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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多年前，我是一名中央党报的普通记者，在驻地工作期间，与时任吉林省书记的高狄有过一段工作交往，当时亲历的几件往事，我终身难忘，受益匪浅，充分认识了党的高级领导干部的人格魅力。
1999年，原吉林省委书记，中央党校常务副校长，人民日报社社长高狄经中央批准办理回吉林定居的手续。中共中央组织部调配局的经办人，对我和时任秘书于永善说：高狄十分想念和热爱吉林，党性强、觉悟高、考核他时有这机关报结论：一、从来不参与当地党政干部人事问题：二、从来不担任社作上任何名誉职务：三、他唯一的要求是正常看到中央文件和党报党刊。
高狄给吉林老干部加“括弧”
1983年3月，高狄任吉林省委副书记兼秘书长(当时强晓初任省委第一书记)，1985年5月任吉林省委书记。当时我已从政协吉林省委员会办公厅调到光明日报驻吉林省记者站，同在省委主楼办公。
第一次见到高狄，还是在松花江畔的吉林市。1982年10月，我在省政协做主席会议秘书，在经济学家、省政协副主席、吉林大学教授关梦觉带领下，二十多人去吉林市考察，当时高狄是中共吉林市委书记。在吉林市西关宾馆，省政协委员和高狄亲切座谈，其间涉及到吉林市新建了一条很宽的吉林大路，各方面争议很大。高狄身穿一套灰色涤卡中山装，脚穿一双黑布鞋，身材魁梧，浓眉直发，动作稳健，形象威严。回到省会不久，我去吉林大学为关梦觉教授送审会议记录文件。关老是中央民盟副主席，吉林省民盟主席，他告诉我：中央已派人征求过党外人士意见，高狄同志不久将委以重任。
高狄祖籍山东临沂，解放前大学毕业，读书很多，在吉林市委、市政府、《江城日报》都做过领导工作，是难得的熟悉吉林省情的人才。“文革”前，吉林省就有四大能人——“霍、高、高、杨”之称。高狄即是其中一“高”。
1985年，高狄刚任吉林省委书记，当时大家都拭目以待，要看看这位吉林土生土长的领导干部表现如何。那时邓小平刚刚视察吉林，全省正大面积推广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一位从南方，后到国家机关，又后来到吉林任职的省领导，不了解吉林工作实际，不按组织程序提拔调动了一部分干部，很多老干部把这些意见反映到高狄书记那里。他心知肚明，不吭不响。有一位“文革”前任省委常委秘书，省委办公厅秘书处长，后任省政府副秘书长兼办公厅主任的杨佩萱(已离休，获得抗战六十周年奖章)，因原则性强，抵制了一位冒名出国考察的副省长(后受到处分)，及不满有的领导借推行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整人，被无缘无故降职使用，调到省政府外事办公室任副主任，由正厅级变成副厅级三把手。杨佩萱虽然服从了组织决定，但心中十分不满，压抑了很久。有一次杨佩萱见到高狄，高狄主动询问他的情况后，十分肯定地说：吉林的老干部是巨大的财富，这么做是违反党的组织干部原则的，要在省委任命你的文件上加上括弧——(正厅级)。随后高狄书记还耐心地征求杨佩萱的意见，“你对吉林干部熟悉，我当书记你老杨应帮我推荐好干部。”不久，省委常委、组织部长杜青林(现为四川省委书记)就找到了这位老干部谈话，把任职文件明确了正厅级。接着，这位老干部推荐的吉林省政府外事办公室后备干部也得到了任命。
