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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协饷是清朝一项非常重要的财政制度，学者对协饷制度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晚清的新疆地区。关于协饷与票号、外债的关系方面也多有论述，对受协地区的影响也有详细的介绍。
关键词：协饷；票号；外债
文章编号：978-7-5369-4434-3（2011）01-060-04
清代直省的财政支出，分为坐支、给领、协饷、估拨四种，其中，协饷是“清朝政府财政分配运转中的一项十分重要的制度”①。对于协饷的定义，马陵合认为“协饷是一种间接的中央解款，是中央政府为调剂地区贫富和以应急需在省区之间进行的财政调拨方式”②；陈峰认为协饷是“将财力有余省份拨协财力不足省份的一种保证军需供支平衡的手段”③；魏建华、薛晖认为协饷是户部根据“各省库存银数以及开支预算后，指定有余的省份拨银给不足的省份”④。清朝财政是由中央统一支配的，根据光绪《大清会典事例》雍正三年（1725）所奏，“直省于春秋二季，将实在存库帑银造具清册” ，“由部据各省所报现存实数酌定数目奏册拨解”⑤。其中，陕西、甘肃、四川、云南、贵州等省成为受协省份。简言之，协饷就是由户部指定财政收入富裕的省份向入不敷出的省份协济的一种制度。协饷分为协济银粮和协济兵饷两类，前者指协济邻省行政用款，后者指接济邻省兵饷不足。
清代协饷制度的运行情况可以以太平天国运动的爆发为界分为两个时期，前一时期，财政权掌握在中央，中央有能力支配全国财政，协饷基本能按时足额拨解；但太平太国运动爆发后，中央财政失控，运转不灵，而地方开始掌握财政权，财权下移，地方大员专顾本省，协饷运解放在其次，更有甚者，将协饷截留，协饷制度趋于崩溃。
协饷涉及清朝财政、军事两个方面，因此在研究清代财政和军事方面的论著中都有关于协饷的部分。周育民《晚清财政与社会变迁》（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认为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的过程中，清朝的财政体制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财政权逐渐下落到地方督抚的手上，地方财政日益发展，协饷制度趋于瓦解，各省之间的协拨实际上处于瘫痪状态。陈峰《清代军费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对清代兵饷的协拨做了简要的介绍，指出兵饷的协拨是经常性的，但受协省份、拨协省份以及协饷总额历朝、历年略有不同，乾隆朝协饷总额每年大致在四百万两左右。而且为了协饷的正常拨解，制定了拨解考成则例，但兵饷还是有欠解，兵饷的协济拨解完欠与否，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于全国财政状况的好坏以及各省财力的是否充足。在《清代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中作者又进一步指出：清初的协饷欠解和晚清的协饷欠解不同，前者属于普遍性的财政困难，而后者除了财政困难外，还与地方督抚权力的膨胀有关。
在论文方面研究协饷的文章有很多，可分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协饷的受协地区
根据光绪朝《大清会典事例》所载，雍正三年时的受协地区有陕西、甘肃、四川、云南、贵州。但受协地区是根据该省的财政收入定的，不同的时期受协地区也不同。
