擅于调侃的中国人编出各种各样的段子暗讽和自嘲，却似乎谁也没有办法快速有效地还给神州大地一片湛蓝天空……
　　隆冬，雾霾再次笼罩祖国大地。
　　元月中旬，北京，天津、河北、长沙、上海、郑州、广州、哈尔滨，福建西北部、云南南部、四川盆地西南部等地有大雾；其中，河北南部、天津、江西中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能见度不足500米的浓雾。……一片茫然！
　　环境问题从未如此揪紧这么多人的心。擅于调侃的中国人编出各种各样的段子暗讽和自嘲，却似乎谁也没有办法快速有效地还给神州大地一片湛蓝天空。
　　“发展中国家”，这个我们从小学起就朗朗上口的词汇，无比清晰而具体地渗透到人们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要发展还是要环境”，这个耳熟能详的问题也曾在一段时间内困扰着各级决策者，仿佛是一道“二选一”的单项选择题。
　　我国选择采用什么样的路径解决环境问题？
　　十八届三中全会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提出“用制度保护生态环境”，尝试从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和用途管制制度、划定生态保护红线、实行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和生态补偿制度、改革生态环境保护管理体制四个渠道，建立一整套生态文明体系。
　　可以看出，这套制度体系的核心思路是“用市场配置资源”为基础：通过为水源、森林等自然资源确权，再加之以资源付费和生态补偿体系，推行节能量、碳排放权等交易制度，吸引社会资本投入“生态环境保护的市场化机制”。
　　可以预见，生态资源亦将成为“环保市场”上的一种特殊商品，此种途径，与《决定》确立的“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中心思路相一致。
　　发展与环境保护并不如人们所想象的是一道单选题，依靠城市化发展其实更能有效解决环境治理问题呢。
　　在国家大力推进城镇化发展的今天，希冀从顶层设计的角度厘清发展与环境的本质关系，破除“环境保护”的相关思维误区，寻找发展中国家一条既不损害发展速度又能兼顾环境的切实可行的现实路径已成为摆在所有人面前的课题。
　　该如何看待当下中国的发展与环境问题？专家认为，中国目前的环境问题非常尖锐和严峻，怎样看待环境问题、怎样确定指导思想、怎样分析问题寻求中国发展路径首先需要一个逻辑的起点。这样的逻辑起点有四个：第一，人的任何生产和生活行为都要消耗资源，都要对自然有索取，也就是说目前的污染排放跟我们每个人的生活生产的个体行为息息相关；第二，人是自然界的一个组成部分，尽管人类取得了进步，但在自然面前毕竟是沧海一粟，要敬畏自然顺应自然；第三，人对大自然、宇宙、地球演化以及对人自身的认识都还处在初级阶段，我们对环境的认识不要为没有严密逻辑的公众舆论所左右；第四，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始终是我们的诉求，但实现这个诉求需要支付成本，我们还要发展，发展就有排放和消耗。这四点是我们研究环境问题的逻辑起点。
　　多数人的意见就代表真理吗？不一定。比如现在PM2.5在媒体上都成为基本用语，说PM2.5跟北京人的健康高度相关，但又说PM10跟北京人健康基本不相关。这样没有事实和数据根据的说法经得起检验吗？你的数据是怎么来的？所以在有些政策和问题上应该敢于否定：大家都说对则不一定正确，人类历史进程一直都是这么个过程。
　　环境问题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不是单一因素，更不是简单的A+B。环境问题有自然的有人为的。比如北京雾霾，老天爷来场风就没了，你说雾霾到底是人为还是自然的？这个很难说—如果没有工业排放，没有汽车尾气，没有扬尘，我们的pm2.5就一定能够解决吗？这个也未必。
　　雾霾形成的自然原因比如大气活动的偏弱，不是人类现在的技术条件可以改变的；再比如北京的地形地貌，三面环山一面平原，这样的地貌不利于污染空气的自然扩散；还有北京的资源禀赋，周边地区以燃煤为主，这里有个“此处不排放彼处排放”的问题，所以刚刚我说的逻辑起点还要加上一点：企业该不该被关闭不应该取决于污染的大小，而应该取决于这个企业的产品有没有真实的社会需求。