这件事在吉林省老干部中传开，大家都说：“高狄书记正派正义，尊重老干部，任人为贤。”20多年后，高狄在吉林担任省委书记的那届省级领导班子中，先后有十几位同志出任省长、书记、部长及国务院、党中央的高级领导干部。有人把它叫“吉林高级干部现象”。
高狄支持《演讲与口才》杂志走向全国
1986年9月11日，《光明日报》头版刊登了“新时期演讲事业开拓者”——记《演讲与口才》杂志主编邵守义的文章。这是我和邓加荣合写的一篇通讯。邵守义曾是我的老师，后调到吉林师院当讲师，他借学院5000元钱，创办了我国第一本提高民族口语表达能力的社科期刊，并写出第一本学术著作《实用演讲学》，率先在我国师范院校开设演讲课。期刊从初办的几千份，几年工夫发行到近百万份。文章发表后，在全国新闻、教育、期刊界引起了很大震动。
1986年11月14日中午，下起鹅毛大雪。我从省委大楼出来，邵守义老师跟我撞了个满怀，我问他干什么来了?他笑着用嘶哑的嗓子说：“我想找高狄书记办点事。”我说：“你一个大学老师能找高狄书记办啥事呢?”他说：“我们很早就熟悉，想找他支持一下我办的杂志。”向来爱喝酒的邵老师拉着我说：“咱先找个地方唠唠，现在老师有钱请客了。”
我俩来到长春市重庆路一家火锅小店，对面而坐，边喝边谈他的事迹文章刊登后的反响，又说到了杂志社遇到的诸多困难，他想找高书记批几个事业编制，并审批一台小轿车专控手续。我看他喝了酒，．话多胆大，生怕找到书记不礼貌，事也办不成，就劝他不要去了。他执意不肯，并说：高书记不是那种人，当再大的干部，也会支持我为吉林省报刊创出全国影响来!下午我俩找到高狄。他的办公室在三楼东侧南配楼，高书记微笑着，没有说话，请我俩坐在沙发上，自己动手为我们沏茶。高狄一向说话严谨，只说：“《光明日报》的文章我看了，很好!有什么事需要我办?”
邵守义说：杂志社人员都在我们师院编制里，没有单独列编。另外，杂志社为办刊需要，想买一台小轿车，但吉林省专控办不批。
高狄一声没吭，手里在整理文件。邵守义老师一贯爱说爱讲，见高书记不说话，他坐不住了，站起来在地上走来走去。高书记抓起电话：“给我接省编委找老蔡。吉林市有个杂志社，归吉林师院，因办刊需要想批几个事业人员编制，他们过去找你。”说着又拿出省委机关便笺，写了一封短信一一省财政厅宁学平厅长：请找省控办同志，批给《演讲与口才》杂志社一台小汽车专控指标。高狄说：你去找他们试试吧!离开办公室后，邵老师得意地在走廊里跳了起来，连说：“我还以为高狄官当大了，不理咱们了，没想到他真为知识分子办实事啊!”
第二天，省编委就批了十三个事业编制，省财政厅专控商品办公室也给了一个五联单。专控办主任游国说：“这是高书记第一次为一个杂志社批专控指标。”当时，只有正厅级单位办理了专控指标，才有坐小轿车的待遇。
邵老师还讲过一个他与高狄的笑话。“文革”初期，造反派批判和诬陷高狄，他上火牙疼。一天，在市委大院里捂着腮帮子，正巧碰着邵守义。邵守义家祖传中医，姐夫又是小有名气的老中医，他也有点“半仙”，就说：“我告诉你个偏方，包你好使!两丸牛黄清胃，加上两丸银翘解毒丸一起服用，保你二天见效。”过了一个星期，邵守义又碰见高狄，问他：“牙疼好了吧?”高狄说：“好了。”“你看怎么样?我的偏方灵吧?”高狄说：“灵什么?我把牙拔了。你老邵把我害苦了，吃了你的偏方，拉了三天肚子。”
高狄与一篇长篇通讯的诞生
