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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郎庄面塑艺术作为鲁西北民间艺术中一朵瑰丽的奇葩，它生于民间，传于民间，是贴近百姓生活的艺术，也是至今仍活跃于民间的为数不多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形式之一。对于它所造型的植物形象的渊源进行追溯，可发现它们与古老文化的联系，而且有明显的迹象能够帮助判断这些植物的形象是生殖崇拜文化发展与孑遗的典型例证。郎庄面塑的这种独特的文化基因仍然深藏于民间艺人的潜意识记忆中，并且这种记忆至今依然在郎庄面塑艺人那里代代传承着。
[关键词]郎庄 面塑艺术 植物造型 生命符号
郎庄所属北馆陶镇，处于冠县西北部，一千多年前的黄河曾在这里咆哮而过，昔日的黄河水已不复存在，也听不到黄河船夫悲怆的号子，唯有沉积在河底的泥沙躺在这里，虽然它不复流动，但却托起鲁西北大地上的千万棵白杨，百万家粮仓，托起了欢快、质朴、热烈、五彩的面老虎。在郎庄面老虎题材中经常出现一些植物图像单元来替代可以使生命繁衍的“神物”，诸如红枣、桃子、葫芦、石榴等。这些植物形象的特殊表象和行为动态被捕捉凝结在固定模式的组合图案中，虽然有些自然原型的直观审美等级似乎太低，有些并非是当地的常见之物，然而却顽固的占据着一个地盘，而且在郎庄面塑艺人的技艺功夫中变得十分亲切，因为它们共同构成了生命繁衍的文化长链，体现了远古的生命意识与观念，体现了原始先民对生殖的崇拜。这种独特的文化基因深藏于民间艺人的记忆中，并且这种记忆至今依然在郎庄面塑艺人那里代代传承着。它将善良和美好的愿望集于一身，成为人们心目中能够驱邪避灾的保护神和接福送子的吉祥物，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地的生产生活状况和人民的心理状态。
一、“枣生贵子”——永不磨灭的生命因子
潘安在《仁笙赋》中写到：“枣下纂纂，朱实离离。”枣在中国可谓家喻户晓，其足迹遍及大江南北。而“枣子”谐音“早子”的显性关系却维系着枣与生殖崇拜的隐形联系，人们更是常常馈赠枣桂栗来表达“早生贵子”的美好祈愿。列维·布留尔在《原始思维》中提到：“原始民族的语言永远是精确地按照事物和行动呈现在眼睛里和耳朵里的那种形式来表现关于他们的观念”，“他们不去描写感知着的主体所获得的印象，而是去描写客体在空间中的形状，轮廓，位置，运动，动作方式，一句话，描写那种能够感知和描绘的东西。”这种思维建立起红枣与女性生殖器之间的积极期盼与满足的心理关系。枣在直观形态上与女性生殖器具有某些相似性。枣有着椭圆形的狭小外形，深红的颜色，分层的内部组织结构，与女阴形态上有趋同性。同样从植物特性来看，枣种的繁衍与人类的生殖具有内在的同一性。枣树易成活，生长寿命长，且果实繁多，这些在历代文献中都有详述的记载，可见枣是一种生命力强，繁衍能力旺盛的植物，而当先民看到枣树易于生长成活，且枝繁叶茂、果实充盈时，便会自然地联想到自身的生育繁殖活动，产生一种共鸣感应的复杂情绪。列维·布留尔写到：“在原始人的思维的集体表象中，客体、存在物、现象是它们本身又是其它什么东西”，“原始人通过各种方式如转移、接触、感应、远距离作用”等形式，使得相似的物象间形成功能上的转移的互渗。也正是在这种互渗的思维模式引导下，枣与人类生育子嗣之间建立起一种难舍难分的关系。
