小10岁之多的同窗们一起去应考。”李克强多年后在《师风散记》中回忆道。
　　过程虽苦，果实却甜，再次从北大毕业的李克强已成为经济领域的专家。
　　1998年，李克强离开奋战了15年的团中央，10多年的积累让团系统工作风格大变，更加务实、细致。已过不惑之年的李克强多了一份成熟和自信。他博览群书站在高处，以经济的眼光审时度势。接下去，就是他大展拳脚，将所学造福于百姓的时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