在我发表的作品资料里，有一份2．7万多字的报纸清样，新闻纸已泛黄，但铅印字上面仍有潦草的圆珠笔修改手记。这是高狄书记在《光明日报》发表的长篇通讯和调查报告送审稿上，修改过的文章原件。
1987年8月，是全国推行工业企业承包制改革的初期。一天，《光明日报》记者张天来给我打了个电话，说要来吉林采访。在全国会议上，他看到了国家体改委、财政部、国家经委转发的吉林省工业企业改革，实行承包制的大会经验交流简报，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充分肯定，认为这一经验很值得全国借鉴。
吉林省是个农业大省，但有前苏联援建的项目，在行走机械，汽车工业，化工石油等也很有代表性。张天来到后，我们俩反复商量采访计划，列出提纲。张天来是有名的老记者，又是研究自然保护区方面的专家，高狄得知后面见我们并指导我们的采访。高书记递给我们一档案袋资料和当地报纸的剪报，及他给《吉林日报》写的评论员文章草稿，又嘱咐说：“《光明日报》是党报，是给知识界看的大报，采访和报道更要真实贴切。吉林的工业企业承包有经验，有教训，也有很多需要完善的问题，我希望你们不仅要看文件资料，要深入到基层去调查采访，更欢迎你们对我省工作存在的问题提出建议。你们可以去一汽附属厂，吉化公司，吉林油田，吉林造纸厂，吉林碳素厂……”他如数家珍，我们很受启发和鼓舞。
第二天，我就和张天来按照高狄的建议，从长春市到吉林市，又去松原市，四平市……昼夜兼程，顶风冒雨，转了二十多家企业，历时半个多月，送审稿达三万多字。稿件送给高狄，并约他最后一篇是专访“完善吉林工业企业承包责任制”一吉林省委书记高狄一席谈。我们到他办公室时，已是下班时间，他还在开会。他回来后，我们简单汇报了采访的收获和体会。他严肃认真地听着，记录着，还关切地说：“你们辛苦了。”我们以为送审稿一交，得等书记有空再看，没承想，高狄拿起笔，一边与我们谈话，听取我们的意见，…边修改清样，现场审稿。时针指到晚七点，高狄另约人谈话，于是到常委会议室去了。不久秘书把稿件拿回来，已经全部审改完毕。
张光晋秘书一边送我们出来一边说：“他家一直没搬到长春。高书记每天住办公室。经常一个人晚上熬点小米粥，就咸菜疙瘩吃。”秘书说：高书记从来不让搞特殊化。他经常早上起来自己去早市或院子里转转，有时还去坐坐公交车呢!”后来我也亲见了这位省委书记的工作作风。上早市他要调查一下市民的“菜篮子”工程；坐公交车是他体验职工上下班乘车状况，群众反映公交车难乘，于是他取消了长春市公交车单票制，实行单车承包。
由于高狄的支持和重视，《光明日报》连续十天刊登了十篇调查报告，全面真实地介绍了吉林省工业企业承包的经验和做法，为全国工业企业改革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1987年12月13日《光明日报》2版头条，用了半个版的篇幅发表了我和报告文学家邓加荣的长篇通讯《“包”字打通行车路——记长春公交汽车管理改革》。“1985年12月15日早晨，天气暴冷，零下20多度，北风呼啸，寒气砭骨……6点钟不到，一位身材高大魁梧，50多岁的男人，身穿黄色军大衣，上了一辆早班车……他就是吉林省委书记高狄。”后来，我和邓加荣合作的长篇纪实文学《君子兰之谜》，也得到了高狄的指点。
亲临抗灾现场的高狄
