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一个京城媒介名角忽遭刑拘，引发我对读书人欲望表达的一点点感想。
　　所谓欲望表达，就是“我想要什么”。注意，在人前的一套说辞99%做不得数，最好在夜深人静，情到深处人孤独时，对自己做一番讯问吧。
　　在隋朝实施科举制之前，因为缺乏明确的指引，读书人的出路基本暧昧。如孔子像找个祭酒的活，但是当时的诸侯宁肯听吹竽也不爱听他的山东口音，害得他自况像个丧家犬；张良国破家亡，书桌是不能平静摆放了，只能亮出自己的短处碰运气，于是他铤而走险去博浪沙刺杀秦始皇，后来总算跟定刘邦搞策划，成了大名人；再之后，诸葛亮、郭嘉走的都是张良一路，“智者在侧”成了公式；到西晋时，读书人做官或者在竹林打铁，装醉、服五石散成了人生第一要务。东晋时，谢安能文能武，很了得。那个时期，除了写诗赋的人，读书人也可以练书法，玩画画的，“艺”终于开始与“文”攀交情了。
　　是科举制给了读书人正儿巴经的、在相对公平基础上实现欲望的机会。“天子重英豪，文章教尔曹。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连渔妇蚕氓都有这样的认识了。
　　盛唐时，杨国忠磨墨，高力士脱靴，再与“环肥”在殿堂上吊吊膀子，闲来写一句“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太白式的牛逼，当是学士阶层所能遭逢的最顶级牛逼。
　　此后，宋代的文人才学都很棒，可是惜乎参政热情都太高，所以，王安石、司马光、苏东坡，单个拿出来都人中龙凤，但是相互排斥、缠斗的时候，与狗咬狗现象无分高下。
　　明代环境更差，朱元璋擅长发动干部斗干部，派生出很多“欲加之罪”，即使位高为第一开国功臣李善长，第一谋士刘伯温，最大愿望恐怕都是学范蠡躲起来，但是难免横死。到朱元璋干掉第四任丞相的最后一个胡惟庸之后，在大明朝，读书人再能考，也做不成那个“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丞相了。
　　至于清代，出一个爱微服私访的皇帝乾隆让后人景仰得不行，但老人家一生写了2万多首诗，摆明就是叫其他读书人别掺合“立言”的事了。与自卑感严重的老朱不同，乾隆使用的是软暴力。读书人都不能写字了，无非是罚他们做了另一层意义的太监。这也并非全是坏处，如曾国藩，如果不是组建湘军打太平军成就辉煌，家书写得再多，谁爱多看一眼？稍后的康梁尽管也想做帝王师，但对与武器打交道的事，嫩得很，于是没成什么大事。
　　等到帝制没了，德先生和赛先生进了门，西风东渐的大学形态，又像蚂蟥听不得水响，蚂蚁闻不得糖香一样，把一帮读书郎的梦想牢牢吸附住了。修铁路，建船厂，开矿山，读军校，读书人的道路终于摆脱了一张嘴、一支笔的束缚，出人头地的路径多了，阔了。
　　郭沫若大致是那一段时期的读书人行事为人的典范。他的才学之高，转型之快，个性之软，以及情感之丰富，注定在中国只有一个郭沫若。
　　然而，更多读书人在明白真相之后，怕不见得会对郭的这种活法感兴趣。毕竟，与权力场太近，宠则宠矣，到底是笼中鸟，彀中鱼。如果你位列三公，却连自己的孩子性命都保不住，意义在哪呢?
　　当然是活在当下的读书人，会更值得自我额手称幸。因为历览前贤事迹，无论他们各自的欲望表达多么迥异，一个根本道理横亘在历史长河中：读书人的自由感和成就感，与才华是否足够高，发挥得是否充分，从来不是最紧要的。最紧要的是能否忖度自己的短处，合理判断自己掌控的资源，是否已经比他想要的资源略高了。
　　回到文章开头部分说的那个名角，真的，他的文字非常棒，商业写作的能量很大，抽丝剥茧看问题的眼光很犀利，而且，比绝大多数码字者幸福的是，他最终把自己的一个写作社区卖给了一家大的IT公司，做了人家副总裁。相当于孙悟空变成了斗战胜佛。
　　尽管他曾在博客里言之凿凿地承认“码字，赚不了钱”，所以，不再写报道了。但是很多仍挣扎在媒介流水线上的年轻人，无疑是把他当偶像的，是带头大哥。因为谁都知道，做个IT公司的CXO，财富自由了，能公开随意地与明星名流套磁了，经常上公共讲坛讲奋斗史和名言录了，也不需与官府中人推杯换盏，是这个时代欲望的最时尚表达。
　　可惜！有人分析说，由于公司没上市，名角虽然拥有股份或期权什么的，估计没多少现金增量，所以才以自己的舆论长器试图套现，结果被人设局，抓了个人赃俱获的现行。
　　阅人无数的他，阅自己毕竟少了。光想摆弄自己的聪明，不知道自己的短处，才会像把长柄捞勺，即使捞过界，勺柄已在人手也没发现，所以他的中套被抓，没有一点技术含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