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道是治国方式，政道是政体模式。由于人们习惯的权威模式建立于过去数百甚至数千年的历史经验，有巨大的慣性，有时政体变革风险很大，与其急于从事政体变革，不如从事治道研究。
　　笔者曾指出，“当前真正重要的是，中国文化在自我整合方式上有什么重要特点和规律，其权力/权威赖以建立并有效运作的内在机制是什么，当人们不遵守这些规律和机制时，会受到什么样的惩罚” 。这些与其说是政体问题，不如说是治道问题。
　　“治道”的重要性还体现在它对政体的巨大改造能力上。虽然“政体”有其不可逾越的时代局限，但是其运作方式往往有巨大的改进空间。中国人过去在君主制下发明了宰相制度、职业文官制度、监察御史制度、征辟科举制度，并建立了道统学说、民本学说、以德治国学说等等，这些都起到了极大地限制君权、化解君主专制弊病的效果。
　　政体就好像一架机器，作为一套制度体系，需要治道为它灌输精神。比如儒家的王道学说，为君主制提供了灵魂，几乎起到了化腐朽为神奇的效果。又比如人民主权等价值，是民主政治的价值，但是它们不可能在任何一种民主政治中自动地得到实现，能否实现取决于各国的政治现实。从这个角度看，治道的重要性就并不亚于政体。因为任何政体都不是“永动机”，都需要人来支配、维护和修理，使之朝理想目标前进，这些都是属于“治道”范围内的事。
　　因此，如果我们出于某种天真的价值理想或抽象的价值原理来追求某种“制度”，而不研究它们与中国文化习性的关系，就没有找到中国政治的真正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