1987年汛期，吉林省遭受到前所未有的洪灾。吉林东辽河附近灾情十分严重。我突然接到省委办公厅的电话，高狄指示我和省领导一起去东辽视察水灾。我搭乘省委副书记、秘书长王忠禹(现为全国政协副主席)的车，到了长春大房身空军机场。这时，省委书记高狄、省军区司令员周再康等6位领导已在机场，空军派出一架运七货机，没有座位，把会客厅的沙发搬来九个，我和两位电视台记者一同乘机。运七飞机不但颠簸，噪音也很大，互相说话都听不见。40分钟后，飞机抵达东辽。接着又换乘沈阳军区司令员刘精松从大庆飞过来的米八直升机。直升机只能坐16个人，新闻单位和省、市领导来了一大帮，怎么办?王忠禹副书记对大家说：“高狄同志有指示，当地的党政干部不要陪，新闻单位只去两家，光明日报、吉林电视台。”
直升机飞得很低，地上庄稼被水淹没只露个头，农民家的草房漂在水面，树枝上有淋湿的鸡，水面上有铁锅和水缸，一片惨状。
50分钟的飞行，高狄神情凝重，一句话不说。他身穿雨衣，脚踏一双水鞋，来到土坡上，农民在这里搭建了临时帐篷，他站在几千名农民面前，手拿着话筒，满眼热泪，言语哽咽地说：“农民乡亲，我代表省委、省政府和全省人民来看望你们。你们的家园被无情的大水冲没了，你们的庄稼被汹猛的大水淹没了，这和我的家受灾受难一样的。我已调集了部队、地方数万人来抢险，帮助你们度过难关，重建家园。”
救灾现场会一直开到晚上八点半。但是当时对自然灾害的报道限制很多，如何反映吉林水灾情况?我连夜回到办公室坐了很久，想到省委书记对一个普通记者的厚望；想到他看望灾民，对老百姓的真情实感，我写了一篇消息，和一篇《情况反映》(内参)“吉林水灾严重，事态仍在发展”。反映了全国最大的产粮县，有700万亩农田被毁，全省水灾损失已达40多个亿，现存在的难题：一资金物资都不足；二灾后防疫迫在眉睫；三学校有28．6万平方米的校合被毁，复课难。”传真发往报社。我离开省委办公大楼时已经深夜，高狄办公室仍灯光通明。第二天，消息见报了。1986年8月14日《光明日报》第123期《情况反映》(内参)也刊发了。经党中央、国务院领导的批示，国务院、民政部、农业部等迅速下拨了一大笔救灾款和赈灾物资，吉林水灾得到很大救助。
1999年，原吉林省委书记，中央党校常务副校长，人民日报社社长高狄经中央批准办理回吉林定居的手续。中共中央组织部调配局的经办人，对我和时任秘书于永善说：高狄十分想念和热爱吉林，党性强、觉悟高、考核他时有这机关报结论：一、从来不参与当地党政干部人事问题：二、从来不担任社作上任何名誉职务：三、他唯一的要求是正常看到中央文件和党报党刊。
高狄给吉林老干部加“括弧”
1983年3月，高狄任吉林省委副书记兼秘书长(当时强晓初任省委第一书记)，1985年5月任吉林省委书记。当时我已从政协吉林省委员会办公厅调到光明日报驻吉林省记者站，同在省委主楼办公。
第一次见到高狄，还是在松花江畔的吉林市。1982年10月，我在省政协做主席会议秘书，在经济学家、省政协副主席、吉林大学教授关梦觉带领下，二十多人去吉林市考察，当时高狄是中共吉林市委书记。在吉林市西关宾馆，省政协委员和高狄亲切座谈，其间涉及到吉林市新建了一条很宽的吉林大路，各方面争议很大。高狄身穿一套灰色涤卡中山装，脚穿一双黑布鞋，身材魁梧，浓眉直发，动作稳健，形象威严。回到省会不久，我去吉林大学为关梦觉教授送审会议记录文件。关老是中央民盟副主席，吉林省民盟主席，他告诉我：中央已派人征求过党外人士意见，高狄同志不久将委以重任。
高狄祖籍山东临沂，解放前大学毕业，读书很多，在吉林市委、市政府、《江城日报》都做过领导工作，是难得的熟悉吉林省情的人才。“文革”前，吉林省就有四大能人——“霍、高、高、杨”之称。高狄即是其中一“高”。