枣与生殖崇拜，祈子求嗣有着密切的关联，因而以枣祈祖，还有期盼家族人丁兴旺，保佑子孙平安之意。这在后代的文献资料中有所记载。宋孟元老《东京梦华录》中有这样一段记述：“八月秋社，各以社糕，社酒相送……人家妇女皆归外家，晓归即外公姨舅皆以新葫芦儿、枣儿为遗，俗云宜良外甥。”可以说这一句仍旧顽强地昭示出枣所隐匿的服务于生育子嗣的神秘功能。即使社会发展，时代变迁，枣仍以其原有的生殖观念成为人们心目中的吉祥物，这不能不说是原始生殖崇拜所造成的深刻影响，只不过随着人类文明的进化，过去那种枣象征女阴的生殖崇拜的原始内容消失了，留下的只有枣俗古朴的“形式”了。而郎庄面老虎中的枣造型就是含有生殖崇拜内容的古朴形式之一，如供果红枣，并蒂枣栗，枣桂合璧等。
二、“桃之夭夭”——爱情和生命的祈盼
桃的灵物崇拜习俗由来已久，且流布广远，影响至深，广大农村地区婚嫁生育等生活的各个方面都还不同程度地存在着这种影响。如在“送日子”及“亲迎”之礼中，常会用到桃。“送日子”是指男方请人根据属相、生辰等确定婚期并通知女方，请求同意。“送日子”的同时男方还要送聘礼，女方则回赠男方寿桃。在山东龙口等地依然保留着这种习俗，即在结婚之日需在新郎轿子内放两个桃子。而郎庄面老虎更是以自己的独特造型在传承着民间流传下来的这种精神俗信，如贡果桃子，双花桃，桃子石榴等造型。其实在中国的诗经时代就已经将桃作为男女青年表达爱情的信物，这是人类早期以劳动成果向恋人示爱的一种转化形式，如《卫风·木瓜“投我以木桃，报之以琼瑶。匪报也，永以为好也。”当然桃子也成为女子已成年应婚嫁的征象，这也是人类早期民歌好以自然景观和劳动果实起兴的传承，如《周南·桃夭》“桃之天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桃之夭夭，有贲其实，之子于归，宜其家室。桃之夭夭，其叶蓁蓁，之子于归，宜其家人。”对于这种征象，宋人陆佃，罗原曾进行了求源，陆佃言：“桃有华之盛者，其性早华，又华于仲春，故《周南》以兴女之年时俱富。……然皮束茎干颇急，四岁以上，宜以刀鬁其皮，不然皮急则死，故《周南》复取少桃以兴，所谓桃之夭夭是也”。可以看出在诗经时代桃已经成为年轻的人们普遍认同的爱情表达之物。
爱情婚姻意味着后代的繁衍与生育，白居易《种桃歌》曰：“食桃种其核，一年核生芽。二年长成枝，三年桃有花。忆昨五六岁，灼灼盛芬华”。皆言其生长迅速。桃树结实繁多，《本草纲目》卷二十九：“李时珍日：桃性早花，易植而子繁，故字从木、兆。十亿日兆，言其多也。或云：从兆谐声也。”在生殖崇拜的远古，桃树因其的特性获得先民的青睐，也就理所当然的了。桃在生育民俗中主要体现在“挂红子”及“过百岁”等风俗活动，婴儿降生之后，要在大门上挂一块红布，红布用桃枝挑起，一方面是添喜的标志，另一方面，红子和桃枝有辟邪的象征意义，祝愿孩子健健康康的成长。在婴儿降生的一百天，要举行庆祝活动，叫做“做百日”，俗以长命百岁为吉，过百岁的礼品可以多种多样，但一般不会缺少“核桃锁”即用桃核雕刻而成。当然桃子在俗信中还有祈福娱神和驱凶禳鬼的功用。
