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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书店的销售排行榜上看到白岩松的新书《白说》，旁边有人调侃“仅白老师的书名，就把所有书的内容都做了总结。”
白岩松也承认有调侃和自嘲在其中，但认真地说它“很像自传”，因为比纸上的履历更为真实地记录了心灵的履历。
“目前的中国，人群中的对立与撕裂愈演愈烈，作为一个新闻人，不能加重它，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在对峙与分裂的时代，白岩松选择站在中间，并且不遗余力地向人们传递“AB面”的价值观。成功与失败，有用与无用，短跑与长跑，知识与智慧，新闻与历史……这些看似对立的词汇，无不存在着内在的关联与相互转化的可能。
当然，也有很多人关心，他什么时候离开央视，他严肃地说：“为说对的话认错、写检讨或停播节目，就是我辞职的时候。”
“我用嘴活着，也活在别人嘴里。互联网时代，说话的风险明显加大。今天为你点赞，明天对你点杀，落差大到可以发电，你无处可躲。”
宁鸣而死，不默而生。即便白说也要说，因为沉默是更危险的事。
Q&A
会在大家对我去意已决之前，离开
Q：书名叫《白说》，既然白说，为何要说？我们看到一种自嘲在里面。
A：我姓白，的确是一种自嘲。虽然说了也白说，但同时我也说到，不说白不说。
Q：从《痛并快乐着》，《幸福了吗》，再到《白说》，这三本书对自己的意义是什么？
A：每一本书，都是对过去的某些事情做了一次了断，你就可以轻装地往前走，其实也不坏。
Q：你心中的好书是什么样子？
A：我认可的好书是让我经常感慨，舍不得读完，能让自己的人生变得更加开阔的书。有的书是翻几页就够。有的值得看好几遍。
Q：比如，你提到非常喜欢的《曾国藩》一书，那是哪个阶段读的？
A：是我二十岁到三十岁对我影响最大的一本书，让人更好地去靠近人性。你知道人生都有AB面，每个层次都非常丰富。而三十到四十岁期间对我影响很大的是《道德经》。我也写了很多的读书笔记，但是我觉得真正的收获，不是写了多少字，而是到今天还记得合上最后一页书时的感受。
Q：《白说》里有不少篇章谈到教育问题，也有提到你自办的“私塾”东西联大，你怎么收学生？东西联大会一直开下去吗？
A：主要是我招的学生在北京东部的传媒大学和西部的北大人大清华。私塾是一种开玩笑的说法，怎么可能是私塾呢。我觉得我的目标是七十岁。开过一个玩笑。当我招到我东西联大的第一届毕业生的孩子的时候，就是东西联大该结束的时候。
Q：你也对慈善事业发声，比如曾质疑嫣然基金：“任何人和事儿都该有底线，这样才会有约束，做好事儿也得先建底线，这个底线就是公开透明！”大家往往对质疑的声音记得比较清楚。
A：没错，大家也许没有看到，我支持李亚鹏和嫣然的时候还有很多呢。我今天依然支持所有正确的慈善事业。不久前做的《新闻1+1》依然与慈善有关，我说不要再去探讨什么是国家的慈善和民间的慈善，我们今后应该只区分好慈善和不好的慈善，规范的慈善和不规范的慈善。每一家都应该把哪怕让你不舒服的声音当成约束自己变得更好的刺激。
Q：在教育的问题上，你说要“教会孩子们如何体面并且有尊严地输”。这个做起来，确实要好好地转变一下心理，毕竟现在很多时候，我们还是结果导向的。
A：其实，我们收获的最重要的是过程，大家要学会如何去赢，但是也要学会如何体面有尊严地输。如果要论起点，人都是伴着啼哭降生。论终点，从此变得一片沉寂。这么看人生多悲观，但是过程却是丰富多彩的！人生给我们足够的提醒，你玩的是过程。
Q：你在《中国人不缺德，可是缺啥？》里说，在利益的驱动下，包括知识分子在内，很多人不能理性看待问题，如何理解这里说的“理性”？