1985年，高狄刚任吉林省委书记，当时大家都拭目以待，要看看这位吉林土生土长的领导干部表现如何。那时邓小平刚刚视察吉林，全省正大面积推广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一位从南方，后到国家机关，又后来到吉林任职的省领导，不了解吉林工作实际，不按组织程序提拔调动了一部分干部，很多老干部把这些意见反映到高狄书记那里。他心知肚明，不吭不响。有一位“文革”前任省委常委秘书，省委办公厅秘书处长，后任省政府副秘书长兼办公厅主任的杨佩萱(已离休，获得抗战六十周年奖章)，因原则性强，抵制了一位冒名出国考察的副省长(后受到处分)，及不满有的领导借推行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整人，被无缘无故降职使用，调到省政府外事办公室任副主任，由正厅级变成副厅级三把手。杨佩萱虽然服从了组织决定，但心中十分不满，压抑了很久。有一次杨佩萱见到高狄，高狄主动询问他的情况后，十分肯定地说：吉林的老干部是巨大的财富，这么做是违反党的组织干部原则的，要在省委任命你的文件上加上括弧——(正厅级)。随后高狄书记还耐心地征求杨佩萱的意见，“你对吉林干部熟悉，我当书记你老杨应帮我推荐好干部。”不久，省委常委、组织部长杜青林(现为四川省委书记)就找到了这位老干部谈话，把任职文件明确了正厅级。接着，这位老干部推荐的吉林省政府外事办公室后备干部也得到了任命。
这件事在吉林省老干部中传开，大家都说：“高狄书记正派正义，尊重老干部，任人为贤。”20多年后，高狄在吉林担任省委书记的那届省级领导班子中，先后有十几位同志出任省长、书记、部长及国务院、党中央的高级领导干部。有人把它叫“吉林高级干部现象”。
高狄支持《演讲与口才》杂志走向全国
1986年9月11日，《光明日报》头版刊登了“新时期演讲事业开拓者”——记《演讲与口才》杂志主编邵守义的文章。这是我和邓加荣合写的一篇通讯。邵守义曾是我的老师，后调到吉林师院当讲师，他借学院5000元钱，创办了我国第一本提高民族口语表达能力的社科期刊，并写出第一本学术著作《实用演讲学》，率先在我国师范院校开设演讲课。期刊从初办的几千份，几年工夫发行到近百万份。文章发表后，在全国新闻、教育、期刊界引起了很大震动。
1986年11月14日中午，下起鹅毛大雪。我从省委大楼出来，邵守义老师跟我撞了个满怀，我问他干什么来了?他笑着用嘶哑的嗓子说：“我想找高狄书记办点事。”我说：“你一个大学老师能找高狄书记办啥事呢?”他说：“我们很早就熟悉，想找他支持一下我办的杂志。”向来爱喝酒的邵老师拉着我说：“咱先找个地方唠唠，现在老师有钱请客了。”
我俩来到长春市重庆路一家火锅小店，对面而坐，边喝边谈他的事迹文章刊登后的反响，又说到了杂志社遇到的诸多困难，他想找高书记批几个事业编制，并审批一台小轿车专控手续。我看他喝了酒，．话多胆大，生怕找到书记不礼貌，事也办不成，就劝他不要去了。他执意不肯，并说：高书记不是那种人，当再大的干部，也会支持我为吉林省报刊创出全国影响来!下午我俩找到高狄。他的办公室在三楼东侧南配楼，高书记微笑着，没有说话，请我俩坐在沙发上，自己动手为我们沏茶。高狄一向说话严谨，只说：“《光明日报》的文章我看了，很好!有什么事需要我办?”