三、“躲禄瓜瓞”——母体的隐秘象征
从外形来看，葫芦与女阴相像。肖兵先生认为：“葫芦或瓜可能与妇女的腹部，可与子宫发生类似联想”。肖兵先生指的妇女的腹部大约是女性怀孕时隆起的腹部，这时女性浑圆与突起的腹部与葫芦很相似。“在西 方妊娠期的妇女被尊为巨腹豪乳的女神：在我国的汉傣等二十几个民族中，巨腹豪乳的女神雕像与葫芦的形状正好吻合”。正是这种相似，使得初民在原始思维中把葫芦看作是生殖崇拜的象征。再加之葫芦多籽及其旺盛的生命力和繁殖能力，更进一步加强了其生殖内涵的象征意义。黑格尔在《美学》中谈到：“在讨论象征艺术时我们早已提到，东方所强调和崇敬的往往是自然界的普遍生命力。……特别是印度，这种宗教崇拜是普遍的，它也影响到佛里基亚和叙利亚，表现为巨大的生殖女神像。后来连希腊人也接受了这种概念。更具体地说，对自然界普遍的生命力的看法是用雌雄生殖器的形状来表现和崇拜的”。
在《诗经》时代，中国就已经有着浓厚的葫芦生殖崇拜社会风习，诗经《小雅·南有嘉宾》“南有椤木，甘瓠累之”在这里用葫芦象征周朝子民的繁荣昌盛，是葫芦生殖崇拜的遗留：诗经《大雅·绵》“绵绵瓜瓜，民之初生”更是以葫芦藤蔓萦绕不绝，子实累累来祝颂子孙昌盛。并传说葫芦在洪水到来时保护了人类的始祖伏羲和女娲，使生命得以延续，而本身也成为繁衍的暗喻，因此闻一多在《神话与诗·伏羲考》中说：“汉族以葫芦(瓜)为女娲本身……为什么以始祖为葫芦化身，我想应该是因为瓜类的籽是子孙繁衍的最妙象征，故取之相比拟”。因此作为民俗文化载体的郎庄面老虎中的日月葫芦、双葫芦等葫芦造型，是以一种艺术的形式传承者先民对生命繁衍的信仰与观念，反映出民间生存群体的生命功利心理和思维方式。
四、“榴开百子”——生命符号的体现
石榴为石榴科落叶灌木，又名丹若、涂林、安石榴，原产于波斯一代，汉代时时传入我国。晋代张华《博物志》载：“汉张骞出使西域，得涂林安石榴种以归，故名安石榴。”其树有“奇崛而不枯瘠，清新而不柔媚”的品性，千百年来不但成为可供人们观赏的花卉，以及可食用的水果，而且还具有了某种象征意义，它象征着美好的事物，千百年被炎黄子孙看作为“多子”的象征物和旺盛地繁衍生命的符号，并相信它具有某种超自然的力量，赋予它以至高无上的灵气，能给家庭带来繁荣和幸福。作为吉祥物石榴是多子多孙，多福多寿的象征：石榴花是繁荣昌盛、和睦团结的吉庆佳兆。石榴树枝繁叶茂，一般有三到五个分枝，即使遇到严重的病虫害使树干枯死，其根系照样存活，来年枯死的主干旁边重新萌发新枝，又重新开花结果，俗话说：“石榴树分五股，少了这股有那股”，这不仅是说儿女分支多，而且寓其生命繁衍的昌盛。
古人称石榴为“千房同膜，千子如一”，早在汉魏六朝时期，石榴已成为祝吉生子的吉祥瓜果，据《北齐书·魏收传》载：北齐皇帝安德王有一次到宠妃李妃娘家赴宴。临别时，李妃的母亲送给他两个大石榴。皇帝不明其意，觉得十分奇怪，便把石榴扔掉了。这是太子少傅魏收说：“石榴房中多子，主新婚，妃母欲子孙众多”。安德王一听很高兴，忙叫魏收把扔掉的石榴拾起来，并赐给他美锦二匹。后世遂相沿成俗，民间有订婚下聘或迎娶送嫁时互赠石榴的风俗。且吉祥图案“榴开百子”更是新婚时窗花、帐幔、枕头等新房陈设中常见的图案。石榴作为生命繁衍的符号，其象征性和寓意性早已深深的印鉴在炎黄儿女的集体无意识之中，并随着民间艺术的长河流传到今天，它的生命力依然在郎庄面老虎艺术中有着深刻体现，如并蒂石榴(扁平对称造型，中间挤出一个小石榴，果蒂成环状，有生生不息的涵义)；西瓜石榴：石榴辣椒：贡果石榴：十全十美(叶片垫底，十个石榴红绿相间摆成圆形，中间有一朵太阳花，上部塑有一挂环)等等。