1、新疆
乾隆二十五年（1760）清政府收复新疆，自此新疆成为受协地区之一。
齐清顺《清代新疆的协饷供应和财政危机》（《新疆社会科学》1987年第3期）是一篇较详细介绍清代新疆协饷方面的文章。正如作者所说，协饷的有无和多寡，不仅关系到新疆财政状况的好坏，关系到清政府在新疆统治的稳定，也关系到我国西北边防的巩固和安全。因此，弄清新疆协饷的各个问题，对研究清代新疆历史有重要意义。文章从新疆协饷的来源，使用情况，协饷对新疆的影响以及新疆财政危机的原因等方面做了系统的论述。此外该作者《清代新疆的协饷和专饷》（《新疆历史研究》1985年第1期）、《清代新疆饷银的来源、使用和欠额》（《新疆历史研究》1985年第3期）对新疆的军费以及协饷供应关系做了深入的研究。
厉声《乾隆年间新疆协饷拨解及相关问题》（《清史研究》1998年第2期）从新疆实行协饷的原因，协饷制度在新疆的建立以及协饷的使用和分配和乾隆后期新疆协饷制度的改革等方面分析了乾隆年间新疆的协饷问题。最后作者指出新疆协饷的实质是中央定期向新疆调拨的兵饷，由于这一时期新疆实行的军政合一的军府制，所以随调拨兵饷搭拨有行政、少数民族事务管理等项费用，实行行政上军政合一、财政上以军养政的政策；新疆驻防兵饷的主要来源是协饷，但并不是唯一来源，还有牲畜等实物调拨，垄断贸易；新疆也有协济内地之举；而且清政府对协饷的管理主要是通过详细审核经费开支的奏销来实现的。
清代新疆协饷制度的形成与发展，道光时期新疆协饷制度的变化及咸丰时期协饷正常调拨秩序的崩溃，同治年间新疆协饷调拨的混乱局面与左宗棠西征饷事，新疆建省后协饷制度的重新建立与新疆协饷调拨的结束，清代新疆协饷制度的分期、特点及影响等五个方面在魏建华、薛晖的《清代协饷制度概论》（《新疆近现代经济研究文集》新疆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一文中有详尽论述。
陈剑平的《试析新疆建省以来协饷对社会经济的影响》（《历史教学》2008年第14期）和徐磊、桂全民的《清政府“协饷”政策对治理新疆的历史作用评析》（《伊犁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1期）也分析了协饷在新疆历史上所起的作用。陈剑平认为协饷是清政府维持清代新疆军政管理体系正常运转的财政基石，对清政府有效管辖新疆，对保持边疆稳定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徐磊、桂全民则从协饷对建省后的新疆的社会经济产生了深刻影响：减轻了人民负担，缓和了社会矛盾，推动了新疆城市、商业、金融业、电报事业的发展等方面予以阐述。但根据齐清顺《清代新疆的协饷供应和财政危机》中的观点，新疆对协饷的严重依赖，制约了新疆的经济发展，由于绝大部分协饷用来支领驻兵官兵俸饷，因此协饷的有无和多寡，对军队的影响最大。晚清欠饷越来越多，对我国西北边防的巩固和清朝在新疆统治的稳定，都带来严重后果：直接削弱了我国抵抗外来侵略的力量，影响清政府在新疆的应变的能力，清政府在后期的新疆用兵往往因协饷不济而贻误战机。
此外，王中新的《清朝对新疆实行“协饷”和“专饷”政策之探析》（《新疆地方志》2005年第2期）对协饷和专饷形成的原因及其对新疆的影响进行了分析。刘建超《晚清新疆协饷枯竭原因探析》（《昌吉学院学报》2009年第1期）指出晚清政治腐败，农民起义及新疆叛乱，沙俄的入侵是造成晚清新疆协饷枯竭的原因。
2、贵州
贵州也是接受协饷的一个省份，贵州协款主要用于军饷支出，占协款总额的91%左右。蒋德学《论清代贵州的协款》（《贵州社会科学》1987年第8期）论述了贵州协饷的来源及其用途和在欠饷状况下贵州筹集财政的方法。作者指出，清代贵州协款总量从前期到后期的不断增加，还从一个侧面反应了清王朝由盛及衰，逐渐走向灭亡的过程。清王朝一方面加紧对贵州各族人民进行掠夺，另一方面又不得不增加军队、增加协款、加紧镇压各族人民的反抗，苟延残喘以维护其摇摇欲坠的统治。