邵守义说：杂志社人员都在我们师院编制里，没有单独列编。另外，杂志社为办刊需要，想买一台小轿车，但吉林省专控办不批。
高狄一声没吭，手里在整理文件。邵守义老师一贯爱说爱讲，见高书记不说话，他坐不住了，站起来在地上走来走去。高书记抓起电话：“给我接省编委找老蔡。吉林市有个杂志社，归吉林师院，因办刊需要想批几个事业人员编制，他们过去找你。”说着又拿出省委机关便笺，写了一封短信一一省财政厅宁学平厅长：请找省控办同志，批给《演讲与口才》杂志社一台小汽车专控指标。高狄说：你去找他们试试吧!离开办公室后，邵老师得意地在走廊里跳了起来，连说：“我还以为高狄官当大了，不理咱们了，没想到他真为知识分子办实事啊!”
第二天，省编委就批了十三个事业编制，省财政厅专控商品办公室也给了一个五联单。专控办主任游国说：“这是高书记第一次为一个杂志社批专控指标。”当时，只有正厅级单位办理了专控指标，才有坐小轿车的待遇。
邵老师还讲过一个他与高狄的笑话。“文革”初期，造反派批判和诬陷高狄，他上火牙疼。一天，在市委大院里捂着腮帮子，正巧碰着邵守义。邵守义家祖传中医，姐夫又是小有名气的老中医，他也有点“半仙”，就说：“我告诉你个偏方，包你好使!两丸牛黄清胃，加上两丸银翘解毒丸一起服用，保你二天见效。”过了一个星期，邵守义又碰见高狄，问他：“牙疼好了吧?”高狄说：“好了。”“你看怎么样?我的偏方灵吧?”高狄说：“灵什么?我把牙拔了。你老邵把我害苦了，吃了你的偏方，拉了三天肚子。”
高狄与一篇长篇通讯的诞生
在我发表的作品资料里，有一份2．7万多字的报纸清样，新闻纸已泛黄，但铅印字上面仍有潦草的圆珠笔修改手记。这是高狄书记在《光明日报》发表的长篇通讯和调查报告送审稿上，修改过的文章原件。
1987年8月，是全国推行工业企业承包制改革的初期。一天，《光明日报》记者张天来给我打了个电话，说要来吉林采访。在全国会议上，他看到了国家体改委、财政部、国家经委转发的吉林省工业企业改革，实行承包制的大会经验交流简报，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充分肯定，认为这一经验很值得全国借鉴。
吉林省是个农业大省，但有前苏联援建的项目，在行走机械，汽车工业，化工石油等也很有代表性。张天来到后，我们俩反复商量采访计划，列出提纲。张天来是有名的老记者，又是研究自然保护区方面的专家，高狄得知后面见我们并指导我们的采访。高书记递给我们一档案袋资料和当地报纸的剪报，及他给《吉林日报》写的评论员文章草稿，又嘱咐说：“《光明日报》是党报，是给知识界看的大报，采访和报道更要真实贴切。吉林的工业企业承包有经验，有教训，也有很多需要完善的问题，我希望你们不仅要看文件资料，要深入到基层去调查采访，更欢迎你们对我省工作存在的问题提出建议。你们可以去一汽附属厂，吉化公司，吉林油田，吉林造纸厂，吉林碳素厂……”他如数家珍，我们很受启发和鼓舞。
第二天，我就和张天来按照高狄的建议，从长春市到吉林市，又去松原市，四平市……昼夜兼程，顶风冒雨，转了二十多家企业，历时半个多月，送审稿达三万多字。稿件送给高狄，并约他最后一篇是专访“完善吉林工业企业承包责任制”一吉林省委书记高狄一席谈。我们到他办公室时，已是下班时间，他还在开会。他回来后，我们简单汇报了采访的收获和体会。他严肃认真地听着，记录着，还关切地说：“你们辛苦了。”我们以为送审稿一交，得等书记有空再看，没承想，高狄拿起笔，一边与我们谈话，听取我们的意见，…边修改清样，现场审稿。时针指到晚七点，高狄另约人谈话，于是到常委会议室去了。不久秘书把稿件拿回来，已经全部审改完毕。