[关键词]郎庄 面塑艺术 植物造型 生命符号
郎庄所属北馆陶镇，处于冠县西北部，一千多年前的黄河曾在这里咆哮而过，昔日的黄河水已不复存在，也听不到黄河船夫悲怆的号子，唯有沉积在河底的泥沙躺在这里，虽然它不复流动，但却托起鲁西北大地上的千万棵白杨，百万家粮仓，托起了欢快、质朴、热烈、五彩的面老虎。在郎庄面老虎题材中经常出现一些植物图像单元来替代可以使生命繁衍的“神物”，诸如红枣、桃子、葫芦、石榴等。这些植物形象的特殊表象和行为动态被捕捉凝结在固定模式的组合图案中，虽然有些自然原型的直观审美等级似乎太低，有些并非是当地的常见之物，然而却顽固的占据着一个地盘，而且在郎庄面塑艺人的技艺功夫中变得十分亲切，因为它们共同构成了生命繁衍的文化长链，体现了远古的生命意识与观念，体现了原始先民对生殖的崇拜。这种独特的文化基因深藏于民间艺人的记忆中，并且这种记忆至今依然在郎庄面塑艺人那里代代传承着。它将善良和美好的愿望集于一身，成为人们心目中能够驱邪避灾的保护神和接福送子的吉祥物，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地的生产生活状况和人民的心理状态。
一、“枣生贵子”——永不磨灭的生命因子
潘安在《仁笙赋》中写到：“枣下纂纂，朱实离离。”枣在中国可谓家喻户晓，其足迹遍及大江南北。而“枣子”谐音“早子”的显性关系却维系着枣与生殖崇拜的隐形联系，人们更是常常馈赠枣桂栗来表达“早生贵子”的美好祈愿。列维·布留尔在《原始思维》中提到：“原始民族的语言永远是精确地按照事物和行动呈现在眼睛里和耳朵里的那种形式来表现关于他们的观念”，“他们不去描写感知着的主体所获得的印象，而是去描写客体在空间中的形状，轮廓，位置，运动，动作方式，一句话，描写那种能够感知和描绘的东西。”这种思维建立起红枣与女性生殖器之间的积极期盼与满足的心理关系。枣在直观形态上与女性生殖器具有某些相似性。枣有着椭圆形的狭小外形，深红的颜色，分层的内部组织结构，与女阴形态上有趋同性。同样从植物特性来看，枣种的繁衍与人类的生殖具有内在的同一性。枣树易成活，生长寿命长，且果实繁多，这些在历代文献中都有详述的记载，可见枣是一种生命力强，繁衍能力旺盛的植物，而当先民看到枣树易于生长成活，且枝繁叶茂、果实充盈时，便会自然地联想到自身的生育繁殖活动，产生一种共鸣感应的复杂情绪。列维·布留尔写到：“在原始人的思维的集体表象中，客体、存在物、现象是它们本身又是其它什么东西”，“原始人通过各种方式如转移、接触、感应、远距离作用”等形式，使得相似的物象间形成功能上的转移的互渗。也正是在这种互渗的思维模式引导下，枣与人类生育子嗣之间建立起一种难舍难分的关系。
