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第一次听到威廉·夏伊勒这个名字是在初中。在一个成都难得的阳光充沛的下午，我爸带着我到即将拆迁的龙池书肆，搞到了一套三本的《第三帝国的兴亡》，世界知识出版社，威廉·夏伊勒著，董乐山译，每本五百页以上，其中一本封面有褐色水渍，已经抽缩拱曲。他说这是个好书，看二战史，就要看这个。
　　我爸在书荒之年靠互相传阅，一个星期读完了这套百万字的大部头，欣喜若狂。我真正读完这部书已经是得到它的十年之后，在我研究生宿舍的床上。我花了三个月研读、摘抄。完成之后除了惊叹夏伊勒梳理、取舍、重述一百多页参考文献的能力，还惊叹我爸的阅读速度。那是一个什么年代，让人对书籍饥渴到这种程度。荒年总是出奇迹，中学同学的父亲保持了我所就读的中学五千米跑的纪录，经我换算，发现他每四百米的速度比我单跑四百米还快。我爸那代人就是这样。
　　我相信国内的读者在知道夏伊勒写了《第三帝国的兴亡》之外，对其人再无了解。对我这样不求甚解的人来说，一个记者为什么会写出一部学者才应该写出的书并不太重要，也很快就被我淡忘。直到几年前朋友推荐给我这部并不为大部分国内读者所知的“二十世纪之旅（20th Century Journey： A Memoir of a Life and the Times）”，我才搞清了这件事，非但搞清了这件事，还作势像个寻香索味的老饕一样随着夏伊勒（这时他的身份不是历史学家，而是新闻界的传奇）的叙述攀藤爬蔓，见识了他发端于美国小镇的成长之路，也从中一窥欧美上个世纪五光十色的大众生活。
　　这部书分为《世纪初生》《噩梦年代》《旅人迟归》三卷，凡一百二十余万字，是夏伊勒晚年的回忆录。他循着自己的人生轨迹（本来驻外记者的生活就颇为丰富，再加上有派驻第三帝国的经历，更是引人兴味），夹叙同时代的重大新闻，有叙有评。很多故事他都在其中客串了群众演员，有的甚至是不可缺少的角色。他在伊莎朵拉·邓肯生命的末期伴其左右，差点登上了失事的兴登堡号飞艇，亲眼目睹了德奥合并后德军开进奥地利，在贡比涅的德法停战协议签字现场发布了全球最快的广播报道，受邀在法国加莱观看大不列颠空战，和另一位新闻传奇爱德华·默罗搭档创造了新闻广播史上的第一次国际连线……谈及夏伊勒的这部回忆录，美国著名的总统传记作家詹姆斯·麦克格雷格·伯恩斯说：“很少有书能让我这样与戏剧性的世界史直接地接触。”确实是这样，个人与时代的连接总是令人着迷和动容，就像《阿甘正传》和《金鸡》。这种感觉在《噩梦年代》中尤为突出，我叫它《第三帝国的兴亡》的导演评论音轨。
　　既然是编后小记，少不了还要把我对这部书的“滥刑”一一罗列。
　　做过外版书的编辑应该知道，和译文缠斗最为耗时。英文原版每卷皆为五百页以上的大部头（夏伊勒确实好写“大书”，大部分名作都是千页以上；和他同时代的同样享负盛名的历史作家芭芭拉·塔奇曼就不同，她在写作她的普利策奖获奖作品《史迪威将军及其在华经验》一书时就痛下决心，一定不能超过五百页，无奈超出的五十一页让她痛心疾首），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出现错漏在所难免。编辑甘为排雷车，清除误译，添加丢失信息，必要处还需略施文采以及淡化译者“过剩”的文采（有的译者会突然冒出“大爱无疆”“一道亮丽的风景线”这样的表述，夏伊勒又没看过新闻联播，怎么会这么说话呢？）。
　　问题还没完。夏伊勒的基金会给了我三本工作样书，居然不是一个出版社，开本有大有小。一、二卷是著名的矮脚鸡出版社1985年的版本，但第一卷有篇，无章、节（第二卷篇、章、节齐全），搞得需要读五六十页才能歇口气；第三卷是个口袋书的开本，像个小砖头，现已被译者要去留念，我也不记得是哪家出版社的版本了。所以中文版我重新编排了统一的章节体例。
　　接着，我发现间隔数年出版的各卷在叙事上有部分重复，比如第一卷详细讲述之事在第三卷中又再次提及——不知是作为“前情提要”有意为之，还是时间久远无心之失，总之，我对重复部分又进行了删略。大概夏伊勒不会怪我吧。
　　最后，在委托翻译之初我要求译者在必要处加上“译者注”，以方便国内读者理解。最终结果当然是五花八门，有的译者以自己的知识结构为标准，不够体恤读者，需加处未加；有的译者用心甚苦，不嫌累赘地将卷首语的不同译本考究了一番，其劳可嘉，其行可诛。
　　内容之外，纸质书之所以为书，还在于它的形式。在装帧上，我和设计师周伟伟先生交换意见颇多。战地记者罗伯特·卡帕有言：如果你拍得不够好，那是因为你离得不够近。我认为书籍设计同样如此，如果设计得不够好，那是因为设计师离作品不够近，这无疑是编辑的过错。看了周伟伟先生为本套书设计的作者足迹图和年表，虽然在他只是几小时工夫的信手拈来，但我感觉那一刻，他离夏伊勒只有0.01公分。故去的夏伊勒看到这个设计，一定会拥抱他。
　　看完一本传记，我会故作清醒地想，传记里的人是什么样，历史中这个人又是什么样。我记得夏伊勒时而侃侃而谈法式美食，时而愤愤不平某人不欣赏自己的作品，时而暴跳起来对纳粹破口大骂，时而委顿下来对妻子含恨抱憾。年轻时对美国拜金社会的轻蔑，对法国自由空气的赞美，壮年时对纳粹暴政的恼憎，对法国畏葸的叹息，中年后对麦卡锡的怒火，对红色文人的同情，这个写作《第三帝国的兴亡》时严谨考据的史家，似乎把克制的情绪都倾吐到了这部回忆录中。我们可以猜想沉潜自持的作者在文字背后可能狡黠、可能自负，但对于一个不掩饰情感和好恶的作者，我们很难不相信，这就是他本人。我们可以从不同人的回忆录中看到伟大的人格、聪明的头脑、自省的心灵，夏伊勒不属于以上所有，他是个情感丰富的观察者。你能从这些未经自我审查的文字中看到，一个和二十世纪同生同灭的生命，从开放勃发到封闭凋落的全过程。
　　这个美国记者的故事在我职业生涯中占据了半年的工期，它和我少年时代的联系理应让我倍加珍惜。但对于这段时间我仅能记起的却是，起床看稿，看完定量就到了睡觉时间，循环往复，无休无止。我几乎会在某一天醒来时，回到那个阳光充沛的下午，告诉正在和书店老板砍价的我爸，这个作者我比你们都熟。
　　三卷本《第三帝国的兴亡》没有吓倒我爸那代人，他们用我们跑四百米的速度跑完五千米，而三卷回忆录放到今天却能让许多人望而却步。这再也不是一个如饥似渴的读书年代。虽然从过去到今天，书的作用没有变过：对另一种生活的想象。论文答辩时会有老师问你写作这个题材的目的是什么，选题会也会有人问你这本书的价值是什么，这些问题让我无法回答。我当然不会一本正经地告诉他们，对于还没有认命的人来说，书是他们观察、憧憬、乃至实现另一种生活最好的翻墙工具。就像《世纪初生》的开头，1925年，青年夏伊勒为什么要从美国逃到法国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