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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毛泽东在运筹帷幄、决胜千里之际，始终不忘用世界的眼光，密切注视美国对华政策的演变，时刻警惕美国出兵干涉中国的可能性。
美国不可能出兵援蒋
实际上，此时的美国，在中国问题上正面临左右为难的困境。一方面，美苏在欧洲的对抗愈演愈烈，美国的战略重心无法东移；另一方面，为了防止中共成为这个国家的新主人，美国政府又继续援助大势渐去的国民党政府。
经过反复权衡，美国国务院于1948年4月通过了拨款5.7亿美元的经济援蒋方案。
为了不过分激怒美国、给美国政府以继续干涉中国甚至出兵援助蒋介石的口实，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在猛烈抨击美国政府“援华法”的同时，十分注意把握同美国斗争的具体政策和策略。
中共中央在给中央工作委员会的电报中，突出强调当前反对美帝的中心政策是：反对美帝将中国殖民地化，推翻美帝在中国的侵略统治。指示强调，一方面要继续克服恐惧美国、不敢斗争的右倾思想，另一方面要继续防止反美斗争中的盲目主义危险。正确的策略是，动员人民反对美国政府对蒋介石的一切援助，尽可能地阻碍和减少这种援助；同时，利用美国内部和美蒋之间的每一个矛盾，动摇和推迟这种援助，以利于孤立敌人，各个击破。
此时，毛泽东对美国的对华政策大致形成了以下判断：
首先，随着冷战格局的初步形成，世界两大阵营的对峙更加明显，中国革命已经具有“世界革命的性质”。因此，美国一旦发动侵华战争，必将遭到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坚决反对，这使得它在中国出兵问题上，不能不慎重。
其次，美国其实并没有做好要打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准备，美国政府在对华问题上已经矛盾重重，在是否援蒋的问题上也存在着严重分歧，出现了不同的意见。其中，新孤立派主张不援蒋，冒险派主张无条件援蒋。这就使得以马歇尔为代表的实权派，不得不采取极为慎重的态度，认为一旦出兵干涉，“我们从一开始就要付出相当大的代价；而且在这样大的地区内，我们会卷进去继续付出可能更加巨大的代价”“我们担当不起这样的责任”。因此他们主张在援蒋的同时，加强对蒋的控制。
最后，随着中国共产党力量日益强大，国民党力量越来越小，美国忌惮于觉醒了的中国人民的巨大力量，不敢继续其大规模的援蒋策略，认识到“中国人对侵犯主权的反应之强烈及其民族主义思想……皆使吾人不能采取上述途径”。正是上述原因，使得美国政府不仅在援蒋问题上，而且在干涉中国革命的其他一系列问题上，常常摇摆不定，犹豫不决。
根据以上分析，毛泽东认为：时至今日，美国像日本那样出动几百万军队，对华发动大规模侵略战争，根本不可能。
号准美方脉搏
毛泽东的上述判断，大致把握了美国对华政策的脉搏。此时的美国决策者，正在为是否要远离国民党这艘“沉船”而深深苦恼着，并初步拟定了“脱身”策略。
1948年9月8日，美国国务院政策设计司报告认为，“国民党的失败只是时间的问题了”，除非美国全力援助，包括进行直接的军事干涉，才有可能扭转内战的发展趋势。但这不仅会使中共在国际国内得到更多的同情与支持，而且会使美国陷入中国问题而无法自拔，因此，“现实的政策”是“继续承认现存的国民政府”，并“尽可能阻止中国成为苏联的政治、军事附庸”。
1949年2月4日，杜鲁门正式批准执行上述报告。
此后，美国对华政策的重心，转到“阻止中国成为苏联的附庸”，准备在适当的时机与中共建立一定的联系，以便施加影响，使中共走上南斯拉夫的道路，并最终脱离苏联阵营。
在此方针指导下，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出现了一些微妙的调整：开始拒絕给国民党以进一步的援助，宋美龄在美国的请援活动处处受到冷遇；召回驻华军事顾问团；在中共军队已经解放或将要解放的地区，美国外交人员能留则留，驻北平、天津、上海的领事馆，在这些城市解放后不主动撤出。
美国人的如意算盘是：一方面试图弃蒋，从中国内战中脱身；另一方面考虑与中共接触，并进行一些试探性的接触工作。这表明，美国人是在对国民党实施“脱身”政策的同时，又开始对共产党实施“等待”政策，并不打算马上放弃与中国的联系。