云贵地区协饷没能成为资本形成的原因是因为军费的使用，云贵地区多乱事，军队驻扎较多，军费就不可少，协饷主要用在了军事上，用在经济方面的就自然减少，此外还有因协饷而形成的依赖心理。（张朋园《落后地区的资本形成——云贵的协饷与鸦片》，《贵州文史丛刊》1990年第2期）
3、四川
四川也是最初接受协饷的省份之一，咸同之际，四川从受协省份变成了承协省份。太平天国运动开始后，四川逐渐由受协省份转变为承协省份，为清政府对抗太平军提供了大量的协饷，成为协饷制度内的生力军，这一方面是因为当时清政府财政窘迫，不得不向各行省需索财赋，另一方面也与川省的经济潜力必不可分：川省经过多年的恢复与发展，境内物阜民丰，积累了大量的财富。（吴昌稳《从受协到承协——咸丰年间四川财政地位的转换》（《历史教学》2008年第16期））
4、台湾
在台湾建省之前，其财政是由福建内地协济的，每年至少20万两。光绪十一年（1885），台湾建省，但其财政收入无法满足支出，因此需要各地省关协济。据邓孔昭《台湾建省初期的福建协饷》（《台湾研究集刊》1994年第4期）所载，福建每年协济台湾饷银44万两，五年为期，共220万两，除了44万两被用于购炮办理台澎海防，另有一部分被用于修筑台湾铁路之外，其余的都用在了防军兵饷。福建协饷，对于保证建省初期台湾财政的正常运转，各项建设事业的顺利进行起到了良好的作用。
5、广西
据光绪朝《清会典事例》雍正三年载：“广西是仅敷省份”，但在清初，广西根本无力完成地丁钱粮的征收任务，清政府只得调拨其他省份的协款充广西军饷，以满足军事开支的需要，“三藩之乱”后，广西政局稳定，存留的饷粮有时也协济其他省份。但在清朝后期，广西财政已不能自给，开始靠他省协济，新政则把广西财政推向了危机的顶峰，财源枯竭，藩库空虚。到辛亥革命前夕，库存已不够半个月的开支。对此，杨占坡《清代广西财政存留制度研究》（硕士论文）和李玉军《清末广西财政试析》（《社会科学家》1992年第4期）都进行了有专门论述。
二、协饷与票号
清朝的协饷历来是由中央户部指定协拨的，而且是官运官解，但自太平天国运动爆发后，南方各省关解运饷银的道路受阻，各省的财政也出现了危机，而票号的主要业务内容是商业汇兑，这就为票号提供了机会。
票号是产生于道光年间以汇兑和存放款业务为主的金融组织。在太平天国运动爆发前，清政府严厉禁止票号经手官饷的筹解。现银运送的困难为票号承揽官饷汇兑业务提供了一个契机，票号汇兑京协饷的确切年代为同治元年(1862年)。任树根在《山西票号与近代广东金融》中指出鸦片战争后，为完成协饷任务，广东地方政府开始向票号借垫。广东票号所承汇的协饷包括陕甘协饷、伊犁协饷、广西协饷、云贵协饷、河工银两、赈款等。李可《中法战争中的同庆丰票号》对同庆丰票号在中法战争期间于财政方面的大力支持作了充分的肯定。而且在中法战后，同庆丰票号势力扩展更快，包揽了云南官府的收入、支出的存放、汇兑业务，逐渐成为云南的“省金库”和省内外知名大票号。
此外，杨俊国、马世翔《试论清代新疆晋商》（《昌吉学院学报》2008年第2期）、陈先松《1851——1864年官饷运送方式析论》（《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9年第4期）、李永福《山西票号研究》（博士论文）也对协饷与票号、晋商的关系进行了论述。
饷票是晚清军兴时期安徽、河南、江苏等省为了解决本省军需及外省协饷而临时奏请发行的一种地方捐票。根据李智萍《略论晚清军兴时期的饷票》（《历史长廊》2010年第6期）的论述，饷票的做法与其它官票类似，也是刊印带有一定面值，按字号发行的有价证券，但其发行和使用范围则有严格的限制：（1）只用于军营粮台筹饷，（2）另设捐局，只准报捐，不作别用，（3）何处发行即由何处捐局通过报捐收回。饷票虽然缓解了各地筹饷协饷的压力，但它还是有损吏治，并造成了捐纳的混乱。