A：我觉得中国此时此刻最缺的就是理性。没有理性这个社会就不会有一种均衡。可以看一下互联网的留言，你就知道我们社会缺乏什么，有时被骂的人不可怕，骂人的人很可怕。用这种方式在社会上生存，社会会怎样面对他，我真的很担心。
Q：每天都在说说写写，有没有厌烦疲惫不想和大家聊了的时候？
A：喜欢是你有东西跟大家去分享，不喜欢是要面对大家说这么多话。不和大家聊，可能还不仅仅取决于我，也许哪天我不想跟大家聊了，也许哪天是大家说：你别跟我说了！应该在大家去意已决之前我先去意已决，可千万别等到大家都去意已决了我还在那儿恋恋不舍呢。
他们离开，一定有一些原来很重要的东西现在没有了
Q：你日常的工作量是怎样的？
A：对我来说，每周至少有四天节目。三天是直播一天是录播。从03年开始，稿子都是我写的，包括《新闻1+1》一半的题目也是我来想的。这只是常规动作，不包括任何特别节目。
Q：作为一名评论员，在说话时，你所考虑的是什么？
A：我从来不会为谁去说话，我早就说过我只为应该怎么说和未来去说话。自由是什么，孟德斯鸠说过一句话就是做法律允许你做的所有的事情，自由本身就带约束。
Q：你说漂亮的失败是另一种成功，你生活和工作中有感到特别失败的时候吗？
A：多了。当我看见自己的头发不可避免地变白了的时候，经常觉得很失败。当我过去用十一秒多就可以跑完百米而现在做不到时感到很失败。过去踢球不强调技术，现在得用技术用脑子，虽然不像过去那么生猛了，但是我觉得其实我现在的球比过去踢的还好了。如果强调的是过程的话，成或者败的结果太不重要了！ Q：对新媒体有怎样的看法？
A：新媒体里跳槽的比例可能比传统媒体还要高。只是大家总是在关注传统媒体向新媒体的变化，水可以流动起来，人也该有跳槽的自由。
Q：你觉得传统媒体的核心竞争力在哪里？
A：传统的媒体人如果要是按照我所理解的标准的话，就是一个特别规范的内容供应商，如果你始终在做一个很好的内容供应商的话，我要恭喜你。在这种转折时代对你的需求又在重新生长。在美国，去年增长最快的是五千到一万多字的新闻。所以最大的问题是我们丢掉内容还在那儿天天焦虑觉得要被新媒体时代抛弃，你都丢掉了内容，传统媒体也要抛弃你，不信看看。
Q：你曾说 “守土有责，在央视可能会比去互联网更好。”这样的想法，具体是怎样的考虑在其中？
A：谁知道接下来的时代会发生怎么样的变化，所以走一步再往下看，守土有责是做好你一个新闻人该做的事情。我也认为越是在一个稍微动乱点的时代，静才越有价值。如果这个时代现在是一片安静的话，我肯定要倡导动起来。就像我二十多岁会写渴望年老，现在应该是渴望年轻一样。所以人生是一个动态平衡的过程。
Q：做了新闻那么多年，那个支撑你的信念有过变化吗？
A：我还信新闻有助于这个时代变得更好，如果有一天不信了我就不做了，这句话是无法改变的。全世界各地新闻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好的例子也是随便都可以找到的。现在依然会是这样一个时代吧。当然，我也不觉得在被你们认为90年代我们最风光或者说辉煌的那个新闻时代的时候我们天天就全是开心的，没有，那个时候全是焦虑。《东方时空》开播的头一天我还跟制片人暴吵一架。所以还是要在当下，把当下做成最好。
Q：那你觉得那些离开的新闻人，考虑的原因是什么？
A：很多因素，但我真的不认为离开的那些同行是因为别处有非常高的薪水，他们当初选择的时候就知道新闻不是一个高薪职业，在全世界都应该是属于中下的水平。他们来的时候不是，走的时候也未必是看着钱，当然高薪水是吸引力之一，另外新的工作岗位具有的某种新鲜感和让他好奇的东西也是一种吸引力，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一定有一些原来很重要的东西现在没有了。