枣与生殖崇拜，祈子求嗣有着密切的关联，因而以枣祈祖，还有期盼家族人丁兴旺，保佑子孙平安之意。这在后代的文献资料中有所记载。宋孟元老《东京梦华录》中有这样一段记述：“八月秋社，各以社糕，社酒相送……人家妇女皆归外家，晓归即外公姨舅皆以新葫芦儿、枣儿为遗，俗云宜良外甥。”可以说这一句仍旧顽强地昭示出枣所隐匿的服务于生育子嗣的神秘功能。即使社会发展，时代变迁，枣仍以其原有的生殖观念成为人们心目中的吉祥物，这不能不说是原始生殖崇拜所造成的深刻影响，只不过随着人类文明的进化，过去那种枣象征女阴的生殖崇拜的原始内容消失了，留下的只有枣俗古朴的“形式”了。而郎庄面老虎中的枣造型就是含有生殖崇拜内容的古朴形式之一，如供果红枣，并蒂枣栗，枣桂合璧等。
二、“桃之夭夭”——爱情和生命的祈盼
桃的灵物崇拜习俗由来已久，且流布广远，影响至深，广大农村地区婚嫁生育等生活的各个方面都还不同程度地存在着这种影响。如在“送日子”及“亲迎”之礼中，常会用到桃。“送日子”是指男方请人根据属相、生辰等确定婚期并通知女方，请求同意。“送日子”的同时男方还要送聘礼，女方则回赠男方寿桃。在山东龙口等地依然保留着这种习俗，即在结婚之日需在新郎轿子内放两个桃子。而郎庄面老虎更是以自己的独特造型在传承着民间流传下来的这种精神俗信，如贡果桃子，双花桃，桃子石榴等造型。其实在中国的诗经时代就已经将桃作为男女青年表达爱情的信物，这是人类早期以劳动成果向恋人示爱的一种转化形式，如《卫风·木瓜“投我以木桃，报之以琼瑶。匪报也，永以为好也。”当然桃子也成为女子已成年应婚嫁的征象，这也是人类早期民歌好以自然景观和劳动果实起兴的传承，如《周南·桃夭》“桃之天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桃之夭夭，有贲其实，之子于归，宜其家室。桃之夭夭，其叶蓁蓁，之子于归，宜其家人。”对于这种征象，宋人陆佃，罗原曾进行了求源，陆佃言：“桃有华之盛者，其性早华，又华于仲春，故《周南》以兴女之年时俱富。……然皮束茎干颇急，四岁以上，宜以刀鬁其皮，不然皮急则死，故《周南》复取少桃以兴，所谓桃之夭夭是也”。可以看出在诗经时代桃已经成为年轻的人们普遍认同的爱情表达之物。
爱情婚姻意味着后代的繁衍与生育，白居易《种桃歌》曰：“食桃种其核，一年核生芽。二年长成枝，三年桃有花。忆昨五六岁，灼灼盛芬华”。皆言其生长迅速。桃树结实繁多，《本草纲目》卷二十九：“李时珍日：桃性早花，易植而子繁，故字从木、兆。十亿日兆，言其多也。或云：从兆谐声也。”在生殖崇拜的远古，桃树因其的特性获得先民的青睐，也就理所当然的了。桃在生育民俗中主要体现在“挂红子”及“过百岁”等风俗活动，婴儿降生之后，要在大门上挂一块红布，红布用桃枝挑起，一方面是添喜的标志，另一方面，红子和桃枝有辟邪的象征意义，祝愿孩子健健康康的成长。在婴儿降生的一百天，要举行庆祝活动，叫做“做百日”，俗以长命百岁为吉，过百岁的礼品可以多种多样，但一般不会缺少“核桃锁”即用桃核雕刻而成。当然桃子在俗信中还有祈福娱神和驱凶禳鬼的功用。
三、“躲禄瓜瓞”——母体的隐秘象征