当时，刚刚走马上任的美国国务卿艾奇逊，把这种政策称为“等待尘埃落定”。
做好两手准备
美国政府对华政策的变动，立即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他意识到，美国直接出兵干涉中国的可能性，正在进一步减少。他敏锐地指出，美国政府对华政策正在“摇摆不定”，并且已经发生了“某些变化”，人民解放军只要坚决和迅速地取得军事斗争的胜利，“美国进行直接的军事干涉的可能性也就将愈减少，并且连同财政及武器援助国民党这件事，也就可能要减少”。因此，应继续在革命队伍中克服“过分估计”美国力量的“错误观点”。在1949年的《新年献词》中，毛泽东发出了“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号召，这显然与他当时对美国出兵“虽然具有某种可能性，但可能性已不大”的基本判断有关。
1949年1月6日至8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在会上，他进一步分析中美关系，认为我们斗争愈坚决，美国军事干涉的可能性愈小。最近三个月，美国的政策是摇摆不定，几年来证明一点：“美国人并不可怕。”
如果说，1946年毛泽东提出“美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还只是一种预见性的判断，意在鼓励人们的革命斗志，而不被“美蒋反动派”外强中干的本质所吓倒的话，那么现在，他提出“美国人并不可怕”，则是建立在两年多来斗争实践基础上的科学结论。这一结论，使他更加坚定了对美国的一贯认识，下定了“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决心。
应该说，毛泽东从来没有放松过思想上的警惕，总是要求从两方面来看待这个问题，做好两手准备。就在这年年初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他还反复强调：“美国是不是不出兵？不要去肯定它。准备它和我们打，以免在事情发生时处于手足无措的境地。”“我们从来就是将美国直接出兵占领中国沿海若干城市并和我们作战这样一种可能性，计算在我们的作战计划之内的。这一种计算现在仍然不要放弃。”
（摘自《毛泽东的美国观》）
美国不可能出兵援蒋
实际上，此时的美国，在中国问题上正面临左右为难的困境。一方面，美苏在欧洲的对抗愈演愈烈，美国的战略重心无法东移；另一方面，为了防止中共成为这个国家的新主人，美国政府又继续援助大势渐去的国民党政府。
经过反复权衡，美国国务院于1948年4月通过了拨款5.7亿美元的经济援蒋方案。
为了不过分激怒美国、给美国政府以继续干涉中国甚至出兵援助蒋介石的口实，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在猛烈抨击美国政府“援华法”的同时，十分注意把握同美国斗争的具体政策和策略。
中共中央在给中央工作委员会的电报中，突出强调当前反对美帝的中心政策是：反对美帝将中国殖民地化，推翻美帝在中国的侵略统治。指示强调，一方面要继续克服恐惧美国、不敢斗争的右倾思想，另一方面要继续防止反美斗争中的盲目主义危险。正确的策略是，动员人民反对美国政府对蒋介石的一切援助，尽可能地阻碍和减少这种援助；同时，利用美国内部和美蒋之间的每一个矛盾，动摇和推迟这种援助，以利于孤立敌人，各个击破。
此时，毛泽东对美国的对华政策大致形成了以下判断：
首先，随着冷战格局的初步形成，世界两大阵营的对峙更加明显，中国革命已经具有“世界革命的性质”。因此，美国一旦发动侵华战争，必将遭到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坚决反对，这使得它在中国出兵问题上，不能不慎重。
其次，美国其实并没有做好要打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准备，美国政府在对华问题上已经矛盾重重，在是否援蒋的问题上也存在着严重分歧，出现了不同的意见。其中，新孤立派主张不援蒋，冒险派主张无条件援蒋。这就使得以马歇尔为代表的实权派，不得不采取极为慎重的态度，认为一旦出兵干涉，“我们从一开始就要付出相当大的代价；而且在这样大的地区内，我们会卷进去继续付出可能更加巨大的代价”“我们担当不起这样的责任”。因此他们主张在援蒋的同时，加强对蒋的控制。