Q：恐怕经常有人问你为什么没离开中央电视台？
A：我觉得新闻还在这，要论一个综合的新闻的采、编、制作、评论的平台，还没有第二个平台强过中央电视台。因为现在互联网里头他们很少有采访权，那这就很麻烦。我在“东西联大”的学生已经毕业两届了，但是也没有人去互联网，我经常很着急的说：你们为什么不去？他说：白老师，第一个没户口，第二个那没有采访权，我们都只能当编辑，他们觉得跟一线会有所脱离。所以，如果我不想转行的话你告诉我去哪？当然，明年、后年会是什么样我不知道。
Q：从外边看起来你现在是坐在中国新闻评论的第一把交椅，但实际上你有迷茫挣扎的时候吗？
A：还好，因为我有很多支撑我的东西，也就是我一直不断强调的趣味，我的趣味对我有很大的支撑，当我烦透了的时候，我能跑步，跑到五公里的时候这个烦就消失了。新闻跟幸福离的太远了，足球场，无效的进攻叫越位，你进的球再漂亮，裁判一指进球无效，有可能再多踢一脚还会给你一个黄牌，但最好的前锋时刻准备着反越位。而且还有一点你不能因为有越位规则，就回到自己后卫线站着，你永远要贴着对方的后卫线，你永远要准备靠近对方的大门。
Q：也有一些知名的主持人回到学校，继续进修，你怎么看？
A：年初的时候学校也找过我，我拒绝了，而且是挺不好拒绝的，因为你拒绝自己学校的老师、校长很难，但我还是拒绝了。因为我一直有一个夙愿，我想成为中央电视台的一个永远本科、永远没有办公桌、永远没有级别的主持人，现在这三件事我都在保持着，那就让我保持到底。当然这都是个人的选择，对李咏和哈文来说回学校是最好的选择，对于我来说没有选择它也是最好的选择。没去读那样一个学位，你自己也在学着很多东西。
新闻职业上我从来没有体验到一种真正的幸福
Q：你觉得自己是个幸福的人吗？
A：新闻职业上我从来没有体验到一种真正的幸福，但离开了新闻职业的时候我觉得我幸福感足够多。踢球的时候喝茶的时候，看书的时候发呆的时候，跟家人在一起的时候，喝酒还没喝高的时候，都可以。做新闻的时候你要的不是幸福而是一种责任。
Q：你现在坚持长跑，喜欢喝茶，爱听古典音乐，更能把握时间，让自己动静相宜，与年轻时期相比，你觉得人到中年的这种好心境，是一步步修炼而来，还是到了这个年龄自然就放下了？
A：跑步是世界上最便宜的运动方法，至于喝茶，我自己也没喝过多金贵的茶，也不认为有那个必要。进入互联网时代，听音乐都免费。爱好不奢侈，很多人羡慕，是因为他不愿意拿出这个时间。我也很忙，但是我愿意拿出这个时间。不要把很多不作为的理由抛给时代。
Q：如何权衡事业和家庭的关系呢？会不会让工作过多地占据你的生活？
A：家庭是最重要的，因为事业是有可能你开除它或它开除你的。家庭运营好了的话，大家会和睦地向下走，你能开除你妈吗？你妈也不会开除你啊。我觉得一个人如果家庭处理不好，事业也会出状况，毕竟带着一股怨气去干事儿很麻烦。同时也要学会把工作和生活分开，工作的时候玩命地去投入。做新闻跟打牌一样，投入就好玩，不投入就不好玩。回到生活中的时候，要很投入地去生活，你要有你的趣味。我给我们“东西联大”的学生上的最后一堂课永远是拉到我家里去上趣味的生活课，喝茶、听音乐。他们马上要离开校园了，如果将来不能让自己的人生有很多趣味的话，他怎么能抵挡的住人生当中将要到来的那么多的东西，包括负面的打击，各种各样的问题。趣味永远是一种武器。我经常看到很多的朋友都在拿着一个屏幕，这只不过是把无聊的时间打发了，但是你开心吗？你真的觉得自己的生活很有趣味吗？
Q： 就是您刚才说您不用微博也不用微信，是不是说我们要与这个时代保持一定的距离？