三、左宗棠西征与协饷
同治五年（1866），左宗棠奉命西征。随着西征战事的日益展开，兵员的不断增多，军费的开支也日益庞大。左宗棠“每年共需实饷六百数十万两，外增出关转运出款二百余万两”，共八百余万两，但实际收到的协饷仅为500万两。为了保证所需军饷的足额到位他通过各种可能的途径和措施开辟饷源，如举借外债、奏请部款，筹集商款以及捐输、征榷税厘等等。关于这方面，沈其新的《左宗棠“西征借款”试析》（《兰州学刊》1986年第6期）对左宗棠西征军费的浩繁提出了质疑：除了筹运经费太贵外，兵饷太优和借洋债利息太高也是其原因。左宗棠举借外债虽有“协饷不齐”的原因，但主要是为了争饷，为战少，并且举借外债给近代中国造成了严重后果：加深了人民的灾难，便利了殖民主义的经济侵略，影响了国防全局。蒋致洁《左宗棠收复新疆战役军饷问题探讨》（《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8年第2期）对新疆战役的军饷来源及分配、军饷收支的特点以及左宗棠筹饷成功的原因做了分析，他认为新疆战役共消耗军费约五千万两银子，约占全国财政总收入的15.6%，其中协饷几乎占收入总数的一半。马陵合《试析左宗棠西征借款与协饷的关系》（《历史档案》1997年第1期）认为西征借款是对协饷制度的补充，而且外债也可以制止协饷的拖欠，但从长远来看，因协饷不济而用外债来弥补则体现了中央财政控制力的下降。此外还有周育民《塞防海防与清朝财政》（《上海师范大学学报》2001年第1期）论述了因晚清财政的困窘，协饷的欠缺，清政府举借内外债以应付军费的开支。陈策《西征协饷与晚清财政运行》（《兰州教育学院学报》2003年第2期）论述了清政府在对各省关催饷无着的情形下，只得通过海关举借外债，并以协甘饷为担保。马陵合、罗平铃《左宗棠外债观探析》（《安徽史学》2004年第4期）分析了左宗棠的外债观：举借应急以巩固塞防，以外债弥补传统政体的缺陷，具有初步的外债观。白学峰《左宗棠与甘肃财税改革》（《西北民族大学学报》2005年第5期）论述了左宗棠在协饷不济的情况下，为了筹措军费在甘肃实行的财税改革，包括田赋、盐务、茶务、厘金等。杜军辉《左宗棠在收复新疆战争中的粮饷筹措》（《信阳农业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7年第4期）论述了左宗棠在筹饷的过程中，除了继续争取协饷外，还通过其他途径筹饷粮：借用洋款，屯田，开辟北部粮道等。任念文《左宗棠西征军费与晚清西北边疆治理实力》（《军事经济研究》2007年第7期）从分析左宗棠西征军费的变化来反晚清对边疆的治理能力：虽然清朝最终收复了新疆但它中央集权统治进一步衰弱，边疆分裂活动此起彼伏，列强觊觎我边疆领土。
马金华在《晚清中央与地方的财政关系——以外债为研究中心》（《清史研究》2004年第1期）以及他的博士论文《外债与晚清政局》中认为，一方面，外债作为财政收入，它的举借推动了地方权力的增长，另一方面，外债作为财政支出，它的摊还又成为中央与地方权力争夺的焦点。西征借款使受协省份运用外债的国债性质迫使协拨省份从协饷中如期偿还外债本息，中央在协饷资金运转中被逐渐架空，地方与中央的经济矛盾发展到新的阶段。这时中央开始着手管理外债，采取了专项经费的办法以变通解协饷制度的运行方式，但枝节的修补对于改变僵化衰微的清朝财政体制无济于事。
四、其他方面
作为镇压太平天国运动的主力——湘军，其兵弁的军饷比绿营军多许多。曾国藩为了筹措军饷，用了许多办法，其中之一就是协饷。湘军的协饷主要依赖四川、广东、湖北等省的支援，协饷的范围有劝捐、盐务、关税、漕折等，主要是靠奏请朝廷拨饷和利用私人关系两种形式获得协饷，但协饷很不稳定。杨呈新《湘军筹饷论》（《扬州职大学报》1995年试刊号）和刘凝凡《曾国藩湘军筹饷问题研究》（硕士论文）、谢羽《湘军军饷筹措的途径及其特点》（《军事经济研究》2009年第9期）对此有专门论述。