张光晋秘书一边送我们出来一边说：“他家一直没搬到长春。高书记每天住办公室。经常一个人晚上熬点小米粥，就咸菜疙瘩吃。”秘书说：高书记从来不让搞特殊化。他经常早上起来自己去早市或院子里转转，有时还去坐坐公交车呢!”后来我也亲见了这位省委书记的工作作风。上早市他要调查一下市民的“菜篮子”工程；坐公交车是他体验职工上下班乘车状况，群众反映公交车难乘，于是他取消了长春市公交车单票制，实行单车承包。
由于高狄的支持和重视，《光明日报》连续十天刊登了十篇调查报告，全面真实地介绍了吉林省工业企业承包的经验和做法，为全国工业企业改革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1987年12月13日《光明日报》2版头条，用了半个版的篇幅发表了我和报告文学家邓加荣的长篇通讯《“包”字打通行车路——记长春公交汽车管理改革》。“1985年12月15日早晨，天气暴冷，零下20多度，北风呼啸，寒气砭骨……6点钟不到，一位身材高大魁梧，50多岁的男人，身穿黄色军大衣，上了一辆早班车……他就是吉林省委书记高狄。”后来，我和邓加荣合作的长篇纪实文学《君子兰之谜》，也得到了高狄的指点。
亲临抗灾现场的高狄
1987年汛期，吉林省遭受到前所未有的洪灾。吉林东辽河附近灾情十分严重。我突然接到省委办公厅的电话，高狄指示我和省领导一起去东辽视察水灾。我搭乘省委副书记、秘书长王忠禹(现为全国政协副主席)的车，到了长春大房身空军机场。这时，省委书记高狄、省军区司令员周再康等6位领导已在机场，空军派出一架运七货机，没有座位，把会客厅的沙发搬来九个，我和两位电视台记者一同乘机。运七飞机不但颠簸，噪音也很大，互相说话都听不见。40分钟后，飞机抵达东辽。接着又换乘沈阳军区司令员刘精松从大庆飞过来的米八直升机。直升机只能坐16个人，新闻单位和省、市领导来了一大帮，怎么办?王忠禹副书记对大家说：“高狄同志有指示，当地的党政干部不要陪，新闻单位只去两家，光明日报、吉林电视台。”
直升机飞得很低，地上庄稼被水淹没只露个头，农民家的草房漂在水面，树枝上有淋湿的鸡，水面上有铁锅和水缸，一片惨状。
50分钟的飞行，高狄神情凝重，一句话不说。他身穿雨衣，脚踏一双水鞋，来到土坡上，农民在这里搭建了临时帐篷，他站在几千名农民面前，手拿着话筒，满眼热泪，言语哽咽地说：“农民乡亲，我代表省委、省政府和全省人民来看望你们。你们的家园被无情的大水冲没了，你们的庄稼被汹猛的大水淹没了，这和我的家受灾受难一样的。我已调集了部队、地方数万人来抢险，帮助你们度过难关，重建家园。”
救灾现场会一直开到晚上八点半。但是当时对自然灾害的报道限制很多，如何反映吉林水灾情况?我连夜回到办公室坐了很久，想到省委书记对一个普通记者的厚望；想到他看望灾民，对老百姓的真情实感，我写了一篇消息，和一篇《情况反映》(内参)“吉林水灾严重，事态仍在发展”。反映了全国最大的产粮县，有700万亩农田被毁，全省水灾损失已达40多个亿，现存在的难题：一资金物资都不足；二灾后防疫迫在眉睫；三学校有28．6万平方米的校合被毁，复课难。”传真发往报社。我离开省委办公大楼时已经深夜，高狄办公室仍灯光通明。第二天，消息见报了。1986年8月14日《光明日报》第123期《情况反映》(内参)也刊发了。经党中央、国务院领导的批示，国务院、民政部、农业部等迅速下拨了一大笔救灾款和赈灾物资，吉林水灾得到很大救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