最后，随着中国共产党力量日益强大，国民党力量越来越小，美国忌惮于觉醒了的中国人民的巨大力量，不敢继续其大规模的援蒋策略，认识到“中国人对侵犯主权的反应之强烈及其民族主义思想……皆使吾人不能采取上述途径”。正是上述原因，使得美国政府不仅在援蒋问题上，而且在干涉中国革命的其他一系列问题上，常常摇摆不定，犹豫不决。
根据以上分析，毛泽东认为：时至今日，美国像日本那样出动几百万军队，对华发动大规模侵略战争，根本不可能。
号准美方脉搏
毛泽东的上述判断，大致把握了美国对华政策的脉搏。此时的美国决策者，正在为是否要远离国民党这艘“沉船”而深深苦恼着，并初步拟定了“脱身”策略。
1948年9月8日，美国国务院政策设计司报告认为，“国民党的失败只是时间的问题了”，除非美国全力援助，包括进行直接的军事干涉，才有可能扭转内战的发展趋势。但这不仅会使中共在国际国内得到更多的同情与支持，而且会使美国陷入中国问题而无法自拔，因此，“现实的政策”是“继续承认现存的国民政府”，并“尽可能阻止中国成为苏联的政治、军事附庸”。
1949年2月4日，杜鲁门正式批准执行上述报告。
此后，美国对华政策的重心，转到“阻止中国成为苏联的附庸”，准备在适当的时机与中共建立一定的联系，以便施加影响，使中共走上南斯拉夫的道路，并最终脱离苏联阵营。
在此方针指导下，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出现了一些微妙的调整：开始拒絕给国民党以进一步的援助，宋美龄在美国的请援活动处处受到冷遇；召回驻华军事顾问团；在中共军队已经解放或将要解放的地区，美国外交人员能留则留，驻北平、天津、上海的领事馆，在这些城市解放后不主动撤出。
美国人的如意算盘是：一方面试图弃蒋，从中国内战中脱身；另一方面考虑与中共接触，并进行一些试探性的接触工作。这表明，美国人是在对国民党实施“脱身”政策的同时，又开始对共产党实施“等待”政策，并不打算马上放弃与中国的联系。
当时，刚刚走马上任的美国国务卿艾奇逊，把这种政策称为“等待尘埃落定”。
做好两手准备
美国政府对华政策的变动，立即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他意识到，美国直接出兵干涉中国的可能性，正在进一步减少。他敏锐地指出，美国政府对华政策正在“摇摆不定”，并且已经发生了“某些变化”，人民解放军只要坚决和迅速地取得军事斗争的胜利，“美国进行直接的军事干涉的可能性也就将愈减少，并且连同财政及武器援助国民党这件事，也就可能要减少”。因此，应继续在革命队伍中克服“过分估计”美国力量的“错误观点”。在1949年的《新年献词》中，毛泽东发出了“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号召，这显然与他当时对美国出兵“虽然具有某种可能性，但可能性已不大”的基本判断有关。
1949年1月6日至8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在会上，他进一步分析中美关系，认为我们斗争愈坚决，美国军事干涉的可能性愈小。最近三个月，美国的政策是摇摆不定，几年来证明一点：“美国人并不可怕。”
如果说，1946年毛泽东提出“美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还只是一种预见性的判断，意在鼓励人们的革命斗志，而不被“美蒋反动派”外强中干的本质所吓倒的话，那么现在，他提出“美国人并不可怕”，则是建立在两年多来斗争实践基础上的科学结论。这一结论，使他更加坚定了对美国的一贯认识，下定了“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决心。
应该说，毛泽东从来没有放松过思想上的警惕，总是要求从两方面来看待这个问题，做好两手准备。就在这年年初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他还反复强调：“美国是不是不出兵？不要去肯定它。准备它和我们打，以免在事情发生时处于手足无措的境地。”“我们从来就是将美国直接出兵占领中国沿海若干城市并和我们作战这样一种可能性，计算在我们的作战计划之内的。这一种计算现在仍然不要放弃。”
（摘自《毛泽东的美国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