　　一个企业的产品如果有真实需求又没其他替代品可替代，那么将其关闭的结果就将是“此处不生产彼处生产”。也就是说此处因为对环境要求高把产业向外地转移，接受产业转移的地方也接受了排放的污染，污染总量并没有减少。
　　首钢是最明显的例子，搬到唐山去，污染空气照样要向北京输送，这种污染排放是跨区域的、能扩散的。又比如px项目，只要人类社会对塑料有需求，就没法杜绝px项目的生产，关闭的结果只能是生产转移，除非人类从此不使用塑料。这里有一个认识上的误区，就像汽车排放有污染，你能从此不使用汽车吗？就像你吃牛肉，牛还放屁污染空气呢，你就不吃牛肉不养牛了吗？逻辑关系就是这样的。
　　基于这样的逻辑认识，可以认为城市化是发展与环境治理的合理切入点。也是现实可行的方式。
　　对策应该针对原因来制定，属于人为因素的就进行结构调整。比如燃煤污染大，就要增加新能源的开发利用，而这个转变最终还得依靠科技进步。所以环境问题的路径核心是节能减排，节能减排的基础是技术进步。要认识到，依靠科技进行节能减排需要条件和时间，需要支付成本。比如生产塑料有污染，我们要么就开发出一种塑料的替代产品，要么就对企业进行节能减排的技术改造，一关了之是不行的。提高技术的条件需要一个社会整体环境做支撑，所以我们考虑问题不能范围太窄，这是治标不治本。
　　我们现在讲的一些措施，恐怕最后还要回到基本问题上来，那就是中国目前的现实情况，有三个逻辑：中国人多地少；中国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发展中国家；中国是大国，各地发展极不平衡，资源禀赋也不平衡。
　　发达国家在过去已把高速铁路、公共设施、城市都建设得差不多了，而中国的重工业阶段还未过去，还需要修地铁建房子搞基础建设，所以未来的排放总量还有一个增长时期。在这样的时期里，我们要重视应对环境问题，但不能过度夸大更不能恐惧，过度地作出一些反应恐怕更不可取。 　　发展和环境的矛盾实际上是找一个平衡点的问题而不是非此即彼的问题。我们还要发展，经济建设还是我们的中心工作，这个逻辑是一个基本点，中国的一切问题只有通过发展来解决，环境问题也是如此。科技进步就是发展，产业结构的优化和升级不是发展吗？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不是发展吗？这里每个环节都跟科技进步相关。
　　依靠科技进步来治理环境，其根本途径在于推进城市化。国家现在划定了一些生态保护区，限制生态敏感区或对生态作出重大贡献地区发展工业，对这些地区，最好减少他们的人口密度，减少人类活动对生态的影响，给自然一个自我修复的契机。减下来的人口怎么办？也只有进入城市，这就把环境治理跟城市化联系起来了。
　　过去我们讲“生态移民”，现在要讲“经济移民”。整个过程不能是“三年内必须洗脚进城”这样的强制进行，而应该通过市场化经济吸引农民来进行“经济移民”，这其中的要害就是城市要给这些移民提供公平的政策环境，享受平等市民待遇，要从政策上、经济上构建进城条件。比如说区域之间的生态补偿款，一部分可以用作进城补助、职业培训。
　　人们常常认为城市化是导致污染的一个因素，不仅对环境问题有恐惧心理，对城市化也恐惧而且更深层。因为人类的农业历史太长，很多人有逆城市化的心理倾向，之所以对城市化恐惧，是因为人们的思想根源对城市效益和城市病的位置摆不清所作出的过度反应。
　　但我们必须认识到，城市化是低成本地实现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在享受同等生活水平的条件下，在城市消费比在农村消费实际上更节约资源。诚然城市化会带来污染，但只要有人的地方就有污染产生，而选择城市化是比较的结果：它所支付的成本远小于效益，是一种理性选择。
　　治理环境得有大规模的治理需求，这样大规模的治理需求只有依托城市才能进行。我见过不少小城镇的污水处理厂建得起用不起，总处在停运状态，为什么？因为集中治理污水需要达到一定的污水量，而小城镇排放量不够，所以污水处理厂只能停半个月开半个月。再看北京的污水处理厂，是天天开着的。再比如说技术进步，技术的开发创新要依靠大量资金投入和专业性人才投入，这些条件也只有城市能够提供。
　　因此我们的环境治理问题不能光看表面就事论事，政策制定需要顶层设计，对成本和收益进行比较，注重关联效益和综合效益。总而言之，城市化不仅是扩大内需、改善民生的结合点，也是发展与环境治理的合理切入点。