A：我跟这个时代从来没有保持很大的距离，因为我依然要通过互联网去了解各种资讯，我也照样在互联网上去写东西，而且我是最早的那批为互联网发声的人，张朝阳到现在都记着最早90年代，重新回到国内去创业的时候，我去采访。但这跟你上不上微信看不看微博是两回事。我不上微信，没有开微博，是因为我不想在上面占用我太多的时间，我要跟这两种消磨时间的行为保持一定的距离。微信微博里最有价值的东西，不因为我上或者不上，它就会躲开我，它一定会通过其他渠道让我也知道。但是我省去了被大量无用的信息所占用的时间。另外还有我要举个例子，假如我上了微信，朋友见到我就会问：“白老师有微信吗？”“有啊。”“来，加一个。”我能拒绝说“不”吗？那你能够想象我得有多少朋友圈啊。现在我说我没有，既乐得轻松，内心也不会觉得不踏实。
Q：在一个众声喧哗的时代，如何依照自己的内心发声？
A：每一个人可能说起民主的时候，都会觉得它是一个好词。但是当他有机会独裁的时候他总会独裁。就像在众声喧哗的时代里头，还有条件说话的人总希望众声喧哗都安静下来听我说。其实这是民主红旗下独裁的另一种气质，我们也有这样的气质。即便在当初，中央电视台90年代刚刚在起步的时候，那个时候互联网没有现在这个样子。你的声音容易被放大的时候，我也没有觉得是最好的一种状况，我还是期待全国所有的媒体都可以做舆论监督，让更多的人都可以发出声音。我觉得真正的客观不在于哪条新闻做得客观，而是让不同角度的新闻都可以做，最后呈现出来的结果才叫客观。你告诉我哪条新闻最客观，没有。只有允许不同的角度都做，客观才会出现。所以众声喧哗的时代我觉得做有价值的发声，不坏。我没期待我一个人说话，那太可怕了。我也没觉得众声喧哗的时候你说话没有价值。
Q：你在把握说话的尺度和分寸感时有什么体会和心得？
A：从来没有一个“分寸感’是因为你把握得好各方就都很开心的，这一方开心的分寸感另一方就不开心了，如果这么容易，我也不会过得这么艰难。但我必须要有分寸感，我认为安全是你退回到一个中庸的范围，但是我理解的是你要尽可能靠边界，因此有很多的话，有可能下一句话你没说，下一句话再说你就过界了，但是这句话你要去点它，因为你在公共的传播渠道，你当然要去做，可是它就会很安全吗？我也不知道，但是你起码要去做。
白岩松也承认有调侃和自嘲在其中，但认真地说它“很像自传”，因为比纸上的履历更为真实地记录了心灵的履历。
“目前的中国，人群中的对立与撕裂愈演愈烈，作为一个新闻人，不能加重它，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在对峙与分裂的时代，白岩松选择站在中间，并且不遗余力地向人们传递“AB面”的价值观。成功与失败，有用与无用，短跑与长跑，知识与智慧，新闻与历史……这些看似对立的词汇，无不存在着内在的关联与相互转化的可能。
当然，也有很多人关心，他什么时候离开央视，他严肃地说：“为说对的话认错、写检讨或停播节目，就是我辞职的时候。”
“我用嘴活着，也活在别人嘴里。互联网时代，说话的风险明显加大。今天为你点赞，明天对你点杀，落差大到可以发电，你无处可躲。”
宁鸣而死，不默而生。即便白说也要说，因为沉默是更危险的事。
Q&A
会在大家对我去意已决之前，离开
Q：书名叫《白说》，既然白说，为何要说？我们看到一种自嘲在里面。
A：我姓白，的确是一种自嘲。虽然说了也白说，但同时我也说到，不说白不说。
Q：从《痛并快乐着》，《幸福了吗》，再到《白说》，这三本书对自己的意义是什么？
A：每一本书，都是对过去的某些事情做了一次了断，你就可以轻装地往前走，其实也不坏。
Q：你心中的好书是什么样子？
A：我认可的好书是让我经常感慨，舍不得读完，能让自己的人生变得更加开阔的书。有的书是翻几页就够。有的值得看好几遍。
Q：比如，你提到非常喜欢的《曾国藩》一书，那是哪个阶段读的？
A：是我二十岁到三十岁对我影响最大的一本书，让人更好地去靠近人性。你知道人生都有AB面，每个层次都非常丰富。而三十到四十岁期间对我影响很大的是《道德经》。我也写了很多的读书笔记，但是我觉得真正的收获，不是写了多少字，而是到今天还记得合上最后一页书时的感受。