关键词：协饷；票号；外债
文章编号：978-7-5369-4434-3（2011）01-060-04
清代直省的财政支出，分为坐支、给领、协饷、估拨四种，其中，协饷是“清朝政府财政分配运转中的一项十分重要的制度”①。对于协饷的定义，马陵合认为“协饷是一种间接的中央解款，是中央政府为调剂地区贫富和以应急需在省区之间进行的财政调拨方式”②；陈峰认为协饷是“将财力有余省份拨协财力不足省份的一种保证军需供支平衡的手段”③；魏建华、薛晖认为协饷是户部根据“各省库存银数以及开支预算后，指定有余的省份拨银给不足的省份”④。清朝财政是由中央统一支配的，根据光绪《大清会典事例》雍正三年（1725）所奏，“直省于春秋二季，将实在存库帑银造具清册” ，“由部据各省所报现存实数酌定数目奏册拨解”⑤。其中，陕西、甘肃、四川、云南、贵州等省成为受协省份。简言之，协饷就是由户部指定财政收入富裕的省份向入不敷出的省份协济的一种制度。协饷分为协济银粮和协济兵饷两类，前者指协济邻省行政用款，后者指接济邻省兵饷不足。
清代协饷制度的运行情况可以以太平天国运动的爆发为界分为两个时期，前一时期，财政权掌握在中央，中央有能力支配全国财政，协饷基本能按时足额拨解；但太平太国运动爆发后，中央财政失控，运转不灵，而地方开始掌握财政权，财权下移，地方大员专顾本省，协饷运解放在其次，更有甚者，将协饷截留，协饷制度趋于崩溃。
协饷涉及清朝财政、军事两个方面，因此在研究清代财政和军事方面的论著中都有关于协饷的部分。周育民《晚清财政与社会变迁》（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认为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的过程中，清朝的财政体制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财政权逐渐下落到地方督抚的手上，地方财政日益发展，协饷制度趋于瓦解，各省之间的协拨实际上处于瘫痪状态。陈峰《清代军费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对清代兵饷的协拨做了简要的介绍，指出兵饷的协拨是经常性的，但受协省份、拨协省份以及协饷总额历朝、历年略有不同，乾隆朝协饷总额每年大致在四百万两左右。而且为了协饷的正常拨解，制定了拨解考成则例，但兵饷还是有欠解，兵饷的协济拨解完欠与否，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于全国财政状况的好坏以及各省财力的是否充足。在《清代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中作者又进一步指出：清初的协饷欠解和晚清的协饷欠解不同，前者属于普遍性的财政困难，而后者除了财政困难外，还与地方督抚权力的膨胀有关。
在论文方面研究协饷的文章有很多，可分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协饷的受协地区
根据光绪朝《大清会典事例》所载，雍正三年时的受协地区有陕西、甘肃、四川、云南、贵州。但受协地区是根据该省的财政收入定的，不同的时期受协地区也不同。
1、新疆
乾隆二十五年（1760）清政府收复新疆，自此新疆成为受协地区之一。
