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的历史是一条长长的纽带，那些特定的时空关系组成了他的节点，当历史如长江流水一样向东奔走而去，留下的便只有：子立长川叹逝波。我于八十年代初在湖北生活过五年，如今在北京悄然回忆起那段岁月，便如同剪刀裁断了那一节胶片，所有人都随着风云变幻的年代没有了踪迹，唯一留下线索而且还常保持联系的便只有鹏喜了。或者说偌大一个湖北也只有鹏喜一个人还看重我。这让我唏嘘再三，感叹再三。
　　这几天断断续续在阳台上读鹏喜的散文，夏日的阳光白炽凌厉地扎下来，那些文字便清晰地在阳光下飞翔，他把阳光裁划为一个个地域性风景。横亘连绵的大别山风韵，湘西凤凰的猜想，行走于拉萨的迹痕处处，包括黄龙滩的无限遐想。并且这片光线还连接为一片世界性风景。从武汉出发感叹于香港的社会和澳门的赌场，行走于日本的新干线赞扬它的精致与干净。一片东南亚的景象，新马泰、菲律宾、越南，这些文字是阳光，是火，是光线，是溶液，是他内心的情状，“火是液态，火便水一般流动……奔流的火，（是）燃烧的水，是水与火高度的溶合。”鹏喜的风景文字是跳荡的，是奔流的，有着火一样热情，有着阳光一樣炽烈。这些文字最大特点是节奏的，朴素的，描写中一种动态的流畅，我们注意一下，每一个地域风光都是一种精致地截取，往往捕捉的是风物中的精华，大别山以水、药、山、峰带人物；八大山人只写佛缘；黄龙滩暗写一种现代性；凤凰则勾勒文化原形；拉萨是一座天上的圣城；泰国有一种古怪的拼贴，仁慈与色情；吉隆坡的热带风光，“真实的人间风景在街道闾巷。”马尼拉最富有与最贫穷，最都市又最田园奇怪的两极并置于火山脚下……鹏喜是感性地印象式抓住地域性风景最耀眼的元素，这是一种惊人的审美直觉表述，绝不拖泥带水，以短句跳跃方式，描写中叙事，细节的精彩往往暗藏在感观视觉的流动之中，他的方法是一种视觉采访，然后于内心的自我设问与反思。因而他的观点是一种于繁星之中，看其闪烁的亮点与语境的对比反衬分析，许多启示含义都在其看客的内心之中，于是我有了一个新名词：视觉访谈录式的游记写法。
　　最近有一本新书叫：“世纪旅人”。把旅行作为一种视角，一种表现方法。通常我们把旅行作为一种空间概念，作为视角我们也可以推定为时间概念。一般游记没有强化时空体，仅是“我”观察对象。鹏喜的这本书也是这样。作为游记是一种传统体裁，今天很多人采用这种方法写小说，如法国的探险小说，它的好处在强调一种视觉展示过程。空间上说没问题，可时间旅行就是问题了。因为历史已经流逝，我们要并行时间与空间便要采用特殊的方法，将历史与现实的固态性质，让历史人物展示其自身的观看。安德烈斯·纽曼便采用这种方法。或者交混于古代人与现代人的各种身份。但我认为不能玩当下写作中那种笨拙的穿越。我的意思在说，鹏喜可以把游记的文体融入一些现代手法，这个建议在于把我们游记所看的一些即时性感受观点，祛意识形态化，于是另一个含义出来了。何处是自我？何处是我家？旅行视角是一系列自我和历史的追问。我行——寻找异土——寻找故乡。旅人不仅仅是我，他者也是旅人，“远行”、“停留”、“回归”一种生活的思辨态度作为存在的本体。
　　鹏喜的另一部分散文是写人的，何祚欢、李绍六和李绍正、胡培卿、刘爱平、任蒙等均是一些人物素描，见情见性。我喜欢的是他写《在野的兄弟》与《渡尽劫波本我在》。这是一种真性情文章，世事沧桑，无尽感慨，这种文章里含有忧郁的情调，因而又是忧郁美学的。写兄弟是在命运的轮盘看小人物的喜怒哀乐。写自我，是一种生与死的历练，一个人遭逢这样的生命考验，他悟透了，看开了。见人见事一眼便可以到底，功名利禄真的就是一堆浮云。鹏喜看世人他会经常偷着笑，某人抢权的嘴脸，某人充大名人行径，某人对钱财贪婪，某人营营苟苟自私自利，都不过汉口滩码头的世俗市侩，只要从名利场一退休便什么都不是了。正因看透了世事人情，鹏喜很快乐、很自由，特别在他执掌的那一块文坛，看透了太多的人，他的“编辑人语”写得洒脱自由，印象漫评，这些小文章的价值很大，它将历史文坛立此存照。鹏喜为文和他的性格十分吻合，急切、性情、担当，有话就说，说完拉倒。因而他的文字流畅凝练，快捷跳跃，有一种难以停下来的感觉。这倒挺适合于行走的文学。
　　但是，也带来文章的短处：少了从容舒缓。可是又不能一概而论，他的“大别山写意”又是从容舒缓的。他许多描写的的文字又是从容舒缓的。我们说的从容舒缓暗含的指向，是文章中那些人物与景物最具个性特点的部分，要将它的一些典型细节详尽地，延缓地表现出来。往往在这些细节的深度书写能看到人性与事物最本质的部分。用行话说我们不仅仅停留在感受的层面，而应该深入到体验，在反思中有所悟，启示一些人性深度，文章写到这样火候了，对于鹏喜来说是很容易的。也许这些深层的东西鹏喜心里早有了，只是不便于落实到纸面。有十年了，我每次都参加鹏喜组织的笔会，我们都会有一些简单的交流，谈论那些人与事实质性的东西。但是他是无奈的，那种内心的纠结耗损了他大部精力，所以我也常劝他，自己好好地创作一些作品。现在好了，他终于可以畅心畅意于文学的创作了。
　　很少有人能像鹏喜那样一辈子为一份刊物殚精竭虑的。这种执着于事业不仅仅是一份杂志内文的要求，还在于他为杂志为编辑部谋出路，九十年代后我帮他组织过许多作家小辑，每次他都极为认真，但又不好过分催我。有时他很智慧地说，下期我给你留了个头条。这就暗示我们为《芳草》写作不能马虎。我就为他写过影响很好的《卡布其诺》、《博物馆》等小说。20多年来我内心一直保持着对他的尊敬，他只要去了岳阳我都是全程陪同的，同时要求我那些老乡好好地照顾他。我们之间并没打得火热，外人都看不到我们有多的交流。可是我们心是相通的，也许我们很久不见，可再见时几句话便把距离拉近，连我的同学都不理解为什么鹏喜搞活动每次都拉上刘恪。理解与情谊是关键，同时我为人极为低调，不给别人添麻烦，用最真诚方式待Ao显然，鹏喜作为编辑，更愿意与这样的作家打交道。同时他自己也是著述甚丰的作家，面对作家他有底气。
　　文如其人，我相信鹏喜像相信自己一样，他是我永远的朋友。
　　2014年8月28日北京石景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