Q：《白说》里有不少篇章谈到教育问题，也有提到你自办的“私塾”东西联大，你怎么收学生？东西联大会一直开下去吗？
A：主要是我招的学生在北京东部的传媒大学和西部的北大人大清华。私塾是一种开玩笑的说法，怎么可能是私塾呢。我觉得我的目标是七十岁。开过一个玩笑。当我招到我东西联大的第一届毕业生的孩子的时候，就是东西联大该结束的时候。
Q：你也对慈善事业发声，比如曾质疑嫣然基金：“任何人和事儿都该有底线，这样才会有约束，做好事儿也得先建底线，这个底线就是公开透明！”大家往往对质疑的声音记得比较清楚。
A：没错，大家也许没有看到，我支持李亚鹏和嫣然的时候还有很多呢。我今天依然支持所有正确的慈善事业。不久前做的《新闻1+1》依然与慈善有关，我说不要再去探讨什么是国家的慈善和民间的慈善，我们今后应该只区分好慈善和不好的慈善，规范的慈善和不规范的慈善。每一家都应该把哪怕让你不舒服的声音当成约束自己变得更好的刺激。
Q：在教育的问题上，你说要“教会孩子们如何体面并且有尊严地输”。这个做起来，确实要好好地转变一下心理，毕竟现在很多时候，我们还是结果导向的。
A：其实，我们收获的最重要的是过程，大家要学会如何去赢，但是也要学会如何体面有尊严地输。如果要论起点，人都是伴着啼哭降生。论终点，从此变得一片沉寂。这么看人生多悲观，但是过程却是丰富多彩的！人生给我们足够的提醒，你玩的是过程。
Q：你在《中国人不缺德，可是缺啥？》里说，在利益的驱动下，包括知识分子在内，很多人不能理性看待问题，如何理解这里说的“理性”？
A：我觉得中国此时此刻最缺的就是理性。没有理性这个社会就不会有一种均衡。可以看一下互联网的留言，你就知道我们社会缺乏什么，有时被骂的人不可怕，骂人的人很可怕。用这种方式在社会上生存，社会会怎样面对他，我真的很担心。
Q：每天都在说说写写，有没有厌烦疲惫不想和大家聊了的时候？
A：喜欢是你有东西跟大家去分享，不喜欢是要面对大家说这么多话。不和大家聊，可能还不仅仅取决于我，也许哪天我不想跟大家聊了，也许哪天是大家说：你别跟我说了！应该在大家去意已决之前我先去意已决，可千万别等到大家都去意已决了我还在那儿恋恋不舍呢。
他们离开，一定有一些原来很重要的东西现在没有了
Q：你日常的工作量是怎样的？
A：对我来说，每周至少有四天节目。三天是直播一天是录播。从03年开始，稿子都是我写的，包括《新闻1+1》一半的题目也是我来想的。这只是常规动作，不包括任何特别节目。
Q：作为一名评论员，在说话时，你所考虑的是什么？
A：我从来不会为谁去说话，我早就说过我只为应该怎么说和未来去说话。自由是什么，孟德斯鸠说过一句话就是做法律允许你做的所有的事情，自由本身就带约束。
Q：你说漂亮的失败是另一种成功，你生活和工作中有感到特别失败的时候吗？
A：多了。当我看见自己的头发不可避免地变白了的时候，经常觉得很失败。当我过去用十一秒多就可以跑完百米而现在做不到时感到很失败。过去踢球不强调技术，现在得用技术用脑子，虽然不像过去那么生猛了，但是我觉得其实我现在的球比过去踢的还好了。如果强调的是过程的话，成或者败的结果太不重要了！ Q：对新媒体有怎样的看法？
A：新媒体里跳槽的比例可能比传统媒体还要高。只是大家总是在关注传统媒体向新媒体的变化，水可以流动起来，人也该有跳槽的自由。
Q：你觉得传统媒体的核心竞争力在哪里？
A：传统的媒体人如果要是按照我所理解的标准的话，就是一个特别规范的内容供应商，如果你始终在做一个很好的内容供应商的话，我要恭喜你。在这种转折时代对你的需求又在重新生长。在美国，去年增长最快的是五千到一万多字的新闻。所以最大的问题是我们丢掉内容还在那儿天天焦虑觉得要被新媒体时代抛弃，你都丢掉了内容，传统媒体也要抛弃你，不信看看。