齐清顺《清代新疆的协饷供应和财政危机》（《新疆社会科学》1987年第3期）是一篇较详细介绍清代新疆协饷方面的文章。正如作者所说，协饷的有无和多寡，不仅关系到新疆财政状况的好坏，关系到清政府在新疆统治的稳定，也关系到我国西北边防的巩固和安全。因此，弄清新疆协饷的各个问题，对研究清代新疆历史有重要意义。文章从新疆协饷的来源，使用情况，协饷对新疆的影响以及新疆财政危机的原因等方面做了系统的论述。此外该作者《清代新疆的协饷和专饷》（《新疆历史研究》1985年第1期）、《清代新疆饷银的来源、使用和欠额》（《新疆历史研究》1985年第3期）对新疆的军费以及协饷供应关系做了深入的研究。
厉声《乾隆年间新疆协饷拨解及相关问题》（《清史研究》1998年第2期）从新疆实行协饷的原因，协饷制度在新疆的建立以及协饷的使用和分配和乾隆后期新疆协饷制度的改革等方面分析了乾隆年间新疆的协饷问题。最后作者指出新疆协饷的实质是中央定期向新疆调拨的兵饷，由于这一时期新疆实行的军政合一的军府制，所以随调拨兵饷搭拨有行政、少数民族事务管理等项费用，实行行政上军政合一、财政上以军养政的政策；新疆驻防兵饷的主要来源是协饷，但并不是唯一来源，还有牲畜等实物调拨，垄断贸易；新疆也有协济内地之举；而且清政府对协饷的管理主要是通过详细审核经费开支的奏销来实现的。
清代新疆协饷制度的形成与发展，道光时期新疆协饷制度的变化及咸丰时期协饷正常调拨秩序的崩溃，同治年间新疆协饷调拨的混乱局面与左宗棠西征饷事，新疆建省后协饷制度的重新建立与新疆协饷调拨的结束，清代新疆协饷制度的分期、特点及影响等五个方面在魏建华、薛晖的《清代协饷制度概论》（《新疆近现代经济研究文集》新疆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一文中有详尽论述。
陈剑平的《试析新疆建省以来协饷对社会经济的影响》（《历史教学》2008年第14期）和徐磊、桂全民的《清政府“协饷”政策对治理新疆的历史作用评析》（《伊犁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1期）也分析了协饷在新疆历史上所起的作用。陈剑平认为协饷是清政府维持清代新疆军政管理体系正常运转的财政基石，对清政府有效管辖新疆，对保持边疆稳定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徐磊、桂全民则从协饷对建省后的新疆的社会经济产生了深刻影响：减轻了人民负担，缓和了社会矛盾，推动了新疆城市、商业、金融业、电报事业的发展等方面予以阐述。但根据齐清顺《清代新疆的协饷供应和财政危机》中的观点，新疆对协饷的严重依赖，制约了新疆的经济发展，由于绝大部分协饷用来支领驻兵官兵俸饷，因此协饷的有无和多寡，对军队的影响最大。晚清欠饷越来越多，对我国西北边防的巩固和清朝在新疆统治的稳定，都带来严重后果：直接削弱了我国抵抗外来侵略的力量，影响清政府在新疆的应变的能力，清政府在后期的新疆用兵往往因协饷不济而贻误战机。
此外，王中新的《清朝对新疆实行“协饷”和“专饷”政策之探析》（《新疆地方志》2005年第2期）对协饷和专饷形成的原因及其对新疆的影响进行了分析。刘建超《晚清新疆协饷枯竭原因探析》（《昌吉学院学报》2009年第1期）指出晚清政治腐败，农民起义及新疆叛乱，沙俄的入侵是造成晚清新疆协饷枯竭的原因。
2、贵州
贵州也是接受协饷的一个省份，贵州协款主要用于军饷支出，占协款总额的91%左右。蒋德学《论清代贵州的协款》（《贵州社会科学》1987年第8期）论述了贵州协饷的来源及其用途和在欠饷状况下贵州筹集财政的方法。作者指出，清代贵州协款总量从前期到后期的不断增加，还从一个侧面反应了清王朝由盛及衰，逐渐走向灭亡的过程。清王朝一方面加紧对贵州各族人民进行掠夺，另一方面又不得不增加军队、增加协款、加紧镇压各族人民的反抗，苟延残喘以维护其摇摇欲坠的统治。
云贵地区协饷没能成为资本形成的原因是因为军费的使用，云贵地区多乱事，军队驻扎较多，军费就不可少，协饷主要用在了军事上，用在经济方面的就自然减少，此外还有因协饷而形成的依赖心理。（张朋园《落后地区的资本形成——云贵的协饷与鸦片》，《贵州文史丛刊》1990年第2期）
