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年代，爱伦堡来过上海。记得在一次座谈会上听他讲过，《真理报》曾约他写社论，可是稿子交去后，第二天主编来了电话：“爱伦堡同志：你的稿子不能用。”“为什么？”“因为读者一看，就知道这是爱伦堡写的。”同《真理报》主编的要求不同，爱伦堡是主张文章要有自己的风格和个性的。他说，一个熟人，在隔壁房间讲话，你一听就知道他是谁，文章也应如此。
　　然而，我们有一些理论文章的作者，却好象没有自己的声音。即使是阐述不同观点的文章，往往也是一种格式，一样腔调，一样标准化的词汇和句型。从一篇文章拆卸下来的都是通用的零件，可以很容易地装配到另一篇文章上去，并用来阐述另一种观点。没有个性和独特风格的东西是容易模仿和再造的。当然，没有个性和独特风格的东西，也最容易令人生厌并且最容易被忘却。
　　有的同志说，文学艺术要有个性和风格的多样性，理论文章则不同。科学的理论，要求明白、肯定和准确，表现形式似乎是无足轻重的。
　　难道科学的要求：明白、肯定和准确，是同表现形式的多样性矛盾的吗？是同个性和独特风格矛盾的吗？从黑格尔那里，看不到费尔巴哈的优美流畅；同样，在费尔巴哈那里，找不到黑格尔的奥妙精深。然而，难道他们不是同样明白、肯定而且准确地表现了他们的哲学吗？
　　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是绝代的文章能手。他们的伟大思想之所以广泛流传，有许多更重要的原因，但是富有个性的语言风格，确实把思想的种子飘得更远。他们那些抨击敌人的政论，常常是嘻笑怒骂皆成文章。马克思形容当时的德国资产阶级“对于保守派来说是革命的，对于革命派来说是保守的”，“没有耳朵，没有眼睛，没有牙齿，衰颓不堪”，活象一个该受诅咒的老头子，“注定要糟踏健壮人民的最初勃发的青春热情而使其服从于自己晚年的利益”。这就是对敌人的极端轻蔑，而语言又是何等泼辣和锋利！
　　有个性和独特风格的文章才是有生命力的。历史上曾经有许多文人学士，以八股文章轻取功名富贵，但是，有那一篇八股得以传世呢？以明代来说，当时官样大块文章可谓多矣，当时则荣，其后则没，流传下来的倒是那些“不登大雅之堂”的笔记、小品，因为它们有个性，有自己的风格。
　　写得好的文章，即使道理陈旧，有时也能迷惑人(虽则只是一阵的)，而文章不好即使道理对头也未必能得到读者。现在有一些青年喜欢读十八、九世纪资产阶级思想家的书。一、二百年前的东西，比我们现在写的更有新意么？资产阶级童年时代的狂言和梦想，同我们的社会主义现实又相距何远！为什么受到有些人的欢迎呢？别的原因不说，文风也是一个原因：十八、九世纪那些资产阶级思想家，在语言上都有自己的个性和独特风格，虽然年代久远，美人迟暮，仍有迷人的风韵。卢梭的《社会契约论》，一开头就说：“人是生而自由的，却处处都在桎梏之中，自以为是其他一切的主人的人，却比其一切更是奴隶！”三言两语，就将全书所要阐述的思想概括出来了，而且有激情，有诗意，容易打动读者。个性化的生动的语言，是资产阶级启蒙著作具有魅力的原因之一。清末民初，梁启超曾经是进步思想的晨钟，但后来趋于保守，变做号泣斜阳的暮鸦了。但他写得一手好文章，“笔端常带感情”，即使讲的是歪理，也很能吸引人。当然，笔者不是提倡花言巧语去讲歪理，好比把毒蛇隐藏在花丛之中。真理肯定比歪理能说服人，但真理如果说得好，则一定更能说服人。
　　马克思和恩格斯几乎是单枪匹马面对整个旧世界的时候，他们依恃的是真理，他们用正确的思想去说服人，同时也很讲究用最动人的语言去说服人。他们只能说服，他们大概也没有想到压服。因此，如果不是企图说服读者而要压服读者，文风必坏，必定是盛气凌人的说教，“标准化”的官腔，平庸单调的风格。面目可憎的“文化大革命语言”难道不正是某些“英雄们”丧失人心的一个原因吗？
　　四十年前延安整风，毛泽东同志即提出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认为文风不整，讲的话没有多少人要听，写的文章没有多少人要看，是不利于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和发展的。现在看来，提倡“生动活泼新鲜有力”的文风仍然是我们今天的重要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