Q：你曾说 “守土有责，在央视可能会比去互联网更好。”这样的想法，具体是怎样的考虑在其中？
A：谁知道接下来的时代会发生怎么样的变化，所以走一步再往下看，守土有责是做好你一个新闻人该做的事情。我也认为越是在一个稍微动乱点的时代，静才越有价值。如果这个时代现在是一片安静的话，我肯定要倡导动起来。就像我二十多岁会写渴望年老，现在应该是渴望年轻一样。所以人生是一个动态平衡的过程。
Q：做了新闻那么多年，那个支撑你的信念有过变化吗？
A：我还信新闻有助于这个时代变得更好，如果有一天不信了我就不做了，这句话是无法改变的。全世界各地新闻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好的例子也是随便都可以找到的。现在依然会是这样一个时代吧。当然，我也不觉得在被你们认为90年代我们最风光或者说辉煌的那个新闻时代的时候我们天天就全是开心的，没有，那个时候全是焦虑。《东方时空》开播的头一天我还跟制片人暴吵一架。所以还是要在当下，把当下做成最好。
Q：那你觉得那些离开的新闻人，考虑的原因是什么？
A：很多因素，但我真的不认为离开的那些同行是因为别处有非常高的薪水，他们当初选择的时候就知道新闻不是一个高薪职业，在全世界都应该是属于中下的水平。他们来的时候不是，走的时候也未必是看着钱，当然高薪水是吸引力之一，另外新的工作岗位具有的某种新鲜感和让他好奇的东西也是一种吸引力，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一定有一些原来很重要的东西现在没有了。
Q：恐怕经常有人问你为什么没离开中央电视台？
A：我觉得新闻还在这，要论一个综合的新闻的采、编、制作、评论的平台，还没有第二个平台强过中央电视台。因为现在互联网里头他们很少有采访权，那这就很麻烦。我在“东西联大”的学生已经毕业两届了，但是也没有人去互联网，我经常很着急的说：你们为什么不去？他说：白老师，第一个没户口，第二个那没有采访权，我们都只能当编辑，他们觉得跟一线会有所脱离。所以，如果我不想转行的话你告诉我去哪？当然，明年、后年会是什么样我不知道。
Q：从外边看起来你现在是坐在中国新闻评论的第一把交椅，但实际上你有迷茫挣扎的时候吗？
A：还好，因为我有很多支撑我的东西，也就是我一直不断强调的趣味，我的趣味对我有很大的支撑，当我烦透了的时候，我能跑步，跑到五公里的时候这个烦就消失了。新闻跟幸福离的太远了，足球场，无效的进攻叫越位，你进的球再漂亮，裁判一指进球无效，有可能再多踢一脚还会给你一个黄牌，但最好的前锋时刻准备着反越位。而且还有一点你不能因为有越位规则，就回到自己后卫线站着，你永远要贴着对方的后卫线，你永远要准备靠近对方的大门。
Q：也有一些知名的主持人回到学校，继续进修，你怎么看？
A：年初的时候学校也找过我，我拒绝了，而且是挺不好拒绝的，因为你拒绝自己学校的老师、校长很难，但我还是拒绝了。因为我一直有一个夙愿，我想成为中央电视台的一个永远本科、永远没有办公桌、永远没有级别的主持人，现在这三件事我都在保持着，那就让我保持到底。当然这都是个人的选择，对李咏和哈文来说回学校是最好的选择，对于我来说没有选择它也是最好的选择。没去读那样一个学位，你自己也在学着很多东西。
新闻职业上我从来没有体验到一种真正的幸福
Q：你觉得自己是个幸福的人吗？
A：新闻职业上我从来没有体验到一种真正的幸福，但离开了新闻职业的时候我觉得我幸福感足够多。踢球的时候喝茶的时候，看书的时候发呆的时候，跟家人在一起的时候，喝酒还没喝高的时候，都可以。做新闻的时候你要的不是幸福而是一种责任。
Q：你现在坚持长跑，喜欢喝茶，爱听古典音乐，更能把握时间，让自己动静相宜，与年轻时期相比，你觉得人到中年的这种好心境，是一步步修炼而来，还是到了这个年龄自然就放下了？