3、四川
四川也是最初接受协饷的省份之一，咸同之际，四川从受协省份变成了承协省份。太平天国运动开始后，四川逐渐由受协省份转变为承协省份，为清政府对抗太平军提供了大量的协饷，成为协饷制度内的生力军，这一方面是因为当时清政府财政窘迫，不得不向各行省需索财赋，另一方面也与川省的经济潜力必不可分：川省经过多年的恢复与发展，境内物阜民丰，积累了大量的财富。（吴昌稳《从受协到承协——咸丰年间四川财政地位的转换》（《历史教学》2008年第16期））
4、台湾
在台湾建省之前，其财政是由福建内地协济的，每年至少20万两。光绪十一年（1885），台湾建省，但其财政收入无法满足支出，因此需要各地省关协济。据邓孔昭《台湾建省初期的福建协饷》（《台湾研究集刊》1994年第4期）所载，福建每年协济台湾饷银44万两，五年为期，共220万两，除了44万两被用于购炮办理台澎海防，另有一部分被用于修筑台湾铁路之外，其余的都用在了防军兵饷。福建协饷，对于保证建省初期台湾财政的正常运转，各项建设事业的顺利进行起到了良好的作用。
5、广西
据光绪朝《清会典事例》雍正三年载：“广西是仅敷省份”，但在清初，广西根本无力完成地丁钱粮的征收任务，清政府只得调拨其他省份的协款充广西军饷，以满足军事开支的需要，“三藩之乱”后，广西政局稳定，存留的饷粮有时也协济其他省份。但在清朝后期，广西财政已不能自给，开始靠他省协济，新政则把广西财政推向了危机的顶峰，财源枯竭，藩库空虚。到辛亥革命前夕，库存已不够半个月的开支。对此，杨占坡《清代广西财政存留制度研究》（硕士论文）和李玉军《清末广西财政试析》（《社会科学家》1992年第4期）都进行了有专门论述。
二、协饷与票号
清朝的协饷历来是由中央户部指定协拨的，而且是官运官解，但自太平天国运动爆发后，南方各省关解运饷银的道路受阻，各省的财政也出现了危机，而票号的主要业务内容是商业汇兑，这就为票号提供了机会。
票号是产生于道光年间以汇兑和存放款业务为主的金融组织。在太平天国运动爆发前，清政府严厉禁止票号经手官饷的筹解。现银运送的困难为票号承揽官饷汇兑业务提供了一个契机，票号汇兑京协饷的确切年代为同治元年(1862年)。任树根在《山西票号与近代广东金融》中指出鸦片战争后，为完成协饷任务，广东地方政府开始向票号借垫。广东票号所承汇的协饷包括陕甘协饷、伊犁协饷、广西协饷、云贵协饷、河工银两、赈款等。李可《中法战争中的同庆丰票号》对同庆丰票号在中法战争期间于财政方面的大力支持作了充分的肯定。而且在中法战后，同庆丰票号势力扩展更快，包揽了云南官府的收入、支出的存放、汇兑业务，逐渐成为云南的“省金库”和省内外知名大票号。
此外，杨俊国、马世翔《试论清代新疆晋商》（《昌吉学院学报》2008年第2期）、陈先松《1851——1864年官饷运送方式析论》（《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9年第4期）、李永福《山西票号研究》（博士论文）也对协饷与票号、晋商的关系进行了论述。
饷票是晚清军兴时期安徽、河南、江苏等省为了解决本省军需及外省协饷而临时奏请发行的一种地方捐票。根据李智萍《略论晚清军兴时期的饷票》（《历史长廊》2010年第6期）的论述，饷票的做法与其它官票类似，也是刊印带有一定面值，按字号发行的有价证券，但其发行和使用范围则有严格的限制：（1）只用于军营粮台筹饷，（2）另设捐局，只准报捐，不作别用，（3）何处发行即由何处捐局通过报捐收回。饷票虽然缓解了各地筹饷协饷的压力，但它还是有损吏治，并造成了捐纳的混乱。
三、左宗棠西征与协饷