从外形来看，葫芦与女阴相像。肖兵先生认为：“葫芦或瓜可能与妇女的腹部，可与子宫发生类似联想”。肖兵先生指的妇女的腹部大约是女性怀孕时隆起的腹部，这时女性浑圆与突起的腹部与葫芦很相似。“在西 方妊娠期的妇女被尊为巨腹豪乳的女神：在我国的汉傣等二十几个民族中，巨腹豪乳的女神雕像与葫芦的形状正好吻合”。正是这种相似，使得初民在原始思维中把葫芦看作是生殖崇拜的象征。再加之葫芦多籽及其旺盛的生命力和繁殖能力，更进一步加强了其生殖内涵的象征意义。黑格尔在《美学》中谈到：“在讨论象征艺术时我们早已提到，东方所强调和崇敬的往往是自然界的普遍生命力。……特别是印度，这种宗教崇拜是普遍的，它也影响到佛里基亚和叙利亚，表现为巨大的生殖女神像。后来连希腊人也接受了这种概念。更具体地说，对自然界普遍的生命力的看法是用雌雄生殖器的形状来表现和崇拜的”。
在《诗经》时代，中国就已经有着浓厚的葫芦生殖崇拜社会风习，诗经《小雅·南有嘉宾》“南有椤木，甘瓠累之”在这里用葫芦象征周朝子民的繁荣昌盛，是葫芦生殖崇拜的遗留：诗经《大雅·绵》“绵绵瓜瓜，民之初生”更是以葫芦藤蔓萦绕不绝，子实累累来祝颂子孙昌盛。并传说葫芦在洪水到来时保护了人类的始祖伏羲和女娲，使生命得以延续，而本身也成为繁衍的暗喻，因此闻一多在《神话与诗·伏羲考》中说：“汉族以葫芦(瓜)为女娲本身……为什么以始祖为葫芦化身，我想应该是因为瓜类的籽是子孙繁衍的最妙象征，故取之相比拟”。因此作为民俗文化载体的郎庄面老虎中的日月葫芦、双葫芦等葫芦造型，是以一种艺术的形式传承者先民对生命繁衍的信仰与观念，反映出民间生存群体的生命功利心理和思维方式。
四、“榴开百子”——生命符号的体现
石榴为石榴科落叶灌木，又名丹若、涂林、安石榴，原产于波斯一代，汉代时时传入我国。晋代张华《博物志》载：“汉张骞出使西域，得涂林安石榴种以归，故名安石榴。”其树有“奇崛而不枯瘠，清新而不柔媚”的品性，千百年来不但成为可供人们观赏的花卉，以及可食用的水果，而且还具有了某种象征意义，它象征着美好的事物，千百年被炎黄子孙看作为“多子”的象征物和旺盛地繁衍生命的符号，并相信它具有某种超自然的力量，赋予它以至高无上的灵气，能给家庭带来繁荣和幸福。作为吉祥物石榴是多子多孙，多福多寿的象征：石榴花是繁荣昌盛、和睦团结的吉庆佳兆。石榴树枝繁叶茂，一般有三到五个分枝，即使遇到严重的病虫害使树干枯死，其根系照样存活，来年枯死的主干旁边重新萌发新枝，又重新开花结果，俗话说：“石榴树分五股，少了这股有那股”，这不仅是说儿女分支多，而且寓其生命繁衍的昌盛。
古人称石榴为“千房同膜，千子如一”，早在汉魏六朝时期，石榴已成为祝吉生子的吉祥瓜果，据《北齐书·魏收传》载：北齐皇帝安德王有一次到宠妃李妃娘家赴宴。临别时，李妃的母亲送给他两个大石榴。皇帝不明其意，觉得十分奇怪，便把石榴扔掉了。这是太子少傅魏收说：“石榴房中多子，主新婚，妃母欲子孙众多”。安德王一听很高兴，忙叫魏收把扔掉的石榴拾起来，并赐给他美锦二匹。后世遂相沿成俗，民间有订婚下聘或迎娶送嫁时互赠石榴的风俗。且吉祥图案“榴开百子”更是新婚时窗花、帐幔、枕头等新房陈设中常见的图案。石榴作为生命繁衍的符号，其象征性和寓意性早已深深的印鉴在炎黄儿女的集体无意识之中，并随着民间艺术的长河流传到今天，它的生命力依然在郎庄面老虎艺术中有着深刻体现，如并蒂石榴(扁平对称造型，中间挤出一个小石榴，果蒂成环状，有生生不息的涵义)；西瓜石榴：石榴辣椒：贡果石榴：十全十美(叶片垫底，十个石榴红绿相间摆成圆形，中间有一朵太阳花，上部塑有一挂环)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