A：跑步是世界上最便宜的运动方法，至于喝茶，我自己也没喝过多金贵的茶，也不认为有那个必要。进入互联网时代，听音乐都免费。爱好不奢侈，很多人羡慕，是因为他不愿意拿出这个时间。我也很忙，但是我愿意拿出这个时间。不要把很多不作为的理由抛给时代。
Q：如何权衡事业和家庭的关系呢？会不会让工作过多地占据你的生活？
A：家庭是最重要的，因为事业是有可能你开除它或它开除你的。家庭运营好了的话，大家会和睦地向下走，你能开除你妈吗？你妈也不会开除你啊。我觉得一个人如果家庭处理不好，事业也会出状况，毕竟带着一股怨气去干事儿很麻烦。同时也要学会把工作和生活分开，工作的时候玩命地去投入。做新闻跟打牌一样，投入就好玩，不投入就不好玩。回到生活中的时候，要很投入地去生活，你要有你的趣味。我给我们“东西联大”的学生上的最后一堂课永远是拉到我家里去上趣味的生活课，喝茶、听音乐。他们马上要离开校园了，如果将来不能让自己的人生有很多趣味的话，他怎么能抵挡的住人生当中将要到来的那么多的东西，包括负面的打击，各种各样的问题。趣味永远是一种武器。我经常看到很多的朋友都在拿着一个屏幕，这只不过是把无聊的时间打发了，但是你开心吗？你真的觉得自己的生活很有趣味吗？
Q： 就是您刚才说您不用微博也不用微信，是不是说我们要与这个时代保持一定的距离？
A：我跟这个时代从来没有保持很大的距离，因为我依然要通过互联网去了解各种资讯，我也照样在互联网上去写东西，而且我是最早的那批为互联网发声的人，张朝阳到现在都记着最早90年代，重新回到国内去创业的时候，我去采访。但这跟你上不上微信看不看微博是两回事。我不上微信，没有开微博，是因为我不想在上面占用我太多的时间，我要跟这两种消磨时间的行为保持一定的距离。微信微博里最有价值的东西，不因为我上或者不上，它就会躲开我，它一定会通过其他渠道让我也知道。但是我省去了被大量无用的信息所占用的时间。另外还有我要举个例子，假如我上了微信，朋友见到我就会问：“白老师有微信吗？”“有啊。”“来，加一个。”我能拒绝说“不”吗？那你能够想象我得有多少朋友圈啊。现在我说我没有，既乐得轻松，内心也不会觉得不踏实。
Q：在一个众声喧哗的时代，如何依照自己的内心发声？
A：每一个人可能说起民主的时候，都会觉得它是一个好词。但是当他有机会独裁的时候他总会独裁。就像在众声喧哗的时代里头，还有条件说话的人总希望众声喧哗都安静下来听我说。其实这是民主红旗下独裁的另一种气质，我们也有这样的气质。即便在当初，中央电视台90年代刚刚在起步的时候，那个时候互联网没有现在这个样子。你的声音容易被放大的时候，我也没有觉得是最好的一种状况，我还是期待全国所有的媒体都可以做舆论监督，让更多的人都可以发出声音。我觉得真正的客观不在于哪条新闻做得客观，而是让不同角度的新闻都可以做，最后呈现出来的结果才叫客观。你告诉我哪条新闻最客观，没有。只有允许不同的角度都做，客观才会出现。所以众声喧哗的时代我觉得做有价值的发声，不坏。我没期待我一个人说话，那太可怕了。我也没觉得众声喧哗的时候你说话没有价值。
Q：你在把握说话的尺度和分寸感时有什么体会和心得？
A：从来没有一个“分寸感’是因为你把握得好各方就都很开心的，这一方开心的分寸感另一方就不开心了，如果这么容易，我也不会过得这么艰难。但我必须要有分寸感，我认为安全是你退回到一个中庸的范围，但是我理解的是你要尽可能靠边界，因此有很多的话，有可能下一句话你没说，下一句话再说你就过界了，但是这句话你要去点它，因为你在公共的传播渠道，你当然要去做，可是它就会很安全吗？我也不知道，但是你起码要去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