同治五年（1866），左宗棠奉命西征。随着西征战事的日益展开，兵员的不断增多，军费的开支也日益庞大。左宗棠“每年共需实饷六百数十万两，外增出关转运出款二百余万两”，共八百余万两，但实际收到的协饷仅为500万两。为了保证所需军饷的足额到位他通过各种可能的途径和措施开辟饷源，如举借外债、奏请部款，筹集商款以及捐输、征榷税厘等等。关于这方面，沈其新的《左宗棠“西征借款”试析》（《兰州学刊》1986年第6期）对左宗棠西征军费的浩繁提出了质疑：除了筹运经费太贵外，兵饷太优和借洋债利息太高也是其原因。左宗棠举借外债虽有“协饷不齐”的原因，但主要是为了争饷，为战少，并且举借外债给近代中国造成了严重后果：加深了人民的灾难，便利了殖民主义的经济侵略，影响了国防全局。蒋致洁《左宗棠收复新疆战役军饷问题探讨》（《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8年第2期）对新疆战役的军饷来源及分配、军饷收支的特点以及左宗棠筹饷成功的原因做了分析，他认为新疆战役共消耗军费约五千万两银子，约占全国财政总收入的15.6%，其中协饷几乎占收入总数的一半。马陵合《试析左宗棠西征借款与协饷的关系》（《历史档案》1997年第1期）认为西征借款是对协饷制度的补充，而且外债也可以制止协饷的拖欠，但从长远来看，因协饷不济而用外债来弥补则体现了中央财政控制力的下降。此外还有周育民《塞防海防与清朝财政》（《上海师范大学学报》2001年第1期）论述了因晚清财政的困窘，协饷的欠缺，清政府举借内外债以应付军费的开支。陈策《西征协饷与晚清财政运行》（《兰州教育学院学报》2003年第2期）论述了清政府在对各省关催饷无着的情形下，只得通过海关举借外债，并以协甘饷为担保。马陵合、罗平铃《左宗棠外债观探析》（《安徽史学》2004年第4期）分析了左宗棠的外债观：举借应急以巩固塞防，以外债弥补传统政体的缺陷，具有初步的外债观。白学峰《左宗棠与甘肃财税改革》（《西北民族大学学报》2005年第5期）论述了左宗棠在协饷不济的情况下，为了筹措军费在甘肃实行的财税改革，包括田赋、盐务、茶务、厘金等。杜军辉《左宗棠在收复新疆战争中的粮饷筹措》（《信阳农业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7年第4期）论述了左宗棠在筹饷的过程中，除了继续争取协饷外，还通过其他途径筹饷粮：借用洋款，屯田，开辟北部粮道等。任念文《左宗棠西征军费与晚清西北边疆治理实力》（《军事经济研究》2007年第7期）从分析左宗棠西征军费的变化来反晚清对边疆的治理能力：虽然清朝最终收复了新疆但它中央集权统治进一步衰弱，边疆分裂活动此起彼伏，列强觊觎我边疆领土。
马金华在《晚清中央与地方的财政关系——以外债为研究中心》（《清史研究》2004年第1期）以及他的博士论文《外债与晚清政局》中认为，一方面，外债作为财政收入，它的举借推动了地方权力的增长，另一方面，外债作为财政支出，它的摊还又成为中央与地方权力争夺的焦点。西征借款使受协省份运用外债的国债性质迫使协拨省份从协饷中如期偿还外债本息，中央在协饷资金运转中被逐渐架空，地方与中央的经济矛盾发展到新的阶段。这时中央开始着手管理外债，采取了专项经费的办法以变通解协饷制度的运行方式，但枝节的修补对于改变僵化衰微的清朝财政体制无济于事。
四、其他方面
作为镇压太平天国运动的主力——湘军，其兵弁的军饷比绿营军多许多。曾国藩为了筹措军饷，用了许多办法，其中之一就是协饷。湘军的协饷主要依赖四川、广东、湖北等省的支援，协饷的范围有劝捐、盐务、关税、漕折等，主要是靠奏请朝廷拨饷和利用私人关系两种形式获得协饷，但协饷很不稳定。杨呈新《湘军筹饷论》（《扬州职大学报》1995年试刊号）和刘凝凡《曾国藩湘军筹饷问题研究》（硕士论文）、谢羽《湘军军饷筹措的途径及其特点》（《军事经济研究》2009年第9期）对此有专门论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